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駿丨現代西方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 ——兼評國內外學者關於經濟思想史分期及西方經濟學性質的不同觀...

馬克思將1830年，或者更準確一些說是英法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間，看作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分水嶺。資產階級經濟學從16、17世紀產生，經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傑出經濟學家的發展，到1830年這個時期達到了它的巔峰，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183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包括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內，都屬於庸俗經濟學範圍。

一、資產階級經濟學已經於19世紀30年代轉化為庸俗經濟學

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經濟學演變歷史過程劃分為兩個基本階段：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明確寫道：「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採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鬥，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1]17可見，馬克思將1830年，或者更準確一些說是英法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間，看作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分水嶺。資產階級經濟學從16、17世紀產生，經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傑出經濟學家的發展，到1830年這個時期達到了它的巔峰，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183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包括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內，都屬於庸俗經濟學範圍。

從19世紀後期開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沿用了馬克思的褒義的古典經濟學的稱謂，而當然地拒絕了庸俗經濟學的說法。他們不能接受資產階級經濟學已經轉化為庸俗經濟學的事實。他們將18世紀末期開始從古典經濟學中分離出並繼續發展的庸俗經濟學，看成是對以斯密和李嘉圖學說為核心的古典經濟學的發展。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否定前人理論時，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範圍。凱恩斯寫道：「『古典經濟學者』是馬克思所首創的名詞，用以泛指李嘉圖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們的前輩們。這就是說，泛指集大成於李嘉圖經濟學的古典理論的那些創始人。我已經習慣於在『古典學派』中納入李嘉圖的追隨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圖經濟學並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馬歇爾、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這樣做，也許犯了用語不當的錯誤。」[2]可見，凱恩斯仍沿用了馬克思「古典經濟學」這一名詞，但他沒有接受馬克思關於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劃分的依據，本能地拋棄了庸俗經濟學概念。在凱恩斯那裡，「古典經濟學」範疇是相當寬泛的。他把古典經濟學界定為「從李嘉圖的前輩起到他的劍橋老師及同事，這一整串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3]935

如果說在凱恩斯那裡沒有拿出新的依據，只是冒著犯「用語不當的錯誤」風險，人為地硬性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範圍，那麼，薩繆爾森則完全不同，他根據另外的標準重新解釋了「古典經濟學」的含義。薩繆爾森寫道：「用現代經濟學語言來講，我們將那種強調經濟中自我矯正力量的學說稱為古典理論;古典宏觀經濟思想植根於亞當·斯密(1776年)、J·B·薩伊(1803年)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848年)的著作。」[4]可見，薩繆爾森所謂的「古典經濟學」和「非古典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及現代經濟學)的區別在於，是否「強調經濟中自我矯正力量」。他將所有的「強調經濟中自我矯正力量」經濟學都稱為古典經濟學。

在薩繆爾森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撰寫經濟思想史時，一般都將古典經濟學界定為從亞當·斯密開始，經過李嘉圖及其弟子們的發展，到1870年結束;而將1871年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看作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始，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馬歇爾均衡價格論和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1936年凱恩斯《通論》出版，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產生。

總之，現代西方經濟學思想史學者，雖然他們之間對如何界定古典經濟學的範圍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別，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出於本能否定了馬克思關於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劃分的依據，進而拒絕了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的說法。

三、國內外學者關於經濟思想史分期的認識

1.以陳岱孫為代表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的研究

1987年陳岱孫進一步指出：「西方經濟學發展史表明，馬克思這一論斷是顛撲不破的真理。1830年以後，西方經濟學的辯護色彩日甚一日地濃厚起來。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由於《資本論》的問世和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迅速傳播，西方經濟學的辯護性有了新的發展。如果說在此以前，西方經濟學的辯護性主要表現為早期庸俗經濟學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那麼，從此以後，西方經濟學的辯護性便主要表現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到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新興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西方經濟學的辯護性又有了新的發展，即不僅反對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更反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3]840這種思想，在魯友章、李宗正主編的《經濟學說史》教科書的篇章結構安排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書中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分期是這樣劃分的：「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和修正主義經濟學說」[5]可見，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學界堅持了183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包括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庸俗經濟學的基本判斷。

2.晏智傑為庸俗經濟學翻案

實事求是地講，晏智傑教授早年也曾堅持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寫過一部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論文和著作。但是自2000年以來，晏智傑教授的理論研究工作明顯地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分期問題上，晏智傑教授無法接受資產階級經濟學已經轉化為庸俗經濟學的事實。

首先，晏智傑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百多年來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來推斷西方經濟學的進步性質。晏智傑教授說，如果馬克思的劃分是正確的，「就是說，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直處於不斷庸俗化、進一步解體和總危機之中，那麼，該如何解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百多年來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儘管走著一條曲折的路)呢?除非斷定這種發展同流行的這種或那種經濟學說無關，但是這樣一來，我們歷來強調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功能到哪裡去了呢?」[6]11晏智傑教授在這裡力圖要證明：將資本主義經濟的所謂「巨大發展和成就」，等同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巨大發展和成就。這裡我們要提醒晏智傑教授注意：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的所謂巨大發展和成就，是資產階級政府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武裝干預等辦法對內加強對本國工人階級的剝削，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等各種手段綜合作用所取得的，而不單純是靠所謂的經濟學的科學性而取得的。對於晏智傑教授所津津樂道的這種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以工人階級為其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顯然是不屑一顧的。第二，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所慣用的經濟政策伎倆是，「一方面，對外輸出經濟自由主義，指責和制裁發展中國家經濟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對內實行國家保護主義」。晏智傑教授作為外國經濟學說史研究的專家，似乎對此事是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必須提醒晏智傑教授的是，政治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政治經濟學運用也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明明知道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利於一個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他們自己不實施這種經濟政策，他們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實施此政策，這就是他們的階級利益所在，也是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的生動體現。因此，不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和為資產階級攫取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是並行不悖的。

其次，晏智傑教授關於庸俗經濟學的下限時期的理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批判西尼爾「節慾論」時，馬克思談到「城市無產階級在里昂敲起了警鐘，而農村無產階級在英國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峽此岸在傳播歐文主義，海峽彼岸在傳播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6]12晏智傑教授把「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的時間，看作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下限。由此晏智傑教授批評堅持1830年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的觀點，「並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晏智傑教授興奮地寫道：「大家知道馬克思說古典派喪鐘敲響了，是指它要壽終正寢並被庸俗經濟學所取代;同樣他說庸俗經濟學喪鐘已經敲響了，也是指庸俗經濟學已經完結，要被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取代，他不止一次地指出過這一點。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決沒有後人所說的庸俗經濟學進一步解體、庸俗化和總危機」[6]12在這裡，「馬克思說古典派喪鐘敲響了，是指它要壽終正寢並被庸俗經濟學所取代」，晏智傑的這個理解是正確的。不過我們在這裡還要補充的是，「被庸俗經濟學所取代」是就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和演變而言的。但是，馬克思絕沒有說經濟思想發展到這個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不能被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取代。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1]18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喪鐘敲響，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範圍內是庸俗經濟學泛濫，而在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無產階級經濟學的產生。至於晏智傑認為馬克思「說庸俗經濟學喪鐘已經敲響了，也是指庸俗經濟學已經完結，要被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取代」。[6]12我們認為，晏智傑對「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顯然是做了形而上學的理解。「喪鐘已經敲響了」，絕不意味著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不會以花樣翻新的形式進行所謂的「理論創新」。「已敲響」只是意味著各種所謂的「理論創新」沒有任何真正的科學價值。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決沒有後人所說的庸俗經濟學進一步解體、庸俗化和總危機」，是晏智傑教授將其個人偏見強加給了馬克思!晏智傑教授指責堅持183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的人們，說他們的說法不符合馬克思原意。我們認為，這些同志的觀點，不是真的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而是不符合強加給馬克思的晏智傑教授的錯誤觀點!

晏智傑教授在從總體上對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劃分進行否定以後，又分別從科學性、方法論、社會作用等各個方面對傳統的庸俗經濟學範疇提出了質疑：第一，「傳統觀念中的庸俗經濟學果真同科學無緣嗎?」[6]13在這一標題下，晏智傑針對馬克思當年嚴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包括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等人以及德國早期的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逐一的予以翻案。他認為從一個較全面的觀點來看，這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主要的，個別理論錯誤是次要的，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看法存在片面和不妥。問題在於，我們說一個經濟學家是一個庸俗經濟學家，或者說一種經濟學說是一種庸俗經濟學說，我們都是就總體評價而言的。庸俗經濟學與科學無緣，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常識。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對德國經濟學家和德國經濟學的論述，已經把這個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另外，像晏智傑這樣，把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和經濟學的三分法奉為是科學;不問時間、地點和社會歷史條件將經濟自由主義作為薩伊對經濟學的貢獻。所有這些，要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欣然接受，的確需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首先放棄它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第二，「傳統觀念中的庸俗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上一無是處嗎?」[6]13在這裡，晏智傑教授首先輕描淡寫地承認庸俗經濟學以現象掩蓋和代替本質，以一般代替特殊等等一些庸俗經濟學的特點，然後就把矛頭指向了傳統觀念。他認為：「以往的看法總是過頭：否認描述現象的科學價值，否認經驗歸納的必要性，否認經濟生活中存在『一般的』規律性。由此出發，必然低估甚至完全抹殺所謂『庸俗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歷史貢獻，同時又必然不恰當地抬高抽象演繹法的意義，滿足於高度抽象的據說是揭示了事物本質和規律性的理論，將本來異常豐富、生動的『一般』與『特殊』、『本質』與『現象』辯證統一的思想發展過程，簡單化為生硬幹癟的教條集成。」[6]13,14這裡，晏智傑教授是在以批判傳統經濟學為借口來批判馬克思。我們這裡只需指出，晏智傑所批判的這些所謂的方法論上的缺陷，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都是不存在的!第三，「就傳統觀念中的庸俗經濟學的社會作用來說，問題更明顯了。」晏智傑的意思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經濟學代表和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不應該叫庸俗經濟學。晏智傑在這裡杜撰了一個所謂「生產力標準」。他說，「問題在於，他們的學說和主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一旦這樣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任何一位不存偏見的研究者就不難發現，以往的所謂古典和庸俗的劃分就完全站不住了。因為這種劃分所依據的標準不是在與他同生產力發展的關係，而是看他是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6]13,14晏智傑教授在這裡把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與代表和反映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這兩者對立起來了。在晏智傑看來，馬克思在評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時，是以是否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為標準的。而晏智傑教授所提出的新標準則是，評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時，可不必問津其是否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只看它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在這裡，晏智傑教授遇到了一個如何對待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經濟學的適用性的關係的問題。馬克思在評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時，是以其是否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為標準，這充分體現了經濟學科學性的要求。一種經濟學作為科學，它必須是對客觀事物及其發展的規律性的正確認識和反映。否則這種經濟學就不能成其為科學。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是資本對僱傭勞動的剝削，因此，對這種經濟制度進行研究的經濟學的科學性，就在於是否正確地揭示和反映了這種經濟制度的本質。因此，經濟思想史研究，涉及到對一種經濟學說進行評價時，提出以這種經濟學說是否客觀地反映了這種經濟制度的本質作為標準，這是很自然的。這和數學史研究中涉及數學家的數學思想評價時，只要以其是否正確地反映了自然界物質變換中的數量關係作為評價標準是一致的。在這裡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首先是科學性。一種學說只有具有了科學性，才能談到它的適用性。如果一種學說的科學性被證偽了，那麼也就不會有人再去以其具有適用性而加以弘揚。晏智傑教授將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經濟學的適用性對立起來，拿出所謂的經濟學說評價的「生產力標準」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按照唯物史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相互關係的原理，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另一方面，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經濟學說屬於社會意識形態，它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等這些社會存在的反映。馬克思強調：「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7]就是說經濟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它對生產力的作用還要通過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生產關係等諸多環節才能體現出來。因此，不存在立竿見影的經濟學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晏智傑教授以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個非常現實的目標至今也沒有實現為「依據」替庸俗經濟學所做的辯護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不是「馬克思的語言和論斷有歷史局限性、過於激進」，而是晏智傑教授，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

3.高鴻業的疑惑和辯解

高鴻業教授是新中國歷史上一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對新中國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和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眾所周知的是，他翻譯了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0版)、編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鮮明特色的《西方經濟學》統編教材、撰寫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文章、在晚年重新翻譯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等。高鴻業教授批判中國經濟學界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兩種極端態度。高鴻業教授的這些貢獻，是我們從事經濟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的同志都不應該忘記的。但是在對西方經濟學性質的認識上，高鴻業教授卻有他無法消除的帶有時代印記的疑問和困惑。高鴻業教授的問題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分期開始，對這個問題高鴻業教授提出了「重商主義、古典經濟學、庸俗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以後這四個階段」[8]3的四階段論。其中，庸俗經濟學從1830年開始，這是繼承了馬克思的觀點，但庸俗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以後兩個階段之間的界限，高鴻業教授並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法。然而，我們從其後面的論述中能看出其中端倪：「那時的庸俗經濟學主要在於反對空想社會主義。當《資本論》第一卷於1867年出版以後，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經濟學的任務之一便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8]3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高鴻業教授將187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看作是庸俗經濟學以後。高鴻業教授如何認識庸俗經濟學?又是如何認識所謂「庸俗經濟學以後」呢?

高鴻業教授引證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有關論證，將「馬克思所指出的庸俗經濟學」的特點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庸俗經濟學停留於研究事物的表面現象。第二，庸俗經濟學只不過把資本主義市場上的成規、行話、生意經和經營法則用經濟學術語系統地表述出來。第三，庸俗經濟學的目的在於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9]122,123在此之後，高鴻業認為，「根據上述三點，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特點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高鴻業繼續論證道：「既然薩繆爾森《經濟學》是一本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庸俗經濟學性質的著作，既然庸俗經濟學又屬於非科學範圍之內，那麼，關於《經濟學》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有值得借鑒之處的說法是否與馬克思所指出的庸俗經濟學的三個特點相衝突?」對於這個問題，高鴻業自己回答道：「我們認為，衝突並不存在。因為《經濟學》的內容並不全是庸俗經濟學。退一步說，即使他的全部內容都是庸俗的這也不能否定《經濟學》中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的有用之處」。[9]124

首先，高先生所謂的「全部內容都是庸俗的」，是否包括《經濟學》中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如果包括，那麼就可以認定：《經濟學》中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都是庸俗的。庸俗的就是和科學背道而馳的，而和科學背道而馳的對科學研究來說就是無用的，這是最基本的科學研究是非標準。可見，「即使他的全部內容都是庸俗的這也不能否定《經濟學》中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的有用之處」的說法的邏輯混亂是顯而易見的。撇開這一點不說，我們再來看高鴻業提出問題的方法。高鴻業首先肯定「馬克思指出的庸俗經濟學的特點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然後高鴻業又認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具有庸俗經濟學性質;最後，根據「內容並不完全是庸俗經濟學」，得出結論：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的有用之處」。這裡問題關鍵就在於高鴻業教授對薩繆爾森《經濟學》是怎麼「認為」。換言之，這裡問題的關鍵在於，高鴻業教授作出「薩繆爾森《經濟學》是一本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庸俗經濟學性質的著作」和「《經濟學》的內容並不全是庸俗經濟學」的判斷的根據是什麼?

高先生沒有抓住馬克思劃分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精神實質，還只停留在摘錄語錄、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的論述。事實上，馬克思劃分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原理的具體應用。經濟學屬於社會意識形態。古典經濟學反映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當時社會經濟客觀現實的反映。而當英法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代替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主要任務是反對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按照馬克思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基本原理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做的劃分，庸俗經濟學是一種客觀存在。183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本質上都是庸俗經濟學，只是其庸俗化的形式不同而已。高鴻業教授一方面認為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描述是正確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有馬克思所描述的庸俗成分，從而部分是庸俗的;而另一方面高鴻業又認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除了庸俗部分以外還有部分是科學的。那麼，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到底有多大比例是庸俗的，又有多大比例是科學的?這完全依賴於高鴻業教授自己主觀上的判斷。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就是庸俗經濟學。如果為了證明薩繆爾森《經濟學》中的「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的有用之處」，就不承認其庸俗性質，這本身就是一種庸俗化。薩繆爾森《經濟學》從整體上是庸俗經濟學並沒有否認其「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的有用之處」。

高鴻業教授將西方經濟學看作是一架機器，也是不正確的。前面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過，高鴻業教授對西方經濟學各個部分內容所做出的科學評價是不可磨滅的。高鴻業教授的理論貢獻沒有被眾多的一線的西方經濟學教師所接受，有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但也有高鴻業教授理論的不徹底性的原因。高鴻業教授對西方經濟學的總體評價還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這裡我們僅就其中的兩個大的方面作些說明：第一，關於庸俗經濟學是否有用的問題。高鴻業教授長篇引用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特點的論述，然後用各種辦法再去證明庸俗經濟學有用。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曾指出，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反，庸俗經濟學知識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高鴻業教授在引證了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之後，就用唯物辯證法現象和本質的關係原理論證庸俗經濟學有用。他認為，科學的任務就在於透過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要掌握事物的本質第一步就必須掌握大量的現象。而西方經濟學大量地描述經濟現象，因此西方經濟學有用。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批判庸俗經濟學，不在於庸俗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而在於它只是描述經濟的表面現象，進一步說它被經濟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或者用馬克思的原話說就是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研究過程，這些屬於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的部分，恰恰是屬於「粗」、「偽」之列，是在科學研究中必須被去除掉的東西。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特點的論述，是就庸俗經濟學總體性質而言的。庸俗經濟學就其庸俗性整體而言，是沒有用途的。但庸俗經濟學也有總體特徵和個別理論、個別結論和個別方法之分。就個別理論、個別結論和個別方法來看，庸俗經濟學可能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可能在實踐中有用。因此，西方經濟學作為當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就其總體特徵來看是沒有用的，和西方經濟學在某一個別理論、某一個別結論和某一個別方法來看有用，是並行不悖的。第二，關於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西方經濟學的運用問題。高鴻業教授在《西方經濟學》一書結束時，以一種十分模稜兩可的語言寫到，「在結束之際，作為本書作者，我們感到已經把西方經濟學這件既有功用又能損害自己的工具交給了讀者。對工具的正確使用固然對我國有利，而不適當的使用以及西方經濟學在意識形態上對社會主義的侵蝕又能帶來害處，甚至造成災難。正反兩方面的事例都已在世界上出現。」讀者會很自然地想到：西方經濟學正確使用是不是也能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正確使用那樣產生同樣的積極作用呢?或者還會同樣聯想到：西方經濟學正確使用是不是也能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正確使用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更大?實際上，西方經濟學作為整體來看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是不科學的。既然是不科學的，就不存在正確使用和不正確使用的區別問題。西方經濟學絕不是像武器彈藥一樣不屬於任何階級的超階級產品，不能說無產階級用它，它就能為無產階級服務，資產階級用它，它就能為資產階級服務，而且都能服務得很好。經濟思想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能不加改造地拿過來就為資產階級服務，資產階級經濟學同樣也不能不加改造地拿過來就為無產階級服務。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低潮，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政黨沒能有效地抵禦資產階級經濟學思想和西方敵對勢力對這些國家在思想文化領域從理論上的分化和瓦解。因此，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和鬥爭。特別要注意在關係到培養什麼人問題的大學課程里和大學講台上，一定要有說服力地講清楚，西方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如何為資產階級辯護的，在理論方法論上和理論觀點上為什麼是錯誤的，西方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實踐，特別是對改革開放事業可能帶來哪些危害，等等。

四、我們的看法

本來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歷史劃分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兩個時期，其意義是十分清楚的。從馬克思論述的字裡行間我們能夠體會到：古典經濟學，是對以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處於上升時期的經濟學所給予的一種褒獎。而庸俗經濟學，則是對資產階級從一個代表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力量的階級轉而走向反動的階級的經濟思想的一種無情的批判和諷刺。馬克思作出這一划分所依據的基本理論標準也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過程歷史地劃分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時期，所依據的客觀歷史事實就是，資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是一個代表當時時代前進方向的階級。但是，當資產階級完成其推翻封建統治，取得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權以後，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就由一個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先進的階級轉變為阻礙時代前進的落後的階級。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處於潛伏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相反，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就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學。晏智傑為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經濟學本質鳴不平，但是，晏智傑並沒有辦法證明1830年以後的資產階級不是走向沒落的階級。他也無法否認，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根本立場和根本方法。至於高鴻業教授的疑惑，我們感到還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馬克思的確在對庸俗經濟學的分析批判中，說過「庸俗經濟學卻只是在表面的聯繫內兜圈子」，也曾經說過「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於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但我們究竟應該怎樣領會馬克思這些表述的精神實質?是不是有了馬克思的這些語錄，我們就可以把1830年以後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解為「研究經濟現象的經濟學」，或者說是「研究經濟運行狀態的經濟學」?我們認為，這種語錄式解釋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是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範疇的本質要義的。說庸俗經濟學停留於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也好，說庸俗經濟學不過是把資本主義的生意經等用科學的語言加以描述也罷，歸根到底，馬克思的用意在於進一步說清楚它是替反動的資產階級辯護這一階級本質。

長期以來，我們經濟學界很多同志卻看不到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本質，將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作是能夠相安無事的，可以並列進行傳播的思想體系。當前我們社會上所出現的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觀念淡漠，社會道德淪喪等等和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相協調的現象，都不能說與我們對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不恰當的宣傳和教育沒有關係。因此，我們必須認清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宣揚的價值觀，是與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價值觀根本對立的。

從以上我們對馬克思關於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歷史分期的考察可以得到如下的基本結論：古典經濟學雖然有不科學的地方或有庸俗的成分，但總體來說它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因此，還是屬於科學的經濟學。相反，庸俗經濟學雖然不能排除其在個別的理論甚至是較重要的理論有科學成分，但就其整體來講是不科學的，因而也是不高雅的經濟學。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庸俗經濟學，雖然我們不排除它在個別概念、個別觀點和個別方法上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就其作為一個理論體系來看，它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工人階級利益訴求的資產階級的理論體系，是我們必須分析批判和予以否定的。我們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因此我們不能閉關鎖國，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也不能閉門造車，我們必須以博大的胸懷分析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包括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但是，由於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並存和相互矛盾鬥爭的國際背景下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必須要在思想理論建設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批判一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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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吉林財經大學副校長、經濟學二級教授。原文載於丁堡駿教授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版，有刪改。作者授權察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