希特勒與希特勒主義：命定之人

一

當此歷史節點，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隨者似乎成為德國境內最強大的集團；倫敦的《泰晤士報》最近刊文稱，「希特勒的運動已經不再是街頭小混混的鼓噪，而是毫無疑問地代表著當前最強大的民心走向，對此，英國的當家人應該予以足夠重視，」對這位非凡人物的思想、他所抱持的信仰及其形成過程加以辨識，恐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當希特勒身陷囹圄----1923年巴伐利亞的「啤酒館暴動」後----之時，為了用理論武裝他的追隨者，他開始奮筆疾書，全面闡述自己的政治哲學。由此而來的《我的奮鬥》之作，如今成為民族社會主義[譯者註：或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聖經，由「納粹」官方的出版社在其信徒中全力推廣。它並不是要（事實上，希特勒也一再否認）向人們提供一份詳細的行動指南，或是描述具體的行動步驟，以便在他領導的黨取得德國實際控制權後，用於實現民族社會主義的理想；儘管如此，這本書確實清楚地表明：一旦大權在握，他將遵循的主導思想、基本觀點、立場傾向和信仰。

至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與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或者其它國家流傳的理論上的法西斯主義，或者其它強力救世運動之間究竟有多少相似之處，我無意在此做出決斷。顯而易見的是，它們具有共同點。我也不會探察希特勒如何受惠於尼采或者特賴奇克[譯者註：亨利希?馮?特賴奇克，1834～1896年，德國歷史學家、政論家，普魯士學派成員之一]。我要做的只是根據他本人的言論，理出有關他的立場的頭緒。他在1923年的立場，如今仍然是他的立場。而我們如果基於他的書中[1]呈現的證據對他作出的評判，也一定是公正的。

希特勒政治信念的主要宗旨，可以概括如下：

1. 極端推崇民族國家主義，這源於他的信念，即雅利安人作為一個整體，特別是日耳曼人，屬於秉承神旨而得勝利倖存的選民。

2. 極端仇視馬克思式社會主義，認為它從根本上抗衡著他心目中的國家至上和種族國家的理想。他聲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是以其人道主義、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全部是法國大革命反自然的和有害的民主遺產----調製的一種有毒的教義，其作用是毒害雅利安（也就是，日耳曼人）至高無上的純潔理想。

3. 極端仇視猶太人，認為他們是所有雅利安人的敵人，是雅利安純凈之國的腐蝕者。這些寄生蟲，希特勒說，創造了馬克思式社會主義並使它成為可資利用的重要工具，以便將他們自己融入健康、純種的種族國家，從而在同時破壞這些國家的民族理念和純粹的人種。作為雅利安文明的毀滅者，他們一直缺乏創造自身文明的能力。

4. 他關注社會改善（「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其作為大眾接受他的理想而要具備的先決條件。

5. 他鄙視普通人的智商和民主體制，因為他堅信自己已經進化到了更高層次。

6. 他鄙視國會，認為這些機構是這種民主的器官，它以無能之輩的多數票取代了一個能力超強的領導人的決定權。

不僅如此，希特勒說，國會是猶太社會主義者這個敵人的天然運動場。

7. 他執意於個人品格的力量和全部權威集於一身的機制（到此為止，僅限於他自己）。

8. 他提倡經濟國家主義，不信任國際資本，偏愛小型的由當地人控制的商業組織。希特勒害怕銀行以及所有新奇的控制信貸的思想。他反對股份制公司，強調個人所有權的價值。簡而言之，他相信經濟利益和經濟主導者要絕對服從種族和國家利益。

9. 他堅持認為，德國必須在歐洲獲得更多領土，這是確保國家擴張和進步（將當前種族凈化和民族理想的傷害終止之後）的關鍵要求。

10. 他堅持認為，法國是首要之敵。他辯稱，德國首先要擊垮法國，然後才能啟動征服俄國（唯一可能的土地來源）的進程。

希特勒將這些離奇之念全都追溯至他的早年際遇，唯獨他狂熱的日耳曼民族主義情結是個例外。後者似乎激發了他有意識的思考並成為他人生的指導原則。他將自己視同這個理想，並說服他人與他一樣做到這一點，這種自大心態是他領導天賦的原動力。無論他的領導力最終走向是好是壞，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他以大師般的技藝將自己的哲學發揮到了極致；他因此成為德國政壇上不容忽視的一個力量。

到目前為止，他還未表現出具有擔當政府重任的能力，但若由此妄下斷論說他缺乏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能力，則不免輕率。他只是尚待驗證。然而，在過去10年間，他確立了自己對一場運動的領導地位，其支持者眾多，不下800萬，而且，他能取得如此成果並非僅靠言辭激烈的講話。

二

從希特勒自述的青年時代，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他在孩童時期便是個狂熱的日耳曼人。他說，身為奧地利人，他一直將日耳曼血統的每個人都當做一個民族看待，而且渴望使散落各處的這個民族都團結在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之中。希特勒將奧匈帝國的非日耳曼臣民視為外邦人，他支持德奧合併，使說德語的奧地利成為俾斯麥建立的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他不再忠於哈布斯堡，因為日耳曼民族的愛國主義與哈布斯堡王朝維護多民族混居帝國的追求之間存在根本衝突，而後者也不可能採行專一的德意志或德意志化的政策。值得指出的是，希特勒12歲的時候，就「迷醉於」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公平地說，瓦格納的音樂作品常常洋溢著日耳曼民族英雄般的激情，這恐怕是吸引少年希特勒的根本所在。

他17歲之前，大部分時間在林茲度過。此後，他離開孤兒院，從林茲搬到維也納。當時的他身無分文，但內心充滿對有關日耳曼的一切的熱愛，對藝術的熱愛，和成為畫家的勃勃雄心（後來放棄了繪畫，迷上了建築學）。據其本人記述，此後的6年，他一邊打工謀生，一邊沉浸在刻苦研讀和社會觀察之中。他認為這段經歷使他萌生了那些後來指導他人生以及發展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然而，所有這些都從屬於並發源於他將日耳曼人視作上帝選民的基本概念。

在維也納貧民窟中經受的貧窮的磨難，使他意識到，若想在缺乏生活必需品人們中間喚起健康的民族自豪感，是不可能成功的。於是，他開始對改善人民生活感興趣，並最終促使他將「社會主義」納入他建立的政黨名稱之中。與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樣，轉向社會主義是傳播他的偉大思想的必經之路。莫里斯成為社會主義者，致力於改善英國大眾的生活條件，目的在於使他們能夠聆聽他關於藝術的教誨。希特勒成為社會主義者（按照他自己的定義）的原因是，只有這樣，德國民眾才會接受他關於國家主義的教義。

希特勒深信社會改良的必要性，並開始關注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

但他不久就發現，他的理想與那個黨的理想完全缺乏共同點。社會民主黨人痛恨他視為神聖的任何東西。他們嘲笑「祖國」的概念。他們對宗教和道德百般嘲諷。他們利用身體和精神上的恐怖主義建立自己的政黨，腐化了本質上應該很好的工會，使之成為他們的政治工具。看起來，階級鬥爭是國家主義的必然摧毀者。為了對抗正統社會主義者（希特勒常用「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謂）的國際主義和階級觀念，他開始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共產主義傾向。這可以輕鬆地解釋何以他的運動能夠得到並不希望他當權的資本家們的支持。

從他在維也納打工的經歷以及由此獲得與工會組織和社會民主黨的接觸中，他逐漸開始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毀滅福音」，但希特勒聲稱，通過猶太人，他逐漸認清了社會民主黨的真實隱秘意圖。此時，他如饑似渴地博覽維也納出版的重要報刊，但他對社會民主黨及其作為產生日益不滿和懷疑，於是他開始閱讀排猶的小冊子。然後，突然有一天，他碰到一個頭兩邊留著捲髮、身穿傳統猶太服裝的正統波蘭猶太人，他頭一次意識到，猶太人根本就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全然不同的一個民族。循著這個思路，他不久就發現，在維也納上演的墮落的戲劇的作者大部分是猶太人；編輯出版那些大報的是猶太人；控制賣淫和販賣婦女行當的是猶太人；而且最終發現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也是猶太人。他察覺出國會中的大部分社會主義者議員是猶太人，更有甚者，沒有任何猶太人把持的報紙採取了民族主義立場。他得出的結論是，凡是猶太人染指的地方，都被毒害、充斥不道德、而且是反日耳曼的。

然後，他轉向研讀卡爾?馬克思及其追隨者發表的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由此他得出的結論是「猶太人宣揚的馬克思主義背離了自然的高貴原則，並將永恆至上的權力和實力代之以人數所附帶的重量。因此，它否定人類中的個體的價值，打擊民族性和種族的重要意義，從而使得人類生存及其文化的基本理念消失殆盡。」他思忖著，這種原則的應用所帶來的，只能是一團混亂。

他跟蹤觀察在維也納的國會，其種種表現無不令他嗤之以鼻，他這種蔑視國會的態度此後再也不曾改變。實際上，他一生中成形的思想似乎全都在23歲之前便定型了，並且從此以後牢固地佔據了他的頭腦。他的所有觀點都那麼有力、絕對和武斷，但他的推理過程卻缺乏穿透力，而他本人則常常迷失於自己那些華麗辭藻營造的魔力之中。

他首先想到的是，奧地利國會的問題在於，日耳曼人未占多數。很顯然，他從未想過奧匈王國中的各族臣民在表達自己願望方面與日耳曼人享有同等的權利。他後來認識到這個問題是議會制度的先天缺陷。「迄今為止，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導，」他寫道；議會政治變成了某種工具，猶太民族藉助於這個工具為具有麻痹和分裂作用的共產主義築橋鋪路。而在另一方面，真正的德意志民主要旨在於首先自由地選擇一個領袖，然後這個領袖將擔負起領導人民的重任。希特勒崇尚領袖的人格。與托馬斯?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是蘇格蘭散文家和歷史學家） 一樣，希特勒認為偉大人物主導著歷史事件，而不是經濟力量。

相應地，他將群眾集會視為唯一有效影響人民的途徑，因為只有這種方式才能夠使得芸芸眾生與他們的領袖有密切的接觸。希特勒自己具有調動聽眾情緒的魅力。他不信任書面文字，他說，偉大的革命運動「從來不是由鵝毛筆領導的。」權力取決於「演講的魔力。」筆墨只能對一場運動給予理論上合理的解釋，但運動本身必須是人民推動的，而喚醒人民的方式只有兩種，或是因苦難，或是由散布其間、有力的話語點燃的火炬。

奧地利的泛日耳曼運動失敗了，他說，因為它的代表們只在國會發言而沒有置身人民群眾當中。

希特勒不相信民族（國家）問題能夠經由客觀思維來解決。他對冷靜的、學究式的思考不耐煩。他不具備把握抽象概念的能力，而是要將其信念置於高貴的感覺和強烈的情感之中。他並不認為文明是經由有序的過程和對法律的尊重，緩慢搭建起的結構，他崇尚的是即刻行動。他要立刻實行其理念，必要時，不惜違反法律。私人（也就是他個人的）裁判權力應該是無限的，超越法律約束的。於是，至少在思想層面上，希特勒還停留在原始部落的階段。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部落酋長，而且是個好酋長。他教導他領導的部族要堅定不移、具有自控能力、勇於犧牲，關注種族血統的純凈，保持健康生活。

對於一個夢想成為領袖，統領一個偉大的現代國家的人來說，這還遠遠不夠。希特勒視野偏狹，他只心懷自己民族的理想，並以此無情地迫使人類的精神要符合他提出的標準。他拒絕接受民主主張的基本假定，即不能將絕對的權力交付任何個人，以及教育可以使民眾具備自治的能力。與民主國家領導人不同的是，他並不假意聲言要依賴人民的良好判斷力，而是如同他那些可惡的『社會黨人』一樣，要建立暴政，推行被他認為是為大家謀幸福的計劃。於他而言，道德考量很簡單。他的最高目標是部族的勝利和擴張。他內心沒有任何懷疑或者不確定。他心無旁騖、全神貫注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認為，人生只有一個目標值得付出努力：種族和民族合二為一。他將這兩者合併成為一種受人頂禮膜拜的偶像，稱之為 『民族性』（Volkstum），也就是種族群體，它成為令人狂熱崇拜的對象。簡言之，他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偽科學和部落心理學基礎上的一種宗教。

在此背景下，對希特勒有關宗教在國家所起的作用這部分思想稍加考察，或許很有意思。他宣稱，只要宗教教義不對種族的道德觀念產生負面影響，政黨無需在宗教問題上耗費心機。這是他為何經常公開表示對中央黨不滿的原因，用他的話說，中央黨將天主教拖進了骯髒政治的泥潭。他讚賞德國基督教，稱其一貫堅定維護德國、德語、以及德意志的自由，並在這些方面比天主教更加可靠。不過，他自視心胸開放，說德國公民應能夠自由地在任意地方尊奉其宗教、從中汲取任何必要的靈感，當然啦，一個自足、單一種族國家的世俗理想應成為他首要的忠誠所向，即使這樣做會有違於宗教的最高權威。這是純粹的新教教義，絕對不會被梵蒂岡接受。很自然地，這個立場使得希特勒與德國天主教會產生公開衝突。

三

1912年春天，希特勒移居到慕尼黑。他久已嚮往一個德意志帝國。他感到哈布斯堡王朝解體的那一刻，將是德意志民族救贖的開端，因此，他要離開奧地利，奔赴德國，並在那裡為德奧合併（Anschluss）的實現展開必要的積極工作。屆時，他23歲，滿懷這些思想，並以此為基礎開始了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他吃驚地發現，德國民眾不僅沒有認識到奧匈帝國並非德國，而且不知道它僅僅是個搖搖欲墜的影子帝國，不堪一擊。他確信，三國同盟並不能保護德國，因為奧匈帝國和義大利永遠不會並肩戰鬥，而且因為奧匈帝國不能從戰爭中有任何所獲，反倒會儘力避免損失，從而使它總是趨於防守而不是進攻。

他對德國戰前的外交政策的見解，不無道理。德國不得不設法供養每年90萬的新增人口，這個現況將會決定她未來的走向。在希特勒看來，解決人口問題的可行途徑只有四種： (1) 如同法國那樣，限制人口增長，但如此一來，人們不再為生存而奮爭以及天生病弱的兒童因此得以成長，結果將導致人口總體素質下降； (2) 「內部殖民化」，但德國境內缺乏可用於此的未經墾殖的土地； (3) 征服新領土； (4) 建設殖民地並擴張工業和出口貿易。

德國採行的最後這條途徑，但無論從哪方面看，這都是錯誤的選擇。它導致了高度工業化國家內在的全部邪惡的出現，同時漠視廣大農民的福利，而後者的活力是這個國家的福祉最堅實的基礎。

德國不該追求經濟征服的政策，而應將注意力轉向國內的農民，通過在歐洲獲取新領土給他們創造擴大生產的條件。這隻能在犧牲俄羅斯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並將德國的盟國全都導向這個目標。為了實施該計劃，德國應將英格蘭當做天然的友邦，並在向東推進時能確保後方無虞。1900年之後，英格蘭應會非常熱衷於雙方結盟。假如德國外交工作能夠巧妙運作的話，德國就會扮演日本在1904年的角色，世界大戰也就不會發生。

實際作為正好相反，德國選擇了開拓殖民地、開展對外貿易、追求海權，於是英國成為她的敵人。希特勒不厭其煩地反覆強調英格蘭的偉大和強悍，以及她急於成為德國的盟友，他還表示，現在做出努力把英國爭取過來，並不晚。他說，只要英國海上霸權還存在，他會傾向於選擇英國為盟國並在德國東部邊界與烏拉爾山之間人口稀少的地域奪取土地。

希特勒認為，導致德國戰敗的原因有兩個：以英國為敵的外交失誤；國內環境的墮落。在戰爭爆發之前的那些年，馬克思主義學說毒害了整個德國。國際主義思潮四處蔓延。戰爭爆發後，他從未有過這是為奧地利而戰的念頭；這是一場關乎日耳曼民族生死存亡的戰鬥。基於這種信念，他志願加入德國軍隊去為維護「他的人民」和打敗馬克思主義者而戰，因為後者的終極目標是摧毀所有非猶太人的民族國家。那時他想的是，一旦戰爭精神促使大眾從「國際團結」轉向愛國主義，猶太人的首領們將會被無情地消滅。相反，德皇卻要以親善贏得他們的忠誠，而他們則可以放手密謀革命。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思考，使得希特勒進而更細緻地探究剿滅邪惡思想的必要手段。他說，如果不能灌輸一種新信仰作為替代品，則無法消除個體原有的人生觀。他進而談到戰爭宣傳以及按照總體原則所應遵循的宣傳原則。請注意，他在打造自己的新運動過程中，不遺餘力地應用這些原則。它們很簡單。宣傳必須面向群眾。其目標不是讓人民思考和辨別，而是擁護某種特定的思想。為達目的，它一定要訴諸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性。要想知道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如何將他的教誨學以致用，只需品讀該運動任何一天出版的《人民觀察家報》（V?lkischer Beobachter）便可一目了然。在這份日報的版面上充斥著「馬克思主義者」、「猶太人」、「進貢的奴隸」、「黑紅罪犯」等等刺目的字眼，出現的頻率之高，令人反胃。

在希特勒的頭腦中，「宣傳」這個詞似乎與真理沒有絲毫關聯。芸芸眾生就是被利用的對象，除此以外一無是處。宣傳是一個應時的工具，是為了讓民眾相信怎樣做才能更有效地貫徹執行他的意願。這中間沒有道德考量。他的頭腦還停留在畜群階段，他心目中的政治，就像弗洛伊德眼中的心理學，完全是本能物慾的。他鄙視人民的智力水平，全然不顧謊言大餐所造成的惡果。他刻意利用群眾心理的弱點，並由此證明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煽動家----毫無疑問，他真誠地相信他是為了公共利益，但不管怎麼說，他也是個煽動家。

他對英國戰時的宣傳工作推崇備至，但很顯然，他沒有理解的事實是英國的宣傳，無論你如何稱謂它，基於英國的道德觀念。毫無疑問，在這個問題上，有些英國人與希特勒的觀點一致，但大多數英國人，無論地位高低，都會視他的方式為足夠的證據，說明他們交戰的德國一如既往地冥頑不化，換湯不換藥。

針對帝國德國的這種控訴，指向的是其主導思想與希特勒正全力倡導的並無二致。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和英國人都以為他們正在全力反對這種教條，即真理並無確切所指，其含義決定於實用主義的國家利益。希特勒就是這樣想的，並且採取著書立說用以指導人民的方式公開大力宣導，而不是在軍事學院中的講座上私下放言。它清楚地揭示了在他領導下的黨的報紙上，廉價、愚蠢和武斷言論泛濫成災的緣由。

對於德國戰時的宣傳，希特勒大為不滿。他直截了當地聲稱，如果由他掌管，情況肯定會大不相同。他將士氣低落歸之於宣傳失誤，並由此導致革命和國家崩潰。他於1916-1917年之交的冬季在柏林和慕尼黑休病假期間，他發現民眾之中開始蔓延不滿情緒，他記述道，猶太人全面掌握著商業和出版業。俄國的敗退和義大利的戰敗又重新喚起人們對於勝利所抱有的希望，但其後爆發的軍工廠罷工，則表明後方缺乏勝利的意志，使軍隊士氣受到重挫。雖然這次罷工時間較短，未對軍需品供應造成實質上的影響，但它還是鼓舞了敵人，使他們認定只要再將德軍拖延一段時間，革命就將推翻柏林政府。發動這次罷工的人，希特勒寫道，就是那些在革命中奪取國家最高位的那些人。於是，這成為他仇視那些被視為賣國賊的人的根源。他本來就對他們的政治原則充滿敵意，新仇舊恨無以復加。馬克思主義征服了日耳曼民族主義。

在停戰協議即將達成之際，他身中毒氣被送往後方醫院。目睹了社會混亂無序最終導致德皇逃亡，希特勒心中充滿了悲痛和憎惡。他放棄了做建築師的願望，懷著對主導了革命的「猶太罪犯」刻骨的仇恨，下定決心參政。 「參與11月罪行的各方，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寫道，沒有能力解救德國；那些資產階級政黨也好不到哪兒去。因此，在1918-1919年之交的冬季，他在慕尼黑組成了「社會革命黨」，選擇這個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吸引大眾。以此為開端，他在那些混亂的社會潮流中摸索前進，最終形成了一個團體，並在1923年的「啤酒館暴動」中嶄露頭角。而這個團體經他在1926年重組後，成為如今人所周知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

這個新政黨納粹黨，或者法西斯主義者，通常被人們稱為「民族的」，因為希特勒的基本理想是民族主義。它是「社會主義的」（以希特勒對該詞含義的理解），因為他明白，要想讓人民聆聽他的傳道，首先要讓他們改善生存狀況。它是「日耳曼的」，因為他的民族主義理想只服務於日耳曼人。它是個「勞動者」的黨，因為希特勒尤其希望吸引勞苦大眾。

作者注

1. 格雷戈爾·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納粹黨總部的『組織』部門負責人最近聲稱：「德國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像我黨那樣說在過去12年里，所有的講話和文章、公開提出的觀點和要求都自始至終地保持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