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山水

吳文璽在文人看來，放情山水是極為風雅的事情。自然的，鄉野的，原生態的，不事雕琢的景物，具有樸素恬淡的雅的氣韻，合乎文人內心那種行到水窮，坐看雲起，不與山爭色，只與山同在的品性。對於淡泊功名利祿、鄙夷紛繁紅塵的文人來說，山林鄉野無疑是體悟「上下貫通、天人合一」的媒介, 是一種大清凈、大自在的境界。不事紅塵、樂在山水的高人，被稱作「隱士」。許由、巢父、長沮、桀溺，都是有名的典範。確有記載的，是晉人王康琚，他寫過一首《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從王康琚開始，「隱士」便有了「大隱」與「小隱」之分。到了唐，文人士大夫竭力想在「士」與「隱」的夾縫中另闢一條生路，既不想活得太過潦倒，也不想苟合於時政，官場上不很如意的白居易忽發「中隱」之響：「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中隱」猶如一記悶雷，引發了文人士大夫內心的無盡共鳴，因為它戳中了「魚」和「熊掌」兩難的軟肋。「中隱」的要義是經濟上不與朝廷脫鉤，政治上又要有一個自由的人格，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發些自己想發的感慨，從而在朝廷高度集權與文人士大夫獨立個性的衝突中，在生命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天平上，求得某些平衡。大隱也好，小隱也好，都不免有耕種勞作衣食饑寒的困窘，唯有中隱，既免去了隱士的清苦孤寂，又獲得了隱士的清高逍遙，是一種絕佳的隱居方式。照白居易的意思，窮也罷，通也罷，約也罷，豐也罷，只管在留司官里廝混，今日登登秋山，明日逛逛春園，抑或約幾個朋友開開派對，擺擺家宴，借酒放言，恣肆歡謔。如果想酷一把，那就謝絕車馬，掩關高卧，到月記得領工資就是了。這種隱，是政治上的無奈，也是任性的賭氣。到了晚明，想卸去背負的人，想凸顯自我的人多起來，那些大行們身在市井，卻逃遁現實，絕塵離俗，「鴻冥遁跡，偕隱以灌園。」他們開始專心致志地閉門研究起園林來了，造幾處假山，植幾株秀木，拾掇拾掇庭院，擺弄擺弄居室，心無旁騖，不生雜念，力求「天籟人籟，合同而化」。有弄閑的人，就有弄閑的書。文震亨的《長物志》應運而生。文震亨說，有品位的人，有深度的人，住在什麼地方，把玩什麼境致，那是極有講究的。「居山水間者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那一撥被《長物志》深深觸痛心魂的人於是築舍於幽山深谷，「山蔚藍光交抱舍，水桃花色合為台」。屋舍與自然宇宙渾然一體，身心物化為山水協奏幽韻的一道音符，「心與天壤俱閑隨雲舒捲」，「起望山光，尋昧道腴，雖鄙衣惡食不知也」。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挫折在山水裡得到補償，破滅的政治抱負在山水裡得到慰藉。在文震亨看來，與山水的親和關係，與自然的和合程度，是區分品格層次的重要依據。「非有真韻、真才與真情以勝之，其調弗同也。」居于山水，對於許多人，對於許多放不下心志的人，是一種奢望，城市最終還是自己難以逃脫的樊籠。「而混跡廛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靚，亭台具曠世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他們就在自己的廬舍上面下功夫：「石令人古，水令人遠……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藤、丑樹交覆角立，蒼崖碧澗，奔泉汛流，如入深岩絕壑之中。」置身於長街永巷，三界之中，隔壁就是人家煙火，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行走在鬧市心神卻異常安靜的人，把情感濃縮於一爿園林，頓時胸懷萬頃山河，內心開始博大，遼遠，升華，儒雅。「家居惟與子弟談榷藝文，品第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位置香茗几案亭館花木，以存門風雅事」。比文震亨稍晚的清人顧汧說，這就是「城市山林。」文人們沒有能力去改變環境，就只好去改變自己。放浪山水，物我兩忘，又一種隱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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