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明

西方認為中國文明起源於商文明，而中國人似乎更願意追溯到龍山文化時期，甚至更早。如果嚴格的以成熟的文字、青銅器、城堡的出現作為文明出現的標誌，則應當認為起源於商文明才更經得起考證，因為有文字記載的夏代一直缺少考古上的有力證據。在商之前更多的是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度時期。如此算來，號稱「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文明真正的文明史應該是3700年，晚於中東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約5600~5800年）。

殷商文明的特點撲朔迷離，很多文明的特徵表現出西亞性。例如：馬拉戰車的使用，青銅器和殉葬習俗的突然出現，而考古的發現和研究又很難解釋這些沒有過程積累突然出現的文明特徵，更缺乏有力的證據證明中原是青銅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李濟指出 ：「商人的殉葬習慣恐怕不是中國自己的習慣；我疑惑這是與兩河流域接觸的結果。兩河流域遠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殺人殉葬的情形；並且所有銅器時代的文化都有殺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臘如此，米索不達米亞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銅器沒有發明，我懷疑殺人殉葬的有這麼大的規模；因為人們那個時候有了青銅刀，砍人容易，結果殺人就如殺一頭豬或一頭羊一樣；殺人殉葬也就是人類發明了利器以後也發明了自己殺自己。」 如果殺人殉葬之風來自西亞，那麼青銅技術也就不太可能是東亞的發明。

青銅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代，但不同地區進入青銅時代有早晚之分。西亞早在五千年前已進入青銅時代，在此之前還有一個上千年的銅石並用或紅銅時代，表明由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是緩慢而艱難的。東亞大約四千年前才進入青銅時代，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遺址中有零星銅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東亞進入了銅石並用時代。古墓溝文化、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銅器才標誌著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商周之際東亞青銅文化達到鼎盛時期，此時西亞赫梯王國已進入鐵器時代。雖有一二千年的時間差，西亞東亞之間相距近萬公里，青銅技術的傳播這一複雜的人文歷史過程並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確指出金屬冶煉技術公元前2000年左右經高加索或伊朗傳入東亞，中國中科院的易華也提出了「青銅之路」的說法。

安諾、納馬茲加、阿凡納謝沃、安德羅諾沃、古墓溝、四壩、齊家、朱開溝、夏家店、二里頭文化遺址就像一組堅實的橋墩，如果充分考慮到游牧民的橋樑作用，我們就會發現絲綢之路開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條青銅之路。

青銅冶煉和鑄造是高度複雜的技術活動，不可能是一人一時一地完成，有一個不斷完善和改進的過程，是眾人協作的結果。在舊大陸不大可能有兩個獨立的起源，儘管有人堅持巴爾幹（Balkans）和伊比利亞（Iberian）半島是冶金術的獨立發源地。冶金術的具體起源地還難以確定。巴爾幹到安納托利亞一帶早在7000年前已開始冶金實踐，5000年前已發明範鑄法和失蠟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或鉛錫青銅也相繼發明。也就是說4000年前西亞已進入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主要的青銅冶鑄技術均已發明，並對周圍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安諾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亞銅石並用時代文化，納馬茲加（Nomazga IV-VI culture）文化、豎穴墓文化（Pit Tomb Culture）、洞室墓文化（Cata combs Culture ）、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標誌著中亞及其附近地區4000年前左右進入了青銅時代。常見的青銅器是刀子、鑿、針、錐、耳環、指環、斧、劍、頭盔、鏃、鏡、馬銜等。這些文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畜牧業和父權日益發展和膨漲，而種植業和母權相對萎縮。金芭坦絲將其中畜牧業和父權占明顯優勢的文化稱為庫爾干文化，認為是原始歐印人孕育了游牧文化，並且改變了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社會進程和文化格局。

西北，特別是新疆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填補了青銅冶鑄技術由西向東傳播的空白。古墓溝文化遺址的發掘和研究表明大約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且與中亞、西亞、中原均有聯繫。梅建軍等認為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歐亞大陸青銅文化傳播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對新疆青銅文化的影響是明顯的。庫茲美娜指出是歐亞大草原的牧羊人創造和傳播了安德羅諾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銅文化。

新疆地區與甘肅地區青銅文化的聯繫亦異常密切。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是青銅文化由西北向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三星堆、大甸子、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器可能是本地製造的，但亦是文化傳播的結果，上述地區不太可能是冶金術的起源地。

中原，特別是夏商統治的中心地區缺鉛少錫，銅錠亦來是周邊。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都只是青銅的鑄造中心，原料主要來自江西瑞昌銅嶺、湖北大冶銅綠山、湖南、河北、遼寧，或來自山西中條山，雲南和四川。

車馬具、兵器、動物紋青銅器廣泛分布於歐亞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區，一般認為是游牧文化的體現，西方學者多稱之為斯基泰式青銅器。田廣金等認為這些青銅器是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它們淵源於朱開溝文化。林沄發現這些青銅器多見於鄂爾多斯以外，稱之為北方系青銅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來源，其中短劍可能來自古代伊朗或西亞。烏恩稱之為北方青銅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亞，並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歐亞大陸草原諸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溝通東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他認為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不確切的，稱之為「斯基泰式青銅器」更是錯誤的。最近林沄又號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銅器和游牧文化等量齊觀的過時偏見。

其實此類青銅器內容繁雜，功能多樣，不可能起源於一時一地，並因時因地而變，是游牧社會不斷發展和吸收的結果。它們和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關係固然密切，但起源於中國北方的青銅器並不多見。

車馬具與騎馬駕車技術同步傳播，歐亞草原常見車馬具大同而小異，北方地區發明和改進青銅車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帶和套包子是罕見的例外。

所謂動物紋（Animal style）是一個模糊而又包羅萬象的概念，絕大多數是青銅製品，亦有部分金、銀、鐵、玉、石、骨製品，但表現的大都是游牧民偏愛的形象。從工藝角度考察可以分為透雕、浮雕和圓雕，都不是游牧民所擅長的手藝。這些體現游牧風格的動物紋飾大都是游牧民強迫或僱用手工藝人製造的。

鹿石、岩畫和墓葬發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帶的傳統。他們習慣將武器或生活用具掛在腰帶上。腰帶上的裝飾日益豐富，有的整個腰帶都布滿了帶飾，或者說由帶飾組成了完整的腰帶。帶飾，俗稱「西蕃片」 ，是動物紋飾的主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北方有大批出土。春秋戰國之際系帶之風盛行中原，帶上亦系掛刀、劍、印章等物。系帶和帶鉤爭奇鬥妍，層出不窮。「帶不厭新，鉤不厭舊」；「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帶鉤成了時尚或身份的象徵，其實用功能逐漸被人遺忘。

刀、劍、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實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發明，並且一直在共用。青銅刀、劍、斧、鏃、盔、甲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且大同小異，與青銅技術的起源和傳播密切相關，提高了游牧民的戰鬥力，促使游牧民走上了軍事化的道路，從而將青銅兵器傳播到了遙遠的地方。限於篇幅，僅以劍為例說明青銅兵器大致的傳播過程。

青銅短劍是古代游牧武士隨身攜帶的武器,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其中西亞和中亞的短劍較為古樸，東亞的劍種類繁多，且異常精緻。一般認為柳葉劍或偏頸劍為眾劍之祖，其具體的起源地還難以確定，不太可能起源於東亞。林梅村將考古學與語言學相結合論證了中國佩劍之俗起於西北游牧民，而青銅劍在商周之際傳入中國北方草原、巴蜀地區和中原與印歐人在東方的活動有關。「絲綢之路流行的17種古代東方語言或方言中的『劍』無一例外都源於古印歐語。古代印歐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後，歐亞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斷分化，並向四方遷徙，史稱『雅利安人大遷徙』」。劍在古代漢語中又稱徑路或輕呂，顯然亦是外來詞。漢代匈奴將徑路神當作九天神之一，是戰神的代名詞，在漢匈交疊的地區曾有祭祀劍神的寺廟。《漢書•地理志》云：「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劍崇拜文化的延續。

青銅鏡是不屬於「游牧三要素」的一種特殊青銅器，亦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中原較早的銅鏡見於殷墟婦好墓，可能源於齊家文化。宋新潮曾謹慎地指出以水鑒容是中原農業民族傳統映像方式，用金屬鑄造鏡子則可能首先為西北游牧民族所發明，殷商時期鑄鏡照容才傳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區尚未流行。其實，銅鏡也是巫師或薩滿的法器，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銅鏡只不過是中亞或西亞銅鏡的翻版而已。二里頭文化銅鏡的十字紋和齊家文化銅鏡的七角星幾何紋正是巴克特利亞青銅文明的典型標誌。

中原雖然不是冶金術的起源地和冶煉中心，在青銅鑄造方面還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工藝美術方面有獨到之處。青銅鼎、鬲、爵，戈等是東亞人偏愛的器物，罕見於他處，很可能是東亞的創造。廣泛分布於歐亞大草原的青銅鍑亦可能源於中原，被認為是馬具、野獸紋、兵器三大特徵之外的第四個反映游牧文化的顯著特徵。東亞為游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貢獻。銅鈴演變成了鐸和鍾，並對朝鮮和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銅鐸文化圈[33]和鍾文化[34]。戈和戟是東亞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標誌性器物[35]，主要分布於中原，西方人稱之為中國戈戟（Chinese Ko-halberd）[36]。

總之，從技術史的角度考察，無論紅銅冶煉、范鑄法、失蠟法還是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錫鉛青銅都是西亞早於東亞。而且銅以外的其他金屬如金、銀、鐵等冶煉東亞亦不早於西亞[37]。泰列克特等主張的青銅冶煉鑄造技術由西向東傳播的假說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證。但是從器物類型考察，青銅鼎、鬲、戈、戟、爵等頗具東方特色，很可能是東亞的創作，並有反向傳播的可能。在這一過程中游牧民起了橋樑作用，並且從中充實和改進了自己技術裝備。青銅冶煉和鑄造是定居者的事業，不可能在馬背上進行。因此游牧民只是傳播了青銅文化，並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銅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軍事化的道路。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亞、中亞、東亞之間存在一條西東文化交流的青銅之路。青銅之路上傳播的不止是青銅技術和青銅器，而且包括眾多的技術和觀念，比如牛、馬、羊及相關技術。

一、羊與羊毛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學上兩個不同的物種山羊和綿羊。山羊和綿羊都是喜歡群居和容易馴化的動物，經常被混合放養。綿羊吃草跑得快，俗稱跑青；山羊吃得仔細，幾乎無所不吃，還喜歡拔草根，啃樹皮，對草原的破壞較嚴重。

生物學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養動物中變異最少的動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態非常相似，基因差異亦很小。這不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離形成獨具特色的地方品種。綿羊的地方品種較多，外形差異較大，但同樣具有共同的祖先。馴化地理學研究表明綿羊、山羊和犬一樣（儘管狗的最早馴化地還不清楚）不僅是最早的馴化動物，而且是分布最廣的動物。羊適應能力強，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類遷徙、殖民、商業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丹麥考古隊與伊朗考古協會合作在扎格羅斯山脈南端霍來蘭山谷（Holailan Valley）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七處洞穴文化和八處野營地遺址，綿羊和山羊是僅有的兩種家畜。帕金斯對西亞家養動物的起源作了總結，指出綿羊和山羊是當地最早的馴養動物，牛、豬、狗次之。最近Zeder和Hesse對扎格羅斯山脈南端的甘茲•達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庫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進行了重新研究，進一步確證西亞大約在一萬年前已經放養山羊了。

東亞養羊與西亞相比大約晚了五千年。在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大約有四十處出土過羊骨或陶羊頭。「目前已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中都沒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動物群中沒有羊，裴李崗也沒有發現羊骨，只有陶制的羊頭，但造型簡單，羊角粗大，形狀似野盤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綿羊（Ovis sp）標本很少，不能確定是家羊」。興隆窪文化和大地灣大化遺址中也未發現羊骨。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羊頭表現的既不是綿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蘇門羚。蘇門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遺址出土的61種動物中唯一的羊亞科動物。位於蒙古草原的富河溝門和趙寶溝遺址也未見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唯有龍崗寺遺址中羊骨數量可觀，其中半坡類型文化層羊骨數量居同期幾種家畜之首。遺憾的是至今未見正式的動物考古學報告發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綿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亞科動物。此外部分紅山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數遺址中並沒有羊骨。

青銅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綿羊骨骼才是確鑿無疑的家羊。這說明羊在東亞新石器時代時代混合農業經濟中所佔比重不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確是山羊或綿羊）只表明羊及其相關技術已傳播到東亞，為青銅時代東亞養羊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進入青銅時代後，從新疆到中原遺址中羊的數量明顯增多。在齊家文化和殷墟遺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銅時代人們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顯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養羊為業，並以此著稱。到了周代，中原養羊亦已蔚然成風。《詩•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新石器時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銅時代羊毛日顯重要。目前尚未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毛織品。進入青銅時代之後，西亞一些遺址中的毛紡輪逐漸增多，剝皮工具卻有所減少；山羊和綿羊的比例亦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意味著羊毛逐漸成了重要的紡織或編織原料。大約公元前1000年西亞發明了鐵制羊毛剪，加速了對羊毛的開發利用。巴比倫帝國羊毛、穀物、油並立為三大物產；古希臘亦以綿羊、油橄欖、小麥為主要產品。羊是財富的象徵，羊毛被稱之為軟黃金；金羊毛的故事廣為流傳。

中國以絲綢和布衣著稱，羊毛衫、毛料褲到二十世紀才普及。東亞較早利用羊毛製品的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最近在新疆出土了一批青銅時代的毛製品，從紡織技術史的角度看，與西亞毛紡織傳統一脈相承，特別是其中的斜紋織物（Twill）至今在歐洲流行。這表明三千多年以前羊毛與羊毛紡織技術與羊一起傳播到了東亞的邊緣。

毛料的應用是構成游牧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剪毛、打毛、制氈、紡線、制繩是牧民的日常勞動。不過蒙古草原羊毛與毛織品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狀態，並未形成產業。

岑仲勉早就注意到渠搜是上古東遷的游牧部落。據馬雍考證渠搜意為氍（叟毛）毹，是一種毛織品的名稱。渠搜可能是一個生產、使用或從事毛製品貿易的部落集團。相傳堯、舜、禹、湯時代已有渠搜。《尚書•禹貢•雍州》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史記•夏本記》、《漢書•地理志》中有類似記載。師古曰：「崑崙、析支、渠叟，三國名也。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敘也」。余太山認為渠搜出於少昊，亦譯為「允姓」。允姓之戎不止活躍於西域，也可能參與了夏朝的建立。因此，毛製品及毛紡織技術在夏、商、周三代傳入東亞是完全可能的。

二、黃牛與牛奶

水牛可能起源於東亞或南亞，而黃牛很可能來自西亞。從河姆渡到興隆溝，東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為水牛骨骼。黃牛與綿羊、山羊生態習性相近，是西亞新石器時代的主要家畜，在東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到了青銅時代，黃牛才在東亞大量出現，據今約4000年的甘肅大何庄遺址、秦魏家遺址齊家文化層中出土的黃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黃牛與山羊一樣經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

三、馬、騎馬與馬車

家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於歐亞草原的西端。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中大量馬骨的出土顯示了從野馬到家馬的馴化過程。騎馬和馬車技術可能源於西亞的騎驢和牛車製作技術。

烏克蘭德雷夫卡（Dereivk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 Stog）文化遺址出土的馬骨曾一度被認為是最早的家馬骨骼，後來發現作為研究標本的馬骨屬於斯基泰文化時代。於是考古學家將研究興趣轉移到了時代略晚的波台（Botai）文化遺址。波台位於哈薩克草原北部，是一處特殊的銅石並用時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遺址。出土動物骨骼三十餘萬塊，其中是馬骨。安東尼等研究表明，這些馬主要是用於食用、祭祀（隨葬）和騎乘，至少部分是家馬。

野馬或家馬無疑是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歐亞草原西端居民的主要肉食來源之一。安東尼等發現馬在當時人們信仰體系中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例如位於伏爾加河中游略早於波台文化的khvalynsk文化墓地中出土了牛、羊、馬的頭骨和趾骨，表明馬、牛、羊在死者心目中佔有重要地位。這種以「頭蹄」隨葬的習俗在青銅時代的歐亞草原很流行，一直延續到匈牙利人時代。

安東尼等堅信馬嚼造成馬齒磨損可以作為馬是否用於騎乘的證據。為此他們專門作了實驗，表明行之有效；然後測量了波台遺址出土的19匹三歲以上的足夠成熟的馬的牙齒，發現了3匹馬的5顆牙齒有明顯磨損。他們由此推斷波台的一些馬被用過嚼子，並被騎乘了數百小時。一般認為野馬較矮小，高頭大馬是人工選擇的結果。他們還發現波台的馬17%高達136-144厘米，與當代美洲印第安人乘騎的馬大小相當（130-140cm）。因此他們肯定地指出自從公元前4千紀開始馬和牛、羊一樣具有類似的經濟價值和象徵意義。到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時代，至少部分馬已被用於乘騎，並有可能用來追捕野馬、放牧牛、羊。

不過，亦有人持保留態度。例如列文認為乘騎必然會導致馬脊椎特別是第13-15腰椎變形。她檢測了波台遺址出土的41個樣本，卻沒有發現相應的變化。她由此推斷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獵採集者，以狩獵野馬為主，也許兼營小規模的農業。

在東亞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遺址中從未發現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馬齒或馬骨出土，不能確定為家馬的遺迹，很可能是普氏野馬或其它動物的遺物。也就是說，和西亞一樣，東亞沒有發現四千年前的家馬骨骼和其他證據，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見於商代。

河南安陽武宜村北地遺址出土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東亞養馬業已初具規模。甲骨文中有「馬方」、「多馬羌」的記載，指的很可能是以善於養馬著稱的方國或部落集團。西安老牛坡遺址出土的馬骨可為佐證。這意味著西北養馬業要早於或盛於中原。

此後三千餘年的歷史證明中原並不適合於養馬。儘管不斷引進優良馬種，「買馬以銀，養馬以金」，中原從未培育出優良的地方馬品種。古稱水土不宜，今為生態不適應。馬耐寒怕熱，特別適應乾燥涼爽的歐亞大草原。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師皇、歧伯、伯樂、寧戚應運而生。唐代《司牧安驥集》和明代《元亨療馬集》是中國人對養馬業做出的獨特貢獻。大量車馬坑的發現表明中原確系馬的「葬身之地」。絹馬貿易，茶馬互市等引進了無數馬匹，大都鬱郁而死。從馬的分布來看，中原一直是「貧馬」地區。

馬車（Chariot）此處特指青銅時代流行於歐亞大陸的一種有輻兩輪輕快馬拉車，主要用於戰爭、狩獵、禮儀和比賽，也普遍用來陪葬。這類馬車在西亞（主要是安納托利亞和兩河流域）、中亞（主要是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和東亞（主要是商、周文化遺址）中均有出土，不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許多細節相同，充分表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獨立的發明。

安東尼等主張馬車起源於歐亞草原西端。他們的主要根據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羅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輛車遺物。木質車輪已腐朽，據推測輪徑為90厘米，有8-12根輪輻，車輿寬約90厘米，未發現轅和軛的痕迹；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100-1700年。

李特爾等仍然堅持真正的馬車起源於西亞。早在七十年代他們就系統地研究了車輛的起源和傳播，指出無輻車和有輻車均起源於西亞，然後分別傳入歐洲、非洲和亞洲的中亞、南亞和東亞。埃及的馬車無疑來自西亞，並且可以作為西亞馬車的代表。針對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馬車李特爾等指出它們過於原始和簡陋，不適於作戰和比賽，還不是真正的馬拉戰車。

鑒於中亞草原和西亞均存在公元前二至三千年的四輪或兩輪原始車輛，皮格特等提出了一種折衷的看法，認為西亞和中亞可能各自獨立地發明了馬車。與其說是發明，不如說是改進。

從目前出土的早期馬車來看，東亞安陽馬車可能是最先進的：輪徑最大，軌距最寬，車廂最大，時代較晚。孫機、林梅村等曾試圖從系駕法和製作工具等方面來論證東亞馬車的本地起源。但是東亞沒有發現原始的車輛遺物，林已奈夫、夏含夷等明確主張東亞的馬車來源於西亞或中亞草原。最近王海成對馬車進行了細緻的系統考察，指出東亞不具備獨立發明馬車的基本條件。這意味著青銅時代歐亞大陸有一條溝通東西的「青銅之路」。

古代漢語中有大量印歐語辭彙，Lubotsky認為漢語中的車和一些車具名詞是吐火羅語借詞，從而佐證了馬車由西向東的傳播過程。車的讀音在歐亞大陸亦很近似，安東尼等堅信馬、四輪車（wagon）和馬車與印歐語的傳播密切相關。殷墟遺址出土的馬和馬車無疑源於西方或北方。夏含夷注意到甲骨文中「車」出現於武丁後期，僅十六見，其中至少五次是人名或地名，另外四次似乎來自一次占卜，卻至少有十三種不同的寫法。他推測這種不穩定的寫法表示當時是新近接觸馬車，正如現代語言中的外語借詞的標準化之前有一個即興變化階段。很少有證據表明商人在戰鬥中應用過馬車；相反，有眾多證據表明他們從西部或北部的敵人手中奪取馬車。此外，車的零件如軸、輪、軒、轅、軛、輻、轄等均有車旁，亦表明漢字的創造者先認識整車，後認識車的零件。李家崖文化遺址中馬骨和車馬器的出土表明鬼方或土方、吉方等西、北方國使用馬車不晚於殷商。《小孟鼎》、《師同鼎》、《多友鼎》記錄了西周時代戎人使用馬車的狀況。歐亞草原上眾多的車、馬岩畫亦表明早在青銅時代歐亞之間有一條西東文化交流的「青銅之路」。

騎術與馬、車大體同時出現在東亞。石璋如研究了小屯及西北岡兩處出土的遺物後指出車上的武士用弓，步行的武士也用弓，甚至騎馬的戰士也用弓。但弓與車的關係較密切，弓與步兵的關係次之，弓與馬的關係又次之。僅M164墓中弓與馬同坑出土，但騎射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Goodrich仔細考察了古代中國騎乘與馬鞍問題，指出戰國時代才有大規模的騎兵隊伍，秦漢時代才有使用馬鞍的確證，二者均晚於中亞的斯基泰，應該充分考慮草原游牧民對中國騎馬文化的影響。葉慈在《馬：中國古代史中的一個因素》中指出，漢代以前中國和其北部鄰居擁有的是一種矮小的本地土種馬，漢武帝時代才從西域大宛等地引進良種馬。西域良馬和苜蓿的引進又一次促進了東亞養馬業的發展。馬因人工選育而改良，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中亞養馬早於或優於東亞。

「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那樣簡單，而且很少有發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馬鐙加強於人馬的結合或共生關係，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戰鬥力。而馬鐙很有可能是東方的發明，在蒙古西征和南征過程中發揮了令人難以想像的作用。馬鐙是東亞人對騎馬術做出的獨特貢獻之一。

馬的馴化確實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Carles Vila等對來自10個不同時代和地方的191匹馬的細粒體DNA進行了研究，展示了豐富的遺傳多樣性，支持家馬是多地區或多次馴化的假說。

馬是一種很難馴化卻容易野化的動物。因此有野馬分布的歐亞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區都有可能參與馬的馴化活動。主要分布於東亞或蒙古草原的普氏野馬（Equus Przewalskii）與家馬染色體數目不同，是一種不可馴化的動物。家馬染色體數為2n=64，而普氏野馬為2n=66，在生物學上不是一個物種。家馬是由主要分布於中亞草原的塔爾潘（tarpan）野馬（Equus Caballus Ferus）馴化而來。因此中亞古代居民是較早的馴馬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每一匹馬都要經過馴服（tamed）才能用於騎乘和拉車。因此，後來東亞居民學會和參與馴馬的活動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草原的一些馴馬岩畫可為佐證。家馬的傳播過程亦是馴馬技術或風俗的普及過程。馴馬一直是游牧民的看家本領。

考古學、語言學、體質人類學和歷史記述與傳說均表明上古時代存在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認青銅之路的存在已十分困難。

第一，沒有證據表明東亞的青銅器早於西亞。儘管有人將中國的青銅時代推到了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亦有人將龍山文化、紅山文化看成是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就算五千年前的龍山文化、紅山文化已進入了青銅時代，也比西亞晚了近千年，且不算青銅時代之前上千年的紅銅時代。舉世公認中國不存在紅銅時代，《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也沒有這一條目；龍山文化、紅山文化是典型的東亞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第二，沒有證據表明東亞和西亞的青銅冶煉技術有什麼不同。曾經有人認為青銅鑄造西亞用的是失蠟法，而中國用的范鑄法，在技術上有本質不同。事實上，西亞幾乎同時發明了范鑄法和失蠟法，東亞亦同時使用范鑄法和失蠟法。考古學界流行一種假定，即自古存在一個以禮器或容器為特色的中原或中國青銅器傳統，到了後來才受到北方或外來青銅文化的影響。事實上，東亞早期青銅器均無特色可言，只不過是西亞或中亞青銅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時代中原青銅器才獨具特色。這是技術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分化現象。

第三，沒有證據表明東亞、西亞之間有不可逾越的自然或文化壁壘。人們常有一種錯覺，似乎東亞、西亞之間相距萬里，且其中橫貫著有世界屋脊之稱的喜馬拉雅山脈，會阻礙古人的遷徙和交流。卻常常忽視了歐亞大陸中部那條平緩的天然大草原以及居住在草原中的游牧民族。游牧民在長期不斷的游牧、遷徙過程中，接觸、掌握、並傳播周邊文明的文化和技術。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遷徙游牧的生活方式註定了游牧民族在這次文化和技術的傳播中充當橋樑的作用。當然，無需否認的是，這種文化和技術的傳播是通過血腥的征服和掠奪來進行的。

青銅之路與絲綢之路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青銅之路活躍於夏商周三代，幾乎沒有文字記載，主要是由西向東傳播青銅與游牧文化。絲綢之路繁忙於漢唐宋元時代，史不絕書，主要是由東向西傳播絲綢與定居農業文化。兩者先後相繼而方向相反，可以說是青銅之路誘發了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取代了青銅之路。

外族入侵與商文明的出現，這兩者間究竟有何關係，當前的考古學研究尚不能給予明確的結論。不過，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現，不是緣於大規模地移植外來成分，相反，是由於本士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入侵者只是賦予了某種變革性的力量，起了促進的作用。

註：本章大量引用了《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作者：易華。同時參考了《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諾斯[美]

附：世界冶金史大事記

公元前9000：已知最早的鍛打

公元前3200，（美索不達美亞）最早的鑄件「紅銅青蛙」

公元前3000-2500，（近東）發明失蠟法，鑄造小件物品

公元前3000，發明石范鑄造武器和工具

公元前1500，（近東）鍛打鐵製品

公元前600，（中國）鑄鐵製品

公元前233，（中國）鑄造鐵犁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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