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第9頁）

中國社會主義存在深刻的教訓，但這種教訓不是因為它實現了平等，而是因為它的平等目標沒有能夠真正實現。換言之，應該批評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在平等方面獲得的成就，而是它在這一過程中造成的新的等級制和身份論，並探討平等訴求與其他訴求之間的複雜關係。分析革命的產生條件並不等同於呼喚革命，對於社會平等的訴求並不等同於革命的訴求。在這個意義上，核心的問題是：通過對於革命得以產生的具體條件的探討，思考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社會的可能性及其歷史條件。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簡單地否定平等的價值和社會實踐，而是：為什麼一個以平等為目標的社會運動自身也產生出新的等級制？它的歷史的機制是什麼？只要對於殖民主義時代以來中國和世界所經歷的殘酷歷史經驗有所了解，只要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具有的那種解放作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以冷戰的意識形態看待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就不會對於這一運動的失敗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也不會一邊譴責社會主義的歷史，另一邊卻對殖民主義時代的戰爭、屠殺、種族清洗和各種暴行輕易地忘卻，更不會放棄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歷史與這一過程之間的關係進行認真的觀察。

　　 在給文集《死火重溫》所寫的序言中，我曾經將有關「新自由主義」論戰的焦點歸結為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它既包括國內的平等，也包括國際的平等，既包括經濟關係的平等，也包括其它社會關係（如性別關係，民族關係，政治關係，城鄉關係、自然與人的關係等等）的平等。這就是為什麼有關女性主義、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亞洲問題、生態問題、發展問題的各種討論都可以視為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廣泛批評。正是基於這一觀察，我把批判的知識群體視為一個範圍廣泛、內部差異極大、討論範圍也不盡一致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而不僅僅是經濟學或政治學的討論。批判的思想群體的共同特點是致力於揭示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揭示知識分子群體所習慣的思想方式和觀念與這個不平等的發展進程的內在的關係，把民主的政治訴求擴展到經濟和其它社會領域，尋找更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變革道路。我在這裡所指的平等不是理論上的先驗設定，而是針對一種歷史關係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等級結構的批評，也是對於國家和某些利益群體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批評。如果說對平等的訴求包含著極為複雜的社會因素，那麼，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來看，當今中國的左與右的根本分歧還是在於民主問題。批判的知識分子強調市場和市民社會的運動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離開特定的政治結構，從而社會變革的任務是創造一種民主參與的機制，而新右翼則在理論上強調市場和市民社會的自我運動，強調這兩個領域的非政治性，從而將自由訴求放置在民主訴求之上。在我看來，問題的核心在於必須賦予政治自由以實質性的內容，而不是拋棄政治自由的基本訴求。在當代語境中，以自由反對民主、以個人權利批判平等不能簡單地視為對於自由主義理論問題的探討，它與正在進行的不平等的市場擴張過程（少數人自由地和合法地剝奪社會財產的過程）密切相關：這一過程是政治的，還是非政治的？如果把政治自由僅僅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或者，認為政治改革僅僅是為了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不去關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不去考慮政治、經濟領域的新的發展與其它各種社會領域的關係，那麼，這實際上是說經濟和其它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自我調節。在這樣的視野中，一九八0年代以降的眾多理論和實踐問題也就無從著手討論了。

　　 從一九八九年之後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到一九九七年之後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中國大陸知識界對於當代現實的理解明顯地深化了。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知識分子的思考是從對於激進的社會運動的反思開始的，又由於這一反思在若干情況下分享了保守主義的和「新自由主義」的一些前提，從而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互動關係在理論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工人、農民、婦女和其它社會群體的利益問題在各種知識討論中逐漸浮現，但這些社會群體的自我保護運動及其與制度改革的關係並沒有在理論上得到說明。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改革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分工的專門化過程，也是社會階層的重新分化過程。作為一個改革時代的獲利階層，知識分子逐漸被完整地組織在與國家、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商業活動、高技術領域、媒體等行業的內在關聯之中，這一階層與工人和農民階級的歷史聯繫似乎已經完全斷絕。它關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的落實，但沒有能夠將這一訴求與其它社會階層爭取生存和發展權利的訴求密切地關聯起來。即使是那些關心社會保護運動的批判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建立理論實踐、制度創新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我認為，正是由於這一點，有關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有關建立普遍參與的經濟和政治架構的思考，就仍然停留在較為抽象的階段，而當代的社會矛盾已經達到了相當尖銳化的程度。我在這裡提及這一點，絕不是否定理論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無條件地支持社會運動（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運動本身包含了及其複雜的成份和取向），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由於沒有能夠將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關係理論化，從而也就使得我們看不到銜接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繫的真正契機，建立不了對於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的歷史理解，找不到通過民主進程避免社會分化和解體的真正道路。[69]

　　

3. 為什麼從現代性問題出發

　　

　　 在一九九O年代中國大陸的語境中，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與對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是一種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論一樣，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也不是一種系統的理論批評，而是通過重新思考現代性問題而逐漸展開的。現代性是一個廣泛、複雜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麼，為什麼反思會從這一抽象的理論概念出發呢？在理解這一問題時，我以為需要考慮如下幾點：

　　 第一，一九八O年代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思是在傳統/現代的二元論中展開的，從而它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批判無法延伸到對於改革過程及其奉為楷模的西方現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對於社會主義的批判變成了對於後冷戰時代的自我確證。在反思現代性的視野內，社會主義及其危機被理解為現代性危機的一個部分，當代進程並不能自外於我們的反思和批評。因此，恰好是在現代性問題的視野中，社會主義與當代危機之間的密切聯繫才得以呈現出來。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反抗運動，也是一種通過建國運動和工業化過程而展開的現代化運動，它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都密切地聯繫著現代化過程本身。對於這一運動的平等和自由的訴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級制的過程的探討，離不開對於現代化過程（建國運動與工業化）的再思考。儘管我們以否定這一運動作為當代現代化歷史（「新時期」）的開端，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仍然置身於同一歷史進程之中。因此，我們無法一邊批判和拒絕社會主義歷史，另一邊卻將這一批判和拒絕當作對於當代現代化進程的自我確證。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思考是在中國/西方的二元論中展開的，從而它對中國問題的批判無法延伸到對於殖民主義歷史和啟蒙運動所提供的那些知識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對於中國傳統的批判變成了對於西方現代性模式和現代歷史的自我確證。在反思現代性的視野內，中國現代問題被理解為現代性危機的一個部分，歐洲資本主義及其在全球擴展的歷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為衡量中國的準則，而且也必須成為反思和批評的對象。因此，恰好是在現代性問題的視野中，中國問題與歷史資本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繫才得以呈現出來，中國的歷史遺產和現代經驗及其當代意義也才能獲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現代性的反思不僅是一個批判性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重新發掘歷史的意義和新的可能性的過程。

　　 第三，在上述意義上，對現代性的反思不是對於現代經驗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種解放運動，一種從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決定論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來的運動，一種從各種各樣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來的運動，一種把中國和其它社會的歷史經驗作為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源泉的努力。從知識的角度看，對現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對各種各樣的理論模式的反思，並要求將實質性的歷史過程作為歷史理解的對象。例如，十九世紀以來，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研究資本和市場的運動而建構了許多理論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論證價格體系、自由貿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則。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些理論不僅為殖民主義提供了理論的根據，而且也為其它地區的現代化運動提供了範本。但是，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論的和目的論的敘述，而不是真實的歷史關係，所謂市場主義的論述掩蓋的恰恰是反市場的歷史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首先是一種歷史批評，一種從實質性的歷史過程出發批判現代化敘事的過程。

　　 第四，現代性問題的提出意味著對於現代化理論的一種批判，對於現代化模式的一種較為複雜的思考，對於晚清以降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努力的一種反思態度（絕不是簡單的否定態度）。如果沒有這一理論的視野，當代中國知識界就無法在理論上對於發展主義、民族主義等問題作出更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識分子對於發展主義的尖銳批評為例，他們在中國和全球範圍內展示出這一發展主義邏輯內含的強權、暴力和反民主的實質，並把對生態、環境、發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與在當代條件下探討更為廣泛的民主聯繫起來。發展問題不是孤立的經濟問題，也不是孤立的社會問題，而是必須在具體社會和全球範圍內同時展開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現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與一種全球主義的視野存在內在的關係，而絕不會囿限在民族國家的總體論框架之中。在這一廣泛的視野內，對民族主義及民族自決權、民主化、市場關係、發展、個人權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須被置於一種廣泛的關係網路和歷史脈絡中才能充分地呈現出來，對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將連帶著對於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認為，在當代條件下，沒有這樣一種廣泛的視野，就無法呈現問題的複雜性和相關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種中心主義而毫無自知。

　　 現代性問題在這裡構成了討論的出發點，它必將展開為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討論，而這些討論本身同時成為對於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問題的具體性和歷史性本身對這一概念的含混性產生質疑，並將之作為反思的對象之一。一旦問題在一個更為具體也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展開，這一視野本身的解放作用也就終結了，我們將面對更為廣闊的歷史本身。當歷史的具體性和複雜性終於從目的論的、決定論的和冷戰時代的歷史偏見中解放出來的時刻，這一概念的意義也就消失了。這是我的期待：一種超越形式主義的理論而展開實質的歷史關係的期待，一種超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的期待，一種跨越各種各樣的偏見的期待。但正如我對歷史的態度一樣，我對理論、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從來沒有懷舊的和浪漫化的態度。歷史、經驗和知識是我們不斷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們難以逾越的限度。

　　 這就是我們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2000年5月初稿於西雅圖

　　 2000年8月改定於北京

　　

[1]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綱領，而且還經常是一種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現的政治綱領，它的話語形式包裹在「經濟」的範疇－－如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優先、利潤最大化、反對國家干預、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經濟秩序的中介組織的功能，等等－－之內。用一位學者的話說，它「在一個有各種強力關係構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強力者一邊」，「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集體結構提出質疑。這些集體結構包括：民族國家、工作團體、捍衛工人權利的集體組織、工會、協會和合作機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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