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什麼還需要天皇制？
最近日本政壇正在議論一個話題：日本有沒有國家元首，天皇是不是國家元首？這是個很奇妙的論爭。因為從現行憲法來看，確實沒有 「天皇是國家元首」的表述。從天皇只與外國元首（總統、國家主席、國王）會見來看，從內閣成員必須得到天皇的任命書這一遊戲規則來看，天皇又確實是在行使國家元首的職權。憲法里沒有表述的職權，堂而皇之地在反覆行使；而反覆行使的職權又沒有在憲法里形成文字。這種顯而易見的邏輯上的失真和法理上的失語，是否就是日本天皇制的一個最大看點：再生的歷史和文化與死去的天皇糾纏在一起；在位的天皇又與死去的歷史和文化糅合在一起。
中國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中國的皇帝在百年前已經被廢，日本的天皇則依然存在。他們取《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的文句，為明治的年號；取《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文句，為昭和的年號；取《史記·五帝本紀》「內平外成」的文句，為平成的年號。但被摘取的文明大國的皇帝，則壽終正寢了；取而為之的文明小國的天皇，則還跳動著生命體征。本能的反應就是好奇怪。象徵中國皇帝權威的是五爪的龍。同樣是龍，在韓國是四爪，在日本是三爪。但恰恰是只有三爪龍的日本，天皇還在。這是為什麼？
1989年6月21日，《朝日新聞》晚刊刊登一位英國學者的發言：每個國家都有歷史學家不能解明的歷史事實。如美國的人種問題，德國的大屠殺，日本的天皇制。這裡，天皇制被列入人類三大謎之一。歷史的盛宴里顯現的亡靈成全人類的謎，這讓日本人興奮不已。屬於一神教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有個基本想法：每個文明體系的時間概念都一樣。但多神教文明卻發現：每個文明各有自己的時鐘。為此日本人激動地說，遠東的天皇制就是我們的文明時鐘。像歐洲歷史樣態式的宗教、道德、政治，在日本不存在。但是日本有從它的風土裡養育出來的宗教、道德、政治。尼采說他相信「藝術渴望生命」這句話。那日本天皇這門「藝術」的誕生，是否就是日本人對生命渴望的結果？
現在的問題是，再怎樣議論天皇制，一個常見的困惑依舊難以消失：對日本人來說，天皇製為什麼是必要的？換言之，天皇製為什麼是日本人無法逃脫的宿命？不能說日本人就沒有自己的聲音。但是在反對和解體天皇制的聲浪中，天皇制還是我行我素，不動聲色地述說著自己的話語權。這又是為什麼？
如果向日本的青年一代詢問這樣一個問題：你是贊成天皇制還是反對天皇制，天皇制對你來說需要嗎？
日本的青年人肯定會一臉茫然：什麼？
還有天皇制的存在？
原來他們只知道東京有皇宮。皇宮裡有天皇和天皇的家人。
如果再問日本的年輕人：你知道嗎？天皇能改變元號。明治年改為大正年，昭和年改為平成年，就是因為前天皇的去世，後天皇的接位。
什麼？一個老人的死能改變歷史這根時間的軸？天皇能斬斷過去，重新再生？
日本年輕人的表情是從茫然再到驚訝。
這裡，不知道天皇制的存在，是否就是天皇制存在的最大理由？
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幾乎沒有人知道還有天皇的存在。他們只知道最高權力者德川將軍，從一代到十五代，他們都能熟記。翻轉這個局面的是明治天皇。他在位期間到處走訪，到處留下紀念物----靈的權威。明治天皇喝過的杯子不能動，坐過的石頭不能動，穿過的拖鞋不能動。甚至明治天皇走過的鄉村小道，也要原樣保存。這顯然是古代大王神姿的再現，天皇靈的再復甦。
但問題依舊是：日本人為什麼還需要天皇制呢？
日本腦科學研究者角田忠信通過研究，發現了一個驚天的秘密：日本人的大腦結構不同於歐美人。他在暢銷書《日本人的腦----腦的運轉與東西文化》（大修館書店，1981年）中認為，歐美人的腦結構左右分工明確，左腦為理性之神，右腦為感性之王。而日本人的腦結構則是將理性與感性的認知都混雜於左腦來處理。無論是母音發音，還是笑聲、哭聲、風聲、蟲聲等情感音，都首先進入左腦。如同樣是隔壁人家在彈鋼琴，琴聲首先傳入西方人的右腦，通過感受不認為這琴聲是對我家的干擾；而如果是日本人，隔壁人家的琴聲首先傳入他們的左腦，馬上敏感地反應出這琴聲就是噪音。噪音就是對我家的干擾，必須制止這種噪音。所以，鋼琴殺人事件只有在日本才能發生。
同樣是琴聲，為什麼西方人與日本人的反應不一？就在於日本人的腦平衡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整個日本人的大半行動判斷都是通過左腦來決定的。這會帶來一個怎樣的結果呢？在體質上容易發生歇斯底里症，身心容易接受新興宗教，帶來文化認知上的差異。本來天皇制是個理性思考的問題，而日本人則把它看成了感性顯現的問題。所以在日本人的內心深處，對天皇制這種高深的觀念，沒有多少人會從臧否的角度加以思考，而是在無意識中認為天皇是自己生活乃至生存的中心。這樣天皇制就轉換成一種心情。一種沒有會感到寂寞，有了也不會感覺到什麼的心情。就像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又可惜。這是否就是一般而言的「國民心情」呢？學者山折哲雄說，從現今的泰國王制、英國王制和日本王制比較來看，安定性較大的還是日本。為什麼日本安定性較大呢？這是否也與「國民心情」有關呢，如果有關聯的話，那天皇制不也就成了國民情感的鍊金術？福澤諭吉在1882年著《帝室論》,開首道：「我帝室是萬世無欠的全璧，為人心收攬的一大中心。」所謂高深莫測的天皇制，說白了就是「人心收攬的一大中心」。而這裡的「人心」就是「心情」的別語。所以，天皇制對日本人來說，並不是一種信仰，也不是一種精神支柱，而僅僅是一種心情，一種非常奇妙的心情。
心情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就是不穩定。有晴有陰，有好有壞均屬心情。
所以日本人對天皇制也是有晴有陰，有好有壞。心情晴朗的時候，好的時候，就說天皇制是富士山，遠遠眺望心裡就安穩。心情陰濕的時候，壞的時候，就說天皇製作為象徵的存在，就是「性感缺失症」（石原慎太郎語）的表現。問題是心情是可以轉換的。昨天心情不好，不等於今天心情不好；今天心情好，不等於明天心情好。所以，天皇制就在「要」與「不要」、「好」與「不好」的心情轉換中存續。如果不深入進去，外人根本無法看懂和看透。
其實，現在的天皇家除了花掉一點國民稅金之外，基本不給國民添任何麻煩。現天皇的儒雅、憨厚，像慈父般的形象，存留在國民的記憶中難以揮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明治思想家德富蘇峰的這一說法，並沒有過時。天皇制意識形態在今天的日本已經死去。天皇對現在的日本人來說已毫無神聖可言，最多只存敬意。雖然每年元旦的天皇朝賀，有不少日本人聚集在皇宮前接受朝賀，但這肯定不是敬若神明的感覺。這是一個基本的政治生態。因此如果要問「對日本人來說天皇製為什麼還是必要的」這個問題時，雖然見仁見智，但生理（腦）構造的不同，生出一種非常奇妙的心情，是比較接近正解的。
這就像在九世紀末，第五十九代宇多天皇讓位於皇太子（醍醐天皇），並給了他一個《寬平遺誡》的小冊子。其中寫道：見外藩（外國）之人，必須在廉中（帘子）相見。直接面對是不行的。為什麼不行？就是怕異國帶來的污穢。日本人怕血。總認為血與神秘的死與神秘的出生相連。在平安時代的後半期，天皇家頻現幼帝。如從陽成天皇到後冷泉天皇的十四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齡是十六歲。而從院政開始到後醍醐天皇為止的二十三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齡只有八歲十個月。幼帝出現的背景就是相信幼兒能遠離和抵制污穢的侵襲。現在聽起來是天方夜譚的事情，但日本人就是信這個天方夜譚。
明治天皇去世於1912年，大正天皇去世於1926年，昭和天皇去世於1989年。明治與大正之間間隔十五年，大正與昭和之間間隔六十三年。
死與再生在十五年之間就再度上演。元號的變更也再度上演。日本人的觀念層里，閃動的是再生的意識，閃動的是天皇之死也屬神聖的意識。而從大正到昭和的六十三年之間，沒有上演過天皇的生死大戰，也沒有元號改新的機會。日本人的意識層里，天皇神聖漸行漸遠。天皇的存在與我的再生已經沒有關聯。天皇制淪落成了一種小道具，一種只能透視遠近生活的小道具。
明治天皇是堂堂大帝，大正天皇是病弱王子。中心與邊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由於大正天皇患有腦病，精神狀態非常糟糕，曾經在國會議事堂將詔書捲起來當望遠鏡，從而爆出有名的「望遠鏡事件」,但這樣反倒產生出國民對天皇的親密感。所以，寫有《天皇的肖像》的歷史作家豬瀨直樹說大正天皇是「放浪的王子」。這位「放浪的王子」對父親明治天皇的感覺並不好，說從他開始天皇存在的形式很奇特也很危險，便想改變天皇親政的做法。但長洲藩士出身的政治家山縣有朋等人則通過各種策劃，硬逼大正天皇退位。即位的是大正天皇的第一皇子裕仁親王。第一百二十四代昭和天皇誕生。結果山縣有朋他們推舉的集元首與統帥權為一身的昭和天皇，在給亞洲帶來災難的同時也使日本列島焦土化。這樣看來，天皇還是以象徵的姿態出現為最好。
大正天皇本來的意圖是，天皇身著大元帥服作為裝飾物存在就可以了。在近代日本，針對皇室、神社和皇陵的「不敬」行為，在刑法上制定了「不敬罪」。但隨著戰後憲法的實施這一條被廢止了。這是明治維新以來用七十多年時間所精心構築的近代天皇制這一巨大的城堡，被捅了一個可以透天的大洞。
1928年11月6日，京都舉行昭和天皇即位的大嘗祭。
1928年11月11日的大阪《朝日新聞》這樣寫道：「狂熱，狂熱，狂熱。亂舞，亂舞，亂舞。」
所謂的「昭和精神」由此發端。但是，有「進步文化人」之稱的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12月推出重要作品《水死》。大江藉助英國文化人類學家弗雷澤的名著《金枝》里的殺王意象，隱喻人們必須殺死自己體內的「昭和精神」，也就是超國家主義精神，或者說就是天皇制。而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溝口雄三在《「小日本」與二十一世紀》的文章里，說得更直接：作為一個日本知識分子，我為大部分日本人對自己的小人秉性無所覺察的現狀痛心疾首。而要克服這些弱點的最好途徑就是廢除天皇制。但是問題正如日本史學大家黑田俊雄所說，神道也好，天皇也好，前者作為日本文化根基的一個宗教，後者作為日本政治的一個象徵，維護它的源自於歷史的那種自主性和獨立性，對日本人來說則是不可避免的，無選擇餘地的。它是由深層的力量和潛在的價值來決定的。
三島由紀夫寫《文化防衛論》是在1969年。他提出了一個很鮮活的名詞：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他說，文化的反獨創性之極，古典主義極致的秘庫是天皇。體現寂的是天皇，體現雅的是天皇，體現幽玄的是天皇，體現風流的是天皇。王朝文化的總代表是天皇。天皇就是終極的文化形態。
三島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不是在否定政治概念的天皇制？這不好說。因為從三島在1970年11月25日的自殺來看，他顯然是為政治的天皇而自殺。他在剖腹前高呼天皇陛下萬歲，這時他否認的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為政治天皇而獻身，為文化天皇而謳歌，這是不是三島錯亂的支離破碎的精神根源？一個七情六慾的人，最後一刀使他成了神。三島自己固有的美學，也託付給了天皇？
和辻哲郎寫《尊皇思想與傳統》（岩波書店）是在1940年。他提出了一個難解的概念：不是神但比神偉大和神聖。他說，天皇不能讓天空下雨不能讓大地颳風，也不能救濟人間的疾苦和疾病。人們在乾旱的時候，向火雷神祈禱雨水；人們在患病的時候，向藥師如來祈禱平愈。天皇自身也在祭祀神佛。這樣來看的話，天皇並不是支配自然現象和人間命運的超強之神。因為神聖所以成神了，這才是日本天皇的邏輯出發點：天皇不是火雷神，但比火雷神神聖。祭祀神比被祭祀神要偉大。
這裡，如果說和辻哲郎對日本天皇制還具有理論貢獻的話，就在於他先驗自明了一件事：日本不存在終極之神。被稱之為絕對無，才是無限流動性的神聖母胎。因為即便是被視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也必須依據他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的意志行事。何況天照大神的子孫（皇孫們），他們更不屬終極之神了。因為不是終極之神，所以天皇制倒反生出更大的包容性和親和性，更能為國民心情所接納所感受。
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使日本的天皇成了能吸引眼球的青澀稚氣的結晶體。聖性概念的天皇制，使日本的天皇完成了從神權到象徵的過渡。或許正是在這意義上，宗教哲學家山折哲雄才說，日本的天皇制有望成為對外輸出的一種文化產品，就像卡拉OK一樣。所以，天皇制到底要不要，天皇制到底好不好？看來爭論還將隨著天皇制的持續一直持續下去。1988年，病危的昭和天皇躺在病床上。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來到皇宮廣場前祈禱天皇的康復。當時看到這個景象的京都大學教授淺田彰說了這樣一句話：連日新聞報道皇宮前的景象，頓感自己好像生在一個「土人」的國家。這裡，這位教授把為天皇祈禱的日本人稱之為「土人」。何謂土人，就是未開化之人。是否正是這幫「土人」在支撐著天皇制的存續，才使得天皇制具有無可撼動的草根性？所以，倒是這位教授一不小心說出了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只要日本「土人」的心情不死，天皇制就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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