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過時的只有人道主義 | 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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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

  文|鄢烈山

  雜文家、魯迅文學獎得主

  2100餘字,閱讀約需3分鐘

這些打工詩人在苦役般的勞作之餘寫詩,並非要控訴誰。我同意打工詩人唐欣的表白:他們是把詩歌「當成一種形而上的(對命運的)抗爭,一種自由的象徵,一種對困境的精神跨越和救贖,一種解放。」事實上,不論是導演秦曉宇選編《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還是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策劃這部非虛構電影,都只是要讓人們看到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經濟騰飛輝煌成就的另一面,關心底層勞動者的命運,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還是唐欣說得好:「要把工人的命運視為中國人民的共同命運。」

地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何況命運、境遇和秉賦千差萬別的人?若只「將心比心」,有時很難理解別人的情境和選擇。我們雜文界的朋友至今都想不通著名雜文家、求是雜誌社副總編、56歲的朱鐵志先生,去年6月為何會毅然棄世。許立志為什麼一定要自殺呢?24歲的青春年華,還有很多選擇,哪怕到餐館端盤子、當快遞小哥,也不至於非得死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呀?

其實,影片中6個打工詩人,來自廣東揭東縣的許立志,家境是最好的。父親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還有一個哥哥許鴻志,看上去也健康強壯可以贍養父母。而事實上,不說詩集里那些打工詩人,有不少熬出了頭,就是影片中引用詩作的杏黃天、謝湘南等人,後來也衝出了社會最底層。「謝湘南」這個名字好眼熟,一打聽果然是我的同行、《南方都市報》的記者,2003年進報社,在深圳記者站。事實上,我們「廣東鄢氏宗親會」的數百小老闆,全是外地來的,從打工者干起。我們「廣東(湖北)仙桃商會」的企業主,也有不少是打工出身;其中王巨明先生15歲到虎門製鞋廠做學徒,現在自己有一家規模不小的現代化製鞋公司。

如果說打工群體里少數人生存狀態的改變說明不了什麼,那麼就總體環境而言,中國社會這三十多年也還是有不少進步的,雖然艱難緩慢、令不少人失望和等不及。你看,年紀大些的打工詩人們痛心疾首寫到的「暫住證」、「收容遣送站」、「篩砂子」,在「90後」許立志們的詩里沒了蹤影;你看,限定農民工身份的該死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除了在「帝都」、「魔都」等極少數特大城市,其消除已是指日可待;你看,全覆蓋的城鄉群眾醫保體系從無到有……

我這樣的說,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思維和心態:

  「

  既要正視社會現實灰暗的一面,像《我的詩篇》一樣關注掙扎在社會底層同胞慘淡的處境,為增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吶喊;又不要走極端,鼓吹仇富反智的民粹主義,尤其要警惕反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煽動階級仇恨的極左思想。

同樣是關注底層人的苦難,我們「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前三十年」,文藝作品裡浸淫、灌輸的是「階級仇恨」。你聽,這些「革命樣板戲」唱詞:「 見仇人烈火燒。我恨!我恨! 恨不得踏平奶奶廟。我要,我要,把你撕成千萬條。」(舞劇《白毛女》)「雷電哪,你為什麼不化作利劍,劈開椰林寨?五指山,你為什麼不把五指握成拳,打死南霸天!打死南霸天!」(京劇《紅色娘子軍》)「要報仇,要雪恨,要奪回碼頭把家當!」(京劇《海港》)……全是咬牙切齒詛咒,滿腔怒火復仇。殺氣騰騰的這一頁在中國似乎已經翻過,「以階級鬥爭為綱」變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消滅私有制」為「三個代表」所取代。可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遺毒,遠未肅清。

  

我最近在旅途用iPad補看了幾部世界名片。一是據狄更斯小說 拍的《霧都孤兒》,二是卓別林的默片《摩登時代》,三是2012年紀念雨果誕辰210周年暨《悲慘世界》出版150周年之際拍攝的音樂劇《悲慘世界》。狄更斯、卓別林都當過童工,都有底層生活的凄慘經歷。《霧都孤兒》反映的是英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霸主的維多利亞時代底層貧民的生活;《摩登時代》表現的是上世紀3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電機時代,流水線上工人的「異化」和底層窮人的苦難;《悲慘世界》展現的主要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前底層貧民的不幸,揭示當時社會的三個迫切問題,即「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顯然,他們都是關心弱勢群體的偉大作家,卓別林甚至一度被美國的麥卡錫分子當作共產黨人監控和討伐。

然而,這三部經典作品裡的人物有善惡之分,因人而異,卻非以階級地位劃線。統治者、上層社會裡,有仁者有惡棍;被奴役者、底層群體里,有良人有惡賊。判為侄兒偷一隻麵包充饑的冉阿讓苦役的固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官府,逼得芳婷失業而墮入風塵的卻是那些「維護道德風化」的女工群眾。狄更斯說他希望「從同情的視角讓富人認識窮人」,所以他不去謳歌「日不落帝國」的崛起,偏要寫窮苦人的「艱難時世」。儘管如此,「富人和窮人都為狄更斯而瘋狂。」他刻畫貧苦大眾面對的不幸與失望,卻「希望,直到我死去,都要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快樂、儘可能地明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譯本《大人物的世界史》「狄更斯」條)卓別林的喜劇片,讓人哭讓人笑,更是不忘給人以生活的希望。

這些偉大作家無意煽動仇恨和暴亂;他們是出於對弱者的悲憫、對奴役的憎惡,理解和同情被壓迫者及其反抗。狄更斯、雨果之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卓別林之於工會運動的立場,都是明證。他們都不是暴力的支持者,而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們的作品直面現實的陰暗面,又有一種打動人心的情感力量,它們確是「一股改革的力量,是比任何『激進主義者、憲章主義者的公開批評』都要強大、有效的力量。」(同上「狄更斯」條)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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