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興起是否意味著自由主義的終結？|界面·文化

人們通常傾向於透過故事來思考，而非事實、數據或圖表，並且故事越簡單越好。自由主義的敘事（the Liberal Story）已主導這個世界多年，但它現在正面臨崩解的命運。至於它的後繼者姓甚名誰，我們還不得而知。目前粉墨登場的是唐納德·特朗普。

這套敘事聲稱：只要我們進一步推動政治及經濟體系的自由化及全球化，等待著我們的就是人間天堂，或至少令所有人都享有和平與繁榮。根據這個故事的說法——小布希和奧巴馬都接受它，兩個版本差別並不大——人類不可避免地要向一個實行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的全球社會前進。

然而，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它的可信性正在逐漸喪失。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人們還期待全球化的規則能夠令他們的境況得到改進，如今卻紛紛擔心自己被矇騙，以及擔心這一體系是否會失靈。「阿拉伯之春」業已變為「伊斯蘭之冬」；莫斯科、安卡拉和耶路撒冷的威權體制正在拋棄自由民主的價值，擁抱大國沙文主義或宗教極端主義；即便是身處西歐這座最為堅固的自由堡壘的人民，也開始有些三心二意。如今，幻滅感席捲了那些曾經致力於將自由主義的敘事推向全世界的國家，為首的美國也受到了波及。對多年的承諾及保證未能兌現感到失望的美國公民們在這種「祛魅」（disenchantment）之下極有可能將特朗普送上白宮寶座，而這是令建制派政治精英們感到十分不安和震驚的。

人們為何對自由主義的敘事喪失了信心？一種解釋是，它事實上淪為了某種騙局，所帶來的是暴力與貧窮，而非和平與繁榮。不過這種說法不太經得起推敲。從大歷史的視野看，人類目前所享受到的和平與繁榮之程度顯然是史無前例的。在21世紀初，因暴飲暴食而死的人數超過了因飢餓而死的人數，因衰老而死的人數超過了因流行病而死的人數，自殺的人數亦超過了因戰爭、犯罪及恐怖主義而死的人數，凡此種種，都具有歷史性的、開創性的意義。

另一種解釋則是，人們更加變得關心他們的未來期望了，而非沉湎於過往成就當中。當你告訴他們「你們已無需像祖先們一般遭受饑荒、瘟疫或戰亂折磨」時，他們並不會認為這是某種恩賜。相反地，人們更為津津樂道的是虧欠、不滿及仍未達成的各種夢想。簡而言之，一個剛剛失業的人並不會因為了解到「我至少沒有因飢餓、霍亂或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死」而變得心滿意足。

失業的勞動者們當然有理由擔心他們的未來。自由主義的敘事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free-market capitalism）的邏輯都鼓勵人們去抱有較高的期望。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當中，每一代人——無論他們是生活在休斯頓、上海、伊斯坦布爾還是聖保羅——相較於他們的父輩而言都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優質的健保及更高的實際所得。而在未來的幾十年當中，考慮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以及某些破壞性技術成果的影響，年輕一代能夠「原地踏步」都已經相當幸運了。鑒於人們已不再對現行體制實現其期望的能力抱有信心，他們自然會產生幻滅感，即便現今的和平與繁榮已屬前所未有。

第三種可能的解釋是，相較於停滯不前的物質生活水平，人們其實更擔心政治權力的流失。全世界的普通公民都擔心自己所掌握的權力正在離自己遠去。由於各國都較以前更加依賴資本、商品及資訊的全球流動，無論是倫敦、雅典還是巴西利亞——甚至還包括華盛頓——都不再能夠絕對地掌控本國的未來。此外，身處21世紀，許多重大問題本身也具有全球化的性質，我們習以為常的「國家」這一政治組織形式已難以有效地處理它們。

科學技術所產生的破壞性後果尤其威脅著各國政府及普通公民手中的權力。在19-20世紀，工業革命式的進步也帶來了與之相伴的各種可怕的後果，例如狄更斯筆下悲慘的的煤礦工人生活、剛果的橡膠種植園等。政治家和公民們為了更加良性的發展可謂是嘔心瀝血。時至今日，我們的政治組織形式與蒸汽時代可以說相去不遠，但科技革命卻已有了第四波的進展，大大地超前於政治進步的速度。

談談國際互聯網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切。目前，網路對於日常生活、經濟運行和安全而言都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設計規範和基本功能在其誕生之初可沒有經過什麼民主程序——想一想，網路空間的形態是你投票決定的嗎？這一開端意味著如今的互聯網大體上是一個自由的、不受法律限制的領域，它衝擊著傳統的「主權」「國界」等觀念，推動勞動力市場產生革命性的轉型，對隱私權形成威脅，並引發了諸多全球性的安全風險。各國政府及公民組織已就如何有效治理互聯網展開曠日持久的爭論，但行政管理方法仍然難以跟上高新技術的發展。

在未來的年頭裡，我們將可能見到更多的「互聯網式」革命，技術悄然無聲地繞開了政治控制。人工智慧和生物科技不僅會徹底地重塑經濟及社會運行的方式，也將會重塑我們對身體與心智的理解。然而這些話題並不是目前美國總統選舉的重點。（第一場電視辯論當中有提到破壞性技術，涉及到希拉里的「郵件門」，但除此之外大都在爭論就業崗位的減少等問題，兩名候選人都沒有提及自動化的潛在後果。）

普通選民們未必都了解人工智慧的機理，但他們可以感受到民主機制不再能為他們賦權了。在現實生活當中，許多事關民眾及其後代的未來的重要決定既不是由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也不是由華盛頓的政策說客（lobbyists）們作出的，而是掌控在工程師、企業家及科學家們的手中，這些人甚少在意他們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深遠後果，並且他們顯然也無法代表任何其它人。然而，選民們卻基本不知道這幫人究竟在搗鼓一些什麼東西，於是便由著他們隨意揮霍。在英國，選民們產生了他們的權力逐漸流向歐盟的想像，遂實行脫歐公投。而在美國，選民們則產生了權力都被「建制派政客」一手把控的想像，遂決定給現行體制致命一擊，以證明決定權還在自己手中。特朗普就此成為了上佳之選。鑒於特朗普素有「不入主流政治精英法眼」的形象，選擇他乃是普通選民證明自己在這個體制中仍然保有某些權力的理想途徑——如果把這個「權力」的範圍限定在製造混亂上的話。

這已經不是自由主義敘事第一次面臨信任危機了。在它取得全球性影響之前，也就是19世紀下半葉，它就已經遭受過一次階段性危機。當帝國的權力政治阻斷全球追求進步的步伐時，第一波全球化及自由化進程就終結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殺戮當中。這就是所謂的「弗朗茨·斐迪南時刻」。（即那位著名的點燃一戰導火索的刺客——譯者注）然而自由主義仍然挺過了這次衝擊，並且獲得了更大的成長，諸如威爾遜的「十四點」、國聯及「咆哮的二十年」（Roaring Twenties，指代20世紀20年代西方社會的一段空前繁榮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文化亦隨之興盛——譯者注）即是其明證。

接下來就是「希特勒時刻」，在1930-4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義的風頭看起來幾乎不可阻擋。它指責自由主義否定了「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導致人性墮落。這套理論的鼓吹者聲稱如果所有人都被賦予同等的價值和繁衍機會，那麼優勝劣汰就將失去效用。真正滿足適者生存之要求的人類應當是出類拔萃的，不進化為超人，人類就將滅亡。不過，這一切的結果恰恰讓自由主義進一步地證明了自己的生命力。

在20世紀50-70年代，鳳凰涅槃的自由主義接下來面臨的是來自左翼的挑戰，此處姑且稱之為「切·格瓦拉時刻」。法西斯主義者指責自由主義軟弱而墮落，社會主義者則批評自由主義乃是那個無情的、富有剝削性且種族傾向嚴重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所結出的果實。在社會主義者看來，自由主義名為追求「自由」，實則是想捍衛「財產」。對個人權利的辯護不過是對中產和上層階級所坐擁的財產和特權的掩飾。自由地住在一個你根本付不起房租的地方，自由地學習你感興趣但無力擔負學費的專業，或是自由地去一個你完全無法承擔交通費用的地方旅行？更糟糕的是，自由主義鼓勵人們視自己為獨立的個體，這阻礙了人們團結起來推翻壓迫著他們的體制，從而使不平等頑強地延續下來。

鑒於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確有一體兩面的成分，許多來自左翼的批評並非全無道理。至1970年，聯合國已有130個成員國，其中僅有三分之一實行自由民主制——而這些國家大多又是老牌的殖民帝國。看起來，自由主義就好像是年邁的白人帝國主義者的專利，它對世界上其它的地方沒有什麼貢獻，甚至對本國的年輕一代也沒有。

自由民主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核武器挽救下來的。根據北約所遵行的「相互保證毀滅」（mutural assured destruction）原則，即令蘇聯僅用常規武器實施攻擊，北約一方也將以核武器進行全力反擊。在這道有些令人不寒而慄的屏障後面，自由民主制與自由市場經濟繼續負隅頑抗著。西方人盡情享受著性、毒品和搖滾，就跟享受洗衣機、冰箱與電視沒什麼兩樣。可以說「沒有核彈就沒有披頭士，沒有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也沒有遍地開花的平價超市」。不過，到了1970年代中期，西方的核威懾仍舊存在著，但形勢看上去倒向了社會主義一方。1975年4月，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美軍直升機從西貢美領館的屋頂上救走最後一個美國人的畫面，那時許多人都相信美利堅帝國已開始隕落。

但事實上隕落的是共產主義。在1980-90年代，自由主義的敘事再度爬出「歷史的垃圾箱」，洗凈全身並征服了全世界。平價超市被證明遠遠強於古拉格。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的敘事的適應性及靈活性較其競爭對手而言也遠為強大。它吸收了競爭對手的某些最優秀的理念及實踐，然後接連戰勝了傳統的帝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例如政府資助的教育體系，健保系統及惠及平民大眾的福利體系）。到1990年代前期，思想家與政治家已能宣稱「歷史的終結」，自信地認定過去所有的重大政治與經濟問題已獲得解決，自由主義所推崇的自由市場、人權和民主乃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然而歷史遠遠沒有終結，在斐迪南、希特勒和切·格瓦拉之後，我們現在又面對著「特朗普時刻」。這次自由主義的對手並不具備一套連貫的意識形態主張，如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特朗普時刻」乃是一場徹底虛無化的滑稽劇。特朗普並沒有鼓吹某套特定的意識形態，而支持英國退歐的人們也並未對未來有什麼完整的籌劃。

從一方面看，這也許意味著目前的信仰危機沒有以前那樣嚴重。說到底人們還是不會否棄自由主義的那套敘事，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替代品。他們或許會在盛怒之下狠狠抨擊自己的體制，但鑒於沒有別的路可走，到頭來他們還是會回歸正軌。

從另一方面看，人們也許會「往後看」，從其它的敘事當中尋求庇護，傳統的民族主義與宗教的敘事儘管在20世紀逐漸邊緣化了，但從未徹底消失。而這也正是中東正在發生著的一切，極端民族主義與宗教原教旨主義又有沉渣泛起之勢。話說回來，這些思潮儘管聲勢浩大、氣勢洶洶，但諸如「伊斯蘭國」這樣的運動嚴格來說也並不成為自由主義的替代性選項，因為它也沒有為我們時代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提供可靠的答案。

當人工智慧在許多認知性工作中超過人類時，勞動力市場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個包含大量的在經濟上變得無用的人群的階級將會導致什麼樣的政治後果？納米科技及再生藥物的興起對親密關係、家庭和退休金又將產生何種影響？當生物科技令我們能夠對自己的孩子進行精心「設計」時，這又對人類社會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有著什麼樣的意義？你無法在《聖經》或《可蘭經》中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原教旨猶太主義者或是基督教基要派也許能夠在席捲世界的科技與經濟風暴中提供某種確定性，但要挺過這場海嘯的話，你同樣也需要好的地圖和強壯的舵手。

這一點同樣也對諸如「讓美國重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或「請將國家交還給我們」（Give Us Back Our Country）等口號具有警示性意義。你可以建一堵牆把墨西哥移民擋在外面，但不可能擋住全球變暖；你可以斷絕西敏寺和布魯塞爾的關係，但不可能斷絕倫敦和全球金融流動的關係。如果人們僅僅藉助已經過時的民族或宗教認同來緩解失落感，那麼全球體系將很快在氣候變遷、經濟危機和技術破壞的衝擊下崩潰，而19世紀的民族主義神話或中世紀的虔誠既無助於深刻認識這些問題，也無助於解決它們。

英國退歐和特朗普的崛起令主流精英感到畏懼，這些精英們希望大眾能夠繼續與他們保持一致，及時地回到自由主義的軌道上來，以避免災難性的後果。但現在這一波信任危機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對付過去，因為自由主義敘事背後的自由主義道德信條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傳統同盟正在逐漸消散。自由主義之所以在20世紀如此具備吸引力，乃是因為它告訴政府和民眾無需在「做正確的事」與「做聰明的事」之間左右為難；保障人類的自由權項不僅是道德律令，也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英法美三國之所以繁榮，就在於它們的社會與經濟高度自由化，如果土耳其、巴西或美國也想變得與它們一樣發達，就必須遵循同樣的路徑。不過，在大部分情形當中，令獨裁者和軍頭不得不改革的當然主要是經濟因素，而非道德論證。

然而，在21世紀，自由主義的敘事似乎未能為那些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最重大挑戰提供很好的答案：全球變暖，以及技術發展所造成的破壞性效應。在演算法和機器人面前，普羅大眾似乎喪失了他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保障人類所享有的自由權項或許仍然在道德上是有辯護的——但僅憑道德辯護就足以應對當前的問題嗎？假如珍視自由及每一個人的希望並不能夠帶來任何經濟利益，政治精英和政府還會堅持它嗎？大眾對未來的恐懼情緒實在是有些道理的。就算唐納德·特朗普接下來敗選了，千千萬萬美國人仍會保有這樣的心態，即現有的體制不再能服務於他們的利益，而且他們也許是對的。

無論誰在接下來的選戰中獲勝，我們都需要設法為這個世界尋求一套新的敘事。正如工業革命帶來的不安定催生了二十世紀的各種新生意識形態一般，即將到來的生命科技與信息技術革命也需要我們具備全新的視野。在《人類上帝：未來簡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這本書當中，對正於矽谷中逐步形成的新興意識形態就有所考察。假如自由主義的敘事承諾了全球化與自由化將會帶來拯救，那麼這套新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則承諾大數據演算法將帶來拯救。只要有足夠的計量生物學數據與充分的計算能力，一項外部演算法將能比我們自身更加了解人類，而民主選舉與市場經濟——與那些威權獨裁者與頑固不化的宗教領袖一樣——則將逐步成為過時的事物，就如同之前的鎖鏈甲和燧石刀一般。

目前我們已經注意到，有專家呼籲在兒童教育領域中廣泛應用演算法（例如為每一位學生配備一名人工智慧導師），或以演算法對抗肥胖症（你的手機能夠為你分析出合適的食譜），以及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物聯網將會處理它們）。進一步地看，演算法的廣泛運用可能兼有正反兩面的效應。我懷疑那些矽谷專家們是否已對這一發展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有充分的思考，但至少他們在思路上是新穎的。當人類變得對全球性的巨變不夠敏感，當舊的敘事崩潰留下一堆空白時，我們就需要開拓新思路——並且要快。不過，就目前而言，我們仍處於某種充斥著幻滅與憤怒的虛無狀態當中，人們已喪失對舊的敘事的信任，但尚未建立起一套新的敘事。這正是我們正在直面的「特朗普時刻」。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