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與人性

（一） 通常認為，智慧是對事物的認識、辨析、判斷處理和發明創造的能力。字典上就是這樣說的。這種解釋，其合理的成分是建立了智慧與思維活動之間的聯繫。但認識、辨析、判斷處理的能力，還有正確與否之分。所以，這一定義不夠準確，而且未能揭示智慧對於人類的意義和價值。 智慧，應當是人們通過思維活動形成的，人與自然、與他人以及與自身和諧相處，從而能夠使人獲得幸福和快樂的能力。智慧的價值是什麼？智慧的價值在於使人類獲得幸福和快樂。而人要幸福快樂，就必須與自然、與他人以及與自身能夠和諧相處。這樣一種使人幸福快樂的能力，才是人們心目中真正的智慧，才是智慧的應有之義。 和諧，是審美的最高境界。儘管「和諧」一詞，象「小姐」一樣，這幾年被用濫了，但是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替代，本文權且沿用。 能夠很好地處理與自然的關係，當然堪稱是智慧。怎樣才算「很好地」處理與自然的關係呢？就是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狂妄地「征服」與「改造」的結果，就是招致自然的反抗和報復，最後受害、吃盡苦頭的還是人類自己。「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即馬克思的生產力）越強，可能造成的危害越大。「改天換地」的代價是植被遭毀，土地沙化，沙塵暴肆掠，水土流失，河水泛濫。短視的工業化又使環境受到污染，大好河山簡直成了垃圾場，大氣層受損，氣候變曖，整個人類岌岌可危。所以，「生產力」不是智慧的代名詞，它甚至是愚蠢的代名詞。只有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才稱得上是智慧。說到這裡，還沒有說明白究竟怎樣才是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與自然和諧相處，首先是思想意識上要尊重自然。另外，人類除了要摸准自然的「脾氣」免受自然的傷害，還要保護自然。然後，才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就是要把自然當做是人類的朋友。人類和自然同屬於宇宙大家庭的成員，理應「互敬互愛」，而不能「大人類主義」

。這樣自然也才會「心甘情願」地為人類合理利用。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更要提倡互敬互愛，因為這是該詞的本義。尤其不能人為地誇大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和矛盾。誇大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是人為地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比如，曾經的「戶口」政策，把人分為權利待遇截然不同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過一系列的不合理政策、法律，賦予部分人以特權，使不合理的等級特權制度化、合法化。這種「戶口政策」至今仍然還有很多保留。此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誇大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對立，把社會生產中的分工不同，說成是彼此對立、不可調和甚至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並煽動一部分人仇視另一部分人。這種觀點最後成為專*制統治者殘酷迫害他人或誘導民*眾相互殘殺的理論工具（西方社會也因此把馬教理解成恐怖主義的邪教，不無道理），為害極大！ 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就是除了自然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之外，要保障個體在社會權利上的自由、平等，提倡人與人之間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進行配合、協作，以達到互惠互利。既便是公平競爭，對弱者還要給予一定的保護，為其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這才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智慧。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還要重視有關的如何正確地認識、善待自身的智慧。為什麼有的人各方面的條件、狀況都不錯，卻感覺不到快樂。而有的人條件差得多卻能自得其樂。有些人對待他人，對待工作都很不錯，就是不能善待自己。這就涉及到與自身和諧相處的能力。如何使自己熱愛人生、熱愛生活，不能不說也是一種人生智慧。當然，這種智慧的形成，同樣也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的。 以上是智慧的三個方面。然而，智慧又從何而來？ 智慧是人腦的產物。過去說「實踐出真知」，是不確切的。實踐本身出不了智慧，重複性地簡單勞動不能產出智慧；實踐對於智慧的貢獻，充其量不過是為大腦的「生產加工」提供部分原材料而已。看上去有的實踐中「產生」了智慧，其實還是大腦工作的產物。穿著衣服、鞋子跑步，好象是衣服、鞋子在動，其實還是人在跑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我不明白，曾經的我們何以如此的愚蠢可笑!「批林批孔」那會兒，曾經嘲笑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試問，一個起早摸黑整天「實踐」的人，與一個不參加實踐而是認真觀察思考的人相比，究竟是哪一個人的智慧多呢？過去之所以要說是實踐出真知，我想還是出於政*治欺騙的需要，是為了貶低腦力勞動，打擊知識分子，最終達到顛倒是非，愚化民*眾的目的。 影響一個社會智慧水平的因素有哪些呢? 人分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民族,但到目前為止,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哪一個人種或民族，天生就特別聰明、特別優越。影響人們智慧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智慧的「創製環境」和「傳播環境」。智慧的創製環境是指某一社會到底是在鼓勵、保護人們思考，還是在抑制、打擊思考。比如，思想言論自由，就是政治、法律方面對獨立思考的鼓勵和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則主要側重於從經濟利益上對智慧創製者加以鼓勵和保護。智慧的傳播環境，就是通常所說的教育環境，是影響智慧的傳播、普及的速度、質量和範圍等方面的因素。 有的國家是實實在在的重視教育，而有的國家則不夠重視或者只是口頭重視而實際上不夠重視。智慧的創製環境、教育環境的好壞，又是由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的。因為，專*制社會，本質上是依靠欺騙和暴力來維繫其統治的，所以不需要智慧，甚至排斥真正的智慧，因而也不會真正地重視教育。對其而言，民*眾和官員越愚昧，越缺乏政治智慧，其統治則越牢固。因為，「會思想的奴隸就是最危險的奴隸」。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殺了四百多的書生,到GCD的「文革」害死成千上萬個知識分子,無不證明愚昧與專*制的血肉相聯，而智慧則是其天敵。哪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其重視的「教育」，也不過是影響其「物質財富生產」的教育，或者就是愚化教育、奴*化教育，不會重視體現真正智慧的人文思想教育。某些國家的領導層基本上都是理工科出身，也是有內在原因的。 （二） 人性就是人的屬性。其有先天的方面，即自然性的一面，也有後天的方面，即社會性的一面。人的情感和理性的基礎，是先天的，而其內容又必然地帶有社會的影響，因為人畢竟生存在社會之中。比如，人會思考，這取決於其先天的大腦功能，而其思想的內容，即思考些什麼，怎樣思考等等，又滲透著社會的因素。人的性格也一樣。本文的重點，側重於人與人之間的性格的不同點。如雪曾在另一文中認為,萬惡之源在於愚昧,萬善之源在於智慧。人分善惡，善惡是相對的，因而智慧與愚昧也是相對的。但是一個人的善惡，必定取決於其是愚昧還是智慧。 比如說，是否自私。如雪認為人都是自私的，其區別在於是合理自私還是極端自私。一個極端自私的人，往往害人害已。這樣的人能說是聰明或智慧嗎？而一個合理自私的人，於已有利，於人無害，能說他愚蠢嗎？再如，做事既穩重又果敢的人，必定是一個智慧之人；而優柔寡斷或草率武斷的人，必定是個稀里糊塗之人。因此，人的性格或者說整個人性，都是由一個人的智慧的多少、種類及其結構所決定的。具體到某一個人來說，如果其掌握的智慧多、種類齊全、結構合理，其人性就是相對完美的。反之，就是有缺陷的。 又比如說奴*性。奴性是甘於受命運擺布，甘於受他人奴役、剝削的性格，而且同時，也是心安理得地欺壓他人的性格。後一種情況，有人稱之為官性（或老爺性）。比如，有時我們稱某人老爺架子或官性十足。為什麼強調官性也是一種奴*性呢？是因為官性與奴才的奴*性在思想本質、心理基礎上都是一致的。都認為奴役、剝削是天經地義、合乎情理或無法改變的。兩者之間只是所處環境以及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有奴*性的人，當他沒有奴役、剝削他人的權力和能力，處於受欺壓的地位時，會甘於受他人欺壓，而且打心眼裡羨慕、崇拜欺壓者，覺得他們有能耐，多榮耀，有朝一日自己能夠如此該多好；所以，一旦鹹魚翻身，有了欺壓他人的權力和能力時，不僅會心安理得地欺壓他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奴隸翻身說來也真的不是什麼好事。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來說，「革命」就是不如改良。奴*性的兩種形式，還會同時表現在同一人身上，如有的人對人窮位卑者趾高氣揚、頤指氣使，而面對位高權重者，則又是一副奴顏婢膝的樣子。這不僅不足為奇，而且還是內在必然的。所以，與奴*性相對立的不是主性或官性，而是具有平等意識的公民性或自主性。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奴役他人的權力。人與人之間，只有基於平等自願基礎之上的契約才能要求他人做什麼。政府也是基於民眾的自願才能享有權力。這就是西方的「社會契約論」。 順便值得一提的是,管教小孩是不能打罵的。他今日被打罵,明日就會打罵別人。這就是打與挨打的統一。人的奴*性從何而來？奴*性是專*制的產物。專制就是以專橫無理的強*權和無知無恥的騙術控制人。強*權就是暴力或暴力威脅。專橫無理的強*權有來自國家的強*權，也有社會或家庭的強*權。所以，打罵小孩也是一種專*制，雖不是政*治專*制，但也是一種家庭專*制。專制*行為本身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這種教育養成奴*性人格。 打罵小孩怎麼會養成奴*性呢?為什麼不是培養反抗性呢?他們不是也會反抗嗎?某人不是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嗎」？ 其實，這種反抗只是類似於疼痛的本能反應,而不是對其無理性的深層反思。久而久之，小孩在潛意識中對打罵的方式就接受或默認了。所以長大了他們也打罵。我們當中又有多少人沒有受到過這種潛移默化的「國教」影響呢？就算我們這些大人，許多人不都認為「打是親罵是愛」，「棍棒底下出孝子」嗎？」許多強權、罪惡，正是以愛的名義而行的。所以，國人的奴*性，其實從小時候的家庭教育中就已經有所形成。奴*性人格的證明，還可見於歷史上的平民起義，得了天下以後當初的奴隸便和原來的統治者一樣，甚至變本加厲。奴*性最嚴重的就是「斯德哥爾摩症」，指的是在長期無望擺脫強暴之下的人，會產生對強暴者依賴和深愛的心理疾病。 馬克思說，人性是有階級性的，在階級社會人性取決於階級性，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其實，人一點也不取決於階級性，人的本質只受其智慧決定。雖然從外在表現來說，「被剝削階級」（這是他們的表述，未必確切）的人沒有欺壓他人，似乎人性要好，但多數人其實只是不具備欺壓他人的條件。就象有人說的「男人有錢就變壞」一樣

，其實不是有錢變壞，而是無錢沒條件壞。就內在的本性而言，「被剝削階級」的人與「剝削階級」的人相比，人性絕對好不到哪裡去。而人性較好的，卻是那些存在於各個不同階級中，其思想認識能夠超越於現行社會制度的人。 以上說的是在同一社會制度中的不同人性。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人性就更為不同。 專制社會，民眾長期受欺騙、壓制，必然缺少政*治智慧，導致愚昧、軟弱，從而普遍具有奴*性。魯迅、柏楊等人把奴*性認定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是因為中國專制統治的時間太長，奴性成了國人的普遍屬性而且渾然不覺。魯迅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做不了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柏楊稱中國人有「萬歲癖」，沒有萬歲喊就不自在；沒有菩薩要泥塑一個，沒有皇帝可以隨便捧一個，只要有地方叩頭跪拜，只要能喊萬歲就心安理得。 而自由社會，因為提倡言論自由，人*權得到保障，民*眾必定普遍具有政*治智慧，公民性也因此得以養成。 同樣的人種，在不同的國度，其人性也大為不同。比如，在美國的華人和在本土的華人，總體上看是大相逕庭的。專*制社會與自由社會相比，其民*眾的整體智慧水平肯定是相差懸殊的。專*制時間越長的國家，民眾越愚昧，人性就越有缺陷。總而言之，專*制導致愚昧，愚昧又惡化了人性。這一點說明了中國人的奴*性，並不是中國人的人種有問題。這也提示了中國的希望之所在。 如果是人種有問題，豈不成了絕望？ （三） 人的天性，是自由、平等的。真正講起來，沒有任何一個人是不愛自由、平等的。西方學者稱，自由是人的第一規定，是人的第一屬性。人是自由的在於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必然應該是自由的。奴*性則是受專*制統治的影響，人性被扭曲的產物，是人的病態。要使人從愚昧、奴*性和醜惡當中解脫出來，首要的根本的途徑，就是要消除專*制的國家政*治制度。否則，侈談重視教育，提高民眾素質，都是一句空話。費九牛二虎之力改變了一個人的奴性，卻又新冒出了十個奴性人格。因為政*治專*制是最大的專*制,覆蓋著整個社會。相對於個人是那樣的強大，大得簡直就是頭頂的天空，讓人無可逃避，因而其影響力也是難以抗拒的。政*治專*制是最大、最快的奴性人格繁殖體。 判定一國的政治制度是否專*制，不妨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進行判別，即這個國家的當權者是如何使用軍隊的。自由民主國家的軍隊，是用來抵禦外侮、維持和平或救災救難的，絕對不會用於對付手無寸鐵的國內民*眾。假如起來造反的人果真是少數壞人，其他的民*眾和警察就足以應對。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大兵來對付國內民*眾的和平抗*議時，這個政權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專*制獨*裁政權。 雖說政*治專*制與國民的奴*性是互為因果的，但是要改變現狀，只有從改變政*治制度著手，才能有所突破。一是因為，人性的改變過程較長，而政*治制度的改變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二是，專*制統治實質就是奴*化統治。政*治制度不變等於是在複製、強化固有的人性。因而，只有制度變革先行，才能改變民眾的積習。制度要發生變化，只需當政者的認識轉變即可。而國民性的轉化還有個慣性的作用。根據牛頓第一定律：「質量大的物體慣性大」，國民性的載體最龐大，所以其慣性也最大。

（物理學原理對分析社會現象一樣有用哦？）譬如，我明知熬夜的習慣不好，卻一時難以改過。而我知道某種東西有毒，我就絕對不會吃，因為前者已成習慣，後者不是習慣，只要認識了就行。當然，政*治制度改變了，並不等於萬事大吉，還要輔之以人性的教化，直到奴*性徹底轉化為正常的人性為止。只有這樣，制度才不致於逆轉。象有的國家那樣，自由、平等和人權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其社會制度還可能會發生反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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