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的詞學思想

06-12

試論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的詞學思想

湖北大學中文系劉尊明陳鑫

【摘要】以辛棄疾為主帥的辛派詞人是宋代詞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詞學流派。辛派詞人的詞學思想既體現在他們的創作實踐中，也散見於他們的詞集序跋和有關詞話詞論中。其思想內涵和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弘揚主體，崇尚詞品的詞學主體觀；二、陳經濟之懷、作陶寫之具的詞體功能觀；三、以氣為詞、剛柔兼濟的詞體風格論。

一、問題的提出——辛派詞人有無詞學思想

南宋中、後期，以辛棄疾為核心聚合了韓元吉、陸遊、陳亮、劉過、楊炎正、戴復古、劉克莊、吳潛、方岳、陳人傑、劉辰翁等一大批優秀詞人，他們生活背景相似，人生經歷略同，藝術風格相近，思想情趣相投，或同時唱和，或異代追摹，形成了唐宋詞史上最具影響力而且歷時最長的一個詞派，史稱「辛派詞人」，又稱「辛派」或「稼軒詞派」等。稼軒詞及辛派詞人一直是歷代詞學研究的熱點和重點，但研究者多側重於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的藝術創作，對他們的詞學思想則多有忽略。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研究的這種歷史現狀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詞史上如此偉大和如此重要的詞人和詞派，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究竟有沒有自己的詞學思想呢？

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又重新清理和查閱了有關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的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發現形成上述研究現狀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就是以辛棄疾為主帥的辛派詞人，本來就是一個以創作成就而著稱於詞史的詞學流派，詞學研究史上對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偏重於藝術創作的格局，乃是與研究對象本身的特徵相適應的。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辛棄疾和辛派詞人並非只有創作實踐，他們也有自己的詞學思想。辛派詞人群體的形成固然是由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但相同或相近的詞學思想、藝術追求和審美情趣也是貫穿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缺少思想和理論的詞人，會成為一代領袖並凝聚成一個具有生命力的詞學流派。

其實，早在南宋時期，作為辛棄疾的部下和晚輩同時也是辛派詞人之一員的岳珂，已經對辛棄疾的詞學言論有所關注，並在其所著《桯史》卷3中以「稼軒論詞」為題作了如下記載：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涖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啟》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嘆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遍問客，必使摘其疵，孫（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啟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範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兩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1

這段記載的內容雖然帶有記事的成分和雜史的性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詞論，但著者既以「稼軒論詞」命題，所記也確與稼軒對自己詞作的欣賞、接受、品評和修改等一系列藝術活動有關，對於我們理解稼軒的詞學思想和審美情趣是有所幫助的，同時也啟示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視角去觀照和考察稼軒的詞學思想。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就曾經指出：辛棄疾在詞學理論方面雖然沒有留下多少意見，但是現存的一些「零星材料幫助我們認識到，辛棄疾是一位具有先進的文藝觀點、富有天才而又很謙虛的作家」2。遺憾的是，程先生在文中未能就此問題展開討論，而他的這一見解也並沒有引起詞學研究者們的重視。直到三十多年後，劉揚忠先生才發表《辛棄疾的文學主張和審美理想》一文，勾稽稼軒詩詞文中的零星資料，「描畫出辛棄疾的文學主張和審美理想的粗略輪廓」3。但是劉先生此文只就稼軒立論，較少涉及辛派詞人；雖然此後劉先生在其新著《唐宋詞流派史》中4，對稼軒詞派的其他成員的有關詞學言論有所涉獵，但又顯得零散參差，未能統貫起來。

本文即嘗試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搜輯辛棄疾及辛派詞人文學作品中的有關材料、尤其是辛派詞人圍繞《稼軒詞》等詞集所作序跋、題記等詞論詞話資料，並結合他們相關的創作實踐活動，對包括辛棄疾在內的辛派詞人的詞學思想做一番綜合而系統的考察與探討。下面，我們主要擬從詞學主體意識、詞體功能觀念、詞體風格特徵三個方面來進行觀照和闡釋。

二、詞學主體觀——弘揚主體，崇尚詞品

作為隋唐之際誕生的一種新興音樂文學形式的詞，在它從民間轉入文人手中的時候便逐漸形成了浮艷、卑微的品格，詞品與人品二者被嚴重剝離。因此在詞初起的唐五代，一般文人大多只是偶爾染指，其思想深處已經埋下了「詩餘」之念、「小道」之意；晚唐第一個大力作詞的溫庭筠，其人既被指斥為「有才無行」5，其詞也被視之為「側艷之詞」6，詞既與「艷科」聯繫在一起，作詞也被看成「無行」之舉；到了五代，後晉文人和凝少年時多作「艷詞」，後來當了宰相，便四處收集加以焚毀，然而散落民間，難以盡毀，以至於「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7。至北宋，一方面是詞的創作日益成熟，另一方面詞學觀念似乎始終凝固不變。宋初柳永因詞名之累，宦途多艱。一代宗師歐陽修主張詩文要「載道言志」，而他的詞也只為「聊佐清歡」8。晏小山詞「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9，仍不免「才有餘而德不足」之譏10。至北宋晚期，李清照《詞論》出，更是明確標示詩詞有別，詞「別是一家」，她在詩中發出「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錚錚之聲，而她的詞一直以「清麗」名世。其間，惟有蘇軾不滿詞風的俗艷和詞品的卑弱，起而加以革新和開拓，一定程度地提高了詞的品格和地位。但是東坡對詞的革新又招致了時人和後人「以詩為詞」、「要非本色」一類的批評11，因而在北宋中後期的詞壇上影響並不大。

直到南渡以後辛派詞人起來，東坡的事業才得到了發揚光大，詞壇的「艷科」格局和詞品的卑弱地位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詞學的主體意識也得以真正凸顯出來。這一點集中表現在辛派詞人對辛詞的體認方面。

辛棄疾同時及其後的辛派詞人評辛詞，無一不拈出人品的宏大這一點。辛棄疾的門人范開作《稼軒詞序》12，開篇即云：「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知夫聲與意之本原，則知歌詞之所自出。」這段議論開始觸及到創作本原問題。范開拈出創作主體的「器」與「志」，作為「聲」與「意」的本原，這裡的「器」與「志」，即是創作主體的品格、襟懷。范開以這種內在的胸襟、人品作為創作的內核，認為稼軒詞即是稼軒高「志」、大「器」在詞文學領域裡的展現；指出「辛公之詞似東坡，非有意於學坡也，自其發於所蓄者言之，則不能不坡若也」。在宋代詞學批評史上，范開第一次從理論上既明確地闡釋了詞品與人品的相互關係，又深刻地揭示了稼軒詞創作所體現的鮮明的主體意識。此後劉克莊作《辛稼軒集序》13，也以知人論世的方法評辛詞，盛讚「南北分裂之際」辛棄疾這位「北方驍勇自拔而歸」，「著節本朝」，「文墨議論尤英偉磊落」；佩服辛棄疾武略超人，如果能「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感嘆辛棄疾壯志蹉跎，英雄空老，令人「讀其書而深悲焉」。這「悲」既源自稼軒歌詞，更源於血脈深處對稼軒人格品質、不偶遭遇的不平，對稼軒命運和遭遇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基於對稼軒「豪傑」本性的認識，劉克莊也高度讚頌了稼軒詞的宏大品格：「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認為辛棄疾將詞的品格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又數十年之後，劉辰翁作《辛稼軒詞序》14，從「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發端，引出「及稼軒橫豎爛漫，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並卮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以東坡為前導和鋪墊，對稼軒拓展詞境提高詞品的藝術成就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不僅如此，面對風雨飄搖的國勢，劉辰翁對辛棄疾及稼軒詞更有一種靈魂深處的共鳴：他激賞「斯人北來，喑嗚鷙悍」；悲慨「讒擯銷沮，白髮橫生」；更喟嘆「英雄感愴，有在常情之外」。

此外，辛派詞人的中堅人物陳亮，也以他的創作實踐印證了辛派詞人追求詞品與人品相統一的詞學理想。據明李贄《藏書·名臣傳·陳亮傳》記載，陳亮嘗言：「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李贄在傳中高度評價說：「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15夏承燾先生則結合陳亮的為人論其為文為詞曰：「他自贊為『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早年著《三國紀年》，很仰慕陳登之為人。有這種風格的人，發為議論自然是『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表現在詞里，也自然是一片光明俊偉、磊磊落落的氣象。」16舉其《念奴嬌·登多景樓》一詞為例：「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詞人指點江山，縱論歷史，聚古今人事、南北江山於筆端，與他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異曲同工，簡直可以作政論來讀，也體現了詞人凜然磊落的胸襟與人格。清張德瀛《詞徵》卷5即謂：「陳同甫幼有國士之目，孝宗淳熙五年，詣闕上書，於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指事直陳，如龜之灼。然揮霍自恣，識者或以誇大少之。其發而為詞，乃若天衣飛揚，滿壁風動。惜其每有成議，輒招妒口，故骯髒不平之氣，輒寓於長短句中。讀其詞，益悲其人之不遇已。」17

一方面，以辛棄疾為主帥的辛派詞人在創作實踐中，以高吭悲壯的愛國歌聲、廣泛豐富的思想內容、正大豪放的藝術風格，切切實實地將詞的品格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辛派詞人圍繞辛詞所做的文學接受和理論批評，也有力地突出了創作主體人格精神的魅力。此後，歷代對辛詞以及辛派詞人的接受和批評，大體皆繼承了辛派詞人弘揚主體、注重詞品的詞學思想。

三、詞體功能觀——陳經濟之懷，作陶寫之具

「靖康之變」無疑是一場噩夢，大批士人被迫南渡，他們的詞風也因此巨變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詞壇上傳統詞風發生了斷裂，詞體的功能成為詞人們普遍思考的時代課題。對這一問題辛派詞人作出了明確一致的回答，理論貢獻主要以陸遊、辛棄疾、陳亮、范開及劉克莊等人為代表。

現實驚醒慣於吟風弄月的詞人們，在宋代廣為傳誦的《花間集》遭致眾多批評。陸遊是辛派詞人的同盟軍，他在作於淳熙己酉（1189）年的《長短句序》中寫到：「乃有倚聲制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志吾過。」18陸遊所指責和感嘆的「其變愈薄」，當是晚唐五代以《花間集》為代表的浮艷詞風；此時65歲的陸遊「晚而悔之」的，也當是少年時代「汩於世俗」所作的所謂「艷詞」、「小詞」。處於遭逢巨變、偏安殘闕的時代，這種道德、禮義之說已不再是泛泛空談，它真實地反映了愛國詩人陸遊對詞體文學的功能價值的疑惑與反思。陸遊另有兩篇《跋花間集》的文章。其一曰：「《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或者出於無聊故邪？」19處於南宋前期這一新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環境中，陸遊對「花間詞人」所表現的詞體功能價值觀念發生了懷疑。陸遊在81歲時另有一篇《跋花間集》：「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20在這裡，陸遊既從文體演變的視角來解釋晚唐五代詩衰詞興的現象，也指出了「花間詞」的創作背景及其側艷流宕的風貌。可以看出，陸遊晚年圍繞著《花間集》對詞體文學的功能價值問題做過較長時間的思索。

比辛棄疾略早的陸遊，不僅率先在對「花間詞風」的批評中表現出對詞體功能價值問題的重新思考，而且也在創作實踐中體現出宏大的愛國主題和全新的詞學思想。披檢放翁詞集，我們發現，所謂「汩於世俗」而作的艷詞並不多見，而從軍、抗敵、愛國、憂民則是他高唱不衰的主旋律。陸詞中所表現的「壯歲從戎，氣吞殘虜」（《謝池春》）的銳意壯懷令人振奮，而他所抒寫的「心在天山，身老滄州」（《訴衷情》）的憂憤不平又催人淚下。陸遊不僅以他的詩歌與辛棄疾的詞篇共同奏響了時代的最強音，而且他的詞篇體現出以抒情言志為主導的功能價值觀念，貫穿著豪情與悲意相交織的情感主題，呈現出一種俊爽流利與沉鬱雄放兼而有之的藝術風貌，因此陸遊得以成為辛派詞人的先導者與同盟軍。

一方面，辛派詞人以《花間集》為其理論對立面對「花間詞風」加以批評，另一方面，他們在創作中也逐步形成了頗具時代特色的詞體功能價值觀念。

翻檢辛棄疾留下的豐富作品，從中我們可以感觸到他極具革新意識的詞學思想。他不滿於詞的狹窄題材和柔弱風格：「今古恨，幾千般，只應離合是悲歡？」（《鷓鴣天》）「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怨恩。」（《沁園春》）所謂兒女怨恩、離合悲歡，正是詞的傳統題材和主題。他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和藝術追求：「人無同處面如心，不妨舊事從頭記，要寫行藏入笑林。」（《鷓鴣天》）「須作蝟毛桀，筆作劍鋒長。」（《水調歌頭· 席上為葉仲洽賦》）「我輩從來文字飲，怕壯懷激烈須歌者。」（《賀新郎》）提倡詞的創作要直面社會人生，甚至「要寫行藏入笑林」；將文士手中「筆」比作武將腰間「劍」，這一比喻在詞的領域中不啻是一聲異響，道出了稼軒不同世人的獨特的創作觀念：要讓手中之筆像長劍一樣，橫掃沙場，抒寫「壯懷激烈」。這份激烈的壯懷有時甚至大多數時候則化為激憤的悲懷：「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須詩句與排推。」（《浣溪沙· 種梅菊》）「寫盡胸中，塊壘未全平。」（《江神子·—和人韻》）「愁為倩，幺弦訴。」（《賀新郎》）「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水調歌頭》）在這裡，雄豪之聲掩抑成悲憤之音，流瀉在稼軒詞的字裡行間。

辛棄疾的詞學思想見諸表述者只有吉光片羽，他的詞學思想主要是以創作實踐來加以呈現的，並因此獲得了辛派詞人的體認和揭示。范開《稼軒詞序》的議論實為知言。他敏銳地體悟到辛詞正是他英雄氣節、未就功業的陶寫之具：「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實際上，詞到了稼軒手中已變成他在政治失意之餘、抒寫被壓抑的襟抱情懷的「陶寫之具」。同樣，劉辰翁《辛稼軒詞序》也有「陷絕失望，花時中酒，托之陶寫」之論。辛詞不是太平時候歌舞宴席「聊佐清歡」的娛樂工具，不是曠男怨女相思離別的心靈傾訴，他在詞中書寫著他的凌雲壯志、報國理想，傾吐著他的憂患感慨、抑鬱悲憤，他的詞是他生命情感的「陶寫之具」！

陳亮與辛棄疾堪稱政治、文學的雙重知音，他不僅與稼軒情同手足，互為知音，而且也以相近的詞學思想和藝術風格成為辛派詞人的核心力量。陳亮有一位密切真摯的學侶葉適，曾多次感嘆讀不懂陳亮平生言論中有關文學創作方面的「微言」大意。如《書龍川集後》云：「（亮）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21在視詞為「艷科」、「小道」、「詩餘」的思想依然不絕如縷的南宋時代，陳亮竟然如此直切地把詞作為抒寫「經濟之懷」的工具，葉適「不能解」也就不足為怪了。與辛棄疾相比，稼軒因為「歸正人」的身份和擅軍事的才能而備受防範打擊，故其詞抒寫理想抱負多用比興寄託，常常摧剛為柔；而陳亮身為一介布衣，又秉性剛直，故指斥時弊，抒寫懷抱，高言大語，無所顧忌。可以說，陳亮乃以更為激切的內容、更為豪壯的聲調唱出了辛派詞人最宏亮有力的歌聲。

稍後，辛派後勁劉克莊在《黃孝邁長短句序》中寫道：「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脫換李賀語爾，而伊川有褻瀆上穹之誚。豈惟伊川哉？秀上人罪魯直勸淫，馮當世願小晏損才補德，故雅人修士，相戒不為。或曰：魯庵亦為之，何也？余曰：議論至聖人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楊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時傷物乎？『雞棲日夕』，『黍離麥秀』，非行役弔古乎？『熠熠宵行』，『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宜魯庵之為之也。魯庵已矣，子孝邁，年英妙，才超軼……蓋君所作，原於《二南》，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之乎？」22這一議論比之陸遊更進一步，把詞體的地位抬高到與《詩經》相提並論的高度。在《跋劉叔安感秋八詞》中，劉克莊不僅高度評價「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艷」的革新開拓之功，而且熱情肯定劉叔安融豪婉為一體、借比興為寄託的創作成就：「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23劉克莊不僅在理論上推尊詞體、在評論中注重比興寄託，而且在創作中也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提升了詞的思想價值。對此，清馮煦曾有所論及：「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為，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24情系君國，志在有為，發而為詞，故多抒情寓志之作；既然「不欲以詞人自域」，則詞人的眼光、心胸也就超出了一般詞人娛賓遣興的範圍，所以後村詞的內容題材更集中於家國、社會和時代，詞中譏彈時政，議論世事，憂憤國運，陶寫懷抱，力透紙背，情溢言表。

四、詞體風格論——以氣為詞，剛柔兼濟

辛派詞人的聚合力直接來源於稼軒，作為一個流派的整體風格亦最鮮明地凸顯於稼軒詞中。因此，辛派詞人的詞體風格論也主要是以稼軒詞為觀照對象的。

范開《稼軒詞序》論稼軒詞風：「故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道出了稼軒詞「不主故常」、「隨所變態」的自然肆意的風格特徵。這裡對辛詞風格的評論不是孤立的，這一議論緊承前句「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後又有「無他，意不在於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結合起來理解，范開不僅揭示了稼軒詞鮮明的風格特徵，更體認到這種藝術風格形成的內在原因，即稼軒的「以氣為詞」、「氣之所充，蓄之所發」，那一股剛大之氣灌注在他的詞中，流瀉在他的詞篇里，所到之處自然形成了稼軒詞「如張樂洞庭之野」、「隨所變態」的風格特色。

范開的序文作於稼軒生前，因此他的觀點應當是得到稼軒首肯的。而且，在稼軒的詩文中，他更是經常以「氣」論人論事。如他在《美芹十論》中贊「張浚符離之師，粗有生氣」，議論戰爭亦有「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養戰先養氣』」；在他的詞里更是屢見對「氣」的讚賞，如「劉郎才氣」、「元龍豪氣」、「凜然生氣」、「氣吞萬里如虎」、「青山意氣」等等。

前引岳珂《桯史》卷3「稼軒論詞」條，涉及到稼軒詞的創作本事和傳播接受活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稼軒的審美追求及稼軒論詞的風格特色。文中所舉的《賀新郎》和《永遇樂》二詞，正是稼軒豪放詞的代表作。而稼軒本人對這兩首詞也有著特別的賞愛，不僅「使妓迭歌」，而且「自誦其警句」；不僅詢問坐客的感受如何，而且「拊髀自笑」、「益自擊節」，情不自禁。稼軒為之如此自珍自賞的，就是那種從胸中流淌而出且灌注於詞中的狂傲之氣和豪邁風彩！

正是在這樣一股狂放雄豪之氣的激蕩之下，辛詞才最有力地衝決了詞的傳統藩籬，開創了蔚為詞史一大高峰的「稼軒體」。首先，辛詞以新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開創了與傳統詞風截然不同的新境界。在他留下的620多首詞中，只有20多首是以女性為主人公的，英雄志士形象昂首步入了他的詞中。他的目光也曾注視過嫵媚多情的青山綠水、開著薺菜花的山鄉田野，但是他的心靈刻骨銘心為之縈繞關注的始終是金戈鐵馬的沙場和風雲激蕩的社會，他的詞大多是他英雄心志和悲劇情懷的抒寫，具有鮮明的自我化、男性化傾向，呈現一種雄勁、豪放的風格特徵。其次，辛棄疾又對傳統的婉約詞風加以改造，如千古傳誦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等詞，借美人香草、離別相思的傳統題材，寄託身世之感，抒寫家國之憂，摧剛為柔，剛柔兼濟，既增強了豪放詞風的藝術魅力，又加深了婉約詞風的審美內涵。

如果說，東坡對傳統詞風所採取的「以詩為詞」的革新，並沒有得到「蘇門」詞人的普遍接受和積極響應，甚至招致了「要非本色」的批評，那麼，「稼軒體」對東坡風範的發揚和創新，則受到了辛派詞人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熱情肯定和大力弘揚。從范開、劉克莊、劉辰翁等人所作稼軒詞序及其他有關詞論中，我們已經看不到「當行」、「本色」一類的論調；不僅稼軒宏大高遠、豪雄悲壯的詞風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而且稼軒詞風的多樣化也備受青睞：如范開《稼軒詞序》所云「其間固有清而麗、婉而嫵媚，此又坡詞之所無，而公詞之所獨也」，又如劉克莊《辛稼軒集序》所謂「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至於辛派詞人在創作實踐上自覺繼承和發揚稼軒豪放詞風，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尤其是在南宋中後期「復雅」思潮和雕琢詞風重新興盛的時候，辛派詞人閎通兼容的風格理論和創作實踐就顯得更為難能可貴了。

氣韻充沛、剛柔兼濟的「稼軒體」對後世詞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和衝擊，形成了巨大的暈圈效應。對此，南宋後期以江湖布衣的身份而繼承稼軒衣缽的辛派後勁戴復古，在一首《望江南》詞中曾有這樣的描述：「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漸有稼軒風。」25戴復古所作《望江南》共一組四首，這裡引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詞人在調下有小序云：「壺山宋謙父寄新刊雅詞，內有《壺山好》三十闋，自說平生。仆謂猶有未說盡處，為續四曲。」可見這四首《望江南》詞乃為續宋自遜（字謙父）《壺山好》（即《望江南》）而作。宋自遜亦為辛派詞人之一，與戴復古為友。戴復古續詞中所謂「歌詞漸有稼軒風」，雖然是稱讚宋自遜作詞已漸有稼軒詞的風貌，但客觀上也反映了南宋後期詞壇追摹稼軒詞風的文學思潮和創作傾向。一方面，時人及後學的推崇、模仿直接促成了辛派詞人和稼軒詞派的產生；另一方面，正如錢鍾書所云，「就是抗拒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26，比如像姜夔、吳文英、張炎、王沂孫等格律派詞人，也在無形中受到「稼軒風」的熏染，茲不贅述。

辛棄疾及辛派詞人的詞學思想是中國詞學批評史上一筆寶貴的理論財富，應該加以深入開發和探討。本文只是略敘大概，既以就教於方家，也希望能引起詞學研究者們進一步的關注和研究。

1、岳珂《桯史》卷3，《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第38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程千帆《辛詞初論》，載《武漢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

3、載孫崇恩等主編《辛棄疾研究論文集》，第7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年2月版。

4、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5、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舊唐書》卷190《列傳·文苑下·溫庭筠》。中華書局排印本。

7、《北夢瑣言》卷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歐陽修《西湖念語·採桑子》。據《全宋詞》本，第120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9、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21《小山集》解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19，第151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1、北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據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第309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12、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第19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13、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第200頁。

14、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第201頁。

15、引自夏承燾《龍川詞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6、夏承燾《論陳亮的〈龍川詞〉（代序）》，載《龍川詞校箋》，第10頁。

17、引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163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8、載《渭南文集》卷1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載《渭南文集》卷30。同上。

20、同[19]。

21、載《水心集》卷2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第297頁。

23、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第296頁。

24、《蒿庵論詞》「論劉克莊詞」條，據《詞話叢編》本，第3595頁。

25、《全宋詞》，第2309頁。

26、錢鍾書《舊文四篇·中國詩與中國畫》，引自陶爾夫等《南宋詞史》第17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