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陵:《鼠疫》分析：荒謬中的選擇

中央電大文法部　程陵（ 2004年06月10日）瀏覽人次2072《鼠疫》被認為是加繆最有社會意義的文學作品。它的大致情節是這樣的：在阿爾及利亞的沿海省城奧蘭，發生了一場鼠疫。地方當局宣布關閉城市，禁止居民出人，以防止鼠疫的擴散。在與世 隔絕並面臨死亡危協的情況下，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表現，最終以醫生里厄為首的各種人物聯合起來，向鼠疫展開了鬥爭。在小說中，作者用大量筆墨描繪了一個混亂、無序、荒誕的生存環境。這個城市「既無鴿子、又無樹木，更無花園，」人們只有觀察天空才能看出季節的變化。」城裡人們的「一切活動全都是用同樣狂熱和漫不經心的態度來進行的」，「人們在那裡感到厭煩，但同時又極力使自己習慣成自然。」在這個平淡無奇的城市裡，莫明其妙地發生了鼠疫，人們很快被「囚禁」起來，所有的人都「一鍋煮」了。起初「城裡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相反，由於封城，許多商店停業，閑著沒事幹的人群擠滿街頭，給人一種「過節一樣的虛假景象」。「隨著鼠疫的漫延，城裡出現了越來越矛盾、越來越混亂的局面。一方面，救護隊被組織起來，隔離營被建立起來，新的藥物在研製，醫生們在緊張地忙碌著；另一方面，人們在尋歡作樂，揮金如土，對享樂生活趨之若騖。一方面，物資匾乏、糧食短缺，人人愁眉苦臉；另一方面，商人囤積居奇，大發橫財，興高采烈。一方面，鼠疫使人大量死亡，救護車凄厲的喇叭聲響徹夜空；從民宅里不時傳來痛苦的呻吟；另一方面，人們卻有閒情逸緻看電影、聽歌劇，終日泡在咖啡館酒吧里。一方面，街上經常可以看到瘋子，人們的精神瀕臨崩潰；他們在歌劇院里你推我搡，大叫大嚷；另一方面，報紙上卻在宣傳「全城居民臨危不懼」，「是鎮定和冷靜的典範」，另一方面卻發現鼠疫病情已從腹股溝轉移到肺部，使人大量吐血，死亡更快。最後人們帶著麻木的表情忙於掩埋屍體，從一人一個棺材到集體挖坑掩埋，一切都是絕望的。但突然間，鼠疫神不知鬼不覺地撤退了，過去曾經不起作用的藥物和治療手段都靈驗了。城門打開了，人們湧現街頭狂歡。這時一個瘋子用衝鋒槍掃射，警察在街上亂跑，人們湧向窗口看熱鬧―――。這是一幅五彩斑斕的荒誕圖畫，它表現了加繆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不可認識，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上，人應如何存在？在小說中，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選擇。科塔爾是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夢寐以求的是過奢侈生活，口頭禪是：「大魚總是吃小魚的。」在鼠疫發生之前，他犯過案子，本應被捕入獄。但是鼠疫來了，警察無暇顧及刑事犯。科塔爾精神越來越好。他投機倒把，幸災樂禍，大發國難財。他還公然說：「我在鼠疫中過得也不壞，我看不出我幹嘛要參加進來制止它。」但鼠疫結束後，它卻憂心忡忡，擔心過去那些法律機構重新建立起來，自己會被抓緊監獄。在鼠疫結束的狂歡聲中，「他瘋了」——用機槍掃射，最終被警察像狗一樣地拖走了。作者通過他的形象否定了極端個人主義者。帕納盧神甫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他在佈道中要求人們虔誠地信奉天主。他認為鼠疫的降臨是人們「罪有應得」——對主不虔誠的結果。天主這樣做是要通過「這條充滿死亡、恐慌、號叫的道路把人們引向真正的安寧和生命的本源。」他希望自己的佈道能使人們「心境平靜」。帕納盧實際是在宣揚以心平氣和的態度任鼠疫肆虐的思想。雖然他後來也參加了救護工作，但仍被鼠疫奪去了生命。作者對他的選擇也是否定的。格朗是一個市政府的小職員，資本主義社會的小人物。多年來他干著庸庸碌碌的差事，掙著可憐的工資。他的毫無情趣、平庸無能，使他的妻子離他而去。在「黑夜裡壓抑住的恐怖的號叫聲中」，他卻荒謬地大談「然而」、「而且」、「接著」、「隨後」等這些辭彙之間的細微差別。他寫的書翻來複去就一句；「在五月的一個美麗的清晨，一位苗條的女騎士，跨著一匹富麗的棗轉叱馬，馳騁在布洛涅樹林的花徑上。」格朗的所作所為具有荒誕感。他後來每天抽出兩個小時參加救護工作，晚間仍反覆修改只有一句話的書。他對鼠疫表現出一種中立態度，既不全力投入，也不袖手旁觀。作者對這個人物只有同情和憐憫，並未表現出他有什麼積極的意義。朗貝爾和塔魯的選擇都受到了作者的肯定。朗貝爾是新聞記者，他只是偶然路過奧蘭而被關在城中。在鼠疫流行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企圖逃離這座城市而去和女友相會，但當他找到逃脫辦法時，卻放棄了這個念頭，加入到救護隊伍中來。塔魯是個抽象的人道主義者，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著墨不少。他出身於法官家庭，本來生活幸福，無憂無慮。但他看了一次父親斷案的進程，就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認為案犯雖然有罪，但也是人，父親下令砍下他的頭，實屬罪大惡極。從此他離家出走。他搞政治，專門反對各種形式的「謀殺」。但後來他發現自己是在用「謀殺」來反對「謀殺」：「我已經間接地贊同了千萬個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這一死亡，因為我贊成最終導致死亡的一切行動和原則」。儘管他和他的「同志」在一起，但仍感到孤獨。現在他認為世界上只有「禍害」和「受害者」兩種人，他願意當受害者，並希望自己 成為不信上帝的「聖人」。塔魯是較早積极參加救護的人之一，但他對人生一直懷有深沉的憂鬱。他在打開城門那一天得了鼠疫，經過痛苦的掙扎後去世。塔魯的死帶有悲壯的色彩。在鼠疫流行期間，他一直在探索著人生的意義，他的日記充滿哲學思辯。里厄醫生是小說的主人公，作者通過這一形象表現了自己的人生觀，即人在荒謬世界中應該採取的人生態度。里厄作為醫生十分關心窮人的疾苦，他為小職員格朗看病不收費，精心治療看門人米歇爾。他是第一個敢於直言本城發生鼠疫的人。發現疫情後，他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和親屬的安危，而是積極組織力量進行醫療和救護工作。在鼠疫流行期間，他不顧疲勞、連續作戰，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他忍受著妻子去世的痛苦，仍然為減輕患者的病痛而努力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感動了周圍的人，使他們也加入了與鼠疫鬥爭的行列。里厄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英雄，同時也是存在主義哲學的體現者。在鼠疫流行期間，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反抗者」——對鼠疫進行堅決的鬥爭。但同時他的所有努力又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小說特別寫到，鼠疫的結束並不是因為新研製出的血清起了作用（它雖然後來在某些人身上起了作用，但在這之前在許多人身上不起作用），也不是因為人們團結一致與它鬥爭的結果，鼠疫的結束就象它的開始一樣令人難以認識和把握。里厄醫生儘管意識到他要失敗，卻並沒有放棄鬥爭，就如同西緒弗斯永遠徒勞地搬石頭一樣。就在這種對無望的希望的追求中，里厄顯示了他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其次，里厄的形象還表現了存在主義「自由選擇」的內涵。存在主義者認為，「本人自由」是人的生存基礎之一，強調人有選擇的絕對自由，如果根據別人的意志行動，就失去了「自我」，沒有真正的「存在」。里厄周圍有各式各樣的人，在鼠疫流行期間他們各自進行了不同的選擇。里厄對他們的選擇一概採取無所謂的態度。他自己與鼠疫進行著鬥爭，別人是否也去鬥爭或干其它什麼事情，一概與他無關。他與別人的對話，其他人物之間的對話，只不過是各自闡述自己的觀點，絲毫不去評點別人的是非，也不對別人進行教導和規勸。里厄、格朗等人都知道科貝爾進行違法活動，但是他們聽其自然，誰也不去告發。與此同時，作者又通過里厄的形象說明，人可以在荒謬的世界中進行積極的選擇，以顯示其價值。《鼠疫》中的「鼠疫」以及人們與它進行的鬥爭，具有深刻的寓意性和哲理性。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橫行一時的德國法西斯比作「老鼠」。他還曾說過：「我希望人們在幾種意義閱讀《鼠疫》，但它最明顯的內容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小說中的人物面對鼠疫的災難所表現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鬥爭和法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與感受確有相通之處。推而廣之，它也代表著人類在巨大災難面前的種種表現。與它進行鬥爭的奧蘭市市民就是一個西給福斯式的集合體。全篇的這種象徵主義的手法，形成了本篇作品的顯著的藝術特色。《鼠疫》也體現了加繆創作的一般特點。作者善於把故事的描寫同哲學觀點的闡述結合在一起，把文學作品當作表現哲學觀點的場所。在小說中，作者從三方面去闡述自己的哲學觀點。第一，每一個人幾乎都是一種哲學思想（處世哲學）的體現者，如里厄是存在主義思想的體現者，塔魯是抽象人道主義思想的體現者等等。第二，在敘述中，經常加進大段議論直接表述作者自己的哲學觀點。第三，人物在對話中經常討論哲學問題。哲學討論在《鼠疫》中並不顯得枯燥乏味，它與人物和情節融為一體，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用白描的手法客觀地表現事件和人物，語言鮮明、準確、質樸、毫無藻飾，是《鼠疫》的又一藝術特點。如小說中對歷史上幾次鼠疫的描寫：醫生一直在憑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內還回蕩著「鼠疫」兩字的聲音。這一個詞不但具有科學的含義，而且帶有一連串特別的景象，它們和這裡的情調很不調和：這座灰黃色的城市，這時還不太熱鬧，只能說是嘈雜，還算不上喧嘩；它的氣氛既歡樂，又憂鬱——如果這二者可以並存的話，但總的來說，則是歡樂的。那樣安寧無爭和平靜環境頗容易使人忘卻以往的災情舊景：雅典受襲擊時連鳥兒都飛得無影無蹤；中國受災的城市裡儘是默不作聲的垂死的病人；馬賽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屍體堆入洞穴里；普羅旺斯省為了阻擋鼠疫的狂飆而築起了高牆；雅法城裡醜惡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醫院裡，硬地上潮濕而腐爛的床鋪；用鉤子把病人拖出來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時到處都是戴口罩的醫生，就象過著狂歡節一樣；米蘭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斷氣的人；驚恐的倫敦城裡一車車的死屍，以及日日夜夜、四處不停地傳來的呼號聲。―里厄醫生一邊望著海灣，一邊想起盧克來修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後準備焚屍而在海邊架起的柴堆。晚上運來了屍體，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經不夠，為了爭奪安放自己親人的屍體的位置，活人舉起火把，相互廝打，寧願頭破血流，也不肯拋掉親人的屍體。這種情景可以想像：燃燒著的柴堆在死氣沉沉的水邊發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鬥中火星四濺，惡臭的濃煙冉冉升向黑夜的長空。人們就怕－－－―――（引自《鼠疫》第37－38頁，顧方濟等，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在這段描寫中，作者盡量讓事實說話，文字樸實無華，卻寫出了鼠疫的可怕景象，有極強的表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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