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人類學的中國經驗

　　在如何實現民族復興的反思中，「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觀念促使了中國學人關於中國人種的探討，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也隨之得以傳播，並給近代中國思想界帶來了啟蒙性的價值。

　　當林耀華的學生向其彙報涼山彝族的發展不足時，先生沉吟半晌後答曰：「無求發展迅速，但求可持續。」

　　需要進一步完善民族政策，以真正使少數民族權益得到充分的維護，使少數民族文化得到充分的發展和延續。和諧社會理念的核心就是承認社會文化的多樣性。

　　不論是從外國學者進入中國開展田野工作，還是從民族學人類學著作的引入來看，作為現代科學的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已經有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了。回顧這一學科在中國100年的歷史，不論其處在黃金時期，還是處在衰頹和邊緣化的階段，我們似乎都無法迴避這個學科和整個國家社會變遷的關聯，也無法忽視歷代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在堅持學科理念的同時，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積极參与的熱忱。這不僅造就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注重應用的傳統，也使這一傳統體現為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經驗性特徵。

　　引入：

　　民族復興和國家構建

　　在討論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的起點時，有人將林紓、魏易翻譯的《民種學》在1900年的出版視為人類學在中國的濫觴，而有人則願意將1926年蔡元培發表《說民族學》視為中國民族學的開端。這種以點帶面的考據，似乎拒絕了民族學人類學知識的引進是一個時代學人的共識，也因此摒棄了該學科的引入和時代背景的關聯。

　　對此，如果從一個歷史時期來認識該學科的引入，我們似乎就會有更新的認識。其實，早在光緒末年，就有人將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譯成漢文，介紹給國內的讀者。梁啟超所辦的《新民晚報》也曾刊登過《中國人種學考》的文章，嚴復也一度翻譯一些社會人類學的文章等等。尤其值得後世中國學者驕傲的是，《民種學》出版的同年，清政府頒布的《大學學制及其學科》中，將「人種和人種學」設定為大學文學科的主課；其後，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的大學制及其學科中，也設有「人類及人種學」課程。這些情形均表明，民族學人類學的引進，並不是個別學者學術取向偏好的結果。尤其就政府的重視來看，這個學科自其引進開始就和國家的命運捆綁在一起了。和西方殖民時期的學者不同，中國學人並不是為了服務於殖民政策的制定，因為近代中國的歷史遭遇賦予了他們必須面向世界，在中西文化之比較中探尋中國未來之命運的使命。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徹底打破了中國傳統上自認為世界之中央的宇宙觀念，傳統文明的優雅徹底輸給了「野蠻人」的「雕蟲小技」，古代中央大國的優越感消弭殆盡，原來被視為教化對象的「四夷」，現在成了被師法的對象。在如何實現民族復興的反思中，「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觀念促使了中國學人關於中國人種的探討，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也隨之得以傳播，並給近代中國思想界帶來了啟蒙性的價值。

　　其後甲午海戰的失敗，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給了「中華帝國」最後的重創，中國學人在精神上陷入了亡國滅種的深層危機中，同時日本效法西方及其在東亞的崛起，也給中國學人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這非但導致了對中學西學孰優孰劣的討論，也使中國學者意識到民族之復興似乎不在於種的優劣，而在於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因此，儘管「人類學」一詞在1916年就開始正式使用，但是1926年，蔡元培還是堅持提倡發展「民族學」。需要強調的是，蔡元培學習民族學的地方是作為歐洲社會後起之秀的德國，為了使這個在歐洲曾經處於卑微境地的國家躋身於強國地位，眾多學者致力於民族精神的開掘和塑造。也許鑒於日本在很多方面因循了德國的路徑，民國時期的學者開始將眼光轉向了歐洲。如此，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在當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民族學組中，會有很多德國學者的引入。由於近代德國洪堡特學派倡論「民族精神存在於語言和民俗中」，因此蔡元培倡導的民族語言和民俗的調查，就成為了當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的主流。

　　如果說蔡元培倡導的民族學研究似乎和民族復興缺乏直接關聯的話，那麼在《說民族學》刊出的同年，吳文藻著的《民族與國家》一文，則直接討論了中國民族國家整體構建的問題。此時，泱泱大國已經崩潰，新的近代國家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作為對「凡爾賽體系」確定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原則的反思，吳文藻就中國曆來的統一建立在多元民族和文化上的歷史特點，提出了一個國家也可以包括多個民族的論斷。這一論斷不僅為理解「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參考，也從學理上確立了中國作為近代國家「多元一體」的合法性。雖然新中國成立後，「五族」演變成了「五十六枝花」，但這似乎更進一步印證了吳文藻關於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理念。

　　可見，就早期學科知識的引入而言，民族學似乎遠遠不是現今一般認為的「少數民族學」，而是關乎民族和國家命脈的學問。自1979年以來，隨著國力的發展，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國地位逐漸得到顯現，因此大國形象的樹立、國際關係的營構、國民精神的塑造也將是民族學家必須面對的課題。

　　應用：

　　經世致用與民族地區發展

　　當我們編排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學者譜系時，很多人都感慨地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沒有一個像博厄斯、列維-斯特勞斯那樣思想性和理論性同時具備的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這到底是學科發展的不足，還是中國學者文化的特性使然呢？也許，我們只能歸結為後者。

　　在論如何治中國學術史時，錢穆指出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在這一傳統中，求知並非只是為了求知，求知就是為了要用。同時，知識是要在行為中得到體現，而不是僅僅作為思想操練的形式存在。因此，治中國學術史，如果忽視這個傳統，就無法認知和理解中國學術的演變。

　　鑒於中國知識界的這種傳統，我們可以斷定應用研究是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當然傳統，也將是學科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向。這種應用的取向主要在吳文藻的學術生涯中得到顯著體現。儘管先生的著述不多，但其引入人類學的功能理論來改造中國社會學的舉措，以及提倡從鄉土中國來認識中國社會的研究取向，在其弟子林耀華、費孝通等人的學術中得到了實踐。如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中國再次出現了邊疆危機，在吳文藻的倡導下，興起了「邊疆民族研究（邊政學）」，林耀華因此開展了彝族研究。與林耀華不同的是，費孝通則主要致力於尋求鄉土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兩者的研究分別涉及當時國家內政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林耀華和許多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學者，在協助政府進行民族識別，制定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方面，奉獻了自己的才智。而改革開放以來，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後，費孝通關於鄉村工業發展的思路成為了全國各地發展的模式。和1949年之前相同，他們的研究分別在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上貢獻了民族學人類學的知識，從而確立了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在兩位先生的晚年，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都聚焦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上。林耀華對涼山彝族的發展始終抱著極深切的關懷，一再親歷或派遣學生回訪；費孝通則先後提出邊區發展的構想和小民族發展的問題。

　　如今，先賢已逝，但他們留下的未竟的事業，仍需要後輩努力。尤其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後，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少數民族的發展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問題，還涉及文化保護和傳承的問題。美國人類學家艾瑞克?沃爾夫說：「人類學是最科學的人文學科，也是最具有人性的科學。」在今天中國中東部得到發展的同時，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則成為難以迴避的課題。那麼，民族地區的發展應該遵循什麼準則呢？林耀華曾經的感慨似乎值得我們的反思。當其學生向其彙報涼山彝族的發展不足時，他沉吟半晌後答曰：「無求發展迅速，但求可持續。」

　　傳承：

　　文化多元與和諧社會

　　多樣性是生物界和人類社會共同的生存之道。生物多樣性是自然進化的前提和結果。社會多樣性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也是「人類精神創造無法抑制的表達」。社會多樣性對人類既有生存功能，又有審美價值。即使從純粹功利的角度看，多樣性也能通過減少對單一資源的依賴而降低競爭激烈程度，進而拓展全體人類生存的空間、發展的潛力及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文化多元是中國歷史的特點和傳統。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中，為文化多樣性的發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貢獻集中體現在新中國的民族識別的進程中，也體現在1949年之後台灣地區「中研院」的高山族研究中。

　　但如何認識和理解文化多元和中國的發展問題，以及如何處理文化多元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呢？對於前者，除了吳文藻的關於民族國家關係的論述外，在評價潘光旦關於開封猶太人的研究時，吳澤霖以「包容性」來描述中國文化的特性。晚年的費孝通就文化間的相處之道，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設想。而張海洋將兩個問題合起來討論，他認為：「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國人認同的源泉和立國之本。在舉世關注文化多樣性和邁向開放社會的今天，多元民族文化還是中國積累道德資源、凝聚軟實力、推動觀念更新和制度創新、化解能源和市場壓力、避開拉美陷阱、實現和平發展的社會資本。因此，它不僅是和諧社會理念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必要內容。」這些論述不僅澄清了中國文化多樣性特點，也給出了處理文化多元的基本原則。

　　顯然，這些論述均屬價值取向上的，而要真正在現實中得到實踐的話，則需要進一步完善民族政策，以真正使少數民族權益得到充分的維護，使少數民族文化得到充分的發展和延續。和諧社會理念的核心就是承認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具體來說，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在民族地區的發展上要盡量考慮當地民族文化的特點，不能推行「一刀切」的發展政策，要因地制宜地規劃民族地區的發展途徑。其次，在政策層面上，要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積極推行民族文化保護的政策；廣泛維護少數民族的權益，尤其維護在中東部地區活躍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權益。這都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不能忽略的層面。

　　對於民族學人類學家來說，群體多樣性則是國家制定政策法規以追求社會和諧的直接依據，因此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重點對象。重視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是學科發展早期重視思考與回應民族復興和國家構建問題取向的繼承，也是對經世致用學術取向的傳承。此外，這裡還存在著一個處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關係的學科傳統。林耀華曾經告誡自己的學生，民族學人類學家應該回報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他們養育了我們和我們的學術。生前十分關注涼山彝族發展的他，在遺囑中將自己省吃儉用節約出來的10萬元全部捐獻給了涼山大學。至此，如果說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理念是促進人類相互理解交流、和諧互惠和可持續發展的話，那麼他和彝族兄弟的互動則是和諧互惠的一個典型案例，也為未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學術實踐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

　　（作者：哈正利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