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有個「政治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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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述政治部的故事之前，我必須先介紹一下香港警隊在戰後的組織模式。

當時的香港警察和現在頗為不同，分為三個獨立的組成部分：軍裝、便衣和政治部。軍裝和便衣當年屬於相對獨立的部門，按照現在的分類，軍裝警員屬於巡警而便衣隊則主要負責刑事偵查。

當年的便衣警員遠比現在的刑事偵查警員管理要寬鬆，大部分下層警員甚至沒有制服，只有警官才會在慶典或者授勛時穿著警察制服。為了區別軍裝，警員還會斜挎紅色綬帶，有點像古代的新郎官，因此穿著制服帶綬帶的警官，往往被稱為「新姑爺」。一般便衣警員則穿中式服裝，帶中式禮帽出席活動，頗似抗日劇中漢奸偵緝隊的打扮。

便衣警員是當時香港警隊主要的腐敗群體，因為他們主要負責有組織罪案的調查工作，工作中免不了和黑幫接觸，這就給了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和黑社會共同贏利的機會。香港電影中所說的四大探長和五億探長等，都是出自便衣隊的警官。

國內有些關於當年香港警隊的描述稱，當時英國歧視華人，所以華人只能官至警長（也就是電影中的探長）一級。這種說法並不正確，香港警隊的官佐編製當時接近軍隊，分為官兵兩條線。學歷不高的警員相當於士兵，在警隊最多只能晉陞到警長，也就是相當于軍隊中的士官（在英文中警長和士官同為Sergeant）。港警的警官則是以督查（俗稱幫辦，英文：Inspector）為開始，要想當督查需要一定的學歷和英語水平，由於當時的華人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因此很少有人投靠幫辦。

並且，由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往往會進入商界或者去當政務官，警隊由於腐敗滋生很少會成為精英華人的選擇，但是這並不代表當時沒有華人督查。事實上，在60年代華人督查總數量已經過百，其中更有首名華人女督查許錦濤。在便衣刑偵部門，華人督查的地位實際上並不高。他們往往難以駕馭社會經驗豐富且關係盤根錯節的華探長，所以無論是日常行政管理還是偵緝工作，華人督查往往都是任由探長們自行其是。

軍裝警員也貪污腐敗，只是實際收益沒有便衣那麼巨大，然而社會影響卻是同樣惡劣。因為軍裝警員作為巡邏的主力，勒索對象主要為普通市民商戶，自然很容易引起民怨。這樣的行為在60年代就已經引起了社會公憤，1967年的暴動和此類貪污腐敗現象密切相關。

【廉政公署的誕生與政治部】

史上最有作為的港督麥理浩於1971年上任，在其管制香港的10多年期間，香港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數事實證明，如果沒有麥理浩上任之後的諸多改革措施，香港不會有今天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麥理浩上任之後，首先命令政治部釋放了大批由於67年暴動而被關押在白屋的政治犯，藉此修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

1974年，麥理浩成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完全獨立於過去所有的公務員機構，廉政專員也僅向港督一人負責。

今天的媒體在報道廉政公署時，往往對其獨立性讚不絕口。認為中國內地要想遏制貪污腐敗就必須成立這樣的完全獨立機構。這個故事聽起來很美，獨立機構僅對最高領導負責，擁有猶如包公龍頭鍘的權利，這樣的描述也符合華人的傳統思維。然而，這裡邊卻存在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如果是在整個政府都已經爛透了的情況下，組成這個獨立機構的人到底該從哪找？有人認為應該從剛剛畢業的學生中，尋找熱血之輩加以重用。剛剛進入社會的毛頭小子，往往缺乏足夠的經驗和閱歷，他們需要對付的卻是一群老奸巨猾的貪腐之輩。從世界範圍來看，利用新人反腐的成功率都不高。典型的失敗案例就是民國後期，蔣介石委派蔣經國率領他的青年軍在上海的打老虎行動，最後以失敗草草收場。

廉政公署同樣需要對付狡猾的探長集團，幸虧對於港督麥理浩而言人員配置並不是問題。事實上當時廉政公署的主力由三部分組成：政治部抽調的官員、英國調來的官員和具有理想抱負的華人青年。這三部分人都未曾參與過香港原有公務員系統的貪腐行為，而負責領導他們的又是具有多年香港執法經驗的官員。香港獨特的環境，使得全面反腐中最難解決的人員問題輕鬆被克服。

以政治部為例，在當時的香港警隊三大部門中，政治部的清廉程度一直很高。他們直接接受英國情報機關領導，而且所處理的案件均與經濟毫無關係，很多看不慣警隊腐敗的有志青年往往會轉入政治部工作。廉政公署成立之初，行動處負責人就是退休的政治部主管彭定國爵士（英籍）。彭定國屬於老牌殖民地特工，專註反叛亂反特工作三十年。在肯亞殖民地工作期間，曾經因為單槍匹馬進入游擊隊活動地區策反叛軍領袖而獲得英皇嘉獎。同時彭定國也曾經是香港警隊的高級警務人員，在警隊中威望很高。曾昭科案件的主管也就是這位彭定國爵士，在67年暴動中更是香港當地情報工作的一把手。彭定國這種007級別的老特工，收拾貪污的警察自然不在話下。

【反腐後怎麼辦？】

儘管廉政公署自己廉潔奉公且手段狠辣，然而，隨著在警隊內的反腐行動擴大，越來越多曾經參與腐敗貪污活動的警察意識到自己的末日將至，大貪腐者如《五億探長雷洛傳》的原型呂樂探長跑路到台灣，而其他中下層警員卻根本無處可逃，也沒有跑路的本錢，更有人畏罪自殺。

1977年10月28日，積累許久的矛盾終於爆發。數以千計的警務人員及家屬等列隊遊行到香港警察總部舉行聚會，以抒發他們的憤怒，同時請求時任警務處處長的施禮榮（Brian Slevin）向香港政府做彙報。此外，一批較激進的人員，更衝進位於金鐘夏愨道和記大廈的廉政公署執行處搗亂，並與廉政專員公署人員毆鬥，其中5名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受傷，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鑒於情況嚴重，港督頒布特赦令赦免在1977年1月前大部分的貪腐行為，條件是必須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並且保證不再犯，而且特赦令只有一次，如果以後再犯絕對依法辦事。同時，港督麥理浩明確表態，如果不接受此條件將會調動英軍鎮壓。警察一方接受了這一條件，而廉政公署的士氣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

國內現在探討反腐時，曾有專家提出，要對過去的一些行為進行赦免，這樣才能獲得全社會的和解、避免出現嚴重的衝突，該說法的依據就是來自於港督的這一特赦令。然而，此類專家忽略了一個問題，即便對現有官僚進行特赦，由於其過去的原罪，這些人員也不適合再繼續被晉陞最終進入決策層，只能通過自然淘汰慢慢在公務員架構中清除這些歷史上不幹凈的官員。在如今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官員的管理架構中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年齡斷層。

香港警隊卻始終沒有出現官僚架構的年齡斷層問題，實際上也是因為在政治部中歷史清白的警員數目龐大。事實上，在60年代末，政治部的人員數量已經擴充至千人，這些當年因為不願意參與腐敗而進入政治部的警察，由於自己高尚的理想和道德獲得了意外的收穫。在1997前的回歸過渡期，香港警察的重要職位開始任用華人，他們當仁不讓地成為當時警隊的管理中堅。首任華人警務處長李君夏過去就是政治部的官員，他曾經是曾昭科案件中兩位負責給曾昭科送飯的政治部警員之一。他的繼任者許琪安同樣在政治部工作了長達12年之久。如果沒有政治部的幹部作為替補，這些職位很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空缺，只能由外籍人士出任或者被迫提拔曾經參與貪腐的人員。

今天在探討香港廉政風雲時，很少有人會對政治部人員在此期間的重要作用進行描述。真實的歷史中，該部門的確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回歸過渡期。（待續）

下一章，筆者將會講述1995年的政治部終於曲終人散，政治部的故事也在此收尾。

（責任編輯：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