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人以本來面目，擁有自由與美德｜米歇爾·鮑曼《道德的市場》

道德的市場

作者: 米歇爾·鮑曼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6

《道德的市場》從一個堅定捍衛自由主義思想的西方學者的角度，向人們闡述了自由的相對性和市場社會中美德的不可或缺，對現實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值得我們一讀。

《道德的市場》講述在從事本研究的工作過程中，特別需要感謝兩個人，即諾貝特·霍爾斯特教授和哈特穆特·克利姆特教授，他們為本研究工作的成功做出了超乎尋常的貢獻。後面書中使用的基本思想和看法均歸功於他們的著述及我在同他們多年的討論中所獲得的他們個人所給予我的啟發。在這個意義上，本研究也是一次將我們一致認同的理論綱領與思維方式進一步發展運用於某個特定命題的嘗試。但他們不僅作為作者和討論夥伴令我獲益匪淺，同時也花費了諸多心血用來閱讀本人以前的研究文稿，並指出了其中的錯誤、不精確、前後不一致及不足之處，許多錯誤與不足由此得以糾正。但最後由我從他們的寶貴指正中完成的東西，自然未再受到他們的影響。

論現代市場社會的自由價值與「道德的市場」

——《道德的市場》述評

by 肖君 馮興元

北京，2003年5月12日

綜觀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諸多哲學先驅的偉大發現曾經為世界文明譜寫下壯麗的篇章。由多位資產階級學者共同創立和發展起來的以維護私有制和民主平等為主要特點的自由主義思想，同馬克思主義一道，構成當代世界兩大思想體系，洛克、邊沁、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盧梭、大衛·休謨、萊辛、席勒、洪堡和康德，都是古典自由主義堅定的捍衛者。在同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中，自由主義不僅代表一種積極進步的思想潮流，更是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運動，並且以在歐美建立起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議會民主社會而一度大獲成功。但是，任何理論體系均有其適用性和局限性。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後，人們開始逐漸意識到它消極和保守的一面。20世紀初，由於受到來自左翼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及來自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雙重夾擊而陷入困境的自由主義開始反思。可以說福利國家理論的重要來源之一，便是現代自由主義者和國家干預主義者均深刻地意識到不可以再自由放任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無論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推行的凱恩斯主義的新政，還是當代形形色色的國家干預主義，包括實行國有化和政府所有制等，其目的都只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和道德哲學家一直在探討自由和道德之間的關係，大衛·休謨早在數百年前就曾指出：為別人提供服務，這無需他懷有真誠的善意。即使是壞人，為公益服務也符合他的利益。隨著經濟危機理論的出現，面對現實中產生的諸多問題，西方社會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也在不斷重新審視、修正、補充和完善其理論。被譽為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自由主義道德哲學家、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就指出，良好的社會不是簡單地依賴於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內追求私有制，相反，它應依賴於一套複雜的法律、道義傳統和行為規則的框架，這套框架的特點應該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理解和認同。即使自由主義者也承認並不存在絕對的自由，個人自由總要受到許多規則的限制。客觀地講，自由平等並非自由主義的專利主張，《共產黨宣言》中早已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實踐中，我們需要深入研究自由主義的來朧去脈，把握其規律性。19世紀曾經誕生了馬克思、費希特、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德國，在上個世紀又讓我們認識了哈貝馬斯等令世人耳熟能詳的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西方思想叢書》，繼介紹了米瑟斯、哈耶克和波普爾及其著作之後，又向我們推介了鮑曼教授這位同樣來自德語國家的學者，在我們這本名為《道德的市場》的書中，他將從一個堅決捍衛自由主義思想的西方學者的角度，向人們闡述自由的相對性和市場社會中美德的不可或缺。

米歇爾·鮑曼，哲學博士，1952年出生於德國。早年在法蘭克福大學攻讀社會學、哲學和法律，先後在美因茲、法蘭克福和杜塞爾多夫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自由法治社會的存在條件、市場社會中的道德、社會科學和倫理學等。著述頗豐，涉及道德問題的主要有《美德的市場》、《道德與利益》、《馬克斯·韋伯的法律與道德》、《論美德的經濟學》、《經濟人能夠成為有道之士嗎？》、《自由社會和可計劃的道德》、《道德的普適性和特殊性》、《作為社會規範和憲法規範的團結互助》、《倫理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合作創造美德的市場》及《自由與美德》等。

本書原文長達近700頁，旨在論證擁有高效經濟、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並由具有美德的公民組成的世俗社會秩序能夠同理性追求個人利益相吻合，並且利益導向和主觀效用最大化能夠促進該社會秩序。在法律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上，本書並沒有簡單地認同兩種主流看法中的任何一種，就是說它既不贊同將法律看作社會秩序的真正來源，也不認為社會秩序原則上不依賴於法律，而是將法律本身視為一種社會秩序，它不依賴於其可能發揮的作用與功能，是社會秩序的天然組成部分，任何一種法律秩序都有根本性的道德需求。在本書中，道德僅涉及法律秩序同自願遵守對此種法律的存在必不可少的規範之間的經驗主義關係的社會學問題，因而法治國家的法律秩序如何滿足其事實道德需求的問題也就成為一個如何使作為公共的善的國家的出現和維護成為可能的問題。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社會學角度的法律和法治國家」及第二部分「經濟世界中的法治國家」約佔1/3的篇幅，而點題的第三部分「美德的市場」則佔去全文2/3的篇幅。通篇結構嚴謹，一氣呵成，論及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規範的產生及適用、集體制裁權、主權在民、經濟人、社會人、政治人和現代人、偏好和處置、集體理性和個人理性、效用最大化、欺騙、道德立場和道德一致性及道德的市場與法治國家等內容，從多個方面論證了奉行市場經濟制度的法治國家中不僅存在著道德需求，而且也能滿足該需求。

鮑曼開宗名義地引用了詹姆士·麥迪遜的名句，指出「認為某種政府形式無須人民的道德即能確保自由或幸福的假設無異於一種幻想」。作者引用了諸多自由主義大家的名言，藉以說明自古以來自由主義者即對自由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著不懈的求證。亞當·斯密認為必須用「道德情感」對人與生俱來的對個人私利的追求加以限制，以防市場的奇蹟變成市場暴君，克服看不見的手的盲目性。古典經濟學派最偉大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現之一是發現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方式，也即理性遵循私人利益可以有利於共同利益的奇蹟，即使沒有行為人對後者的著意追求。不過，除了無償地確保個人惡習與公共利益之間和諧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之外，還出現了導致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之間鴻溝的那道看不見的牆。

古典學派的一個後果嚴重的錯誤估計是，市場經濟發揮作用所必須的道德行為的最低程度是一種永恆的免費品，是一種永不枯竭的自然源泉。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實存在的西方自由社會賴以生存的是別人的資本，即前資本主義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的道德遺產尤其是宗教遺產，只是這份遺產已被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消耗殆盡。因此，解決問題的途徑也只能是用道德重塑社會。如果一種宗教信仰出於對受到形而上學懲罰的恐懼或基於對同類獎勵的希望而鼓勵人遵守道德規範，它便確能降低確立某種社會秩序的費用。然而，自由主義針對封建主義展開的鬥爭旨在「去掉世界的魔力」（韋伯語）和「毀滅世界觀」（熊彼特語），因此，試圖用意識形態、世界觀、教條主義或者社會機構有針對性地干預從而有計劃地改善道德的行為都是與自由主義原則格格不入的，道德說教是徒勞的。在尋求解決現代社會的弊端時，必須時刻牢記物質實利主義一元論、政權歸還世俗世界主義及務實地接受現世世界意義上的思想自由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特徵。認為啟蒙了的世俗性、經濟富裕、政治自由和道德之間存在和諧純屬烏托邦的那些人認為，人的本性只要打上了自愛和追逐個人利益的烙印，它便是美德之敵，便需要通過世界觀、意識形態和宗教予以克服和遏制。對此，鮑曼指出，必須擺脫任何意識形態和宗教上的樊籬，摒棄對人的天性施加反方向影響，將人改造成一種社會性動物，而應該還人以本來的面目，並以此為出發點對人善加引導。

進入現代社會後，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更是不得不直面首先是來自現代社群主義者的詰難和本陣營內部的批評，前者從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角度抨擊自由主義，而後者則認為力量的自由發揮不可能解決其自身引發的問題。社群主義將資本主義市場視為經濟、政治及道德弊端的根源，認為自由社會忽視了人參與社會關係的根本需求，導致道德異化和道德虛無主義，並趨向於動搖自由根基本身。他們對往昔的美好時光懷戀不已，認為封閉性社會中存在的社會與自然樊籬及人被鎖定在互不往來、規模有限的群體中乃道德存在的基礎與前提，譴責現代自由社會缺乏道德生產力，認為一個群體關聯和價值體系在其中遭到持續腐蝕的社會，一個與過分強調主體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個人主義、匿名性和靈活性居主導地位的社會，破壞了文明美德的基礎及有序公正社會必不可缺的公民的集體精神。他們認定道德墮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結果，斷言自由社會縱使不導致經濟崩潰也將引向一場道德與政治危機。當前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辯論是在關於人與自我的哲學理論、道德哲學中實利主義與契約論觀點間的爭執、純倫理學中非實體論與目的論觀點間的爭論以及社會學中個人主義與整體論綱領之間的選擇的背景下展開的。在自由主義陣營內部，馬克斯·韋伯也將個人道德的毀滅和摧毀自由的國家官僚主義的蔓延視作資本主義市場無法擺脫的後果，熊彼特則認為經濟上大獲成功的資本主義終將因為缺少意識形態和精神上的支持而無法生存下去。

針對上述批評，鮑曼指出，現代社群主義片面地極端悲觀地用過於簡單的色彩勾畫著一幅自由社會必將滅亡的陳舊圖像。他認為，現代市場社會要求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需求」。這種道德是一種普遍道德，不是一種僅僅在某些團體內部起作用的特殊性道德。恰恰是在那個被社群主義者所推崇的封閉性社會中，沒有理由要求人們具備除了其他群體成員利益之外還顧及外人利益的道德，而特殊性道德無法滿足現代規模社會生活條件下的普遍道德需求，群體神話所展示的只是海市蜃樓。鮑曼指出，為了維持自由社會的穩定存在，其成員顯現一定程度的非自利和道德的行為具有決定性意義。不總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能將那些僅僅追逐個人利益的行為方式可靠地轉變為普遍的公共福祉。沒有那些自願履行政治、法律和道德義務並為實現及維護公共利益作出一份公平的貢獻的個人，一種符合普通公民利益的社會秩序便不能穩定存在，而原則上為實現個人利益提供了空間的自由社會秩序就更無從談起。

與社群主義的觀點相反，鮑曼指出，被社群主義所唾棄的現代市場社會所具有的大規模、流動性和匿名性等特徵卻是培養普遍道德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個體之間固定的個人紐帶不消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由務實性所決定，人不能流動也無法自行選擇其居住地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產生存在著對擁有道德認同的品德高尚之人的需求的「道德市場」(Markt der Tugend)。

自由社會道德生產率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因為如果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在經濟與政治領域的鴻溝妨礙了個人利益與同胞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的一致，那麼這裡也就出現了根本性的道德需求，但該需求也將無法在一個以個人利益為導向的社會中得到滿足。根據所有這一切，一個社會如果在現代生活關係的條件下對追求個人利益原則上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鼓勵人始終只追求表現為集體之惡的個人利益，無疑將摧毀任何一個社會的基礎，從而也將摧毀其自己的基礎。所幸這隻看不見的手也只有在作為有機體的一部分時才能發揮作用，而這個有機體還有另外的器官，例如根據有意識的計划進行工作的大腦，還有一個至少在一定條件下能夠戰勝自私自利的道德感官。當然，誠如哈耶克所言，社會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比作為有機體。比如只有一類社會更接近於有機體，那就是等級社會，在其中每一個人的地位是固定不變的。

鮑曼把「供給」現代市場社會的道德的任務交給了「有行為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即「現代人」 （home sapiens）。他們就是現代市場社會所需要的「道德人士」。我們可以稱之為道德或美德的供給者。只有當規範約束戰略較結合個案情況以後果為導向的戰略能夠更好地實現有行為傾向之效用最大化者的主觀效用時，他們才會服從規範約束。在不懈追求自己利益這方面，有行為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原則上絕不比經濟人遜色。有行為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還可以調整自己的個人「性格」以使自己從中獲得最大的益處。他們在一定條件下培養固定的行為傾向（Disposition），使自己在行為中不僅追求個人利益而且促進其它個體的福祉或群體的共同福祉，對他們來說可能是符合理性的。因此，有行為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屬於道德人士。如果現代人在行為中遵循「道德」和「美德」，他就可以放棄衝動、世界觀、意識形態和信仰。

在鮑曼的分析框架內，建立在至少是部分員工的自願合作及貢獻態度基礎上的組織統稱為「合作性企業」(kooperative Unternehmen)，或簡稱「企業」。現代人是合作性企業的良好誠信的夥伴，也是希望看到其成員無保留地為公共事業做貢獻的共同體的有益成員。但他也不會忽視自己的利益。他總地說來是按從長遠看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方式行事。在他看來，共同的事業應同自己的事業相結合，個人利益則應成為他為之作貢獻的整體利益的組成部分。因此，現代人不會採取狹隘、短視的自私行為，但也深知，如果他徹底放棄維護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目的的話，則這個世界不可能給他補償。在這一倫理學中沒有聖賢和英雄的位置，但也沒有狂熱者和熱衷政治的人的位置。

鮑曼認為，「看不見的手」的有效性也取決於一種專門的市場制度的存在，以便讓這隻手施展其充滿福祉的效力。道德規範的興趣者不會滿足於在其生活的社會裡只存在少數幾個上述意義上的合作性企業。他所希望的社會規範秩序的穩定生效更多取決於社會中存在著足夠的道德人士。只有當合作性企業在社會中形成足夠大的道德市場，在該市場中存在著對適合成為合作性企業的夥伴和員工的美德之人的有效需求時，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只有這一道德市場穩定存在，由道德完整人士組成的供給方才將不僅能使合作性企業保持運轉，而且能向作為整體的社會"輸送"這種「道德」或「美德」產品。只有到這時候，規範興趣者才有理由可以期望，為數眾多的自己的同類會有根據其行為傾向接受社會規範的約束，他自己才可以期望個人和集體產品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論述中，鮑曼提出，道德市場有效運行的必要前提是，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企業家追求合作性戰略（即合作博弈戰略），從而產生對道德人士的強大需求。若要滿足這一必要前提，又需要滿足如下三大條件：第一，必須有一個擁有結盟和結社自由的開放社會的存在，給合作性企業戰略帶來良好的贏利前景；第二，必須存在中立化的權力關係，使強勢群體和企業不能壓迫弱勢成員；第三，需要一個有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的存在，大大提高採取隱蔽違背規範行為的風險水平。

鮑曼堅持認為，自由社會中市場的奇蹟導致財富的出現，並促使個人在追求其利益的同時按照總體上來說對社會最為有利的方式使用其資源。統治者關注經濟良性運行及市民階級的權力因素使得政治統治節制有度，溫和強制使道德和美德得到弘揚，作為市場參與者的個人被教育成可信賴的公平夥伴，因此需要有意識地對道德和世界觀重新進行武裝，有計劃地生產和推廣道德，讓啟蒙的人在理性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為一種經濟富庶與政治及個人道德同步而行的社會秩序做出貢獻。假如自由社會中存在著開放社會中有效確保公民的合作及結盟自由免遭任意行使權力干擾的關係，那麼行之有效的道德市場的必要前提也就得到了滿足，從而產生對道德高尚的合作夥伴的穩定需求。道德市場將通過其看不見的手造就在其行為中遵循關聯人際尊重和社會公平原則的有德之士，這些人樂於為社會秩序存在所必須的公共品做出貢獻。鮑曼指出，社群主義者指責自由市場社會所謂的道德赤字失之偏頗，美德是自由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粘合劑，在一個存在匿名關係和殘缺社會網路的經濟市場，即使從純功利角度出發，對個人來說，擁有道德和高尚的人品總地說來也可能比總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帶來更大的益處，因此，培養美德和個人品德也將符合理性。即使在一個充滿了理性追求個人私利的人的開放社會中，自由主義理想的本質也未受到觸動，因為個人行為方式和行為傾向的基礎仍然是主體功利的理性考慮，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只要該社會確保公民的合作自由、中立化的權力關係和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就同樣能夠形成美德的市場。如果所有公民的行為都僅以私利為導向，擁有民主、法治國家和自由秩序的社會就不可能生存，事實上，現代法治國家得以存在和發展，正是因為已經存在足夠數量的有德之士。如果道德和美德不想在這個世界上銷聲匿跡，它們從長期來看就必須是值得的，人類憑藉自己的智慧可以認識到這一點。如果自由市場社會產生了法治國家，便足以證明社群主義者對它妄下的必然走向道德墮落的結論不符合邏輯，也足以證明這個社會中存在的所謂道德赤字並非過大。在這個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性越來越高的社會中，人們學會了為他人服務，而不必真正對他懷有友好的情感，預見服務將得到回報，藉此維繫一種涉及我和其他人的互助機制。追求自我利益和以個人幸福為導向即使在參與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和並非有此善意時也能夠帶來極為有利的後果，這一划時代的發現大大加強了對人的天性同社會合作的要求之間存在可調和性的希望。個人惡習如此妙不可言地轉變為公共福祉，道德行為恰恰要求對利己進行限制，因為人始終需要相互依賴，這會自動平衡道德的美好行為與出於自我利益的行為，人們於是以道德的方式遵從著各自獲利的驅動力，溫和、正直、可靠、誠信和願於做出妥協便成為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必不可缺的美德。由此可以看出，市場經濟是經濟富裕和美德的源泉。唯有在已經存在義務感、可靠性和誠信時，才能促成相互之間原本漠不關心的人們在市場上的非人格化的情形中進行有益的交換。如果把市場視作或多或少孤立的個人之間進行交易的定序，它便無法生產出道德和美德，而是本身依賴於此。經濟如果沒有最低限度的善意和集體精神，將運作得非常糟糕，名譽、誠實、可信性重新被視作確保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而非其結果。

鑒於當代西方社會的結構與制度在過大的程度上提倡物質實利主義和自私自利，它是否需要根本的政治、社會和道德改革呢？對此，作者指出，自由社會創造了法治和憲法國家並使其得以穩定存在，此乃一種公共的善。近年來的最新發展表明，法治國家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個人自由較之資本主義生產效率在更大程度上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變革的驅動力量。法治國家不僅是一種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善，它還具有極為穩定的特點並且產生出令人驚訝的抵抗與傳播能力，是以利益為導向的世俗社會的天然產品，其存在表明利益導向社會在政治上具有優勢。經濟世界中的法治國家本身也決定性地依賴於有足夠多的社會成員在沒有強制威脅時也自願履行自己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義務並公平參與共同利益的實現，這特別適用於國家法律機構管理者。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足夠的個人道德潛力，那麼法治國家的穩定存在是難以想像的。鮑曼認為存在著這樣一種社會秩序，受到啟蒙並進行務實思考的人在享有個人自由的情況下在其中追求各自的目標和利益，並共同為社會關係做著貢獻，而這種社會關係無論從經濟效率的角度還是從政治與個人道德的立場看都是值得歡迎的。藉助作為利益導向行為的擴展模型的有行為傾向效用最大化者行為模型就容易理解，獲得道德素質並願意為維護和確保公共產品做出自己的貢獻也符合個人自身的長遠利益。自由市場與自由結社是自由社會的特徵，該社會對結社自由的保護和促進對其道德生產力具有決定性作用，將有助於形成一個道德市場，該市場將出現對於具有美德的合作夥伴的穩定需求，而如果存在這樣一個道德市場，它便能通過看不見的手確保法治國家社會總體所需程度上的符合道德的行為和美德。自由主義的批判者將道德市場未得到保障和利益導向社會完全可能導致放任自私自利及追逐利益時的肆無忌憚無一例外地歸咎於這個社會。對此，鮑曼認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雖然可能在道德上失敗，但道德市場成功運行所必需的基礎之中恰恰包括那些現代工業社會所特有的條件：大量成員、匿名性務實關係、社會群體之間的流動以及所有參與者之間的高度靈活性。因此，鮑曼通過他的研究表明，恰恰是現代法治社會的框架條件構成了從經驗論上奠定一種兼顧社會全體成員利益的普遍道德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它們因而也構成了思想啟蒙、政治自由和經濟富裕在其中均能存在的一種社會秩序不可缺少的前提。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現已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2002年秋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和堅持「三個代表」，其中就指出要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社會科學領域，當代中國已不再對其它思想潮流諱莫如深，而是以自信開放的態度博採眾家之長，廣泛汲取人類共同的思想文化寶庫中一切能夠為我所用的精華，以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在各種思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中成為一個主動的參與者，讓其間擦出的火花照亮我們共同的美好未來。眾所周知，沒有理論指導的行動是盲目的，而無法具體到實際行動中的理論則是抽象與脫離實際的，兩者相輔相承，缺一不可。鮑曼是當代西方社會一位堅定擁護自由主義思想理念的學者，較之自由主義理論的先驅者，他的論述更具時代性，對現實生活更有借鑒性。在《美德的市場》一書中，他經過客觀、科學、翔實而縝密的推理與分析，得出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基本的道德需求並且也能夠滿足這種需求的結論，這對於正在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說也具有某些啟迪。市場經濟具有共性，儘管其具體形式可能千差萬別，在這條道路上起步不久的中國應當能夠從已經擁有數百年市場經濟經驗的西方各國學習到某些東西，因為自由主義作為其重要的理論基礎能夠反映和總結出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性規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已經並依然在進行著大量艱苦細緻的研究工作，西方學者的有關論述對他們的探索無疑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針對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過度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利己主義等思想傾向，鮑曼提出的通過尊重遊戲規則和服從公平規範而達到共贏的觀點值得我們詳細研究。

此外，鮑曼在論述中基於效用導向和規範約束的行為創建一種新的行為模型，即「有行為傾向效用最大化者行為模型」，即「現代人行為模型」，打破了此前的經濟人行為模型、社會人模型和政治人行為模型的局限性。這是對社會科學的一種難得的貢獻。根據經濟人行為模型，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作為追求自利和個人效用最大化者，具有追求自利和個人最大化的目的理性。而根據社會人行為模型，社會人(homo sociologicus)以價值為取向，具有價值理性。社會人是將價值和規範「內化」、超越個人利益從而服從社會秩序要求的人。在鮑曼所指的政治人行為模型中，政治人(homo politicus)是有道德責任感的、遵從責任倫理的、後果導向的政治家。政治家必須面對新的難題和變化的組合，他不能按格式進行選擇，而必須對可能性及可預期的後果進行仔細的權衡。如果說社會人代表了有道德行為者的「日常行為版本」，而政治人則相當於在綜合難題前承擔非常選擇責任的人士。但是，價值取向的行為並不必然導致規範約束，規範約束也不必以理念價值為行為動機。現代人行為模型在重要的方面有別於經濟人，且不會朝社會人或政治人方向靠得太近。現代人行為模型中的「現代人」把主觀效用行為動機同接受規範約束的選擇規則結合起來。理性的個人之所以接受規範的約束，也是為了獲致儘可能大的主觀效用。而多數經濟學家，過去只設想這樣一種效用最大化的理想行為，即個人在每一特定情形下試圖重新通過對所有可能性進行後果導向的權衡達到主觀效用最大化---在其中，規範約束似乎淪為次優的選擇，因為行為者似乎難以斷定一種從一開始就以某種特定的行為方式行事會達致效用最大化的結果。鮑曼的現代人行為模型是對經濟人行為模型的重大修正和擴展，這無疑是經濟學界的一大福音。若非藉助翻譯手段，這一福音實難波及到德語世界之外。

關於本書作者

米歇爾·鮑曼，哲學博士，1952年出生於德國。早年在法蘭克福大學攻讀社會學、哲學和法律，先後在美因茲、法蘭克福和杜塞爾多夫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自由法治社會的存在條件、市場社會中的道德、社會科學和倫理學等。著述頗豐，涉及道德問題的主要有《美德的市場》、《道德與利益》、《馬克斯·韋伯的法律與道德》、《論美德的經濟學》、《經濟人能夠成為有道之士嗎？》、《自由社會和可計劃的道德》、《道德的普適性和特殊性》、《作為社會規範和憲法規範的團結互助》、《倫理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合作創造美德的市場》及《自由與美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