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我餓極了，想一口吃掉愛情

作者｜李筱懿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第一次讀蕭紅的《生死場》，便被奇妙的比喻驚艷到，她寫「菜田裡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蓋伏下，像是一棵大型的菌類」；她眼中的林蔭道「像是動蕩遮天的大傘」；她看「菜田的邊道，小小的地盤，綉著野菜」。

她的文字別緻、形象、靈動，好似透過孩子明澈的眼打量世界。只是，電影與傳記最津津樂道的，除了她的文字，便是她兩次懷著別的男人的孩子嫁給另外一個男人。

1911年，蕭紅生於哈爾濱，深得祖父的寵愛。祖父蔭庇下的短暫童年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甚至，《生死場》中的場景大多來自記憶中祖父的東北夢幻花園。

父親張廷舉堅持將她許配給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絕，以抽煙、喝酒的方式來對抗，甚至與有家室的表哥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學、同居，被家族不容，最終斷絕了對她的經濟支持。

面對窘迫的現實，表哥退卻了，蕭紅便去找汪恩甲，與他同居，甚至染上了鴉片。

那時，汪恩甲的工資入不敷出，她又懷孕了。汪恩甲便回家求援，被家人扣住，蕭紅去理論，被汪家怒斥。於是，她去法院告汪家。法庭上，汪恩甲竟臨陣倒戈，表示自願離婚，法庭當場判決兩人離婚。她怒不可遏地衝上街頭，汪恩甲追來道歉，兩人匪夷所思地和好了。

這對離異夫妻在旅館賒欠食宿費六百多塊錢後，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錢，從此杳無音訊。此時，蕭紅已懷孕五個月。

幸而她生在那個年代，私奔就是一場反封建的抗爭，不然，便是一樁顏面掃地的緋聞。

倔強任性的蕭紅，因為母親早逝、父親疏淡、繼母薄情，如大多數親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強烈的情感依賴，把愛情當成救命稻草，緊緊抓住不放。天生的率性，天馬行空的行為方式，也讓她吃了不少苦頭。在與家庭鬧翻後，抗婚並不是她離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更多的是為了讀書。失去了家族的支持，她只好倚靠表哥、汪恩甲。身無長技而出走的「娜拉」，除了輾轉在不同懷抱中討生存，似乎沒有更好的出路。

1938年，她在接受採訪時遺憾地說：「我很想上大學，但是無法實現。」這算是道出了心頭的無奈與苦楚。最終，她踩著這些凄惶往事搭建的橋樑，遇見了蕭軍。

那時，負債纍纍的蕭紅聽說旅店老闆要把她賣去妓院抵債，情急之下寫信給《國際協報》求助，副刊編輯裴馨園便委託蕭軍去探望。蕭紅就此與他相遇，言語投機，彼此傾心。她在短詩中寫道：「那邊清溪唱著，這邊樹葉綠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雖然蕭軍籌不到解救她的巨款，一場洪水卻給她帶來福音，旅館一樓被淹，她趁亂逃走。然後，一個猛子扎進蕭軍的懷抱，終生都抬不起頭。

熱戀時，她眉梢眼角都是歡喜，詩里的愛情濃得化不開，即使窮困潦倒，依然有情飲水飽。兩個人黑麵包加鹽，你一口，我一口，鹽抹多了還開玩笑：這樣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爾去小飯館改善一下，把饅頭、小菜、丸子湯吃到足，再買兩顆糖，一人一顆，何止嘴裡是甜的，心裡更是抹了蜜一般。

蕭軍曾說，他倆從不悲觀愁苦。有時候，蕭軍拿著三角琴，蕭紅扎著短辮，兩人在街頭旁若無人地邊彈邊唱，滿是肆意和瀟洒。偶爾吵架，兩個人搶著喝酒，他醉極、氣極在地上打滾，她悔極、痛極地自責不已。

1935年，蕭紅在魯迅的幫助下發表《生死場》，蕭軍也出版了《八月的鄉村》。一對文學伴侶聲名鵲起，上海文壇向他們敞開大門，約稿紛至沓來，各類刊物拉他們做台柱子。苦撐四年，兩人終於從饑寒交迫的隆冬，走向名利加身的暖春。

可是，愛情卻向著反方向漸行漸遠。主張「愛便愛，不愛便丟開」的蕭軍四處留情，蕭紅黯然神傷。

蕭紅欣賞史沫特萊《大地的女兒》，蕭軍卻以取笑女作家為樂，強詞奪理。她氣哭了，他卻說：「再哭我揍你。」苦悶的蕭紅形容憔悴，對人冷淡且心不在焉。她往魯迅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好涵養的許廣平也忍不住對胡風的妻子訴苦，「蕭紅又在前廳，我哪來時間陪她，只好叫海嬰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惱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沒地方去就跑這兒來，我能向她表示不高興、不歡迎嗎？唉！真沒辦法。」

通常，女作家的情緒敏感而纖細，些微的怠慢足以讓她們驚惶。究竟是蕭紅神經粗壯得足以在許廣平的不滿中御風前行，還是失卻了蕭軍的依靠，她太想找到另一個支撐？

就在這個時候，端木蕻良出現了。1938年，蕭紅懷著蕭軍的孩子，與小她一歲的端木蕻良在武漢舉行了婚禮。

很多人疑惑，懷著其他男人的孩子和另一個男人戀愛，她得有多招人愛呢？這究竟是衝動還是真愛，抑或其他難以啟齒的原因？

他們幸福嗎？細節透露不出深愛的跡象。

他的家人對他娶一個情感經歷複雜的孕婦既驚訝又惋惜，似乎從來沒有人看過他們有說有笑地並肩而行。他當著她朋友的面，讀她寫的懷念魯迅的文章，鄙夷地笑個不停，「這也值得寫，這有什麼好寫的？」他打了人，讓她去跑鎮公所。她挺著懷孕八個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碼頭絆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來。她得有多麼寂寞，才能死死抓住一個讓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

這對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戰的炮火中一同逃到香港。後來，蕭紅的肺結核越來越嚴重，端木蕻良每次出門，她便擔心自己被遺棄，非常絕望，待他返回才會平靜。她總是情緒反覆，一會兒覺得自己會健康起來，還要寫《呼蘭河傳》第二部，一會兒又怨恨端木蕻良，覺得早該與他分開。

惶恐焦慮中她又開始亂抓救命稻草，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歲的東北作家駱賓基。

駱賓基受了端木蕻良的幫助，答應留下照顧病中的蕭紅。據說，蕭紅在端木蕻良離開時曾經答應駱賓基，如果她的病情好轉，一定嫁給他。

病床前的愛情和承諾，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炮火紛飛的戰亂時期，人人只求活下去，一個病入膏肓的女作家，就算她願意以身相許，對於一個只見過兩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歲男青年來說，只怕更像一個沉重的負擔吧。於是，駱賓基在書信中忿忿指責棄蕭紅而去的端木蕻良。

三十一歲，蕭紅終於在日軍的轟炸中缺醫少葯地死去。死前，她掙扎著寫下自己的心情：「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果真，一個女子的任性對文字是大幸，對人生卻是大諱。她死後，與她交好過的男人互為情敵，爭吃陳年老醋。駱賓基與端木蕻良因《呼蘭河傳》的版權歸屬反目成仇，從香港返回內地後分道揚鑣，從此形同陌路。她其餘著作的版權，端木蕻良倒是在解放後全都捐給了國家。為了《呼蘭河傳》的版權，她的兩個妹妹又和駱賓基打過一場官司。這些生前折騰出的是非，身後都不肯放過她。

那個被她稱為暴虐狂的父親張廷舉，在她私奔之後，因教子無方被解除「省教育廳」秘書的職務，調任巴彥縣督學兼清鄉局助理員。在呼蘭上學的張家子弟不堪輿論壓力，紛紛轉校離開家鄉。她的弟弟張秀珂孤獨地隨父親轉學，途中，她的父親看著幼子，無奈而感傷。

她肆意追尋自由、學業與愛情時，可能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不管不顧給家人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她曾經有過兩個孩子。第一個是女孩，生下來沒幾天就送給了公園臨時看門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後，便失去了聯繫。第二個是男孩，她堅決不肯到隔壁育兒房餵奶，任憑孩子的哭聲傳來，任憑周圍人苦勸，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人抱走，她始終未看孩子一眼，也沒讓孩子看她一眼。

有些時候，她著實狠得起來。或許她知道，像她這樣永遠長不大的女孩，似乎沒有能力再去承擔另一個孩子的人生。和她濃烈的愛情相比，她的母愛有點稀薄。

蕭紅折騰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遇到一個良人，從此過上幸福的日子，很好；遇不到良人，一個人善待自己，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