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導讀(2)

　　晚近言學術史者對今文家的態度差異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據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場。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學」影響者在經學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這方面梁啟超表現得更明顯。而偏於古文一邊的，則通常對乾嘉時的今文家尚承認其有所得，對道咸以後的今文家便多斥責其把學術搞亂。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對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識外，也因他們特別不欣賞康有為引進西人宗教觀念以樹孔教之「創新意識」。戊戌前一年，章太炎便因「酒醉失言，詆康長素教匪；為康黨所聞，來與枚叔斗辨，至揮拳」。28　　當然，這部分也因章太炎向來主張「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而以為「通經致用，特漢儒所以干祿」。29不過，他們這樣說漢儒，多少也有些倒放電影的意思，因章太炎、劉師培等論清代學術時基本已確立反滿革命的觀念，所以特別注意士人對入主之異朝的態度。在他們看來，清初李光地等理學名臣和後來提倡「經世致用」的今文家在這方面有共同之處，其實都不脫「干祿」之意。劉師培指出：清代主漢學者多不仕或仕而不顯，而「經世之學，假高名以營利；義理之學，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視為利祿之途，高者用為利權之餌。外逞匡時化俗之談，然實不副名」。30受漢學家影響的鄧實也認為，道咸以降之今文家不過「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實則思假其術以干貴人、覬權位而已」。31平心而論，道咸以降中國思想界的一大轉變即因內憂外患而促成經世之學的興起，今文家更多涉及時政與這一外在的現實直接相關，其希望「干貴人、覬權位」也不過是「得君行道」這一傳統的自然發展。　　而且，在基本不涉政治的學術領域，經今文學的興起也可以說是順流而上自然產生的。相對偏於經古文學的葉德輝便說：「學既有爭，變亦無已……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32而相對偏於今文學的蒙文通後來也說：「近三百年來的學術，可以說全是復古運動，愈講愈精，也愈復愈古，恰似拾級而登的樣子」。33兩人一從學術競爭的角度看問題，一從正面解釋，都大體指明了學者關注的典籍對象日益近古這一清代學術發展趨勢。若承認今文家所處理的典籍更近古這一事實，則今文學不僅不差，還可能是更有所見的正統，故受道咸「新學」影響者通常會更正面地論述今文學與古文學的銜接，而章太炎等則務必從很多方面將道咸以後的今文學斥為把學術搞亂的「異端」。34　　道咸「新學」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崇宋學，那時不僅經今文學凸顯而出，宋學也在各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復興：乾嘉時被壓倒的理學在咸同時期可見明顯的復甦，頗講義理的曾國藩等人影響了不止一代人；推重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文派也借曾氏而復興；詩壇出現的「同光體」，其最大特點就是尊宋詩(部分當然因為宋詩確比唐詩書卷氣重，或可說更士大夫化)，其影響直至今人錢鍾書。可以說，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後的一個基本風氣。　　嚴復以為，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而趙宋一朝是古今變革之中樞。故若「研究人心風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35陳寅恪後來也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論斷；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36這一到民國仍餘波盪漾的「新宋學」，正可為「道咸以降之學新」作注。　　在推崇宋學傾向方面，錢穆比梁啟超更明顯。錢著一開始就說「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更進而說「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37但學界對錢先生關於清學的論述有些誤解，很多人都將其《清儒學案》（書之全稿遺失，其序尚存）與其《近三百年學術史》合而並論。其實兩者固有可以共論的關聯之處，也明顯側重不同，不能完全混同討論。蓋《清儒學案》系承接《明儒學案》之傳統循流而下，自然以理學家派為歸依。而《近三百年學術史》雖也強調宋學的重要，究竟是在討論「中國學術史」，所照顧的面要寬許多。錢先生對二者異同的處理是有分寸的，惜少有知音。38　　正因道咸「新學」有「務為前人所不為」的特點，復因道咸以後出現一股日益增強的「調和漢宋」趨勢，宋學、漢學的範圍和指謂從清季起便開始出現疑問，入民國後開始由懷疑轉否定，連柳詒徵這樣被視為「保守」者，也說「漢學宋學兩名詞，皆不成為學術之名」。39近年治史提倡「創新」，一些人常以後見之明重新「發現」昔之所無，或以現代眼光「徑改」昔人之向背，此風益盛。其實溫故而後能知新，諸如古文今文、漢學宋學、吳派皖派等昔人分類，當時都至少存在上百年，一般人均能理解其所指，少有質疑（偶有質疑者也不過以為其說不準確，顯然是在了解其通常指謂的基礎上提出疑問）。40今日讀書，對上述分類應儘可能承認接受，不過當辨明是何人在何時、何種情形下所使用，因何要如此區分，則史學之目的達矣。尤其「漢學」一詞，在清中葉以後，很長時間裡基本指乾嘉時興起的樸學或經古文學(兩者不全相同)；後來興起的經今文學，嚴格說當然也是漢代之學，但昔人不如此說，則學術史著亦當順應昔人表述習慣（本文中除非專門指出，經今文學一般不作「漢學」論）。　　上一輩學者中，周予同比較明確地注意這一點。他在早年斥責當時「鳥煙瘴氣的學術界」——尤其是所謂「國學家」——時便說：「他們連經史不分，漢宋學不分，今古文不分，他們只覺得一個完全無缺的所謂國粹也者在面前發毫光。」其晚年所講經學史，也基本接受章太炎的說法，把清中期的經學家分為吳、皖二派。41且周先生是少數講近三百年學術史而特別注意章太炎學說者，他曾兩次列舉清代學術的參考文獻，均強調章太炎的《檢論·清儒》一文「很重要」，若「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學術史，一定要讀這篇《清儒》，它是清代學術的概論」。42　　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啟超論清代學術很受章太炎的影響。他一則說梁啟超「論述近三百年學術史，實在是從章太炎《清儒》那裡來的」；再則說「梁氏兩書取於章氏、劉氏的著作」。這裡的劉氏即劉師培，周先生第一次舉參考文獻不及劉文，第二次則包括了劉師培的《清儒得失論》和《近代漢學變遷論》，所以梁啟超所「繼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劉。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兩次列舉了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第一次列舉把錢著置入「附」一類，說「這部書還是可以參考的」，顯然略帶保留（第二次未作解說）。因此，在「近三百年學術史」領域裡真正強調章、劉之說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論中提及，並非專論清代學術，所以其主張在這一領域影響不甚廣。43　　當然，梁啟超雖受章太炎等影響，但一開始也有不同（如前述對今文經學的處理），而且明顯呈現出越來越疏離於漢學立場的趨向。只要比較下面兩段對於方東樹《漢學商兌》的評論，便可看出差異：　　其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其時與惠、戴學樹敵者曰桐城派。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癥結。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輒敗也。44　　其二，《清代學術概論》：　　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卻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書成於嘉慶間，正值正統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也。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後此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訓》。陳澧著《漢儒通義》，謂漢儒亦言理學，其《東塾讀書記》中有《朱子》一卷，謂朱子亦言考證，蓋頗受此書之反響雲。45　　關於方著擊中漢學病症一點，兩次所述略同；後一次說其是「一種革命事業」的評價大致也是受當時世風影響，可不必論。重要的是對方著學術影響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學非惠、戴敵，故以失敗告終；一曰其餘波不絕，後之大儒阮元、陳澧皆頗受此書影響；且後者只見褒揚，全不提失敗，與此前所論自不可同日而語。可知梁氏固受章、劉的影響，然日漸疏遠，其傾向性亦自有別。46　　在一定程度上，錢穆也呈現出逐漸疏離於漢學立場的趨向。其早年所撰《國學概論》有「清代考證學」一章，廣引章太炎《檢論》和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以及胡適當時的新近言論。該書雖說明考證學主要是指乾嘉以後，清初之學不能以考證括之，然仍承認「清初諸儒，正值理學爛敗之餘，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納人物，也與章、梁所論相近，而與後來之《近三百年學術史》頗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重要樸學人物後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漢學人物，特別凸顯曾國藩的地位等）。47可知錢先生也是在治學過程中逐漸偏向宋學一邊的。　　而清代學術史中漢宋關係至關緊要，以一般所論看，清學以「經學即理學」開端，以「漢宋調和」收尾，則漢學與宋學那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可以說貫穿始終；尤其晚清「漢宋調和」取向是出現在漢學成正統以後，其中相當一些人明顯傾向於宋學，不過以「調和」的面貌出現，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說清學是以反宋學始而以復宋學終。48　　這裡面當然還有更細緻的分別，一方面，清初反宋學者所針對的「空疏」等多是明學特徵，他們所反的宋學實際更多是明學，以及宋學的陸、王一系，而程、朱一系則所受衝擊相對較輕。且如後人所指出的，清人所興的「漢學」中確有不少程、朱一系特別是朱子系統的「宋學」成分。另一方面，當事人自己的表述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明學連作為反對的目標也不齒及，固體現出分外的輕蔑；然當事人將其作為「宋學」來反，當然也代表他們心目中的「宋學」。同樣，道咸以後復興的宋學與乾嘉諸儒所反對的宋學其實不必是一個宋學，此前之宋學實多為明學，最多也就上溯到宋學的陸、王一系；而此後復興的宋學則更多是程、朱一系，且愈來愈由程轉朱。晚清漢宋調和者及後來民初學者常說清代漢學本是繼承宋學，便多是指朱學而言。49　　傅斯年就曾說：「自今日觀之，清代所謂宋學實是明代之官學；而所謂漢學，大體上直是自紫陽至深寧一脈相承之宋學。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嘆，在當時環境中則不易在此處平心靜氣。」50清人漢學本從朱子一系之宋學所出，也是從清季便存的說法，51然傅先生特別區分「今日」的眼光與「當時環境」的歧異，則尤為得體。　　一般多以為，清代漢學不長於義理，所以戴震等才不得不「明避宋學之途，暗奪宋學之席」，出入於漢宋兩學之間。52但馮友蘭的看法則相當不同，他雖然也說清代「漢學家之義理之學，表面上雖為反道學，而實則系一部分道學之繼續發展」；但同時相當輕視清代的宋學家，認為他們「只傳述」，而「少顯著的新見解。故講此時代之哲學，須在所謂漢學家中求之」。馮先生又說，清初諸大儒「皆反宋學，而其所攻擊辯論者，多及理學家，而鮮及心學家」。53這不啻說清儒所反的是真宋學而非明學，與多數人所見恰相反，怪不得陳寅恪說馮著「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54　　但馮友蘭關於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的言說也有所本。劉師培已說，清代「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要例以治群書耳」。55換言之，一時代學術的特徵當從其所思考所討論的問題、所依據和處理的典籍、以及所運用的治學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馮氏得之，他特別重視清代漢學家所討論的問題「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之問題；其所據之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之四書」。而清代漢學家對「宋明道學家之問題，能予以較不同的解答；對於宋明道學家所依經典，能予以較不同的解釋」。若後一點成立，則說清代「哲學」當從漢學中求，而不必從宋學中求，也有所見。這大概也是前引馮氏區分今文家與道學家的一個思想基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