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 三城記：從上海到香港，再到新加坡

黃廣宇坐在我對面，穿著短袖格子襯衫，神情看起來過分平靜。我們有整整六年沒見了，在大學時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聲著稱。坐在他旁邊的是管灃，8年前那個夏天的午後，在北大28樓那個陰暗的拐角處，他對我說，他要成為斯蒂夫·喬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蕩不羈。

一開始，我們在牛車水的大排檔里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遠處是一個小型的歷史博物館，記錄了19世紀以來，中國人移居新加坡的歷史。牛車水的馬來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車」，最初的居住者馬來人每天用牛車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載水。 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萊佛士將牛車水劃為華人居住區，像大多數人南洋的華人定居地一樣，廣東人與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牛車水街邊的木屐匠、薄餅皮製造者、神像雕刻師、寫信佬，這些傳統的職業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館裡的陳列的舊黑白照片，碼頭上苦力與記帳員的雕像，我們的確難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風貌，那個由英國人，華人與馬來人，印度人構成的漁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牆、鋼筋、混凝土和霓虹燈所建構與包圍，金融家們躲藏在屏幕後面操作資金的流向。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一直在爭奪亞洲之都的稱號。

「中國企業為何難以成為世界級的品牌？」六年未見之後，我們最初討論的談話竟是從這個命題開始的。黃廣宇是一家半導體製造公司的一名年輕程序員。

而管灃則是一名看起來已經飽經風霜的創業者，他2000年的dot-com風潮沒有徹底落幕前，進入了IT業，正在開發3D產品，三年前，他從北京搬到了這裡，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辦公室的住宅里，吃飯、睡覺、編程序，一心要打開東南亞市場。

沒有想到，新加坡成為同班同學最多的聚集地，95級微電子專業的22名同學，5名在新加坡在學習與工作過，剩下的幾位仍從事本專業研究的，則在上海。

我們談話的地點從牛車水，轉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對岸正是托馬斯·斯坦福·萊佛士1819年登陸新加坡的落腳點，此地充滿了萊佛士的遺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廣場、酒店、學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卻從未消失。

1819年開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東方與西方交匯只地，都曾期待自己成為遠東的貿易中心。它們各自的命運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像是你追我趕的賽跑遊戲，結局充滿了意外的戲劇性。

它們喜歡用「雙城記」來形容彼此關係。上海與香港所構成的是沿海中國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國新觀念、新風尚、商業利潤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後，新加坡與香港則是另一個「雙城記」，兩個亞洲的殖民城市，身處強大鄰居影響的焦慮之中，資源匱乏，卻在短暫的三十年的時間裡，躋身於全球最富有的城市。

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學的講演中說：「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先驅，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當催化劑，協助周遭的傳統農業社會加快蛻變的步伐……它們會成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發達國家製造的精細產品，更重要的是也能傳播社會價值觀、紀律、技術和專門知識」。10年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學習新加坡經驗，而香港則是中國改革最重要的資金與觀念的來源。

一覺醒來的上海，卻在這場競爭中落後了，她曾經誇耀自己是遠東的巴黎與紐約，從東京到馬尼拉到雅加達都在追尋她的風尚，但現在，卻想知道香港流行什麼。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400萬人口的新加坡卻是10億人的中國的摹仿對象——創造經濟增長，並保持封閉政治與社會穩定。

「中國沒有世界級的品牌」的討論似乎輕易的就和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牽扯到了一起。中國遊客在新加坡的聲譽不佳，一年前的《海峽時報》創造了「醜陋的中國遊客」一詞，因為經濟奇蹟而湧來的中國遊客的一些習慣令本地人難以忍受，他們隨地吐痰、 在公共場合嗓門大、不守秩序、衛生習慣不佳……

於是，我們三個在新加坡河旁的話題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年輕知識分子爭論不休的老問題上：中國人如何變得更富組織性，如何創造一個健康的社會？作為單獨的個人，中國人可以成為傑出人物，誇耀自己是最聰明的人，但中國人卻很少能夠締造具有擴張性和生命力的組織，商業公司不過是諸多組織形態中的一種。

新加坡是一個好的榜樣嗎？19世紀的那些為了躲避清帝國的崩潰而帶來的社會動蕩的福建與廣東人逃到此地，他們的後代構成了今日新加坡人的主體，創造了今日的經濟奇蹟，李光耀正是客家人的後代。

這的確是世界上最乾淨、有秩序的城市之一，夜晚從機場到市區，在柔和的光線下，新加坡像是個漂亮的盆景。但誰都知道，新加坡人進行了一場浮士德的交易。

直到幾年前，在這裡買一包口香糖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權利與它的物質成就不相匹配，李光耀甚至說，如果這世上有保姆國家，我們很高興是其中之一。在漫長的繁榮歲月里，香港也是如此，權力交給英國人，華人專心賺取利潤。

前往新加坡之前，我正在上海。這座一心要尋回昔日的榮耀的城市最熱門的話題是「好男兒」的評選，和一樁牽扯政府官員的巨額的腐敗案。上海既缺乏新加坡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又沒有香港商業環境中的自由競爭的能量。

今天的中國人，在進行著那場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他們經常抱怨的是，即使他們已經接受這筆交易，卻仍沒有一個穩定環境來安心完成這筆交易，不斷有人赤裸裸的竊取他們的成果。

「沒有權力和關係，生意實在太難做了」，管灃抱怨說，他在國內的創業故事沒有成為納斯達克的中國概念股，他越來越不相信斯蒂夫·喬布斯式的傳奇會發生在中國，他喜歡新加坡，即使這裡生活沉悶、充滿規矩與禁忌，但是，他覺得這裡安全，一切可以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