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從國：「習李大治」衝刺民族復興的歷史拐點

06-12

在世界發展系列中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自然是世界上人際關係最複雜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成長拖累最重的國家。看中國的問題，不僅需要思想的高度、寬度和深度，而且更需要的是客觀。非此，講出來的東西可能只有暫時的轟動效應，沒有理性的價值。改革開放以來無數的理論家的理論，實質上只是一種思想新聞，讀過就了，沒有價值。而互聯網上絕大憑著直觀現象和個人好惡所發的言論，所反映的只是普通的民意情緒，遠遠上升不到為國建言獻策的的層次。

歷史進入習李時代以來，在兩三年內所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變革，以及變革所產生的社會新風貌、新氣象，讓無數國人感動，讓無數的心靈回暖。包括作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經濟學博士，曾在國家機關親自參與國企改革政策設計並為中國國企改革首次提出「抓大放小」理論（見人民日報1995年6月6日理論版頭條，《把搞好搞活國有經濟落到實處－關於「抓好500－1000家國有大企業大集團」的戰略思考與探索》），2013年曾主筆起草了《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珠海）》，然而後來把經濟學書籍都燒了放棄了理論研究的本人，亦因受到了時代的感動，而開始寫經濟博客文章了。

從初步的了解看，習李時代親民思治的針對國內的大政方針中，針對國家民族長足發展的革命性、長期性、根本性、方向性的舉措大致有如下六個方面：

一是固化硬化黨政機關工作作風。發布「八項規定」，並對規定堅持督查，對違犯規定的堅決查處。此舉不僅節約了年耗上千億的官員吃喝，而且剎住了公務員普遍的大吃大喝、作威作福、官僚主義的歪風，把公務員的形象和職責固定在制度上，更重要的是而由此而生出的民心所向，讓百姓的心靈回暖。此舉更深層的影響是：中央政府言必行，行必果，政紀不可違。因為「八項規定」的內容，此前都有，但只是擺設。

二是打貪反腐，清掃既得利益。鐵拳治貪，史無前例，把現行體制下打貪反腐，清洗吏制推向了極致。打貪反腐的意義，不僅在於清除曾經瀰漫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烏煙漳氣，貪污腐敗，在貪腐嚴重危及社會穩定動蕩的時刻，從根子上把住了穩定，而且更重要的是重塑了政治風氣、政府威望，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限定了權力的公共取向。

三是大幅度取消行政審批權。行政審批權本是一種宏觀調控措施，然而在現實具體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極易演變為權力尋租的平台或窗口，其帶來的弊端禍害遠遠大於其益處。

四是推進經濟進入「新常態」。為過去簡單粗放，以資源消耗、環境毀損、民心喪失為代價的，帶著民顯既得利益驅動的瘋狂型、混亂型、慾望型高增長划上句號。

五是採取各種儘可能的舉措，放開市場，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樹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培育新型的經濟增長點、增長面、增長態。

六是實打實地推出依法治國的理念和措施。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根本性的社會治理方式變革。

之所以要把「習李時代」稱之為「習李大治」，是因為這個時代所推出的（僅從目前所推出的上述六大戰略決策上面看）政策決策，不僅在資源、環境、社會危機頻閃，社會穩定危急的重要歷史關頭，挽救了社會，使社會的氣血轉陰還陽，而且還可以從施政的理念、方向、措施中看到，「習李時代」已經跳出了傳統的歷史格局，以一個全新的時代感，向真正的現代化衝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習李時代」不同於過去的同質化的只有時期意義的「時代」，而是帶有超越感的新時代，故稱為「習李大治」時代。「習李大治」所期望的根本性改革方針的完成，會將中華民族合格、健康、可持續地送入優秀的世界民族之列，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故說「習李時代」正在向這個「復興」的歷史拐點衝刺。

為什麼這樣說呢？講兩點：

理由之一，是「新常態」與落實，將把中國經濟從病態中康復，進入現代化的正常健康生存發展系列。對社會的發展而言，經濟是基礎的基礎。對從落後的農業大國面臨現代化考驗的中國而言，快速的經濟增長一定是必要的，過去重要，今天同樣重要。問題不在於增長重不重要本身，而在於經濟要如何增長，才能健康快速可持續。過去30多年10%以上的高增長好不好？數字方面好，然而質量方面差，而且是惡性的差。因為這種高增長是以犧牲資源、環境、民心為代價的，而且帶有既得利益驅動的明顯特徵。什麼叫既得利益驅動呢？就是指標的計劃、方案的設計、資金的籌集、項目的安排、執行的落實整個鏈條上，都與既得利益本身的實現緊密相連。說白了就是沒有哪個環節能離開官員利益。再好的項目，無民生再有用，只要對官員沒有好處，不能為其謀利，就落實不了。這種與既得利益者快速富裕相聯繫的增長方式，增長越快，資源環境民心損害越快，泡沫越大，危機越嚴重。這種經濟發展的路，再也走不得了，也走不下去了。現代經濟的增長，資源環境是條件，全民創造是靈魂，市場競爭是活力。過去的高增長，用的是資源、環境、民心的損耗，創造與活力不但沒發揮而且被限制，這樣的增長必定是短命的。這種經濟增長狀態不止住，國家的毀滅在其中。「新常態」就是要止住這種勢頭，通過改革政府經濟職能，清除官僚經濟，培育市場主體，發揮民力活力也創造，把經濟建設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經濟方向不調正，危機會步步緊逼。經濟方面的方向性改革，必然會帶來暫時的遲緩。然而經濟方向不改向，會斷送國家。不要簡單理解「新常態」。「新常態」是經濟現代化的拐點。

理由之二

在本人膚淺的眼光里，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迄今為止的社會生態中，朝廷說了算，官員說了算，百姓只是說明玩。封建的本性，根本講上下五千年沒變過。時間會變，朝代會變，封建從來沒有變。只有程度不同而已。封建之於社會治理，是權力治理。這理插一句，很多人稱封建的治理是人治，這非常不精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社會的治理肯定是人在治理，法律也要人去實施。所以用人治與法治相對立是沒有理由的。任何國家都是人在治理，都是人中的精英主主流在治理。因此，與法治相對立的是權治，而非人治。問題的要害在於，主流精英的治理，是依法治理，還是邊治理邊實現自身的特殊利益。上下五千年的中華社會治理，都是權力治理，而且是權力沒有關進籠子里，對以權謀私沒有制度性限制的權力治理。權力社會亦有監督，得只能局限於權力對權力的監督，社會的監督因與權力治理相矛盾，而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而人都有兩面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權力沒有有效監督制約，在私利的驅使下一定會變成魔鬼。因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權力治理時代無法正常克服貪污腐敗盛行。因此，權力治理總與貪污腐敗並存。權力治理社會擺脫不了貪腐與流氓，在經濟上就直接意味著一部分人剝削別一部分人，分配從根子上就不公。還有一個問題是，貪污腐敗因為與一般的社會道德倫理不相融，因此貪腐的進行一定是暗中操作的，一定是依潛規則進行的，也一定要暗底下與小人勾結。而小人一定要與流氓地痞相勾結。這樣一來，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權力治理無法擺脫官吏貪腐與流氓盛行的污點。無論權力的監督如何充分，在權力治理的時代，都無法擺脫官員貪腐與地痞流氓盛行的如影隨行。最後的結論是，在權治時代，社會分配必定會因貪腐與流氓並存而兩極分化。很多英明領袖，一心為人民的領袖要改變現狀，無論用心如何良苦也難如其願。當年朱總理對貪腐疾惡如仇，很多的頂級領導相改變現狀，亦心有餘而力不足。根本原因就是權治時代無法超越自身必須與貪腐和地痞共存的邏輯。依法治國的提出，依法治國的推進，就是從制度上落實公民平等的權利，置社會治理於體現全民利益的有效監督之中，為從根本上落實公民權利和杜絕貪腐提供製度保證。依法治國的實施，將給上下五千年一貫的權力治理划上句號，使中國社會向法治社會涅槃升華。

此前的所有歷史，都只是在權力治理的框架內調整，沒有在建立法治社會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很多明君和有良知的政治精英們，曾經以「天下為公」為己任，有的甚至為上獻出了生命。但都不能如願。普天之下天經地義中，只有法治，才能給人民以公平，才能讓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沒有立足地土壤。

「習李大治」的意義，在於以「新常態」挽救經濟危機，從嚴重的泡沫經濟中殺出一條血路，從根本上構建市場的主體平台，充分發揮全民的創造和活力，使經濟生活步入現代市場經濟正常、健康、可手續發展的軌道；政治上實行依法治國，建立法治社會，為傳統的權力治理歷史劃一個句號，實現社會文明的涅槃。

當然，未來的路還很艱難，還有很少的路要走。因為時代不能選擇歷史，社會需要在穩定中前行。「習李大治」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非常多，非常難，很多事件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作為愛民族愛國家的公民，應該理解時代，多為時代積攢正能量，為時代推波助瀾，才能體現我們對炎黃民族的愛，對生命的珍惜，對祖宗的感恩。

草寫此文，供網友們批評指正！

（文/李從國。天人相宜心靈修行微信公眾平台，公眾號trxy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