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與進化論：哲學玄想與科學理論的區別

06-12

——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書筆記

張雪忠（上海）

【馬恩原文】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恩選集3，第776頁）

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可以作為我研究歷史上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馬克思）

當達爾文說到自然選擇時，並沒有考慮到引起個別個體變異的原因，他首先說明這種個別的偏離怎樣逐漸成為一個品種、變種或種的特徵。在達爾文看來，問題首先與其說是在於找到這些原因——這些原因到現在為止有一部分還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只能作最一般的陳述，——而寧可說是在於找出一種使它們的作用固定下來並獲得久遠意義的合理形式。達爾文賦予自己的發現以過大的作用範圍，把這一發現看作物種變異的唯一槓桿，忽視了重複出現的個別變異的原因而注意這些變異普遍化的形式，這是一個缺點，是達爾文和大多數真正有所前進的人們共有的缺點。（反杜林論，第67頁）

【張雪忠的評論】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內西也曾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歷史的學說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提並論。他說道：「馬克思是最先了解達爾文的研究的全部意義的人物之一。……達爾文遠離大城市的喧囂，在他寧靜的莊園里準備著一場革命，馬克思自己在世界喧囂的中心所準備的也是這場革命，差別只在於槓桿應用的另一點罷了。」歷史唯物主義是否具有與進化論同樣的科學意義？進化論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否分別稱得上「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和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將在本文中首先對進化論進行概要性的介紹，然後從不同的方面對進化論與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進行較為細緻的比較。

一、進化論概說

自然界處於不斷的進化過程中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代。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皆處於流變過程之中。恩培多克勒說生命的發展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不完善的形式慢慢地發展為較完善的形式。原子論者甚至相信只有與環境適合的物種才能生存，這就使他們在精神上已經接近自然選擇學說。但從科學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充分考慮到有關的事實或基於一定的經驗證據，一些意見即使有可能碰巧是正確的，也並不會有太大的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其他許多知識領域一樣，希臘哲學家只是提出問題，並對它們作了一番思辨性的猜測。

在西方世界，在進化論被提出並被人接受之前，對於各種各樣生物物種的產生，人們普遍接受的是神創說，認為這些物種都是由上帝為了一定的目的一個一個地造出來的。我們現在責備這些人是很容易的。但在博物學家進行細緻的事實調查並獲得大量的經驗證據之前，只從事物的表面看來，我們自己也可能難以相信，大象、青蛙、孔雀、蝴蝶和老鼠它們竟有著共同的祖先。對於各種各樣形態和習性都大不相同的生物，神創論至少能為人們提供一個讓人省心的說明。

只有等到後來，隨著科學思想的不斷發展，人們才能看清，神創論實際上是一種假解釋。這一學說似乎具有解釋一切現象的普遍的解釋力，但實質上只不過是把有關的現象用不同的語詞複述了一遍，最終等於什麼也沒有解釋。這種缺乏科學意義的假解釋，在哲學史和科學史上都會經常出現，它的主要特徵是將人們經驗世界中的各種現象，歸因於一個或一些完全超驗的實體，或者是歸因於事物的完全超驗的屬性。神創論就是先設想一個超驗的神（一個全能的實體），並將其與經常做出目的性行為的人進行簡單的類比，然後把各種生物視為神的意志和行為的產物，以為這樣就找到了物種產生的原因。

科學的解釋要求十分充分的觀察和嚴厲批判的思想。對於一種解釋的普遍性期望越高，觀察材料就需要的越多，思想就越需要有批判性。不幸的是，人類總是傾向於在未進行充分觀察因而無法找到正確答案之前，就急於對問題進行回答。極度藐視經驗的思辨哲學在這方面的表現得非常明顯。實際上，不管是古代柏拉圖的理念論（現實世界只是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摹本），還是近代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自然界只是概念自身運動的外化），都是試圖用超驗世界（或超驗實體）對經驗世界進行統一和普遍「解釋」的典型代表。

亞里士多德在某些領域（如生物學）把研究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因而促進了科學知識的發展。但由於對普遍性解釋的迫切追求，使他忘記了自己成功地運用於較小範圍中的原則。這位哲學家企圖用事物的「本性」，而不是用不同事物之間，或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之間的因果關係來解釋事物的運動或變化。其實，除非有某種認識事物本性的獨立方式，否則一個人不可能知道事物的運動是否與其本性相一致。亞里士多德的這種基於事物「本性」的說明，最終只能淪為一種空洞的循環解釋。如果神創論中對神的創造行為的設想可以溯源至柏拉圖的理念論，那麼其中的目的論則可以在亞里士多德關於事物本性的哲學中找到根源。這就難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能夠依次成為基督教的官方學說。

直到今天，人們仍對古代哲學家的見解欽佩不已，因為他們竟然那麼早就提出了進化論思想（對原子的預言也是一個類似的例子）。但這些脫離經驗事實的哲學見解，其實只不過是一些空洞的浮言。今天的人賦予這些哲學見解的「深刻涵義」，可能是那些哲學家自己都未曾想到過的。事實上，只有等到兩千多年之後，許許多多不太關心哲學的生理學家和博物學家，經過大量細緻而沉靜的研究，才收集到足夠的觀察和實驗證據，使得關於生物進化的觀念值得科學界加以考慮。

到了達爾文時代，形態學、胚胎髮育學、生物分類學上的進展，以及對動物殘跡器官的觀察和研究，已經為提出一種成熟而具體的進化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按照一些動物在胚胎結構和軀體構造等方面所共有的特徵，將這些動物個體進行分類，本身似乎只是整理人們關於事物的已有知識，而不能給這些知識增添新的內容。但如果這種整理能夠使知識明確起來，並有助於揭示人們所認識的事物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可能已經蘊含在人們的認識之中，但卻尚未得到自覺的認識和反思），那麼分類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就已經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因此，這種分類的分析不單是整理我們的知識，而且還能使之系統化。它揭示出人們認識的各個不太部分是如何相互聯繫的，並引導人們做出進一步的推論，這些推論如果能夠得到新的觀察和事實的檢驗，就同樣能夠作為新的知識被人們所接受。

當按照物種相似或差異程度對現存物種進行分類時，人們總是從一個物種進而考慮另一個物種在胚胎結構和機體構造上最接近它的物種，因而就能夠得到一個系統的次序，即這樣一個序列，在其中每一個物種根據相似關係而獲得它的序列位置。在這個序列的最上端是人類，其次是猿類，接著是其他哺乳動物，然後經由鳥類、爬蟲、魚類這樣一個系列達到各種形式的海洋動物，最後到最下端的單細胞活機體。達爾文根據這種關於現在同時存在的物種的系統的次序，推論出這些物種發生的歷史次序，即生命從單細胞的阿米巴開始，經過千百萬年的進化逐漸發展出各種更為高級的諸物種。

達爾文的進化論可以視為是一種從已知的事物推導出未知事物的假說。物種從簡單形態到複雜形態的進化，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與之相比，幾千年有記載的人類歷史只不過是長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時段，人們幾乎不可能真正觀察到自然進化意義上的物種變化。因此，人們只能從一種同時性的系統的次序（基於不同物種相似程度的分類系統），推論出一個歷時性的歷史的次序（物種從簡單到複雜的進化過程）。伴隨著上述推論出現的是一個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生物進化的現象？生命不斷從較低形式演變為較高形式，進化好像是一種事先計劃好的過程，這一切都可能誘使人們將生物進化視為對目的論的強有力的支持。達爾文的巨大貢獻就在於，他能夠利用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理論，為進化的過程提供因果性解釋，而無需藉助任何目的論思想。

二、進化論與歷史唯物主義之比較

1、理論推論與經驗事實

進化論是一種為已知結果尋找原因的推論，它試圖對存在於地球上的多種多樣的物種的來源提供解釋。這種解釋本身就是建立在眾多經驗證據之上的。達爾文舉出眾多同源構造（即不同生物在形態上不同但具有同一來源的構造）和同功構造（即外表相似但其內部結構和起源不同的構造）的實例，表明博物學家們所追尋的所謂「自然的分類體系」，實際反映的是生物由於不斷變異而逐步進化的次序，那些顯示不同物種間親緣關係的性狀特徵都是從其共同祖先那裡遺傳下來的。從形態學上看，同屬一綱的生物，其軀體構造模式是相同的，或者說，同綱內不同物種的各對應構造和器官是同源的（各種的昆蟲口器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另外，同一綱內不同生物在胚胎構造上的共性也能反映它們有著共同的起源和血緣關係，而動物的殘跡器官也常常能指示某種同源構造。

在大量的此類具體觀察事實面前，神創論的解釋就顯得非常的空洞和乏力。但基於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之上的進化論，卻能為上述觀察事實提供更為具體和融貫的解釋。但是一種理論假說如果只是能為已知的事實提供一種融貫的說明，它對人類知識的促進仍是非常有限的，並且也難以獲得讓人普遍接受的說服力。因為對於各種已知的事實，不同的人完全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提出各種不同的自成體系的說明。這些不同的說明都有可能得到一些人的接受，而某些人之所以接受某一說明，很可能僅僅是因為這種說明符合自己的「口味」。然而，如果某種理論能夠引導人們做出以前不敢做出的進一步推論，並在此基礎上幫助發現人們以前所未知的事實（或者說這些推論得到了新發現事實的確證），人們就將會認為，與其它競爭性的理論相比，這種理論更有可能表明了事物的真實情況。海王星的發現之於牛頓的引力定律，光線偏轉現象被觀測結果所驗證之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是新發現的事實促使人們普遍接受一種科學理論的典型例子。達爾文的進化論同樣包含著這種推論，並且這些推論也在不同程度上被隨後出現的新事實所確證。

在《物種起源》一書中，達爾文就曾說過，「依照自然選擇學說，先前一定有無數個中間類型存在，它們以類似於現存變種這樣的微細階元將每一類群中的所有物種連接起來」，但「要找到這些過渡類型則必須在現已滅絕的或已被排擠掉的類型中去尋找」。在達爾文生活的時代，儘管在地質研究中一些使許多生物的親緣關係拉得更近的過渡類型，但地質記錄和化石標本都是「極不完備的」。達爾文一方面承認「我們仍未找到現存物種與過去物種間本應該存在的無窮多個級進微細階元，而這恰是本學說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也較為謹慎地表示，「儘管現存的大量類型是否屬於變種仍有疑問，但誰又敢斷定在未來的日子裡，人們不會發現數量如此眾多的化石過渡類型，以至可以使博物學家們確認哪些可疑的類型可以成為變種呢」。

實際上，隨著地質學的發展，人們確實發現不同的地層含有各種不同的化石，而這些不同種類的化石也表明在較高的地層中含有差異較大的生物形式。這就使得人們有理由把地層的空間次序與它們形成的時間次序等同起來。這樣，地質學就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時間所達到的動物生命狀態的記錄，而地質發掘也給人們提供了在現存物種系統的次序中缺失的許多物種的化石，從而取到了補足脫節處所的效果。特別是人與猿之間的缺失環境，已由不斷發現的頭蓋骨標本逐漸補足，因而使得進化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說服力。

歷史唯物主義據說也是建立在人類歷史的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的，並且也利用了不少歷史資料。但是，一項理論若要在科學意義上增進人類的知識，僅僅宣稱自己是建立在眾多已知的事實之上，這還是不夠的。對於已知的有記載的人類歷史，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提出各種不同的理論。人類歷史是經濟活動方式變遷的歷史；是政治制度演進的歷史；是宗教信仰演變的歷史；是各種民族及其文化不斷形成和變化的歷史；也是各種社會單位（如城邦和國家等）力量不斷消長的歷史。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人們既能看到經濟因素的作用，也能看到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因素的作用。利用精心選擇的一些事例，並宣稱某一因素（如經濟因素）是決定其他一切因素的基礎，這對於真正的科學理論是遠遠不夠的。

在人類歷史中，一些人能找到經濟因素影響政治制度的事例，另一些人就能找到同樣多的政治因素影響經濟活動的事例。人們既能在宗教事務中看到經濟因素的作用，也能在經濟事務中看到宗教因素的作用。建立在經濟支配論基礎上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否算得上一項合理的科學理論，並不在於它是否符合一些人們已知的事實（政治支配論、宗教支配論、文化支配論或地理環境支配論等思想，同樣也能與大量的歷史事實相吻合），而在於它是否有助於人們發現新的歷史事實。

比如，不妨假設有記載的人類歷史缺失了一個時期（如現在所謂的奴隸社會時期），人們尚不知道當時的社會情狀，但可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對這一時期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或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推斷。如果後來人們又幸運地發現了一些關於這一時期歷史記載，並且其中的內容至少大致與上述推斷相吻合，那麼人們就有理由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比其他包含不同推斷的歷史理論更為可靠。否則，人們就將認為，它也只是著重從某一方面對已知的人類歷史進行的描述和刻畫，它所賦予經濟生產方式的支配一切的重要性，只不過是基於特定的社會主張而做出的一種主觀評價。或者說，歷史唯物主義把伴隨著人類社會中各種其它因素一同變化和發展的經濟因素，武斷地視為支配著其它一切因素的理論。

現在已經有不少人為馬克思主義辯解，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經濟決定論。他們應該讀讀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的話：「每一個時候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如果他們還要對「歸根到底」這四個字進行「辯證」的解讀，那就請他們再聽聽恩格斯本人的告白：「按照唯物史觀，歷史中最後起決定作用的要素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和我的主張從未超越這一點。年輕人有時過分強調經濟因素，馬克思和我對此有部分責任。我們在反對對手時不得不強調主要原則，我們並不總有時間、地方和機會來賦予相互作用中的其他因素以應有的地位。」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試圖告訴人們所謂原始社會的狀況，但他們煞有介事和繪聲繪色的描述，與其說是嚴謹的科學推測，不如說是動人的文學想像。他們關於「私有制隨著剩餘財產的出現而出現」的論斷，甚至包含著根本性的錯誤。即使是在毫無剩餘物品的情況下，人們對於僅夠維持氏族或部落成員生存的物品的消費，也必需經過一個將物品私有化的過程，儘管這些物品在消費之前的私有狀態極為短暫。當然，這並不排除氏族或部落成員共同或輪流使用一些具有長期利用價值的工具，但這種情況同樣見諸人類社會的任何發展階段。准此而言，不同生產水平的人類社會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是否存在私有財產，而僅在於私有財產的數量、範圍、持有方式、持續時間和歸屬狀況等。一些人之所以不斷提出各種仇視私有財產，並以消滅私有財產為目標的烏托邦思想，就是因為他們忽視了這一基本事實。

2、理論預測的限度

儘管被一些人認為是關於人類歷史的最科學的理論，但歷史唯物主義既沒有幫助人們發現新的歷史事實，也未曾被發現的歷史事實所確證。不過，這並不影響它的創立者對人類社會的未來做出言之鑿鑿的預言。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恩格斯認為小資產階級者們不能正確評價經濟和技術進步的歷史意義。他指出，只有現代的大工業才創造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前提：「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賦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預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這確實是一幅令人嚮往的關於人類生活的美好畫卷。恩格斯對自己的預測顯然是充滿信心的，因為他依據的是馬克思發現的關於「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的理論成就可以和「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相提並論。因此，我們首先有必要看看進化論是不是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以及達爾文是不是敢於像馬克思那樣，對物種未來的進化前景做出如此確定的預測。

所謂規律，科學家指的是通常以「如果…，那麼…」的假言判斷形式所表達的必然關係。對一則規律的表述可以區分為兩方面的內容：初始條件和結果。規律中包含這一種普遍性和必然性，即只要初始條件得到滿足，相應的結果必然會伴隨而來。因此，對規律的了解，有助於人們對未來事件進行預測。但僅憑對規律的了解，並不能進行任何現實的預測，人們必須同時確定規律所涉及的初始條件是否已在現實中出現。就規律而言，結果對條件的伴隨必須具有可重複性，這種可重複性把規律與偶然的巧合區別開來。比如，我剛喝了一杯水，天空就響起了雷聲，這一不可重複的巧合併不足以顯示規律的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必然的因果性規律即使是真實的，也只能在理想情形中或在理想對象上有效。人們與之打交道實際事物，最多只在高概率的限度內是可預測的或可控制的，因為人們實際上很能知道參與某一事件的所有因素，或者這些因素的具體作用方式，也不可能詳盡無遺地描述各種因素之間的全部因果結構。任何規律的建立都包括一個概括的過程，即所謂的歸納。規律被認為對所有同類的情形都有效，因此所包含的內容總是比實際觀察到的為多。但實際上不存在邏輯上有效的從特殊到一般的演繹。對於一般性或普遍性，只能加以猜測而決不能從邏輯上進行推論。所有的規律都具有假設的性質，它們的普遍有效性和真實性永遠都是假設性的，它們的真實性永遠也不能絕對地肯定。

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並不代表上述意義的一項規律。進化論的基本含義是：人們今天所看到的地球上的生命與曾經存在過的不同，這些生物都是從與它們不同的共同祖先經過「有改變的傳代」而來的。進化論是對過去可能發生的事情的一種猜測（在這方面和神創論是一樣的），它之所以能夠被人們接受，是因為它能夠得到大量觀察經驗的支持（在這方面不同於與經驗證據無關的神創論）。但進化論畢竟只是對一個單一的不可重複的歷史過程的描述，因而並不是一項規律，並且這一描述本身也是極為概略的。

作為科學家的達爾文並不曾認為自己的進化論是一項規律，更不會熱衷於預言現有物種在未來的進化結果。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收集和比較儘可能多的經驗材料，以驗證進化論作為對已發生的歷史過程的推測是真實的。為了回答他的理論可能引起的各種質疑，達爾文堅持不懈地通過各種方式探察事實，包括親自觀察和搜尋各種證據。為了使生物進化論得到更多經驗證據的支持，達爾文甚至不惜推遲20餘年發表自己的學說。

謙虛謹慎的達爾文可能做夢都不敢斷言，現有的物種未來將進化成何種樣子。因為即使自然選擇作為一般的原理是真實的，人們也不可能獲知自然選擇所起作用的各種細節，以及與物種進化有關的各種具體事實。達爾文十分清楚自己並不能說明物種變異的具體原因，他說道：「關於變異的規律，我們實在是無知的，我們所能夠說明這部分或那部分發生變異的任何原因，恐怕還不及百分之一。」但急於從少量事實中概括出普遍和確定的結論的哲學家，卻常常缺乏這種可貴的謹慎和謙遜品格。達爾文就曾這樣簡要評論進化論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他對待每一個問題時的推論方法和我的思想體系完全相反。他得出的任何結論從來就沒有讓我信服過，每當我讀過他的一段議論之後，我都反覆對自己說，這是一個需要鑽研五、六年的題目。」

如果人們真要根據進化論對物種的未來演變進行預測，最多也只能說各種物種仍將繼續進化，新的物種將由現有的物種經過演化而產生，一些物種也將陸續地滅絕，就象過去曾經發生的那樣。正如達爾文所言：「根據過去的事實判斷，我們可以明確地說，沒有哪個現生物種可以維持其原有特徵而傳至遙遠的未來，而且只有極少數現生物種可能在遙遠的未來留下它們的後代。」至於哪些物種將有幸留下後代，這些後代又到底會是什麼樣子，誰能做出可靠的預言呢？

生物進化論的創立者出於科學家的謹慎而不敢做出大膽的預言，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卻滿懷豪情，為人們許諾了一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且認為自己的預言是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之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將他的所謂的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概括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應當承認，在任何人類社會（及其不同發展階段）都存在生產活動、生產關係及包括法律和政治制度在內的「上層建築」等三方面的因素。在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之中，人們既能發現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再到社會制度這一方向的作用力，同時也能發現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一種社會理論當然可以特別突出某一方向上的作用關係，並對這種作用關係做出概括的表述。經濟因素在人類社會中所起得重要作用，是很少有人會加以否定的。但一般地強調經濟因素對人類社會其它方面的作用，並不代表弄清了其中的具體和真實的作用機制。這種一般的概括更不構成可以讓人們對未來做出具體預測的規律。

人類歷史進程與生物的進化過程一樣，只是一個單一的持續性事件。對這一單一事件的概括性描述並不能構成一項規律。人們可以舉出各種理由，表明過去已經發生的歷史都是不可避免會發生的，這實際上是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的共同特徵。歷史決定論者總是想在一個單一性事件發生髮現一條總體性的規律，並以此作為對未來進行預言的基礎。但他們顯然是誤解了規律的性質。一方面，對一個單一事件的發展過程做出的描述，並不構成假言判斷形式的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可以說包含著各個方面的十分複雜的內容，因此不可能由一兩條一般的規律所支配。

不過，儘管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作為一個總體並無規律可言，但人們仍有可能在其中發現與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有關的規律。因為人類歷史本身儘管是單一而不可重複的，但其中某些方面卻可能會經常出現大致相似的情形。例如，人們完全可以用規律的形式，來表示供求變動與物價變動之間的關係。但就人類社會生活總體而言，其中包含著太多具體而複雜的內容，人們既無法探究到在各個方面起作用的具體規律，也無法掌握各個方面的現實而具體的細節，因此不可能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做出明確而可靠的預言。正如在氣象學上，儘管人們掌握了不少氣象學上的具體規律，並積累了許多過去的氣象資料，但對各地未來天氣的預測，不管在時間跨度上，還是在精確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馬克思曾經認為，《物種起源》一書可以作為他「研究歷史上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他顯然沒有意識到，在理論研究中依靠粗陋的、不加反思的簡單類比，是多麼經常和嚴重地阻礙著人類知識的進步。如果馬克思、恩格斯等人能夠真正理解進化論的科學意義（而不是竭力利用它支持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以及它在預言作用上的局限，他們也許就不會對自己社會預言表現的那麼自信。實際上，馬、恩二人對共產主義的描述本身就包含著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必如，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分工將被消滅，而恩格斯則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仍將存在明智的分工。不過，恩格斯從來就不曾具體討論一下，分工是否明智的標準是什麼，以及誰能夠通過何種社會機制在全社會乃至全人類實行一種明智的分工。

恩格斯曾經表示，試圖面面俱到地討論實現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過程和方式，那是製造空想，這種事情他情願留給別人去做。但實際上，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所做的預言越是廣泛而明確，所需考慮的因素就必須越是具體而細緻。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一般地表示，人類的生產方式仍將像過去一樣不斷地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仍將不斷地影響社會生活的其它方面，這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疑問。但如果他們想要預言生產方式的具體變化，並在此基礎上描繪一副未來生活的畫卷，人們當然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更具體的論證細節。

僅僅關於進化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類比，人們就可能會提出如下問題：為什麼支配自然界各個物種之間關係的鬥爭法則（姑且不考慮不同物種之間也可能存在共生和協作關係），必然也是人類這一物種內部的法則呢？為什麼人類內部的鬥爭得以進行的載體一定是階級，而不是民族、教派、國家或種族呢？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使物種更趨多樣化，人類社會的階級鬥爭為什麼就一定會使階級消滅呢？如果物種之間的鬥爭同樣存在於物種之內，階級之間的鬥爭是否也存在於階級之內呢？這種你死我活的鬥爭到底到何種社會層面為止呢？如果諸如此類的問題不能得到細緻的研究和認真的回答，人們就沒有理由去相信，歷史唯物主義對於人類社會未來的預言，包含著值得重視的可靠性。

3、科學理論與否證性經驗證據

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假說，必須能夠通過對應規則推導出若干經驗性命題，並且這些命題往往是該理論所特有的，如引力定律對海王星存在的推論，或相對論對光線偏轉的推論。如果這些推導出的經驗性命題能夠得到經驗證據的確認，那麼相關理論假說的合理性就會得到人們的承認。反過來，如果經驗性命題與經驗證據不一致，理論假說的合理性就會收到懷疑。

任何科學理論都必須接受經驗證據的檢驗，檢驗結果既可能是對理論的確證，也可能否證。在後一種情況下，人們就必須考慮理論的缺陷何在，並考慮對其進行相應的修正，比如縮小其原先的適用範圍。在有些情況下，人們也可能完全放棄被經驗證據所否證的理論。

自達爾文發表生物進化論以來，這一理論得到了大量經驗證據的支持，並使更多的人接受進化論思想。但同時，更深入的研究也使人們看到這一理論所包含的缺陷：第一：在寒武紀的開始之時，絕大多數無脊椎動物和脊索動物在幾百萬年的很短時間內出現了，而達爾文的漸進進化論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在短短的幾百萬年時間裡會出現如此眾多的新物種；第二：在分子水平上，許多變異(突變)並不是外在環境作用的結果，也不顯著地影響生物的生存能力，這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理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第三：某些遺傳結構本身具有適應意義和進化意義，能夠在自然選擇的力量所不及的情況下，「驅動」生物進化；第四，達爾文從馬拉克那裡接受的「獲得性遺傳」學說一直未能得到科學實驗的驗證。

這些疑問可能尚不足以完全推翻進化論，這些問題的解決也將不斷加深人們對相關科學題材的認識。但上述質疑足以表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就象所有的科學理論一樣，並不是確定無疑的真理。因為，否證性的事實出現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假如說人們能夠在比被認為是眾多現有物種的祖先更古老的化石中，發現和現有物種在形態和構造上相同的動物（如在古猿之前的化石中發現了現代人的化石），進化論必將受到決定性的打擊。

其實，作為一個嚴謹和客觀的科學家，達爾文本人非常清楚事實證據的力量，特別是它對理論的否定性力量。他曾以科學家的誠懇態度說：「除了一些生物，如空棘亞目物種、斑點楔齒蜥、蟑螂、蜻蜓之外，就總體而言，化石物種反而比其現今的同類物種更加複雜多樣。有如其它一些『活化石』，它們完全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對進化論所假定的生物物種是趨於變化的學說實在是一個疑點。……化石記錄是能夠推動反對本學說的最明顯和最嚴肅的反證之一。並且在種與種之間也沒有過渡物種（缺失鏈）…這對我的學說構成強力的壓抑。」

哲學或神學信仰（它們常常以科學的面目出現）對待經驗證據的態度則完全不同，它們往往不會受到否定性經驗證據的影響。比如，進化論對神創論（這是作為信仰的宗教侵入科學領域的不幸事例之一。這種情況既阻礙了科學的發展，又破壞了宗教的名聲）的打擊很大，但它卻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基督教信仰的基礎。進化論把難以成立的神創論信條摧毀，甚至可以說是對神學的巨大貢獻，不久神學家和教士們都先後認識到，把世界的創造看成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而生命在本質上是一體的，比他們以前說設想的更加奇妙和神秘。可見，由於信仰涉及的是人們對知識邊界以外問題的看法，其合理與否並不能由經驗事實加以檢驗。面對任何不利的經驗事實或科學知識，信仰者總是能夠利用一些「辯解性的附加假設」來予以容納。

建立在所謂「徹底的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唯物史觀，其實就是一種類似神學的哲學信仰，而不是真正的科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等人以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可以支持無神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但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誤會。他們顯然未能對科學方法上的自然主義與哲學的自然主義加以區分。今天人們所從事的科學在方法上是自然主義（或物理主義）的，即堅持用自然因素解釋自然界，在科學研究中拒絕引人超自然的力量來對事物進行解釋。另一種獨立的自然主義，即哲學的自然主義（或唯物主義），是一種信仰（而不是科學，是信仰），認為宇宙僅由物質和能量所組成，而沒有獨立於為物質的或超自然的存在、力或因素。

一個人在科學研究中堅持自然主義的方法，並不表示他也認同哲學上的自然主義。比如，笛卡爾是近代最早倡導在自然科學中堅持物理主義方法的哲學家之一，但他卻始終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其它的例子也包括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偉大科學家。同樣，有一些科學家是哲學自然主義者，並不意味著科學必須要以無神論為前提。但科學每前進一步，機械主義的力量總是會被人過於高估，唯物主義者也總是不加反思地對這些科學成就加以利用。其實當新知識被完全消化以後，人們就會看出，那些與信仰及生命的意義有關的舊問題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十八世紀的法國機械主義者以為，自己的哲學思想可以得到待牛頓的力學成果的支持，十九世紀的德國唯物主義者則以為能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得到支持。但進化論雖然可以說明生物通過何種途徑從早期的形態發展到有複雜的生理與心理特點的物種，但對於生命的起源與基本意義，或意識、意志、道德情緒與審美情緒等現象，卻不能有所說明。至於哲學上的存在問題（為什麼有物存在或無物存在），進化論更是與其無關。實際上，達爾文本人本著謙遜的精神，對於他的研究成果的哲學意義，常常默然不置一詞。

可以說，只要這個世界還有人類未知的領域，宗教信仰總是會有其存身之地。如果我在這裡說，因為人們不能證明神絕對不存在，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存在神的可能性，嚴肅的無神論者可能又要指責我了。但我希望他們不要忘了，恩格斯對待自生問題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路·巴斯德在1860年用實驗證明，在裝有營養液（有機液）的容器中，微生物（細菌、小菌、纖毛蟲）是從早已包含於容器中或從外部空氣中落到容器中的胚胎髮展起來的。當巴斯德得出結論說，不僅活的微生物不可能自生，而且根本不能有自生現象，恩格斯卻認為「巴斯德的這些實驗是毫無結果的：對於那些相信自然發生的可能性的人來說，他絕不能單用這些實驗來證明它的不可能性」（自然辯證法，第273頁）。

唯物主義天真地、武斷地認定世界統一於物質，並企圖用物質的性質或作用來說明意識。但這種努力是一個明顯的失敗。因為所謂物質本身有感覺的說法，只不過是把需要說明的東西假定下來，即把需要回答的問題重述了一遍而已。唯物主義經不起任何批判哲學（甚至包括貝克萊的唯心主義）的質疑。可是，由於它合乎人們未加反思的常識，並且也簡單易懂，於是就被不少人作為「科學的世界觀」而接受下來。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經驗證據的關係，與神學信仰基本上是一樣的。通過對不遵循矛盾律的所謂辯證法的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在任何經驗事實面前都能自圓其說。例如，一方面斷定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認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歷史唯物主義就能夠容納任何社會的任何經濟政治現象。但它卻不能幫助人們真正解釋或預測任何經濟政治現象。而在馬克思等人的一些預言落空之後，他們的門徒的反應並不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反思，而是忙著構造一些「辯解性的附加假設」來為其進行辯護。馬克思曾表示，那些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將率先實行共產主義的理想，但直到工業革命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那些國家仍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信徒們的辯解是，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採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因而推遲了資本主義滅亡的時間，但它的滅亡最終卻是不可避免的。這樣一來，共產主義就象基督教的末日審判一樣，永遠都處在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線的另一邊。

更為有趣的是，在一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有些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科學成果，甚至有可能被禁止傳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它很大程度受益於列寧極力攻擊過的馬赫的思想）和量子力學就曾受到過這樣的禮遇，因為它們要麼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時空無限的觀點，要麼使物質和力等概念在物理學上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這種情況和神學凌駕於科學之上的中世紀是何其相似。那時候，在膽敢解釋在宗教上敏感的某些事物之前，科學不得不等待宗教的批准。直到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對自己哲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進行了修改，並增添了許多附加假設，從而又能與新的科學成果相容之後，這些科學成果重又被宣稱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例如，有些人認為，列寧把物質定義為「獨立於意識的客觀存在」，使其能夠與物理學上的新發現相適應，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他們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定義已經包含了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這種把需要論證的結論隱藏在前提之中的做法，只不過是一種拙劣的循環論證罷了。這些人更不知道，像門徒對待教主的學說那樣對前人的思想進行辯解式的闡釋，對他們的錯誤見解賦予一些牽強附會的意義，並把這些錯誤說成是對後人經過科學研究加以發現的事物的英明預見，是絕不可能使人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前進半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