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將重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並更加註重「一體」

在當前中國各種滋蔓成災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中，對中國主體民族漢族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對華夏文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大量的漢族歷史名人被陸續追封少數民族，漢族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因為有礙於所謂的「民族團結」而紛紛從官方影視傳媒中下架，在教科書中也遭到淡化處理。而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卻被人為的、不顧事實的、牽強附會的任意拔高。

一些歷史著作中，對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時，為了民族團結和批駁所謂封建大漢族主義，也往往對原始史料進行肆意篡改、任意解讀，乃至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歷史真相。總是把歷史上造反的少數民族打扮成正義的一方，美化成所謂「反抗漢族封建地主階級壓迫的民族起義」，而全然不顧歷史上民族衝突和民族鬥爭的複雜性。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姚大力甚至連漢武帝反擊匈奴入侵的民族自衛戰爭都加以批判，胡說什麼「第一次把匈奴逐出河套以南，然後有朔方、九原這些郡；第二次逐出整個河西地區，然後有河西四郡；第三次整個逐出漠南。這個是一個完全正義的事業嗎？匈奴後來經過長城他們是要哭的。漢代這樣殘酷無情地對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個漠北消滅掉。為了自己國家的安全可以採取這樣的做法嗎？」（見姚大力：《學歷史的人要為不學歷史的人做什麼？》）

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少數民族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洋甚至連漢族的存在都不承認。他在《我所理解和從事的人類學》一文中宣稱：「至於漢族，我看它只是歷史上各地各民族因為與中央王朝互動較深，原生文化失去較多，從而在思想、行動和感覺方式上與次生的中國歷史文化大傳統重合較深的人。只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民族概念大行其道時，一個自黃帝以來五千年綿綿不絕的『漢族』才被構建出來。那些革命家為排滿而構建漢族時，大量地挪用了中國歷史文化大傳統中的資源，特別是包括方塊字在內的符號和歷史資源。現在我們如果想面對世界格局而構建中國人的整體認同，就必須有正本清源勇氣，從「漢族」里把這些被挪用近百年的資源清退出來。總之，繼續無端地堅持構建『漢族』就要冒犧牲中華民族整體認同的風險。」中國現在還沒有像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那樣分崩解體，但是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的存在就已經被張海洋迫不及待的宣布為非法的了。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范文瀾先生在《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一文中指出：「自秦漢起，漢民族已經是一個相當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其各方面條件均已成熟：長城以內的疆域是漢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儒家倫理是人們共同尊奉的道德規範；小篆是當時全國統一表達語言的文字；而國內的大小市場從戰國時便已發展起來了。可見，從那時起漢民族便已形成，以後只是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

應該說，中國當代主流歷史學家和主流民族學家中發表出這樣荒謬的研究成果，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民族工作和歷史工作的指導思想中出了偏差。2018年5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王延中在《中國民族報》上撰文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政策體系，民族政策也必須與時俱進。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改革完善民族政策。調整政策要堅持公平公正公開，進行科學論證、嚴格評估，以減少某些過時政策的負面影響。作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國，歷史上的執政者和先賢為我們留下了思想資源，其中都涉及了如何處理多樣性和整體性、差異性和一致性的問題。多樣性和整體性並不是相互矛盾、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表裡、互相促進的關係。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多元組成一體，一體包括多元。『多』和『一』是辯證統一、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改革開放之初所提出，並得官方認可的中國當代民族理論，但在近幾十年的政策實踐中卻往往只強調「多元」，而不敢講「一體」；只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而不講各民族之間的共性；人為的擴大了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畛域；人為的固化了各民族之間的界限；甚至連「民族融合」四個字都不敢提。一些人祭起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堅持所謂「首先是階級消亡，然後是國家消亡，最後才是民族消亡和民族融合」，「民族融合只有在共產主義實現後的將來才能實現，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民族差別的消失，融合成一個整體，在階級社會的歷史中不可能存在民族融合。」中國民族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第一位民族理論專業博士生導師、國家民委突出貢獻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金炳鎬（朝鮮族）在《我國現階段不宜提「促進民族融合」》一文中強調：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現象實際上是同化現象。民族融合只有到共產主義階段才有，歷史上發生的現象只是民族同化，同化有自然同化和強迫同化之分，但兩者都不是民族融合，中國現階段不宜提「促進民族融合」。金炳鎬認為連「促進民族融合」都不能講，講了就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在這種民族工作的指導思想之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在民族研究領域、歷史研究領域和教育領域當然就異化成了中華民族「多元異體」的理論，乃至誘發出了一些民族分裂的思潮。

當前官方已經意識到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將在民族工作、歷史工作、教育工作領域進行一定程度的「撥亂反正」，重新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針對過去政策實踐中所出現的偏差，現在將更加註重對「一體」的論述。央視新聞聯播昨天（2018.5.28）專門報道了：「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發布會，公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探源工程研究團隊認為：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多元一體作為一種歷史趨勢，奠定了日後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基礎，也成為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遠因和源頭。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了總體認識。」

實際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范文瀾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著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就已經指出整個東亞的文明都是由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幅射而產生的，所以中華文化是一體多元的，漢文明就是中華文明的主流，沒有漢文明甚至就沒有東亞的文明。而民國時期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其所著《中國通史》和《中國民族史》中也有類似論述，王桐齡先生的《中國民族史》也是同樣觀點。應該說這種論述是非常正確的，也符合當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研究結論，可惜在近幾十年來我們拋棄了范文瀾先生的這個論述。范文瀾先生又在1969年臨終前所寫的《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鬥爭與融合》一文中指出「從歷史上看，漢族好像是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爐，春秋戰國時期是一次大融化，十六國南北朝也是一次，唐朝又是一次，遼、金、元、清四朝融化的規模大小不等，多少都增加了漢族的數量。」范文瀾認為漢族和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形成都是歷史上民族融合的結果，民族融合是「永恆的歷史規律」，在當代中國不應該阻止這種民族融合的發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待任何民族理論也是如此。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真正到了啃硬骨頭的時候了，究竟啃不啃得動，是否能夠抓住調整民族政策的時機，這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關係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要「促進和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現在這個民族「交融」的局面能否做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不能培養出來，就看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上怎樣調整和貫徹落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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