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蘇聯同路人」的薩特們：良心敗壞 or 別無選擇？| 雲也退

按：二戰之後，以薩特為代表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在道德上的失當，成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知識分子研究一個重要主題。在蘇聯的共產主義迷夢逐漸被擊碎之時，薩特們選擇性失明，一廂情願地認為共產主義代表了人類的未來，而斯大林是給出歷史謎題答案的那個人。那些因集體化、政治清洗和大規模人口遷移而造成的災難，被認為是重建「新世界」的必經階段。在《未竟的往昔》這部著作里，托尼·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審視了二戰之後的法國知識分子，以及他們在歷史的峽口，為何會選擇沉默，並為暴行辯解。

托尼·朱特著名歷史學家，以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史的研究著稱。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里的這幾句話，誰都讀得懂。不過荀子論的是他那個時代的修身，現代社會並不是對誰都只有潔身自好的要求；至少有一類人負有見不善大聲說出的職責，那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公知。美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1948—2010），自己是位大公知，也長於研究公知。20世紀最大的不善是什麼？眾所公認的，是獨裁。獨裁者希特勒二戰敗北自殺，而斯大林則永遠在爭議之中。蘇聯瓦解至今已有二十來年，每年都有俄羅斯人懷念他把斯拉夫民族帶到的那個世界兩極之一的高度，何況他率領的蘇聯軍民還是逆轉二戰戰局的第一功臣。但是，斯大林在國內搞白色恐怖，迫害異己，對外侵略衛星國，這些黑歷史黑檔案早已被披露，也沒有誰能否認了。那麼當年，有沒有公知出來直言，告訴大家蘇聯的真相呢？當然有，不過只是少數，很少數。

薩特，法國哲學家、作家，存在主義哲學的大師，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法國是西方公知的主要聚居地，尤其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薩特、波伏瓦、梅洛-龐蒂，一生著作等身，落筆雄辯滔滔，像薩特簡直是寫作狂人，又是哲學家、又是小說家、政論家、社會活動家，歐洲的第一意見領袖，從來急公好義，身邊追隨者無數，1980年去世時巴黎萬人空巷給他送葬。但是，托尼·朱特在他研究公知的大著《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中，直言薩特等人辜負了他們的公知職責，在明知斯大林蘇聯的罪惡內幕的情況下，選擇了沉默。用朱特最喜歡的術語說，這是一種無法寬恕的「不負責任」。1為什麼薩特們會選擇沉默？還是得先看時局。這本書所論及的1944—1956年，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歷史時刻：世界前所未有地分裂為對立東西兩個陣營，兩方的意識形態截然對立。其中蘇聯東歐集團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一方，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實驗，又帶著一種無產者大同理念的許諾，煥發了無數人對「改變世界」的期待。當時歐洲的成年人，只要不想孤絕塵世，在這個關口都會有所思慮。尤其是知識分子，得做出抉擇，表明立場。法國雖然是老牌西方國家，北約的一分子，法國國內的左派知識分子卻感受到了來自蘇聯的召喚。自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他們一直就對自己國家該如何治理莫衷一是，甚至十分厭惡本國的政治道路，渴望改變它，現在，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這一改天換地的理念，又有蘇聯在搞實驗，不少左派知識分子就加入了法國國內的共產D，或者像薩特等人一樣，做「同路人」——不入黨，卻一直保持深度的「同情」，默認了蘇聯各種行為的正當，同時對蘇聯的對立面——美國的任何不是選擇零容忍。其實這沒什麼不可理解的，就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趕上了如此大變局的人，站到「革命」的一邊，想讓自己的青春歲月（那批左派知識分子大多生於20世紀初）「燃」一點，也不足為怪。他們願意賭博。就像是投資一隻股票，一旦選擇了立場，就必須投資自己的熱情和精力，賭將來本方陣營會贏。時代背景也可以解釋為啥他們如此踴躍。在二戰期間，法國窩裡窩囊地脆敗給納粹德國，國土淪陷，還被扶植起了一個維希傀儡政權。儘管國內有抵抗運動，後來戴高樂將軍率軍反攻，跟著反法西斯運動的大勢解放了法國，法國人的二戰經驗還是有如一場噩夢，充滿了集體恥辱感。後來大紅大紫的薩特，在那時還當過納粹的戰俘。於是，戰後一時間，法國的「很多知識分子瘋狂地寫作和出版，敘述他們如何投身於文學或新聞業……當時知識界最出名的人物也才三十幾歲的年紀。」朱特暗示，法國文人們跟他們18世紀啟蒙運動時的前輩一樣，群起著書立說，指點江山，是在「刷存在感」，也是為了表明自己跟過去的法國，那個虛弱的、投降的、心灰意冷的法國沒什麼關係。

安德烈·紀德，法國著名作家，一九四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們的抉擇，印證了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過的一句話：「紅色是永遠的誘惑。」這種誘惑很早就見效了。早在戰前的1932年10月，當時法國文人中的領軍人物、著名作家安德烈·紀德，針對別人批評共產D太褊狹，黨性太重，就曾發表一番肺腑之言來駁斥，他的大意是：他這輩子晃來晃去總在變，直到「紅色」的共產主義讓他找到了精神寄託，從此，他願意為一個更好的未來效力了。但在1936年親自訪蘇後，紀德寫出了《訪蘇歸來》，揭露了蘇聯存在的勞動營等非人道現象，一時震動全歐。親蘇派指責他撒謊，而更嚴重的罪名是：他企圖分裂左派力量——如果蘇聯被搞臭了，左派還怎麼團結到一起？知識分子並不是不可以犯錯，但須知錯能改，紀德能說出真相，因此他在朱特眼裡名節無虧。但戰後的許多蘇聯「同路人」都懷著有如此的心理：蘇聯不能批，因為一旦蘇聯威名掃地，就沒有人能跟美國——這個在驕傲的法國人眼裡代表了一種膚淺的、扁平的、渾身暴發戶色彩的文明——分庭抗禮了。朱特在書中分析了薩特們的親蘇和反美心態是如何形成的：「法國人，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憤恨被美國人解放的事實（對當時淪陷的法國來說，遠道而來的美軍確實是『解放者』），憤恨他們恥辱的戰後地位，尤其憤恨需要畢恭畢敬地感謝美國對法國重建的援助。相形之下，俄國人則是可以被遠遠崇拜和讚許的對象。」2要重建一個新世界，就必須採取恐怖手段？雖然蘇聯的真相早在三十年代就被紀德等少數有機會訪問蘇聯的西方知識分子披露了出來，可是「同路人」們不願就此發出譴責之聲。《未竟的往昔》論述的時間段所及的最後一年，即1956年，發生了蘇聯入侵匈牙利，鎮壓那裡的反蘇暴動的大事，朱特寫道：「在布達佩斯遍體鱗傷之際，」薩特等人仍然沉默，悶著頭「擺弄著他們的存在主義困境。」——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可謂上世紀影響最深遠的人文思潮之一，在他逝世後都在1980年代中國的「文化熱」中席捲而過。那麼，當他們需要出面為蘇聯辯白時，他們又是怎麼做的呢？「針對共產主義革命中陰暗的、反人道的真實細節，」朱特寫道，「最好的辯護就是訴諸歷史」，也就是說，聲稱所有的黑暗都是暫時的，是代價，是歷史進步中必須翻過去的一頁。比如，哲學家梅洛-龐蒂1947年寫出一篇爆款文章，叫「人道主義與恐怖」，其中指出，要重建一個新世界，採取恐怖手段乃是必由之路。立時就有人駁斥過這種觀點：我們誰也不是先知，處在歷史之中，我們怎麼能知道世界歷史進程究竟如何？我們怎能知道蘇聯是在「重建新世界」，還是僅僅在破壞現有的人道底線？說這話的是一位新銳文人，名叫弗朗西斯·讓松，然而四年之後，作為薩特的門徒，讓松在薩特的授意下反轉了立場，說：「既然我們無法知曉一場革命『真實』與否，最好的辦法就是任由它按照目前的步驟和方法進行；不管有多麼不合常理，這些『在目前的情勢下，留著所有事情以觀後效』比消滅它要更好……」

1956年10月23，發生在匈牙利的由群眾和平遊行而引發的武裝暴動。在蘇聯的兩次軍事干預下，事件被平息。說到底，薩特們不願「去除蘇聯之上的光環」。「薩特強調，蘇聯因其目標（為了全人類的正義和自由）而擁有特權，並據此區別於任何其他的體系和政權。」——總之蘇聯就是「特例」。基於這種明顯有問題的信念，在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這種足以讓很多人如夢初醒的時刻，薩特他們都選擇執迷不悟。薩特憑藉他的影響力建立起了一支堅定的「同路人」隊伍，事實上，由於右派在法國淪陷期間的恥辱表現，左派力量在戰後的法國聲譽如日中天，主宰了輿論方向。因此朱特指出，薩特等人明知罪惡的存在而「選擇性失明」，是在濫用他們的巨大聲望，是一種極其惡劣的「不負責任」，誤導了信任他們的判斷力、唯他們馬首是瞻的大眾。如此，敢於站出來反對他們，並言說出真相的人，被朱特讚譽為真正的良知，知識分子的脊樑。

阿爾貝·加繆，法國小說家、哲學家。著有中篇小說《局外人》等。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左翼力量中，最傑出的良知代表就是加繆，一個難得的勇於自省、敢於承認並糾正自身錯誤的人。和梅洛-龐蒂一樣，加繆也承認恐怖不可避免，但他說，不管怎麼講，恐怖行為肯定是罪惡的。他發問：你們怎麼能利用歷史，讓歷史溯及既往地證明暴力是對的，而拒絕適用正義和真理的普遍標準呢？你們怎麼能把反人道的行為稱作是正當的呢？3美國學者能否理解薩特們的「別無選擇」？《未竟的往昔》是一本好書，信息量巨大，值得一提的洞見琳琅滿目，這篇短文只能掛一漏萬。但我要說的是，托尼·朱特的論斷也並非無懈可擊。他至少忽略了一點：用道德來評論知識分子，說他們「本該如何」，會欠缺一點複雜的考慮。再怎麼說，朱特也是入籍美國的英國人，認同英美文化，雖然精研法國知識分子很多年，可對那一代厭惡美國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他畢竟無法達到完全的同情。那一代人是深受黑格爾哲學熏陶的。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一種永恆的運動，人類的集體處境在運動中不斷地更新，而革命正是運動的一種重要體現，革命會碾碎很多人，很多過去的東西，但放在一個長時段里來看，這是不可避免的，正所謂「任何人都不能阻擋歷史前進步伐」。像梅洛-龐蒂就認為，蘇聯在搞革命，在做一件前無古人的事，可以把它看作是承擔歷史過程的一個角色，如此，我們就不能以一般的標準來看待它。

梅洛-龐蒂，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義盛行年代與薩特齊名，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傑出代表。梅洛-龐蒂賭了一把，賭蘇聯是真命天子，歷史將證明它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但是，之所以賭，也是因為沒有第三種選擇。對有思想的人來說，只能二中選一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情，賭注如此之大，他們不可能不焦慮。《未竟的往昔》里引用了梅洛-龐蒂的幾句話，我在其中看到了一個心事重重的人：「我們別無選擇，我們行事，必須權當它（蘇聯）是對的，因為譴責馬克思主義……等於掘了歷史理性的墳墓，那之後我們就只剩下『做夢和冒險』了。」也許朱特應該更多地理解他們的「別無選擇」。這不是對斯大林和蘇聯的「信仰」，這是對黑格爾歷史觀的信仰。朱特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似乎仍然希望讀者同意他的看法，即梅洛-龐蒂作為知識分子的「良心」是可疑的，甚至是可否定的。作為局外人，我卻很能體會那些法國人對美國人的反感：一個出產罐頭文化的國家，一個全民消費、政治虛無的地方，一片建國區區二百來年、沒有淵雅深遠的歷史積澱的大陸，長期遠離戰爭與犧牲，卻揮舞著大把的美元來「拯救」我們——憑什麼？

《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美）托尼·朱特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版，68元。

雲也退自由書評人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E·薩義德《開端》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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