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緒程：中國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超越民主和專制之爭———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袁緒程：中國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超越民主和專制之爭● 袁緒程在改革走過28個年頭談未來10-20年目標模式的選擇似乎有一些滑稽。然而，充滿歧義的改革之爭卻昭示改革的目標模式尚顯模糊。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今後的10-20年如何走？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 http://www.tecn.cn )一、我們如何選擇未來的體制也許無法預測今後10-20年我們身處何處，但我們至少可以不再「摸著石頭過河」，而應當選擇在這一期間的體制模式。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服從於改革的整體戰略，改革的整體戰略受制於國家（發展）戰略，描述國家（發展）戰略顯然非本文所及，但改革目標模式選擇的約束條件則是必須提及的。 ( http://www.tecn.cn )1．全球視野：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發展機遇和挑戰皇權專制的解體已有100多年，但長期在戰亂和革命中掙扎的中國卻無法全身心的進入現代化建設。興許是「上帝」的刻意安排，佔世界人口近1/4的中國現代化註定要在周邊國家和地區進入現代化軌道之後才姍姍而來。相對具有「無限」勞動力供給的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跨國流動的國際資本遊刃有餘，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跨國延伸或轉移伴隨著資本的流向是如此的富有規律，先是歐美，然後是東亞，再後就是中國這個曾經的泥塑巨人。「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原理似乎在國與國之間也得到印證。 ( http://www.tecn.cn )正是經濟發展有先有後這一巨大的落差才構成了國家之間競相現代化的巨大勢能和動能，正是這一波現代化的浪潮伴隨著空前猛烈的經濟全球化給中國提供了巨大機會和充滿風險的挑戰。我們能抓住機會嗎？我們不會錯過機會而被擠出或邊緣化嗎？我們能夠在全球競爭中勝出嗎？中國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不能不考慮這一問題，不能不帶有全球化的眼光或視野。為了抓住這個千年一遇的巨大機遇，構成我們目標價值體系的財富價值與自由民主價值之間的選擇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先後有序的問題，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問題。對於苦慣了的多數中國人來說，發財致富才是第一位的；對於政府來說，發展才是這個國家的「第一要務」。於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和從屬地位；不得不接受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的中國產業的低端化和「組裝化」的傾向；不得不忍受伴隨高速發展而來的兩極分化、貪污腐化、環境污染等等負面效應；不得不忍痛割愛甚至犧牲像自由、民主、生態等等許多許多不該犧牲的人類美好價值。我們的體制改革也不得不服從於和服務於經濟發展這一大局和全局。 ( http://www.tecn.cn )這就是目標模式選擇的第一個約束條件。２、大歷史眼光：千年變局中的百年變革我們仍然處於中國皇權專制制度解體的「千年變局」的百年振蕩和變革之中。1840年的鴉片戰爭至今已有160多年的歷史，如果200年算一個「周期」，走出傳統皇朝循環周期的時間僅剩30餘年，我們的28年改革開放無疑是百年振蕩和變革的延續，也就是黃仁宇稱之為大歷史的「中國大革命」的延續。餘下的三十年如何前行，關係著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乃至偉大的千年復興，三十年看前十年或二十年，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如何建設至關重要，這是我們在選擇目標模式時必須具有的大歷史眼光。 ( http://www.tecn.cn )3、現實的視角：注重改革的階段性改革從哪裡來？我們的改革始於「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即國家和社會全面合一、「黨政軍國經」一體化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此暫且稱為革命專政時期。革命專政與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極權體制、全能國家概念在形式上是等價的。我黨領導的改革雖然打破了國家和社會「合一」、黨政經不分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分權化、法制化和市場化，但似乎仍然沒有走出傳統的政治格局。有人稱之為後「極權」狀態，我們暫且稱之為後革命專政時期向法制的權威制的過渡時期。因此，「後革命專政」時期這一歷史事實和現實特點是我們考慮目標模式的出發點。 ( http://www.tecn.cn )二、目標模式選擇的邏輯描述改革就是體制變革。所謂體制變革，一是社會機體組織及其功能結構變動或再造；二是約束社會組織形態的規則重塑或西方政治經濟學稱之的「制度」變遷。從現代社會組織功能看，社會組織形態可分為三個類別：一是從事公益性活動並帶有強制性的政府組織（國家組織）；二是從事生產性、贏利性活動的市場企業組織；三是自願從事公益活動的非企業非政府的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類型的組織，三者的組織結構及功能迥異但定位明確，各行其道，共同構成整個社會機體的組織形態。從社會機體組織運行的秩序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形」或「顯性」的規則制度，像法律法規、契約規章等等；另一類是無形的規則（制度），如道德信用等等。三類不同形態的組織既受統一的規則（制度）如憲法的約束，又受本組織系統的規則（制度）約束。 ( http://www.tecn.cn )中國改革主要是改變國家和社會合一、「黨政經」合一的組織形態及其相應的制度規則，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現代的政府組織，企業組織，NGO組織及其相應的規則和制度。因此，改革的目標模式分別為市場體制模式（簡稱市場模式）、政權體制模式（簡稱政體模式），社會公益組織即NGO模式。 ( http://www.tecn.cn )1、市場模式。28年的改革實質上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亦是以市場取向為中心環節的政治、社會等方面的改革。我們已經別無選擇地走上了市場經濟不歸路，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蘇東計劃經濟模式的失敗和終結恰恰證明了市場模式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從理論上看，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經濟學都從不同的層面認同了市場經濟的歷史地位和效用，這也是無須爭辯的。除去少數「極左派」之外，大多數「左派」和「主流派」不同程度的認同了市場經濟模式。市場經濟也寫進了憲法、黨綱以及黨的決議而成為人們的共識。就經濟形態的共同特徵――「平等自願的交換」而言，市場經濟並無好壞之分，只有成熟與不成熟，發達與不發達之別。應當看到，市場經濟不論是自發產生的還是強制性建構的，都有一個生長和深化過程。這不是由人們任意決定的，它的成長是需要時間並在本質上是水到渠成的，正如市場經濟的高端部分如深化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只能存在於有數百年市場經濟史的美國而不是剛剛開始搞市場經濟的中國的道理一樣。中國離成熟的市場經濟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中國市場里的企業組織也遠沒有成熟，市場（機制）對行政（機制）的替代遠遠不夠。問題在於，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我們需要發展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我們如何建設市場經濟？這顯然不能從市場經濟本身找答案，它涉及到政體模式甚至只能由政體模式來解答。因為，「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是由「什麼樣」的政體模式決定的。比如，在法治政府條件下，被稱為「權貴式」的市場經濟和「動物式」的市場經濟就難以發生，而且還會彌補因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而帶來的「失靈」。 ( http://www.tecn.cn )2、政體模式。既然市場經濟受制於政體模式，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體模式？什麼樣的政體模式與市場模式相適應或兼容呢？傳統的皇權專制制度顯然與市場經濟模式不相容，歷代開國皇帝都會採取重農抑商政策，防止商業和市場腐蝕皇權專制大廈的基礎；全面專政政體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因為它用行政指令限制市場經濟；民主模式顯然適應於市場經濟模式，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不僅適應而且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亦是無可爭辯的。此外，權威政治模式也適應並且促進市場經濟，這也為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所證明。因此，選擇只能在權威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進行。從理論上看，似乎民主模式優於權威模式，但問題在於，中國能夠從後革命專政模式躍入民主模式嗎？這絕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民主模式還是一個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民主模式是需要成本、是要付出代價甚至是高昂代價的，比如一時的經濟停滯和混亂以及社會動蕩和可能的民族分裂等等。急於發財的中國人和急於趕超的政府能承受或消受這可能異常高昂的成本嗎？民主模式固然誘人，但其實現取決於社會力量的對比，可行的概率低，我們似乎不應拿民族的未來去冒險。況且，民主模式的實現是一個歷史過程，比如，人們只看到英國「光榮革命」的輝煌瞬間，卻忽略了已悄然生長了四百年的法制過程。法治（法制）先於民主不僅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也是亞洲四小龍的經驗，更是中國未來社會發展應當吸取的經驗。 我們不應忽略我們仍處於革命理想和激情喪失、腐敗叢生的後革命專政時期，建立法制的秩序和有公信力或權威性的政府是多麼的重要，我們必須找到既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法制的建設、又能向未來民主模式過渡的中間站。這個「中間站就是權威政制，其亦可稱為開明專制，法制的權威政體等等，不論如何稱呼，它們都是走出傳統政治和革命專政的重要節點，區別於任何專制（不論是皇權專制還是革命專政）。如果說，皇權專制是通過君權神授，並以世襲的方式行使權利、革命專政是以革命和全體人民名義任意行使權力，那麼，權威政制則是代人民以法制化的方式行使權力，這就是它們之間的最大區別。正是這一區別，它能夠在相當長的時期促進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並能給法治和民主的生長創造一個空間。3、NGO組織模式。自古以來，中國的NGO受到皇權專制的壓制而無從發育和發展，在國家和社會完全重疊的全面專政時期，NGO組織更是難有生長的空間，NGO與革命專政社會是不相容的。NGO的實質是自願性和公益性。自願性表明它是自治組織，而區別於強制性的同樣是公益性的政府組織；公益性又使它區別於以盈利為目的市場組織――企業。因此，NGO的生長和發展取決於政府及其政策，如果政府組織不退出該退出的某些「公域」或「私域」，它就難有發展空間和發展機會，如果政府通過行政而不是法律的方式控制它的發展，中國的NGO組織就無從健康地生長，打著公益性的各種民辦非企業機構的贗品NGO就應運而生。不可或缺的NGO組織與民主制和權威制下的政府組織實際上是互補的，它們的公益性共同塑造了社會的公共領域。 ( http://www.tecn.cn )綜上所述，改革目標模式選擇的關鍵是政體的選擇。其選擇的正確性決定了中國市場經濟和NGO組織的發展空間和生長方式，並間接決定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從這個意義看，在全球化的競爭時代，國與國的競爭更多的表現為體制的競爭，其勝出的概率取決於合適的體制而不是所謂的最優體制。 ( http://www.tecn.cn )三、權威制模式：別無選擇如前所述，政體模式的選擇無所謂優劣之分，只有是否適合或是否可行之別。鑒於發展經濟的歷史的機遇不容錯過、且需要一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和利益的、權力相對集中的中央政府，鑒於中國需要一個學習民主、加強法制、制度創新的過程，鑒於各方都可能接受的博弈之妥協，權威制也許別無選擇。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認識到，改革決不是一首浪漫曲，而是一種冷靜的利益計算。事實上，權威制已成為部分精英的共識，只不過是各自表述不同。可以說，權威制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但絕不是最壞的選擇，它是理性和妥協的產物，它架構了通向民主制的橋樑。 ( http://www.tecn.cn )如果我們以權威政體的建設為今後10－20年的改革目標，那麼，其改革策略將與民主政體的改革策略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如果搖擺於兩者之間，如果不取得共識，那麼我們很可能既錯過經濟現代化的機遇，又喪失過渡到民主社會的條件。鄧小平是偉大的戰略家，他關於先經濟後民主的戰略是適合中國國情而非常正確的。我們應當沿著他指引的道路繼續推進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並理性地思考未來。下面僅就權威制特徵作一簡單概括。 ( http://www.tecn.cn )1、從革命專政的黨向依法執政的黨轉變。在整個權威制時期，黨中央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並構成模式轉變的前提。黨的領導體現為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改革的方向是黨的組織機構自身的科學化，比如黨內的行政權的一元化、決策權的專業化和「集體」化，監督權的系統化和專門化，黨組織與國家政權組織、市場企業組織、NGO組織之間的關係及功能定位的科學化、規範化與法制化。 ( http://www.tecn.cn )2、政權治理的透明化，給予人民知情權。一是政務、政策、政令公開，杜絕暗箱操作和傳統政治的治理；二是對未來做出公開承諾。我黨代表人民執政，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肩負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和責任，不隱瞞自己的政見也不懼於向人民莊嚴承諾。鄧小平曾經在1987年會見香港記者時說過，中國在50年後實現民主，10年後會見美國客人時再次重申過去這一說法。按照小平同志的戰略設想，中國的民主政體可在2037年前後實現。在此期間，我們必須完成兩個過渡，一是從後革命專政向權威政制過渡，這可能需要10－20年的時間，二是用10年的時間完成從權威制向民主制的過渡。 ( http://www.tecn.cn )3、推行協商和諮詢性「民主」。在不允許有組織地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分階段分類別地放開對NGO的管制，建立各種各樣的諮詢性和協商對話渠道，打造大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多種平台。 ( http://www.tecn.cn )4、實行規範化管制的新聞自由。對新聞的管制應採取公開、法制、規範的原則，而不應採取無規則的運動方式。一定限度的新聞自由及新聞監督是確保權威制正常運行、防止濫用公權的必要條件。 ( http://www.tecn.cn )5、管治的法制化。社會管治遵循公開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實行依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違法必究」以及「法外自由」應構成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這與民主政體沒有什麼差別，如果有差別的話，僅在於法律的制定權由黨和政府代替人民行使而不是由人民直接行使。 ( http://www.tecn.cn )以上是權威制的大致概括，能否實現取決於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動力。一般來說，權威制是在危機中產生的，由於危機促使主導集團的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趨同，執政者決心推進建立權威制的改革，並通過理想主義以及有效的監督系統防止權力的濫用。執政者的理想主義以及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都是確保權威制有效運行的道義基礎。成功進行現代化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提供了這樣的政治範式。對於中國來說，執政黨的歷史使命感和理想主義及憂患意識是建立權威制並防止權力濫用的必要條件和可靠保證。否則，權威制不僅不能建立，而且會異化為腐敗的特權制度並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 http://www.tecn.cn )在中國邁入現代化初中期的重要關頭，已經初步實現現代化的中國港台地區的民主模式和法治模式無疑對中國內地是一個巨大的壓力。此外，建立在民主法治的主流文化基礎上的WTO和經濟的全球化對中國的傳統專制或革命專政亦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建立法制國家（權威政體）的考慮應當提到議事日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要求法制先行，並要求建立有權威的、有公信力的、一定程度集權的中央政府（廣義的政府），以應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複雜矛盾和利益糾葛。建立權威政體的關鍵在於中共，中共黨組織自身的變革將是決定性的因素。如果在黨內能夠重新點燃理想主義之火，如果黨的組織結構及功能定位能夠像現代企業組織一樣科學化、程序化和法制化，從革命專政向權威制的轉型完全是可能的。 ( http://www.tecn.cn )載於《改革內參》2006年第22期，作者授權天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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