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洪順：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大討論述評

摘要：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的語文教育大討論，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大討論已經經過了引發、高潮、反思和深化改革四個階段，涉及的問題幾乎涵蓋了語文教育的各個方面，主要有教材、教法、考試製度和教師等問題；大討論有廣泛性、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特點，促進了語文教育改革，是我國語文教育界迎接21世紀人類最偉大變革的前奏；對大討論中幾個問題要有正確的觀點和看法。 關鍵詞：語文教育；大討論；背景、過程、特點和意義；促進；深化改革 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一場關於語文教育問題的大討論，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這場大討論，參加人數之多，涉及面之廣，討論之熱烈，研究之深刻，持續時間之長和影響之大，在我國語文教育史上實屬罕見。它大大地推動了語文教學改革的進程。大約從2000年初開始，這場討淪進入了深化語文教學改革階段，就基本上僅限於在語文教育界內部進行了，看來還有可能持續一段時間。現在，是考察一下這場大討論的背景、過程、所涉及的問題、特點、意義和由此引發的值得思考的問題的時候了。 一、大討論的背景 有關語文教育問題的這場大討論，在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世紀之交發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看，2l世紀將是一個知識化、學習化、創造化的社會，知識的創新、傳播和應用，是這個社會的根本特徵。為了迎接未來的挑戰，從20世紀60年代起，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紛紛把自己的發展戰略重點調整到科技和教育上來，視科技教育為國家發展的動力。為此，他們不但加大了教育的投資力度，而且對教育本身也進行了全面改革。這次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知識的創新是未來社會發展的基礎，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但是，20世紀50—60年代，我們國家不是按照1956年黨的「八大」所確定的正確方針，把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而是大搞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1962年進一步確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1964年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開始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儘管每一次運動都有一個中心，各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給我們國家的教育、科技和各項文化事業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損失極其慘重。 正因為這樣，從60年代開始的波及全球的教育改革，在我國卻是在「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開始的，比人家晚了整整20年!我國這次教育改革，不僅起步晚，而且起點低，缺乏先進的教育理論作指導，整個師資隊伍業務素質不高，物質條件的準備也不夠，可以說是先天不足。而在此後不久，中小學教育又誤入了應試教育的歧途，真是雪上加霜。就這樣，學生創造性的培養不但沒有成為學校教育的主旋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壓抑。這期間，雖然也有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注意培養學生創造性的名師名家，但是與數以千萬計的水平一般或者偏低的中小學教師相比，不過足九牛一毛而已，成不了什麼大氣候。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尤其是世界各國改革大潮的衝擊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人們的競爭意識、發展意識、未來意識、創造意識、效率意識不斷增強，我國中小學教育改革嚴重滯後於社會發展，以及應試教育給學生身心發展所帶來的戕害突出出來。這樣，作為中小學教育核心課程的語文教學，也就成了世紀之交中小學教育改革的重要話題。 中小學教育是一個由多學科組成的教學體系，語文教學年在的問題，其他學科同樣存在，可人們為什麼特別鍾情於語文教學呢？ 第一，語文教學是母語教學。這就決定了語文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性、工具性和能力性的學科，還是一個具有濃郁的民族文化色彩，關係著學生心靈塑造的教育性學科，它肩負著傳遞民族文化傳統、培養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這一點，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都是一樣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並不是西方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同化，而是以各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發展為前提的多元化；是一個各個國家和民族文化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促進、攜手向前的過程。只有這樣，我們這個世界才是豐富多彩的，世界的發展才具有永恆的動力。也只有這樣，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才能顯示出自己的價值。可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卻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而第三世界國家的青年一代，也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向西方文化傾斜。這樣，在學校教育中，如何對青年學生進行民族文化教育，也就成了第三世界國家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很明顯，語文教學在這個改革中是首當其衝的，人們特別關注它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其實，人文性本來就是語文教學的根本特性之一。如果說，數理化學科的意義在於培養學生的科學素質，那麼，學生的人文素質則主要是靠語文、政治、歷史等人文學科來培養。人文性本來就是語文學科的根本屬性，語文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或者說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學習一個民族的語文，同時也就學習了該民族的文化。這樣一來，語文教學就成了語言工具的訓練和人文素質教育的綜合。這就是說，我們在進行語文教學的時候，語言和文化不是作為兩個東西出現的，而是一個整體：沒有人文，就沒有語言這個工具；丟掉人文，也無法掌握語言這個工具。在語文教學中，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側面，不可割裂，不可偏廢，互相溝通，互相交融，互相滲透，互相促進；不存在限制這一個，張揚另一個的問題。2l世紀的人，應該是科學性和人文性都得到充分發展的人。而事實證明，人文性的失落，是工業時代教育教學的最大失誤。因此，在目前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里，人文教育顯得特別迫切和重要：它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各種社會規範得以落實的主要保障；它為人們的生存競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提高著人們的精神境界和事業境界；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它給人們指明正確的追求方向。所以，缺少人文關懷的教育，不是全面發展的教育，也不符合未來社會的要求，更不利於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建立和健康發展。而語文教學在人文教育中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就語文教學本身來說，這場大討論也是現代語文教學，尤其是新時期語文教學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現代語文教學，從20世紀初「語文」單獨設科算起，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了。前半世紀，由於經濟落後和戰亂頻仍等種種原因，它還只是處於初步的推行階段？理論探討和實踐提高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葉聖陶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語文教育家，還是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新中國建立後的頭30年，在「左」的思潮影響下，語文教育一直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和建樹，反而留下了不少後遺症。我國現代語文教學的實質性進展，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的新時期才開始的。但是，和整個教育事業一樣，如前所述，改革伊始就先天不足：沒有什麼現成的理論和經驗可資借鑒，理論研究力量薄弱，教師素質不高。在十分無奈的情況下，人們就把目光轉向過去或者國外，有的到古代傳統語文教學或「五四」以來葉聖陶等人的語文教育理論里去尋求指導，有的向發達國家先進的教育理論里去尋找答案。 應該說，這個時期語文界對語文教育歷史的研究還是很有成績的，對外國教育理論的借鑒也有某些進展，但由於受各方面條件的制約，特別是受語文師資水平的限制，再加上應試教育的干擾，短時間內還不可能創造性地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語文教育理論和教學體系。這樣一來，低水乎的語文教育理論，就無力指導，甚至會誤導語義教學的實踐，在大討論中，人們對把語文的「工具性」作簡單化理解的批評，對語文高考命題方式及內容的批評和不滿，對語文教學效率低下的責備，對語文教學方式和方法改革的呼喚，都可以說明這一點。所以，這場語文教學大討論也是語文教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大討論的過程和所涉及的問題 這場大討論，大體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1997年底的引發階段、1998年的高潮階段、1999年上半年的反思階段和2000年以來的深化改革階段。第一，引發階段。引發這場大討論的是《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世紀觀察」欄目的3篇文章。一位作家身份的小學生家長、一位大學教師及一位離職不久的中學教師，從不同的角度對當時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言辭頗具煽動性。再加上《中國青年報》、《羊城晚報》，《新民晚報》、《文藝報》等諸多新聞媒體紛紛轉載和評論，一場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關於中小學語文教育問題的大討論拉開了帷幕。這年12月4日，《北京文學》又召開了「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研討會，進一步研究了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12月13日的《文藝報》在頭版發表了會議綜述，同時還發表了題為《我不同意這樣評價中學語文教學》的署名文章，意在引起爭鳴。這個階段的討論，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有：語文教育思想陳舊落後、教學方法僵化、教材刻板單調、考試製度不合理等。 第二，高潮階段。1998年，語文教育大討論達到高潮。《中國青年報》自2月26日起，開闢專欄就「語文，該怎樣教」的話題，進行系列討論；《中國教育報》自2月底至3月中旬，也辟「調查報道」欄目，連續5期刊載了該報記者的系列報道：「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現狀的調查與思考」；同時，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光明日報》合作開闢；了「語文教改」專欄，進行了將近一年的討論和爭鳴。這期間，《北京文學守在第3期推出了一組文章，對中小學語文教育進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中國青年報》轉發了其中的兩篇：《誤盡蒼生》和《語文課：我們失去了什麼》；《誤盡蒼生》一文把批判的尖銳程度推到了極致。《北京文學》繼續造勢，在第7、10兩期刊登了兩組對大學教授的訪談錄。11月，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收入了40餘篇有代表性的討論文章。總的看來，這一年的討論，仍然足以批判為主，涉及的問題主要有：(1)語文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明確、不完善，不重視學生個性發展，缺乏對人性、人文精神的關懷，忽視文學教育和美育。(2)語文教育指導思想僵化，缺乏時代精神，固守極「左」時代遺留下來的陳舊思想，用統一的思維模式扼殺學生個性和創造性的發展。(3)教學方法機械呆板，課堂教學長期只有以教師為主的串講式或啟發問答式等一兩種方法，忽視了學生的主體需要。(4)教學手段存在嚴重弊病，現行教材、教學參考書的內容十分陳舊、落後，不適應時代的要求。(5)教學評占不科學，標準化考試存在嚴重問題，有的甚至說這是造成語文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 這期間，面對大眾媒體的日益激烈的批判，語文教育界試圖做出冷靜客觀的回應。1998年3月7日，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和報刊社、北京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等單位，在北京聯合召開廠「語文教學的成績、問題及改進方法」座談會，肯定了全社會關心中小學語文教育的熱情，同時強調必須用全面的、發展的、辯證的觀點看待語文教學；應該肯定20年來語文教改的成果，同時也要認識到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嚴重問題。 第三，反思階段。到1999年上半年，關於語文教育問題的討論依然是人們關注的熱點。《中國青年報))1999年2月3日刊登對著名特級教師於漣的訪談《孩子沒有第二個青春》，3月18日刊登對人民教育出版社周正逵的訪談《語文標準化考試——擁護者甚少，反對者居多》，4月26日刊登4位教授對1998年語文高考試題的批評。4月，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收錄了50多篇討論文章(現在看來，這本書中有一些文章出發點是有問題的，有的人似乎在借語文教育大討論之機，發泄自己的某種情緒。這是語文教育大討論中的「雜音」，有很多同志已經對他們的這種不健康的情緒提出下批評)。6月，中華工商聯出版社出版了《杞人憂師》一書，據說這是《審視中學語文教育》的姊妹篇，是對中國教育的深層次問題的思考(現在看來，有的文章也帶有明顯的片面性)。 總的看，這一階段的討論，氛圍逐漸由激烈的批判轉向客觀冷靜的分析，人們開始關註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5月初，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教學實驗中心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教育要三個面向』與2l世紀語文教學」座談會，5月18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發了會議綜述：《為2l世紀語文教學進言》。文章指出了吸取傳統語文教育經驗和語文教學中培養學生創造力的重要性，把確立和發展學生的主體性作為改革語文教學的重要出路。6月上旬，《中國教育報》陸續刊登了記者的系列報道「如何改革中小學語文教學」，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如「在生活中學習語文」，「走出串講串問的模式」以及擴大閱讀量、轉變教材觀等。6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北京特級教師顧德希的文章《語文教學的病根》。顧德希認為，不能把語文教學的弊端簡單地歸因於標準化考試，對試題的「大批判」解決不了語文教學的問題；要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不可脫離語文的實際運用。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學第一線語文教師的意見和思考。 第四，深化改革階段。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語文教育問題的社會大討論逐漸轉移到了語文教育界內部。語文教育界的專家學者以及教學第一線的廣大的語文教師，對語文教育的問題投入了更為積極主動的熱情，並且主要從「立」的角度，探討了構建新型的語文教育理念及教育體系的各種可能性。例如，北京《中學語文教學》雜誌從2000年第1期開始，開闢了「問題之鑒」專欄，有計劃地按專題進行討論。第1期發表的是《兩年回顧》，摘錄了兩年多討論當中的一些論點或言論。從第2期開始，就「語文課到底怎麼了？」「『語文』是什麼？」「我們應該怎麼辦？」等三個論題，展開系列討論，已經發表廠幾十篇文章了，看來，這場討論還將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針對《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和《杞人憂師》三本書中有些文章在認識上的片面性，同時也是針對語文教育人討論中發表的一些帶有明顯片面性的觀點，2000年12月，教育科學出版社又結集出版了《問題與對策——也談中國語文教育》一書，收集了40餘篇論文，大多數是語文教育理論研究工作者和語文特級教師寫的，比較客觀地分析了我國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把這四本書都讀一讀就會發現，有的文章叫人讀了，對語文教育越來越沒有信心，覺得有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而有很多文章叫人讀了以後，既感到問題的存在，又能增強解決問題的決心和信心。 在語文教育大討論的推動下，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的步伐明顯地加快了，並且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最明顯的標誌，就是2000年3月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及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的修訂和頒布，這次頒布的大綱，在對語文學科的性質和功能的定位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開宗明義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明確，毫不含糊。同時，大綱強調了語文教學中要以學生的發展為本；要加強實踐，重視積累，拓展學生的創造思維，致力於學生語文素質的整體提高；要改革教學評估制度，以保證語文教學改革的順利進行。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全國的中小學都按照新的語文教學大綱所編寫的語文教材進行教學，整個語文教學的面貌煥然一新。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頒布的初、高中語文教學大綱分別標明的是「試用修訂版」和「試驗修訂版」，這就又預示著，現在的語文教學大綱和教材仍然是過渡性的，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還要根據形勢的發展不斷地進行改革和修訂。 很明顯，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大討論，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幾乎涵蓋了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各個方面。大體上說來，主要的是教材問題、教學方法問題、考試製度問題和教師問題，此外，還有如語文課的性質問題、教學的目的任務問題、教學手段現代化問題、漢語文的特點問題、語言教育和文學教育問題、識字教學問題、聽說瀆寫教學問題，乃至於怎樣評價改革開放20年來語文教學的成敗得失等等。這些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教育思想問題。 三、大討論的特點和意義 首先，這場大討論初期有所謂「圈內冷，圈外熱」的特點。這裡的「圈內」是指語文教育界內部，包括工作者、語文報刊編輯人員，中小學語文教師及與語文教育有關的單位和部門。這個特點是非常明顯的。第一，1997年底發起這場大討淪的是《北京文學》和《中華讀書報》等「圈外」的報刊，不是語文報刊；第二，最初對語文教育發表批評和批判意見最多的是作家、大學教師、記者、非語文報刊的編輯人員、學生家長等；語文教師或其他語文教育工作者也有，但不多。直到「圈外」的人們熱熱鬧鬧地討淪了很長的時間廠，才有比較多的「圈內」的人出來說話。大約討論了一年多或更長的時間了吧，有些語文報刊才開始發表討論文章，但不外乎這樣幾類：一是綜述文章，客觀地介紹大討論的情況；二是說明情況的文章，是村某些批評和批判意見的解釋；三是反批評的文章，即對某些批評和批判意見的反駁。 有人認為，圈內之所以冷，是因為廣大語文教師及其他語文教育工作者身在其中，身受其苦，20年來幾經呼籲也無濟於啦，於是就麻木了；麻木的表現就是沉默。沉默既久，爆發也就勢所必然。這個說法帶有一定的煽動性，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據筆者所知，討論開始時，有些圈內人對圈外人所發表的一些意見，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是對一些批評和批判意見，從感情上有點接受不了，覺得有些人只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太片面了。如舉出幾個極端的例子，就說三道四，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其實，你能舉出幾個極端的教師沒有教好和學生沒有學好的反面例子，說明語文教學有問題，我也能舉出更多的教師教得出色、學生學得也非常好的正面例子，說明我們的語文教學搞得並不壞。就算是語文教學有問題，你也是站著說話不腰痛，不知道我們的難處；你說我們水平低，你為什麼不或辭掉高官，或走出創作室、編輯部，來當一名語文教師，做個樣子給我們看看？有的同志說，文學刊物發行量上不去了，想借批評語文教學引起轟動，提高一下發行量；有的說，作家創作靈感沒有了，想到外面去尋找點刺激，就找到語文教學了；有的說，研究生有點寂寞了，想引起人們注意，出出名。總之是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事實證明，從總體上看，這場大討論對語文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是有好處的，個別意見有片面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討論之初圈內冷，圈外熱，不能說是正常的，只能說是暫時的現象，因為討論的是語文教育問題，要解決問題，最後還得靠「圈內」的語文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廣大中小學語文教師的積极參与；沒有他們參與，任何關於語文教育問題的討淪都是空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其次，這場大討論具有廣泛性、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特點。 遠的不說，單就改革開放20多年來。關於語文教學的問題，就曾經開展過幾次討論，但幾乎都是在語文教育界內部進行的。這些討論，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同時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影響是有限的；討論的過程和結果，也由於缺乏多學科的參照和多維的視角，帶有濃厚的經驗性和專業偏見，所以，根本性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這次可就不同了。從參加討論的單位看，不僅所有的語文報刊都卷進來了，而且《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中國教育報》等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報刊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它們或開闢專欄，或組織記者開展調查研究，參與討論的積極性非常高。而《北京文學》、《中華讀書報》等與教育教學關係不是很大的報刊，竟然成了這場討論的發起者。這麼多的報刊的參與，濃化了這場討論的氛圍，擴大了討論的規模和影響，使語文教學榮幸地第一次成為全國上下都關注的焦點。毫無疑問，這對語文教學的改革來說，可真是個天大的好事!再從參加討論的人員來看，突破廠語文界的圈子，不再只是清一色的語文教育工作者，而是包括了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作家、記者、文學家、美學家以及範圍更大的學生家長在內的各行各業的人們，人數之多、範圍之廣，前所未有。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對語文教學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就把語文教學放到了廣泛參照和多維視角中去了，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客觀、明了、豐富多彩了。這樣，不但使討論達到了比較高的學術層次，又使語文教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由多學科參與的、開放的和綜合的時代，使我們對語文教學的認識全面和深刻得多了。 第一，人們從傳統的視角對語文教學進行了文化學的剖析，指出新時期語文教學改革的根本缺欠，在於沒有衝破「三中心」(課堂，教師、教材)的藩籬。不僅一般教師如此，不少名師名家也都是在戴著傳統的鐐銬跳舞，整個教學體系，基本上還是在沿著傳統的道路行進。這就從根本上找到了語文教學改革長期停滯不前、效率不高的病根，確定了今後改革的戰略方針。第二，人們又從發展的角度對語文教學作了未來學的審視，指出長期存在著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重條條框眶輕創新意識、重煩瑣分析輕整體感悟、重邏輯理性輕人文熏陶、重教學方法輕學習能力、重課堂課本輕課外活動等弊端，這又為跨世紀的語文教學改革指明了具體內容。第三，人們進一步從哲學的高度，對語文教學改革長期滯後的原因進行了深層次的挖掘，認為主要原因是教育思想、教學觀念陳舊落後，所以，新時期的語文教學改革，一定要樹立學生主體觀，實行教學民主化，尊重學生的人格和權利，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第四，不少同志從實踐的角度對先進的、具有現代意義的語文教學改革經驗進行了總結，樹立了一批具有創新性、突破性、創造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學改革的典型，如湖北宜昌市的「課內外銜接訓練語文能力」實驗，山東高密一中的「語文實驗室計劃」，江蘇張家港市的「五本教學法」等，都堅持了語文教學改革的正確方向，具有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返璞歸真、多讀多寫和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繫的特點。這些經驗不是立足於課堂教學的藝術性，不看重教師的講與導，而是著眼於學生的主體性的發揮與提高，和學生的興趣、需要聯繫起來，走的是現代教育改革的新路子，讓入耳目一新。第五，人們還從實施素質教育的高度入手，對語文考試的內容和方式方法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評和反思，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和方法，推動了中考、高考改革的深化。第六，人們對語文教學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如語文教學的入文性、語感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語文教材體系的建立、語文學習的形式、現代人應該具備的語文素質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使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接近其本質。 總而言之，有關語文教育的這場大討論，已經促進了我國語文教學的改革，並將繼續引起語文教育的重大變化；也許，一個新的、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具有科學性的現代語文教學體系，真的會在這場討論中開始產生。這裡之所以用「開始」產生的說法，是因為我們也不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經過幾年的討論，語文教育的問題就可以完全從根本上解決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大環境的改變，社會問題的解決，教師素質的提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但是，這場大討論的意義不可低估，它已經引起了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對中小學語文教育問題的跨世紀思考，影響極其深遠。首先，這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自省意識的表現，是語文教育工作者的一次勇敢的自我否定，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尋求新的發展，充分地表現出了他們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的使命感。其次，這也是20世紀中國語文教育現代化的一次自我完善。這場討論所涉及的有關語文教育的方方面面，非常全面和深入，已經接觸到了語文教育的很多本質問題和理論問題，實際上是20世紀幾代語文教育工作者長期探索的結果。再次，這場討論又具有明顯的漢民族語文本體論傾向。在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表現出·了明顯的價值取向。如討論中對當前語文教育忽視漢民族語言的特性、忽視傳統語文教育的經驗、忽視人文學科的特點、忽視人文精神的培養等方面的批評，就使人們驚喜地感覺到，東方文明在東西方文明的撞擊與融合中，顯得越來越成熟了。最後，這場討論也是素質教育的呼喚。整個中國的基礎教育正在進行著深刻的變化，應試教育正在向素質教育轉變。語文教育工作者在這個新的變革和新的教育理念面前，理所當然地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學科教育。總而言之一句活，世紀之交的這場語文教育大討論，是我國語文教育界迎接2l世紀人類最偉大變革的前奏。 四、對大討論中涉及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一)語文教育的問題是個社會問題 語文教育問題一向就是個非常敏感的社會問題，這場大討論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就是個最有力的證明。惟其如此，語文教育問題的最後解決，還有賴於社會問題的解決；解決社會問題，是解決語文教育問題的前提。 筆者認為，影響語文教育的社會問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應試教育的問題，一千是教師的素質問題。當前語文教育存在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這兩個問題中找到根源。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之前，語文教育的問題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而解決應試教育的問題，需要改革高考制度，大幅度地擴大高等學校的招生規模。這一點，我們國家從1999年開始，邁出了比較大的步伐；但是，仍然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才能真正解決。解決教師素質不高的問題，需要從提高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入乎。這一點，我們國家也早就採取了切實的措施；但是，也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徹底解決的。所以，解決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我們不能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要準備付出長時間的、艱苦的努力，性急是沒有任何用處的。當然，我們也不能消極地等待社會問題解決了之後，才去考慮解決語文教育的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扎紮實實地做好上作，少說空話，多做實事。 (二)怎樣看待一些「片面」、「偏激」的言論的問題 在這場語文教育大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片面」而「偏激」的言論，有些人的意見甚至於有點危言聳聽。如說當前的中小學語文教學簡直是糟透了，「誤盡蒼生」，「貽誤青春」，「是摧殘人的教學」，「如此下去，語文的末日到了」，「再不改變，中華民族就成了劣等民族了」等等。有的意見，的確是錯誤的，有的同志已經對此發表了批評或批判文章，筆者是同意的。但在這裡，我們不去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想說的是，在學術討論中，有點片面和過激的言論，是不可避免的，也並非壞事；相反，能引起我們的重視，促使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同時，這也說明，現在人們的思想的確是解放了，這更是一個天大的好事!充分的學術自由，允許每個人發表自己想發表的意見，特別是允許發表「對立」的意見，正是學術發展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們的國家這麼大，情況又這麼複雜，舉出一些極端壞的例子，說語文教學怎麼怎麼不好，或者舉出一些極端好的例子，說語文教學怎麼怎麼好，都並非難事。難的是全面地看問題，抓住事物的本質，找到語文教育存在問題的要害，從而採取得力的措施去解決這些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語文教育至少可以說是走上了正常發展的道路了，不再窮折騰了，這就是成績。但不可否認，這20年存在的問題也是比較明顯的。其實，語文教育界的同志們，並不是沒有看到問題，只是一時還難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罷了；這又說明了語文教育的改革，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非常難辦：這大約正是20多年來，語文教學大綱和教材變來變去、先後修訂達六七次之多的原因吧。我們堅信，只要在正常的發展道路上堅持不懈地搞下去，我們還是可以逐步掌握語文教育的規律，不斷地提高中小學語文教育質量的。通過當前的大討論，我們對語文教育某些規律的認識不是更清楚、改革的步伐不是明顯地加快了么。 (三)學習傳統和超越前人的問題 在我們剛剛跨入21世紀的時候，回顧我國的語文教育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有兩個傳統：一個是19世紀以前的古代語文教育傳統，一個是20世紀初「語文」單獨設科以後，特別是「五四」以來的現代語文教育傳統。對於前一個傳統，張志公先生在1962年出版的《傳統語文教育初探》(經重新修訂，1992年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為《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一書中，作了全面的介紹和透徹的分析。對於後一個傳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文教育理論界研究的一個重點課題，成績也是卓著的。其中成果最突出的，就是以顧黃初先生為代表的一批語文教育史專家。顧先生們做學問的態度是非常認真嚴肅的，20年來他們一方面做資料收集工作(參看顧黃初、李杏保主編的20世紀前期和後期的兩部《中國語文教育論集》，分別由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2000年出版)，一方面撰寫了大量論著，如顧黃初所著《語文教育論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現代語文教育史」和「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兩部分以及李杏保、顧黃初合著的《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影響都比較大。 限於篇幅，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對這兩個傳統作詳細論述，但筆者想強調的是，我們要想在21世紀使我們的語文教育改革有一個大的發展，超越我們的先輩，必須認真研究、學習和繼承這兩個傳統。例如，古代語文教育傳統的多讀、多寫、多背，恐怕永遠不會過時，只是個怎樣掌握和運用的問題。現代語文教育傳統中以葉聖陶為代表的進步的語文教育思想，影響了我國整個20世紀的語文教育，更有許多值得研究、學習和繼承的東西，如「聽、說、讀、寫宜並重」(葉聖陶)、「傳染語感於學生」(夏丐尊)、「大學國文不但是一種語文訓練，而且是一種文化訓練」(朱自清)等等，都是非常深刻的語文教育思想。 一句話，把傳統學習到手，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才有可能去超越我們的前人，搞好21世紀的語文教育，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本文見中學語文教學參考編輯部《新世紀語文教學改革與探索》，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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