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爾的摩、費城看美國種族問題

巴爾的摩西區抗議警察暴力的標語。

4月27日，巴爾的摩在非洲裔青年格雷的葬禮後爆發騷亂，數名警察在與抗議者的衝突中受傷。

5月2日，人們在巴爾的摩市政廳前舉行抗議集會。

美國最新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巴爾的摩、費城、紐約等城市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美國在法律上廢除了居住隔離制度，但並未結束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在大都市區域形成了一個個隔離帶。本報記者近日探訪了巴爾的摩和費城，實地調查這裡的種族歧視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紐約時報》將種族居住隔離稱為「一種美國方式」

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被巴爾的摩警方逮捕後「非正常死亡」，引發當地民眾抗議，也再次引發人們對美國司法執法不公、種族歧視等問題的強烈關注。

格雷生前長期生活在巴爾的摩西區，這裡主要居住著非洲裔美國人。記者打車前往，計程車司機說，他在巴爾的摩開計程車9年了，這是第一次到西區。可見，對巴爾的摩當地民眾而言，西區就像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格雷所在的社區桑德城佔地1.35平方公里，居民近1萬人，非洲裔占其中的98.5%。這裡建築老舊，抬頭就能看見門框和窗戶都燒焦了的房屋，但更多的是因為長期無人居住而被木板封堵著的連排房。「房屋變現」「收購所有房屋」的廣告隨處可見。街上隨處可見無事可做的失業者，長者坐在門口的椅子或者台階上，只有年輕人和孩子們聚在一起玩耍給社區增添了些許生氣。街上行人寥寥，不時有汽車開著震天響的音樂飛速駛過，司機也大都是非洲裔。整個社區給人的感覺是荒敗和衰落。

格雷被警察逮捕的街角牆面，被人畫上了一幅巨大的格雷畫像。麗莎告訴本報記者：「我成長在這個街區，聽到格雷意外死亡的消息，我很震驚。社區情況越來越糟糕，我感到非常傷心、非常憂慮。」

最近40餘年，巴爾的摩人口減少了近30萬，只剩60餘萬，大批中產階級白人紛紛遷離。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間，符合「低薪」定義的職位增長了60%，說明該市窮人更多；自殺率是紐約地區的8倍。毒品帶來的暴力事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地居民喬治告訴記者，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盛行，巴爾的摩西區小有名氣，有名望的運動員、歌手、議員等，還經常造訪社區的餐館、美髮店等，社區經濟狀況還不錯。但現在白人幾乎全都搬走了，這裡成了沒人關注的邊緣地帶。「如果沒有格雷案，誰能叫得上桑德城的名字呢。」

費城其名意為「友愛之都」，曾是美國的首都。從市中心著名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向西，不遠處就是一個非洲裔聚集地。這裡的連排別墅風格別緻，卻老舊失修。

對一個城市的經濟來說，轉型升級不可避免，但由於種族歧視，非洲裔在此過程中不斷掉隊。當地居民羅伯特告訴記者，上世紀70年代，由於經濟不景氣，工廠停工，工人失業，很多年輕人吸毒、酗酒、鬧事，暴力事件頻發，白人多數都搬到了郊外更好的社區，留下來的都是非洲裔，很多人陷入失業、貧困的泥淖。街角的小賣部門口張貼著各色廣告，其中最顯眼的是一則警示：「蒙面或戴面具的人禁止入內。」

費城西北部的「德國城」最早由德國移民建立。這裡曾是獨立戰爭的戰場，華盛頓曾在此駐紮，美國第一家銀行在此建立，光榮的歷史留下了幾十處遺址和公園。

自上世紀40年代，大批非洲裔從南方湧入，白人陸續遷出，這裡如今儼然成了一個非洲城。到處都是廢棄的工廠，城區里雜草叢生，只有高聳的煙囪和巨大的廠房似乎在炫耀著曾經的輝煌。流浪漢在高架橋下搭起帳篷，傍晚時分，無家可歸者排隊領取食品。

巴爾的摩和費城的情況並非個別。去年發生騷亂的密蘇里州弗格森鎮，70%居民是非洲裔，貧困率高達22%，遠超全州7%的水平。在這個「窮人區」，鎮長是白人，市議會6名議員中，僅一人是非洲裔，全鎮53名警員當中，非洲裔只有3名。2014年4月的鎮長和議員選舉過程中，參與投票的居民只有12%，嚴重缺乏改變政治經濟現狀的熱情。研究數據顯示，有1/3非洲裔美國人生活在「嚴重隔離」中，在大城市這種現象尤為嚴重。《紐約時報》將種族居住隔離稱為「一種美國方式」。

非洲裔在住房、教育、就業、收入、司法權方面落入不平等境地

面對居住隔離導致的貧困集中化和種族歧視，政府並非無動於衷。企業社區合作基金會前主席弗雷德里克·哈維以巴爾的摩為例告訴記者，政府已投入大量資金，通過住房改造項目，試圖幫助非洲裔群體獲得住房及增加社區種族的多樣化，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轉化為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的力量。在白人為主的社區里引入種族多樣化的住房政策也遭到原有居民的抵制。有調查顯示，當遷入的黑人居民人數達到一定比例時，白人居民便會遷移到其他社區。

非洲裔居民在住房、教育、就業、收入、司法權等方面面臨一系列的不平等，且這些不平等緊密相連，惡性循環。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道格拉斯·梅西認為，居住隔離是制度性、系統性種族歧視表現最集中的地方。甚至當保險公司看到某些郵政編碼，判斷客戶來自非洲裔居住區時，不做任何背景調查就提高保費。

或許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改換門庭」的一種方式。然而，非洲裔社區內公立學校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低於美國平均水平。由於教育經費不足，2013年德國城有兩所公立學校被關閉。桑德城的吉爾摩小學裡，除了一棟教學樓和破舊的操場外，沒有其他設施。旁邊公園專供兒童玩耍的滑梯等設施也都生了銹。

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凱文·齊默爾曼從小生活在芝加哥南部的黑人社區，但他的父母和祖父傾其所有支持他在別的學區求學，否則他「沒有機會到常春藤接受教育」。

教育落後使得非洲裔在就業市場沒有競爭力，很多人沒有工作，或者從事的並非體面的工作。統計數據顯示，巴爾的摩西區24歲以上人口中，57％沒有高中畢業，這個數字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5個百分點；青年失業率高達37％，是該市白人群體的兩倍以上。

執法歧視和司法不公，也是非洲裔面臨的嚴重問題。近來引起廣泛關注的種族騷亂事件都與警察暴力執法和司法不公有關。美國總統奧巴馬錶示，針對非洲裔的警察暴力事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新情況，而是美國社會的一個頑疾，「並不用閱讀美國司法部發布的弗格森調查報告，只需用眼觀察、用耳聆聽，就能發現種族歧視的痕迹。」來自《華盛頓郵報》的數據顯示，在美國，每28小時就有一名非洲裔美國人被警察殺害。巴爾的摩市警察局長安東尼·巴茨坦言：「當我走在巴爾的摩東海岸，就好像在應對上世紀50年代出現的那種黑白對立的種族主義。美國的種族關係倒退了。」《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今年5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79％的非洲裔認為，警察更有可能對他們使用致命性武器，42％的非洲裔對警察出現在他們的社區「感到不安」。

格雷的表姐戴斯蒂尼提到格雷案，不由得流下了眼淚。她說：「格雷是一個很好的孩子，被逮捕後，大聲呻吟呼救，警察就是不理會。如果是一個白人被捕，結果肯定不是這樣。」她說，由於媒體的關注，涉事警官才被起訴，但還不知道結果會怎樣，希望媒體繼續關注案件走向，關注這個被隔離的社區。

司法是公民保障自身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不公助長種族歧視。美國司法部今年3月4日發布報告稱，包括警察局和法院在內的弗格森執法部門中，普遍存在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偏見，並執行種族歧視政策。司法部估計，1/3非洲裔男性在一生中至少被逮捕一次。民權自由聯盟的研究顯示，每15個黑人男性就有1人被關押，但每106個白人才有1人被監禁。目前被美國執法機關羈押的非洲裔嫌疑人達到90萬，佔比超過50%，遠超過非洲裔的人口比例。

「自由放任種族主義」無視非洲裔獲取平等機會的障礙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評論說，美國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種族、金錢、權力隔離，但奇怪的是人們並不覺得意外。

看來，種族歧視確實是美國的一個頑疾。癥結在哪裡？為什麼美國不能採取有力措施，挖掉這一毒瘤？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哈里斯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羅伯特·李柏曼認為，美國政府和社會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應對種族主義的根源之一，就是把種族問題看成個人的問題，而不挖掘制度性系統性的根源。

從表面上看，在公開場合每個人都提倡種族平等和諧，可同時很多人認為非洲裔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少完全是個人行為。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波波將這種觀點稱為「自由放任種族主義」，因為這種觀點完全無視非洲裔獲取平等機會的障礙。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道格拉斯·梅西認為，美國現在的種族隔離程度比以前更為嚴重，更加難以解決。非洲裔的聚集地區仍然是貧窮、暴力的集中地，卻無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解決這一問題。理由很簡單：政治領袖不會特別專註選區事務，沒有意願為選區「謀福利」。即使有政治意願，非洲裔選民選出的議員能量也有限。而且事實上，非洲裔議員囿於身份的限制，一般不願意在種族議題上發表較為激進的言論，提出有力的措施。此外，能夠當選議員的非洲裔大多已經融入「主流社會」，思維和行為方式與其他政治精英並無多大差別，很難真正成為非洲裔選區的政治代言人。

在馬丁·路德·金遇刺後，美國國會旋即通過了《1968公平住房法案》，但是這個法案從未得到嚴肅執行，向非洲裔群體提供的住房補助也因擔心「非洲裔闖進自己的社區」，遭到很多民眾的反對。在美國每年發生的住房歧視事件超過200萬起，可由於種族歧視行為難以舉證，該法成為一紙空文。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將「政治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看成美國最大的問題，種族問題上也是如此。自由、民主、平等是美國人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但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成為一個制度性、系統性的毒瘤。即便問題頻發，美國政府和社會仍然缺乏行動的決心和能力，來應對這種「沒有種族歧視者的種族主義」。在美國《解放奴隸宣言》發表150多年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仍然困擾著這個社會，成為無法根除的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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