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皇太極由蠻族首領到帝國皇帝的輝煌之路
本文摘自《洪業——皇太極的盛京春秋》，作者：韓春艷，出版：哈爾濱出版社
後金天聰元年（1627年）九月初二，皇太極正式即位，使得努爾哈赤死後的政權危機成功地軟著陸，並形成了以皇太極為大汗的四大貝勒共同執掌政權的政治格局。但推舉出來的新汗「若不納諫，不遵道」，眾人還有權罷免他，而「更擇有德者立之」。
要武功也要文治
「士」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集團。他們與官僚相結合的產物，為士大夫，是知識分子和官僚的膠著體。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打破了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變「學在官府」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
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獲得很好的社會地位，唯一的道路是讓他的後代讀書、做官。在整個社會沒有其他出人頭地的門路的時候，這條經過多年的奮鬥才能取得榮譽的道路上，擠滿了如螞蟻般勤奮而數量巨大的讀書人，最終能夠勝出者，卻只是極少數的精英人物。
關於「士」的理論標準，孔子給出這樣的定義：「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這就是說，光有知識的人不是士，只有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才能稱為士。荊軻一直被當做士的楷模，「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託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視為一種精神典範。
科舉制度的完善，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反過來說，封建皇權統治也需要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精英級人才，為之忠心耿耿，出謀劃策，死而後已。
努爾哈赤在世之時，八大旗主貝勒儘管互不干涉各旗內政，互不服氣，但對努爾哈赤卻十分恭順，不敢違背他的旨意。皇太極初登王位，處境十分尷尬：明為天子，實不過一旗之貝勒。無論從輩分、實力、威望哪方面看，都不能與「先汗」相比。代善倚老賣老，阿敏桀驁不馴，莽古爾泰驕橫日甚。
對中原文化有著深刻體會的皇太極就將具自我犧牲精神的「士」作為他重要的選擇：通過扶植以文館諸人為代表的儒臣勢力來抑制驕橫跋扈的軍功集團，從而削弱滿洲貴族軍功集團對其統治的威脅。
於是皇太極開始籠絡和重用漢官，主要表現在：將漢官從滿官之家撥出；使漢官仍任舊職，重用厚養；重禮相待，耐心求賢。隨著後金社會封建化的深入演變，以皇太極為首的後金統治階級從奴隸主逐漸轉變到封建主的地位，與明朝的降官敗將相互依存，構成利益一致的統治集團。
皇太極的漢族合作者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將大權集中於皇太極手中的改革建議。在此之前，戰利品皆先在各貝勒之間平均分配，再由他們分賜給本旗將士。
而此時，皇太極聽從漢族謀臣的建議，規定要先將全部戰利品的百分之三十送進汗的府庫，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餘的百分之七十。賜旗人錢物酒宴的費用，則由汗親自支付，不再由貝勒以旗主身份分別支付。
皇太極的另一項舉措是在政治上迅速扶植一批自己的親信勢力並委以重任：晉封三十二名固山額真、佐理國政大臣輔佐各旗旗主，處理各旗旗務。這些官員的任務就是削弱、限制旗主權力，同時充當耳目，監視各旗旗主行為。
兩年之後，皇太極以不願三位兄長過於勞累為理由，取消了四大貝勒按月輪值管理國政的制度，改由四小貝勒代理。
由於被剝奪了向本部旗人施予封賞的權力，並被迫與大汗指派的官員分享各旗的權威，各大貝勒對出這些主意的漢人比以往更加厭惡。
曾參加圈點改造老滿文工作的達海不僅是文館滿人職員中的佼佼者，也是善於團結漢官的典範，因此受到皇太極的青睞。達海九歲開始學習漢文典籍，精通滿、漢文。從努爾哈赤時代開始，與明王朝及朝鮮的往來書信都出自他手。達海同漢官們的關係相處融洽，漢官們也很佩服他的文章道德。
女真人起初並沒有自己的文字，金建國以後，政府公文曾經使用過契丹文字。12世紀初，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創製了女真大字。現今存世的絕大部分女真文字資料都是用女真大字所書寫的。1138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南宋紹興八年），金熙宗又頒布了經過改造後的新文字，稱為「女真小字」，並將女真文字作為金國的官方文字使用。
但在金統治中原的百餘年間，女真字應用者實際上僅限於統治階層的女真人，蒙古滅金以後，進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漸漢化，大都改操漢語，依然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仍用女真文，並持續使用到明朝正統年間，以後逐漸消失。女真字由此成為無人可識的死文字。
元明時期，蒙古與女真已有往來。元朝對居住於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實行設官管轄。這時女真人學會和使用蒙古語，一度使用蒙古文。
努爾哈赤時代，女真人講女真語，卻使用蒙古文字，語言和文字二者間這種差異，不但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成為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桎梏。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欲以蒙古字編成國書」，命令精通語言文字的官員額爾德尼和噶蓋創製。額爾德尼和噶蓋推辭說：「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
努爾哈赤說：「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
見二人仍然面有難色，不得要領，努爾哈赤接著又說：「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阿瑪，父親）？額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額默乎（額默，母親）？吾意決矣，爾等斌寫，可也。」
於是，額爾德尼和噶蓋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礎上，遵照努爾哈赤創製滿文的基本原則，即參照蒙古字母，協合滿族語音，創製了無圈點的滿文，史稱「老滿文」。
老滿文誕生後，完全借用蒙古文記錄，存在諸多弊病。在蒙文字母中，a、e和o、u不分，書寫形式一樣，這樣容易出現混淆；k、g、h和t、d區別也不清楚，如ka可以讀作ka，也可以讀作ga和ha；ta可以讀作ta、da等等。而且蒙語中沒有f音位，用b字母來代替時又容易造成b、f不分的情況。這樣寫一個詞，有幾種讀法，因讀法不同，詞義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難更大。
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命令達海等將滿文加以圈點，以做區別。
達海遵旨改造滿文：在一些「老滿文」字母旁邊添加圈點，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區別，做到一字一音；創製特定字母，以便於準確拼寫外來借詞；創製滿文字母的連寫切音形式，使音譯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辭彙的問題得以解決；規範字體，統一書寫形式，消除過去一字多體的混亂現象。經過改造的滿文臻於完善。通常被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而新滿文的推廣使用，用了十餘年的時間，至清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就在新滿文頒布七個月後，達海因病去世。死時家無餘財，連一雙完好的靴子都沒有。這種清廉的作風，深深打動了歸降漢官和漢族生員們。
皇太極對於達海的英年早逝十分痛惜，不僅在經濟上照顧達海留下的三個兒子，還不忘鼓勵達海次子陳德勤習漢文，以繼承父志。
新滿文的創製，對翻譯漢文書籍大有促進。達海去世前已譯成滿文的漢文典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等。為培養更多的翻譯人才，在天聰八年（1634年）錄取舉人的考試中，皇太極特意取中了「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習漢書者查布海、恩格德，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
對於翻譯工作的內容，皇太極做出具體指示，主要內容是在遼、宋、金、元四史中，選擇其中治國的良策、亡國的教訓、用兵行師之方略等翻譯成書，以備觀覽。
其後，在皇太極的指示下，大量漢文典籍源源不斷地被翻譯為滿文，並在遼東地區得到廣泛傳播。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在只知崇尚武功的滿洲貴族和部眾中傳播儒家思想和君臣之道，而且效果是很明顯的。天聰三年（1629年）農曆四月，皇太極設立文館。關於文館人員的入選資格，根據現在所能看到的材料推斷，最初的標準是必須掌握滿、漢、蒙三種文字中兩種或者兩種以上者。其中一部分職員主要負責記錄本朝政事，另一部分任職人員專門負責翻譯漢文典籍。
皇太極將儘可能多的知識分子選入文館，並予以充分的信任。
從最初的規定看，文館是一個職責相對簡單的文化機構，但在實際工作中，它的功能被大大地拓展了。它先是被當做了設宴款待明方使者或者歸降明人的地方：皇太極至少命人在文館宴請過五次上述人員。其次被當做與歸降明將盟誓的地方。天聰四年（1630年）農曆七月十一日，皇太極與諸貝勒進入文館，與意圖歸降的明皮島守將劉氏兄弟所派使者焚香盟誓。文館的另一個用處是封賞蒙古貴族。天聰五年（1631年）農曆正月二十五日，蒙古科爾沁部的土謝圖額駙與格格來朝，皇太極在文館中召集諸王、貝勒、大臣，當眾對夫婦二人賞賜了大量財物。
隨著文館功能的擴展，文館職員參政議政的機會也就增加了許多。這種參與本身就是受到重視的表現。
遇有戰事，文館職員要奉命參加留守城池和與敵談判的工作。沒有戰事之時，文館諸人因為語言優勢不斷奉命出使蒙古諸部，代表皇太極處理一些具體事務。
在後金內部事務的處理上，文館諸人也時有參與：大凌河歸降漢人逃者甚多，皇太極命文館諸臣隨同額駙佟養性前往宣諭眾人不要輕易叛逃；孔有德、耿仲明即將率眾來降，皇太極又命文館部分工作人員傳諭諸貝勒作好準備；等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到達後，皇太極即派文館首席職員范文程等人前往安撫。
文館諸人還奉命召集和參加重要會議，議論後金國的家事和國事，在多鐸與科爾沁部聯姻問題、莽古爾泰生前圖謀不軌事發的處置上，都享有發言權。
文館諸人作為圍繞在皇太極身邊的新生勢力，漸漸顯示出其不容忽視的力量。因為皇太極的信任和使用，他們逐漸呈現出與以滿洲貴族為核心的軍功集團相抗衡的態勢。
滿洲因為在文化禮儀方面的落後狀態和民俗民風，一直被明王朝和李氏朝鮮王朝所鄙夷。《朝鮮仁祖實錄》中就曾記載了出使後金使臣的親眼所見：「汗之容貌比諸將稍異，動止則戲嬉言笑，無異群胡。飲食及賞物，必親手賜予。宴飲時常置酒器數十餘，呼愛將於床下，親酌而饋之。」
通過這段描述，不難想像出，後金君臣在禮儀方面與飽受漢文化熏陶的李氏朝鮮王朝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會。
「臣順君、子順父、妻順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國家的治與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從開始就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他們最初和最後的嚮往都是在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上面。此時的後金，就處於政治社會秩序重建的重要階段。
在漢人儒臣集團的建議之下，天聰三年（1629年）農曆八月，皇太極下令召集後金境內的所有儒生進行考試，並對此下詔解釋說：自古以來，國家建設都是文武並用，以武功平禍亂，以文治佐太平。現在朕想振興文化教育事業，在生員中選拔才華出眾的人。諸貝勒府中及滿、漢、蒙官員家中為奴的生員，都要來考試，各家主人不得阻撓。
通過此次考試，在汗王府、各貝勒府以及滿、蒙官員家中為奴的讀書人有二百人被選拔出來。此次大規模的錄取生員的舉措，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滿足了新興政權對知識分子的需要。隨後，在攻陷永平、灤州、遵化等城後，皇太極同樣下令徵集各處明朝生員，量才錄用。
天聰五年（1631年）農曆閏十一月初一，皇太極下了一道特殊的詔令：諸貝勒、大臣家的子弟，凡是年齡在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的，都必須要讀書。滿洲向來崇尚武功而少有文治。此道詔令的下達無異於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之間國人議論紛紛。
皇太極不為所動，堅持要求貝勒大臣們無條件執行這個命令。在皇太極的眼裡，去年發生的阿敏盡屠關外三鎮的事件，就是因為對漢人和漢文化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滿洲人需要進一步學習文化之邦的基本義理。他甚至樂觀地認為滿洲子弟都去讀書，兩三年後，後金必成禮儀之邦。皇太極抓住了加強君主專制的關鍵而有效的方法：從控制思想入手。對於一向支持漢化的漢族儒臣知識分子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意味著從此以後，學習漢族文化和典章制度被納入了後金國國家發展的基本規劃之中，從而開啟滿洲走向漢化的歷史進程。
天聰八年（1634年）農曆三月，皇太極第二次開科取士，分三個等級，一次錄取生員二百二十八人，並一時興起，賜其中十六名「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
後金第三次開科取士是在清崇德三年（1638年），此後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模式。大量知識分子重新得到了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正常化途徑，減輕了他們對後金政權的排斥心理。
而後金通過定期的科舉考試，獲取了源源不斷的文化人才並充實到各級政權之中，提高了政權的整體文化素質，為其後入主中原、統治天下奠定了初步基石。
天聰五年（1631年）農曆七月，漢官寧完我上疏，請求仿效漢族中原王朝制度，建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皇太極認為此議可行，經過與諸王貝勒大臣一番討論之後，決定正式設立六部。通過設六部，皇太極直接控制了中央行政機構。
六部分別由一名貝勒主管，但大部分實權掌握在承政、參政等官員手中，六部統由皇太極之弟多爾袞主管。漢人在六部中的作用相當有限，但行政官員作為一個整體，同皇太極後來所任命的監察部一道，實際已取代了議政貝勒的作用。
皇太極對於設立六部寄予了厚望，他對六部官員發表了以下講話：
國家設立百官，原意在於以百官輔助皇帝更好地處理各種政事，從而使國家能夠達到所謂的太平盛世局面，你們既然擔任了各種官職，就應該努力做到廉潔奉公，愛護百姓，以便不負眾望。但是，你們之中的一些官員為什麼仍然會存在以權謀私、為非作歹的念頭呢？朕正是因為相信你們，所以才任命你們擔任了六部中的職務。而你們之中的一些官員卻仍然如此違法亂紀，真是令朕大失所望……
現在我們馬上就要能夠奪得整個天下了，治理國家的重任完全要依賴你們……你們應當謹記朕的這番訓諭，兢兢業業，忠於職守。如此一來，則上天必定會保佑你們，而朕也會對你們寵信不衰。
皇太極試圖藉助六部的創設和運作，為其登基稱帝時具備一個嚴肅、整齊的朝廷做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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