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大澤鄉起義：壓垮秦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摘自《看懂中國格局的第一本書：從諸侯到帝國》，北京出版社2016年10月，經北京出版社授權轉載。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公元前210年之後秦帝國的社會環境：在此之前，投資過熱和圍繞封建制復辟運動，就如同一條水位在不斷上升的大河，秦帝國的國家機器，則好比是攔住大河的一道大壩，而始皇帝則是這道「大壩」上最主要的一根支柱。從公元前210年的那個夏天開始，這根核心「支柱」沒有了，河水依然在上漲，與此同時，胡亥和趙高則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斷地拆毀「大壩」剩餘的根基——秦廷由上至下的政治清洗運動以及對法律的肆意變更，大大弱化了政府對於基層的控制能力。

為了彰顯自己登基的「合法性」，胡亥延續了始皇帝時代所有仍在進行的大型工程，並且在原基礎上大大強化，特別是象徵秦始皇權威的驪山皇陵。至此，這些工程的意義已經從強化帝國統一的物質基礎，蛻變成了一個個政治任務，對於底層民生和政府財政而言，這無異於一場災難。

胡亥

另一個壞消息則是，秦代的社會文化，對於君王錯誤的容忍度遠低於後世，這其實是戰國時代的遺風——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無論是對於國君還是國家，都不存在無條件忠誠的問題，合則留，不合則走。所謂利心互換，國予我利，我予國心；那麼反過來說，如果國損我利，那麼我也不會拿一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來搪塞自己。對比後世，這種簡簡單單、乾淨利索的行事風格其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天下大一統之後，雖然人們已經沒有他國可以逃亡，但人心的離散則是無法避免的。

公元前209年秋，發生在今天安徽省宿州市的一場戎卒暴動，最終讓整個帝國越過了那個臨界值——這就是出現在我們歷史課本上的「大澤鄉起義」。

陳勝、吳廣起義

作為這一事件中的主角陳勝、吳廣，可能並非是我們印象中那種「貧苦農民」的形象。陳勝，字涉，吳廣，字叔，兩人應該都生活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部，也就是前楚國故地。僅從二人都有字來看，他們就不該是一般意義上的黔首，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姓名是不可能如此複雜的，舉個例子：劉邦這個名字其實是在漢高祖登基之後才改的，在他做泗水亭長的時候應該叫劉季，這個名字其實是按「伯仲叔季」的順序排下來了，翻譯過來其實就是劉四兒。所以單從名字來看，陳勝、吳廣就都屬於「高大上」的那一群（譬如：項羽，字籍；張良，字子房），至少他們所受的教育，應該是要高於一般平民的。此外，按照《史記》中的說法，這二人都是戎卒中的屯長，而按照《商君書·境內》中的記載：「（軍爵）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這也就是說，屯長應該是一個常設的職務，而非臨時指派，因此準確說來，陳、吳二人在當時很可能是屬於基層軍官。

這場暴動與其說是一次偶然性的「官逼民反」，倒不如說是一次有預謀的反叛行動。首先要明白，秦漢時代徵發戎卒戍邊和現代小說、戲曲中描寫的拉壯丁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秦漢一直到隋唐，軍人的社會地位都非常高，這和宋明時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對於黔首而言，從軍並且借軍功受爵，是改變人生軌跡最便捷的途徑之一。再則，一般的說法是這900戍卒在趕路時突遇大雨阻斷行程，按照秦法應當全部被處死，因此才被迫造反。但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卻徹底否定了這一說法，《秦律》中《徭律》對這種情況有明確的規定：「御中發征，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翻譯過來就是：徵發徭役，如耽擱不加徵發，應罰二副鎧甲。遲到3至5天，斥責；6至10天，罰一個盾牌；超過10天，罰一副鎧甲。因大雨或洪水導致的耽誤，可免除本次徵發。顯然，如果真是大雨阻斷行程，這批人其實什麼責任都無須承擔。當然，如果秦二世胡亂修改秦法波及《徭律》，那就只得另說了。

而在暴動之前，陳、吳兩個人還通過在魚肚子里藏寫有「陳勝王」的帛書，讓吳廣學狐狸聲說話等手段，在事前做足了輿論鋪墊。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出這其實是一次計劃已久的行動。在歷史中一直不乏這樣一種人物：在和平時代，依照常規模式生活，他們的上升空間非常有限，甚至遠不如常人，然而在亂世中，他們卻可以如魚得水，那些平時被人視為「屠龍之技」的才智，在當時卻可以讓他們改變歷史。而這種人，對於天下的變局，往往又具有過於常人的敏銳嗅覺。或許，陳勝就是這樣的人。胡亥、趙高對帝國最上層的攪動，使得底層也隨之出現了漣漪，而這些徵兆，足以讓有心、有能者感覺到，大勢將至。

關於「大澤鄉起義」的具體過程，由於我們早已耳熟能詳，這裡不再贅述。需要說明的是如下幾點：

首先，陳勝、吳廣所帶領這近千人絕非是「揭竿而起」的烏合之眾，秦漢時代一直施行兵民一體的社會體制，註冊在籍的農民在農閑時都必須組織起來進行常規的軍事訓練，為戰時的徵招做準備。而這批戎卒是準備前往北地戍邊的，軍事素養想來應該不會差。當然，他們的裝備可能會是問題，徵發的戎卒會帶有一些短劍之類的武器，但是像強弩、矛、戟等長兵器以及甲胄，這些都是政府集中管理的，隊伍中即便有，數量也不可能很多。因此，這支造反隊伍從指揮官到士兵其實都屬於專業人士，所以他們在舉事之後就開始向周邊的縣城發起攻擊，而不是像劉季劉亭長那樣，帶著一幫兄弟躲進了芒碭山裡。

其次，陳勝所託名的兩個人也非常有意思：一個是壯烈殉國的楚國大將項燕，這個很容易理解，他們起義的地點就在楚國故地，這個名號很容易得到當地人的響應。另一個則是秦長公子扶蘇，他和項燕顯然沒什麼關係，陳勝以扶蘇為旗號，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時人所憎惡的並非是秦制或是始皇帝，而是秦二世胡亥亂政，以扶蘇這個人們所公認的始皇帝的合法繼承人為旗號，可以讓人們聯想到過去的好時光；第二，陳勝的「鴻鵠之志」並非是復立楚國，而是要取秦而代之，因此必須用扶蘇這個認同度更廣的人物為旗號。僅以這一點來判斷，陳勝的政治頭腦就遠勝於只會在關中燒殺劫掠的項羽，而能有這樣的見識，也很難讓我們相信他只是一個「貧苦農民」。

再次，我們在史書上會發現，這支義軍所到之處，常常會有這樣的說法：「父老」和「少年」們紛紛響應陳王的號召，殺掉咸陽派來的縣令，然後加入義軍，「共誅暴秦」。這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其實就是前面我們提到的秦政府已經喪失了對基層的控制，各個郡縣這時已經如同一個個孤島一般。需要強調的是，在秦漢時代，「父老」「少年」和我們現在的意思完全不同。所謂少年，並不是單指年齡，而是類似於現在混混、地痞之類的概念，當時對品行端正的年輕人的稱謂一般是「子弟」；而父老則是指在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物，說好聽了叫作地方勢力、紳宗，說難聽了就是地頭蛇。類似的稱呼，在當時還有豪傑、遊俠（在秦漢時期叫作大俠，首先不是要有功夫，而是要有錢有勢力），具體到秦代，這些「父老」們中很多人還有另一層身份，就是原六國復辟勢力。

依照秦制的常態，這些不事生產的「少年」，以及架空地方政權的地方豪強（「父老」）很自然的都是重點打擊對象，所以他們確實是「苦秦久矣」。和今天一樣，秦代「少年」們的主要日常活動就是偷雞摸狗和打架鬥毆，依照《秦律》，所偷盜之物如價值低於600錢，則需處於墨刑（在臉上刺字）並罰城旦（勞役）3個月，如高於600錢，則要處以劓刑（割去鼻子），如果所盜之物是牛這樣關乎生計的東西，則要囚禁一年。應該說這個強度的執法還不至於讓「少年」跟著造反，其實對比以前的山東六國，秦法最鮮明的特徵並非是苛，而是嚴——違法必懲，沒有法外之人。但是到了秦二世時代，由於高層的宮廷政變已經動搖了國家機器，所以不得已只能對這些刑事犯罪者加重處罰，以期通過對基層的鐵血手段來避免社會秩序的崩潰。於是一時間，眾多「少年」被拉上刑場，讓原本就已經熱火朝天的刑場更加熱鬧。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背景，才有了後來義軍一到，「少年」「父老」就紛紛殺官獻城的現象——這其實就和行人闖紅燈一樣，只要有一個人先走，後面呼呼啦啦就會走過去一大幫人，而城下的義軍，就是那個第一個闖紅燈的人。無論是最初的陳勝、吳廣，還是後來的項梁、劉邦，他們起事往往都是一個標準模式：攜帶一筆啟動資金（少量兵馬），一路走下去，各個郡縣的潛在資本（「父老」「少年」）就紛紛被盤活。正是在這種裂變式增值的模式下，陳勝、吳廣的義軍從千把號人在幾個月時間裡增加到數十萬人。後來攻入函谷關的周文（陳勝麾下的將領），所轄的軍隊僅戰車就有千乘。

但事情也並非一點挽回的餘地都沒有，假如第一個「闖紅燈」的行人馬上被戴紅袖箍的大媽給揪住，那麼一般來說其他人也就不會動了。可是當時的秦廷卻偏偏沒有這麼做。楚故地發生大規模武裝暴亂的消息很快被遞送到了咸陽，胡亥的反應同樣非常迅速和明確——這一事件被定性為了群盜。按照《秦律》，5人以上偷盜、劫掠的犯罪團伙便可定義為群盜。換句話說，秦二世把楚故地的事件定性為刑事犯罪。在趙高的慫恿下，所有認為這件事是「叛亂」的官員和博士都被以造謠惑眾的罪名下了大牢。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還是要彰顯政權合法性。在胡亥看來，二世繼位僅僅一年就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叛亂，這容易讓人聯想到是繼任者的責任，進而再次牽扯出「得位不正」的問題。此外，一旦派兵平叛，在軍功受爵體制下必然會產生一批不受趙高控制的新貴，這也是後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大澤鄉事件只能是群盜，並且只能按照刑事案件來處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原本駐紮在百越和北方的兩支秦軍精銳部隊都沒有被調回內地。

各地紛紛響應陳勝吳廣的起義

在短短几個月里，義軍的兵鋒就從楚故地延伸到了函谷關，山東六國故地紛紛有人立王復國。然而陳勝的這種快速增值模式的弊端也開始慢慢顯現了出來：這並非是自己的原始資本再增值，而只是盤活了別人的資本，進而使後者加盟，隨著項目規模的擴大，最初的發起者在這其中的話語權反倒不斷被稀釋了……而這也就意味著秦帝國的迴光返照即將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