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社姓資」問題的多維解析（下）

「姓社姓資」問題的多維解析（下） ● 董德剛 　　 　　【摘 要】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名稱百年未變，但具體內容卻有很大差別，呈現為多種形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歷史的變化的，應當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名實關係。社會主義有好東西，也有壞東西，資本主義同樣如此，需要具體分析。應當認真研究和確立科學合理的價值標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互補，還有大量事物屬於「非社非資」的人類共同文明成果。我們應當學習資本主義，超越資本主義，反思社會主義，創新社會主義，努力促進中國社會更好發展。 　　 　　【關鍵詞】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互補 非社非資 　　 　　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概念還要不要用？完全不用恐怕也行不通，它們是歷史形成的、長期使用的重要概念，而且已經寫進了我國憲法和黨的重要文獻，因此還是可以用的，但要認識到它們的局限性，謹慎使用，盡量明確其具體含義。譬如，如果要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比較，就需要具體說明這裡的社會主義是指哪種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又是指哪個資本主義，這才有實際意義。否則，就很容易把多種不同的東西歸併一處，把主觀想像和客觀實際、理想和現實混為一談，造成混亂。應當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概念用到該用或不得不用的地方，但不必拘泥於它們。還是應多研究些重大的、實際的問題。將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樣的概念，可能人們用的會越來越少，因為它們比較籠統，不足以清晰地說明問題。 　　 　　四、社會主義有好東西，也有壞東西，資本主義同樣如此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概念所指稱的都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複雜的綜合性體系，並且形態各異。它們雖然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濃厚的價值意味，但它們本身並不是價值標準。社會主義有好東西，也有壞東西，資本主義同樣如此。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①]可見，僅就名詞而言，社會主義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一種美好理想，因此是好東西；然而，就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來看，又不能說都是好的、優越的。 　　例如，鄧小平說過：「要研究一下，為什麼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②]顯然，「越搞越窮」的社會主義決不是什麼好東西。 　　再如，鄧小平坦承：「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③]那時的中國，人民生活普遍貧窮，數億人溫飽問題尚未解決。其間，主要因為實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極左政策，造成1960年前後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導致上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釀成世界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有眾多幹部群眾（包括所謂「走資派」、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有「歷史問題」的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子女和親屬）受到迫害和株連。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分割、等級身份制，使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農民實際上成為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階層、三等公民。在那些年代裡，不要說公民的政治權利不受尊重，甚至連人的生命也賤如草芥。而在此前的1957年，將50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實行毫無法律依據的「專政」，使他們及其親屬受到長約二十年的殘酷迫害，不少人家破人亡，其中很多人都是青年才俊、社會精英。這樣的社會主義，不是壞東西嗎！同樣，高度集權專制、肅反嚴重擴大化（實際主要是清洗黨內持不同意見者）的蘇聯式社會主義、波爾布特領導下的柬埔寨社會主義，毫無疑問也是壞東西。 　　普通群眾實際也是這樣看的。對於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主義，群眾中流傳著這類「順口溜」：「社會主義好，就是吃不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都往資本主義跑。」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東南沿海地區尤為顯著。在此背景下，有的領導同志問老百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哪個好？老百姓的回答是：你說現在是社會主義，我說社會主義好；你說現在是資本主義，我就說資本主義好。 　　人們常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仔細推敲，這兩個論斷都不夠確切。歷史事實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實現國家獨立和基本統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成果，準確地說，是新民主主義救中國。1957年以後，我國基本照搬蘇聯模式，造成長達20年的停滯，表明是蘇聯式社會主義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很快，取得巨大進步，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而是變革蘇聯模式並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了中國。[④] 　　許多人都說，蘇東劇變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蘇聯模式的失敗。這等於承認了蘇聯模式是不好的東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⑤]所謂僵化，就是把只適用於一定時期（如戰爭年代和戰後恢復時期）的體制，當作普遍適用於其他時期（如和平建設時期）的體制來加以固守，不作變革。鄧小平還對波蘭領導人說過：「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⑥]實際上，新中國建立後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基本都是從蘇聯來的，同樣也是不好的東西，因此必須改革它。 　　順便指出，有人反駁鄧小平「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這個觀點，說我國現在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在1949年和1954年建立的。建立時中國的經濟並非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以及與此相聯繫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且當時的社會結構並非單一的社會，而是多元的社會，是存在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大階級的多元社會。……這套政治制度的優越性長期沒有發揮出來，主要是因為它們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受到很多限制，以及封建主義家長制、官僚主義等影響的長期存在。」[⑦]這段話似是而非，主要是用當時的情況掩蓋了後來的變化，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第一，我國後來的政治制度發生了重要變化，直至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不斷加強黨的高度集中統一的「一元化」領導，主要權力集中到各級黨委特別是其書記手中，各級政府實際淪為黨委的下屬機構，所有社會組織、單位都隸屬於黨委和政府，所有人都是「單位人」，我國的民主黨派名存實亡，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同虛設，人民政協更是可有可無的點綴。長期進行的「造神」運動，使得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狂熱的程度。這些情況表明，我們長期實行的基本上是蘇聯政治模式。第二，正是由於政治體制的變化，致使1957年以後的20多年時間裡，我國公有制經濟佔據絕對主體地位，全面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民族資產階級被人為消滅，作為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也實現了合作化，同時又強化思想輿論的嚴格控制，所謂「新民主主義經濟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市場經濟體制」、「四大階級的多元社會」並不存在。這同蘇聯政治體制的社會基礎環境是相似的。所以，儘管我國政治體制具有自己的某些特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否認它同蘇聯模式大同小異，必須堅決進行改革。不能用中國特殊論作為延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借口。 　　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教訓即壞東西，可簡要概括為以下方面： 　　一是忽視民主，奉行為民作主。列寧和斯大林強調，只有無產階級特別是其先鋒隊即共產黨才能全面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因此，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高度集中統一領導，實際上是用共產黨領導代替了人民當家作主，奉行的是為民作主、「官主」。在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共產黨專政，進而又變成了領袖個人專制。社會核心調節機制、動力機制是共產黨特別是其領袖的動員組織。因此，黨中央和領袖的決定就成為社會發展的最重要事件，執政黨發展的周期和節律決定著社會發展的周期和節律。在這樣一種為民作主的體制下（有人稱之為家長制、父愛主義、官家主義），領導者像封建大家庭的父親一樣包辦國家和社會事務，把「子女」即國民都管束起來。其主觀動機大多是為國家和人民好，但對好的理解卻以父親為轉移，不大考慮國民的意願。如果領袖人物的認識和決策符合客觀實際和人民利益，社會就發展和前進，倘若相反，人民就要遭受苦難。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長期忽視發展生產力，如果追根溯源的話，應當說還是「官主」，因為老百姓都希望過好日子，本能要求是發展生產、增加就業、提高收入，只有領導人、官員由於擁有一定特權而不乏生活保障，才感覺不到群眾日常生活的艱辛，其權力又不受制約，因而能夠貿然把他們的價值偏好、政治追求置於首位，輕率發動名目繁多的「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當然，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已有一定變化，但不良傳統的影響仍然不能低估。 　　二是忽視法治，盛行人治。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在很長時期里基本是無法可依、有法不依、黨高於法、權大於法，掌握主要權力的政府特別是執政黨遊離於法治之外。儘管這些國家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而實際上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執政黨領導人卻不是由人民選舉的，人民既不能選擇也不能罷免他們。執政黨建立了從中央到基層的龐大的組織體系，需要消耗巨額國家經費維持運轉，但又均無明確的法律規範。黨委和政府特別是其主要領導人，時常隨意決定重大事項，甚至輕易改變制度和法律。所以鄧小平才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⑧]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在法治方面已有較大進步，但至今憲法及法律的權威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很多人對它們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對「領導講話」和「紅頭文件」的重視程度。 　　三是忽視個人權利。社會主義國家經常把集體和個人簡單對立起來，把集體強調到絕對的地步，宣揚所謂「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習慣於以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名，忽視、侵蝕甚至完全否定個人權利、個人利益、個人自由。本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崇尚自由，並把理想社會稱為「自由人的聯合體」。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卻長期忌諱自由，經常把自由當作貶義詞，和許多負面社會現象硬捏合到一起，如自由主義、自由散漫、自由化等等。忽視個人權利包括個人自由的結果，既損害了公民的合法合理權益，又造成社會創新、活力和動力不足，延緩了社會發展。 　　以上，我們側重談了社會主義中的壞東西。問題的另一面是：自從馬克思主義問世以來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是否完全失敗了，毫無值得肯定之處？當然不是這樣。歷時一個多世紀、席捲至少十幾個國家、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會主義，實際也是人類對發展道路的一種探索，它不可能一無是處，不可能不留下某些有價值的東西。那麼，社會主義有哪些可以在人類發展中長期起積極作用的好東西呢？換言之，它為人類留下了哪些優良資產？這裡，試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作一簡要概括： 　　在理論層面上，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即辯證的、歷史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哲學。這個世界觀的主要觀點——實踐觀點、生產觀點、群眾觀點、辯證觀點、歷史觀點等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贊同，它所揭示的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社會存在（實踐）決定社會意識（認識）而社會意識又有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的規律、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規律等，不斷被世界歷史所證實。這個世界觀的精華包括兩方面的要素：一是科學的思維方式：講究科學理性，尊重事實，尊重實踐，尊重規律；二是進步的價值取向：強調人民利益至上，追求人類解放，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往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就實質看，不是堅持這個世界觀的結果，而恰恰是違背這個科學世界觀造成的。當然，馬克思主義哲學並沒有結束真理，西方國家的哲學思想中也有很多科學的、進步的東西，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上述主要內容卻大多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創，並且具有基礎公理的意義，它不僅對於我們，而且對於其他國家，都有長期的價值和意義。 　　在實踐層面上，主要是四個東西：第一，注意國家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注意社會發展計劃或規劃，注意宏觀整體平衡，注意突出重點目標，並且在掌握較多公共資源的基礎上採取多種措施為此提供保證。此即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優勢。第二，注重社會福利，如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義務教育、公費醫療、社會基本生活保障等政策。這是近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首創。第三，政府承擔較多社會責任。不必說在計劃經濟年代，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政府也擔負著許多社會責任，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等，因而某些方面發展較快。這裡是有合理因素的。問題是，政府不能包攬過多的社會事務，以至形成「政府辦社會」。第四，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倡集體主義，強調整體利益、公共利益等。社會主義以「社會」即全體人民利益為主義，這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 　　對比地說，資本主義無疑有不少壞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著重批判了它所造成的嚴重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以及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弊端。當然，這些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有較大改變。但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資本」霸權問題，即資本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起著主導的甚至支配的作用。這種「資本」霸權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領域也有反映。資本主義終歸是以「資本」為主義。二是個體本位過度膨脹問題，它使社會利益常常受到忽視和損害，以至於被西方國家一些人視為資本主義的「癌症」，進而提倡「合理的個人主義」、「有節制的個人主義」等。 　　同時，資本主義也有很多好東西。與社會主義對照來說，也可以簡要概括為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 　　在理論層面上，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思想是多元化的，但卻普遍強調自由、平等、博愛，後來又發展為自由、民主、人權，形成了比較長期穩定的核心價值理念。在這些價值理念的主導下，允許各種奇思怪想、奇談怪論，鼓勵標新立異、大膽創新，其主要結果是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思想理論、科學技術的繁榮發展，切實提高了普通公民的自由度、民主程度、人權保障水平，實質是實現了人的進一步解放。對於普通公民、人民大眾來說，這裡的自由、民主、人權等都是具有長遠價值的好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並沒有否定這些好東西，只是說它們在當時原始資本主義條件下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以至是虛偽的。現在，卻不能簡單套用這一結論了。 　　在實踐層面上，第一，資本主義和社會化大生產是同時誕生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工場手工業分工卻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創造。」[⑨]這個「獨特創造」開啟了通過分工協作的社會化途徑發展物質生產的先河，後來進一步升華為機器大工業、現代自動化大生產，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成為現在和今後人類物質生產的一種基本方式。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第二，資本主義國家開創和發展了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大大激發和鼓勵了各種經濟主體創業、創新、創造的積極性，使其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始終佔據著人類發展的高峰，對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第三，資本主義國家注重民主，強調公民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強調公民授權即普選是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強調對公共權力的分解與制衡，強調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容侵犯。第四，注重法治，堅持憲法至上，將社會生活特別是政府和政黨行為納入法治的軌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如總統、首相也絕無例外。 　　當然，好與壞不能皆然分開，常常是好東西里有不好的因素，壞東西中也有好的成分。譬如，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其優點是決策快速，執行高效，便於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集全國之力，解決某些突出問題，但同時，也容易發生失誤，顧此失彼，代價過高，並且很難糾正。這種集權體制可以使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和行動整齊劃一（如數萬人動作統一的團體操），這在特殊情況下（如戰爭年代或閱兵時）是必要和有益的，但長期普遍如此，就成了「兵營式社會主義」，人就完全蛻變成任人擺布的工具和木偶，那是很可怕的。又如，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是個好東西，但若疏於監管也會使極端利己主義等人性惡的一面膨脹，造成嚴重的經濟、金融和道德危機。反過來說，即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也很迅速。從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到恩格斯1895年所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都充分肯定了這一點。如此等等。 　　恩格斯說過：「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⑩]這就是說，十全十美的社會只能在幻想中存在，現實世界是找不到的。 　　1992年，鄧小平明確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標準。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三個有利於」標準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和根本價值標準，體現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並且已經寫進了十四大以來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成為「各項工作……總的出發點和檢驗標準」。「三個有利於」意味著，根本價值標準是人民和國家利益，它在歷史表象背後的深處，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概念並不等同，而是交叉關係，不能簡單地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來判斷好壞優劣。 　　 　　五、認真研究和確立科學合理的價值標準 　　 　　一般地說，所謂價值，是指一定客體及其屬性對於主體需要的滿足。它是一種客觀事實，是由價值客體與價值主體所構成的關係，並以主體為中心，最終表現為主體某種需要的滿足。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滿足某種需要，追求價值是人們行為的原動力。而價值標準則是人們用來衡量各種事物有無價值及其大小的尺度。它源於客觀的價值事實，又反過來指導人們辨識價值、追求價值、創造價值，對於人們的行為具有定向和導航的重要作用。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一切價值標準都是人的價值標準。由於作為價值主體的人是千差萬別的，所以，他們所持的價值標準也是十分不同的。這些不同的價值標準不能等價齊觀，而是有著正誤優劣之分，最重要的是站在什麼人的立場上來看價值，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還是少數人甚至個別人的立場，在此基礎上，還有一個是否符合人民的真實需要和利益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以人民利益為旨歸。它反映了最廣大價值主體的要求，體現著人類歷史的基本走勢——人類本身即人民（含其中每個人）的發展。所以，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人民利益的實現，即以人為本，就成為評價社會發展的總標準。它主要表現為人民包括每個人都能夠自主地、比較充分地發揮他的潛能和才華，並且得到社會尊重和必要保障，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亦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具體可用人均預期壽命和健康狀況、自由度（包括自由時間和發展空間等）、滿意度、人才數量和質量來衡量。其中的核心尺度是人的自由度。自由是指人的自主活動狀態（其反面則是自然壓迫、政治壓迫和社會壓迫）。它包含認識的自由（思想自由）、主觀意願，但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自由即在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前提下的自主活動的實際狀況。它以相應的主體素質、實踐能力和社會條件為基礎。一般地說，每個人最了解他自己的利益，因而自主活動即自由發展最符合他的利益；同時，自由發展也能夠最充分地發揮每個人的潛能和創造性，從而促進社會發展。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把未來理想社會稱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原因。 　　人民利益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經濟上的溫飽和富裕，這是所有人的基本要求，是生產力之所以要不斷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為此，就必須建立有效的經濟組織，提高經濟效率。而效率高的經濟組織必然代替效率低的經濟組織，換言之，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就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客觀趨勢和基本規律。在解決經濟上溫飽和富裕的基礎上，人民群眾必然要求精神生活的充實和豐富，這就需要發展社會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提供數量較多、質量較優的精神文化產品。各國發展趨勢表明，人民群眾對於物質生活的需要是相對有限的，而對於精神生活的需求則是無限的，後者在人民生活中所佔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成為人類發展的最廣闊空間。例如，現在不少人已經豐衣足食、有房有車、積蓄較多，個人財產自己無論如何消費不完，但他們依然在兢兢業業致力於事業，他們主要是為了賺錢嗎？顯然不是，而主要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了得到社會承認，為了滿足自己的社會成就感。這種精神需要，會成為愈來愈多人的追求。與此同時，人民在政治方面也會提出要求，從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到參與管理社會和國家事務，直至真正當家作主。這裡，存在著一個由低到高、由單面到全面的發展過程，而最後都歸結為人的發展。 　　由人民的這些利益要求，可以得出判斷各個領域社會進步的主要標準。 　　第一，經濟標準。它主要表現為生產力發展水平，可以用勞動生產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均福利量等予以衡量。至於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國家所有還是民眾所有、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不能代表人民物質生活的實際水平，因而不能作為標準。這個標準集中體現為物質生活的豐裕度。它用來衡量人民物質生活的實際水平。 　　第二，精神文化標準。它主要表現為社會精神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佔有的報刊、圖書、影視等數量，特別是科學發現和創造的數量和質量、社會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凝聚力和影響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精神生活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閃現著無窮無盡的色彩」[12]。因為物質世界就是無限豐富的，而人的精神生活不僅反映物質世界，還添加了主觀精神的許多創造、意願和聯想，所以，它比物質世界更豐富。這個標準集中體現為精神生活的豐富度。它用來衡量人民精神生活的實際水平。 　　第三，政治標準。它主要表現為人民在國家事務、公共事務即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權利，包括人民基本權利的實現狀況、人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度、人民對政府官員的制約能力。這個標準集中體現為人民基本權利的實現度。它用來衡量人民政治生活的實際水平。 　　概言之，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特別是自由度這個總標準之下，人民物質生活的豐裕度、精神生活的豐富度、人民基本權利的實現度，就是社會三大領域發展的主要標準。它們是「一總三分」的關係。 　　我們黨和國家所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四位一體」的現代化奮鬥目標，涵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大領域，大體反映了以上基本要求。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明確了其核心以及全面協調性、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 　　在這些標準的實際運用過程中，有一個參照系或縱向比較與橫向比較問題。縱向比較是同一主體現在同過去相比，橫向比較則是某一主體同其他國家、其他人相比。前者是社會局部比較，後者則是社會全局比較。這兩個視角都是不應忽略的，但通常橫向比較即社會全局比較更為重要，更容易刺激人們的敏感神經，因而更需予以重視。馬克思曾經舉過一個生動的例子，他說：「一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13]現在倍受關注的社會公平問題，就涉及對橫向比較結果的評價，但這裡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譬如說，馬克思所說的那座「宮殿」，它是怎麼來的？如果是其主人憑藉百戰沙場蓋世武功換來的，或者是優秀企業家（以及明星等）合法奮鬥得到的，那麼，人們就會比較容易接受，不會產生不公平感。假如相反，一些人憑藉巧取豪奪、欺壓他人霸佔的，那麼，人們就會普遍感到不公平。可見，在當代社會，主體之間素質能力和主觀努力的差別以及自然資源稟賦不同所帶來的差距，無所謂公平不公平問題，它只能激勵落後的人們更加努力提高自身水平，促進社會更好發展。真正需要反對的，是那些違法悖德所造成的差距擴大，因為它只會誘導人們走向邪路，破壞社會發展。當然，即使是前一種差距，也應當與絕大多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相適應，既不宜過小，也不應過大。此外，還必須考慮自然資源等條件對於人口數量的承載能力，物質財富不可能極大豐富，不可能也不應當人人都住宮殿，人類對物質生活的追求應有適當限度。 　　在橫向比較中，除了一國範圍內的比較，還有國際比較的問題。猶如體育比賽，參賽國家和優秀運動員愈多，其名次也愈加重要，因為它代表著人類可能達到的更高水平。這種國際比較是推動人類發展的重要動力。在當代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條件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國際比較已經擴展到各個領域，要求人們具有寬廣的世界眼光。譬如，在國際上，人們經常拿中國與印度作比較，這也深刻影響了印度人，美國《紐約時報》載文稱：與中國比較成了印度的「強迫症」[14]。同樣，國際上很多人也經常拿中國同美國、日本、歐洲進行比較，這在中國日益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的情況下是十分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俞可平所說：現在「西方人談中國模式，恰恰更多的是批評，而不是讚揚。即使讚揚你的經濟，也在批評你的政治；讚揚你的穩定，也在批評你的人權。」[15]儘管由於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主觀意識參與其中，任何評價都會有一定誤差，我們不應隨人俯仰，喪失自信，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我們都要相信絕大多數人是通情達理的，理性對待國際輿論，不應簡單地用「陰謀論」來全盤否定西方這些評價，更不要陶醉於關起門來自吹自擂式的自我評價。假如我們總是比人家貧窮落後，比人家缺少民主自由，那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說自己的制度是合理的和優越的呢？ 　　所以，我們不應當再抽象爭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應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人的發展這些實際內容方面努力推進中國社會發展。 　　附帶指出，一些人經常強調，要堅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確實是有志之士、國家和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問題是什麼樣的理想、信念？不應當抽象地、籠統地談論它們，而應當理性地、具體地加以分析。筆者認為，上述合理的價值追求才是我們應當樹立的理想、信念，它們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是高度契合的，並且更加具體明確，對於我國現階段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引領和導航的作用。 　　 　　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互補，還有大量事物屬於「非社非資」的人類共同文明成果 　　 　　人們都想過更好的生活，於是便不斷做出新的嘗試。但事情都有一個合理的度，過猶不及，會事與願違。人們在實踐中常常是吃虧才長見識，撞過南牆方知事物的限度。這也是一種規律性。因此，人類歷史好比一條螺旋式上升的曲線：物極而反，忽左忽右，不斷地矯正自己，但總趨勢是向更好地實現全體人民福祉的方向發展。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與蘇聯式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發展模式的兩個極端，它們都得到了歷史的矯正。而人間正道恰在它們之間，在於二者合理因素的有機綜合。歷史並沒有終結，既沒有終結於資本主義，也沒有終結於社會主義，它必然繼續向前發展變化。 　　運用辯證法否定之否定規律的術語，來簡要描述人類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把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看作是「正題」，蘇聯式社會主義是「反題」，而當代人類社會的基本走向是綜合前二者的「合題」。具體可作如下概括： 　　經濟上：資本主義私有制→蘇聯式社會主義公有制→當代社會混合所有制，自由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注重效率→注重公平→效率與公平統一。 　　政治上：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全體公民（人民）民主（當家作主），資本霸權→官僚特權（為民做主）→普遍人權，小政府→大政府→中政府。 　　文化上：強調個體→強調集體→個體與集體統一，偏重個人權利→偏重個人義務→公民權利與義務統一，個人自由→高度統制→法治下的公民自由。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概括起來，無非兩條基本原因：一個是得益於我們自己的改革創新，得益於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發明創造，這是內因。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大膽地借鑒和吸收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優秀文明成果。這不僅包括經濟、技術方面，而且包括民主法制、思想文化方面。譬如，在民主法制方面，我們的公務員制度、某些法律制度、民主的某些形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等，都吸收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成果。思想文化方面也大體相似，我們現在所強調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建設服務型政府和責任政府等，也同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相關先進理念有關。這些，已經促進了中國的大發展。我們今後必須繼續堅持這個成功的基本經驗。 　　這裡包含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不爭論」即糾纏於抽象議論「姓社姓資」。1992年初春，鄧小平在著名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16]他具體講到「傻子瓜子」（一家個體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三資」企業、計劃和市場，甚至包括「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7]這裡體現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是，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只要對中國發展有好處，都可以拿過來為我所用。有人把這種立場和態度理解為不問「姓社姓資」，有一定道理，因為如果到處去問「姓社姓資」，尤其是在改革初期人們思想受到極大束縛的條件下，我們簡直就寸步難行，「什麼也幹不成」了。不過，這種理解還不夠確切和深入，因為鄧小平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確切地說，是科學理解的社會主義。他認為，根本問題、深層問題是區分好壞，根本標準是「三個有利於」即對人民和國家是否有好處，社會主義必須對人民和國家有利。反過來說，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東西，即便它們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和社會主義一致的；而那些違背「三個有利於」的東西，哪怕被人們認為是社會主義的，也要堅決拋棄。「三個有利於」是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實質性的價值標準。這顯然已經突破了「姓社姓資」的狹隘框架。 　　同樣，資本主義制度為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實際是在繼續向前發展，有時發展還很快）？應當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各階層人民不斷探索創新的基礎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借鑒和吸收了社會主義的某些長處，如注意宏觀調控、社會福利、社會公平等，從而彌補了自身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也明確「主張提供多種體制選擇來解決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把體制綁牢在某種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處理。」[18] 　　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事實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簡單的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消滅另一方的問題，而是既相互競爭、相互對立，又相互滲透、相互借鑒，資本主義吸收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借鑒資本主義長處，相互取長補短，從而生成一個新東西。這種新東西，可以叫作新資本主義、新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它們有很多相通相似的方面（主要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存在一般規律），同時又有各自特點（因為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國情不同），是同與異的統一。 　　正如王占陽和徐景安所指出的，當代世界的總趨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融合。[19]亦如有人所說：「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偉大的實踐。」[20]從社會核心調節機制和動力機制的角度說，資本主義主要依靠個人的自由創造，動力傳導自下而上；社會主義主要依靠執政黨（權力中心）的動員組織，動力傳導自上而下，二者也應當互相取長補短，適當結合。 　　恩格斯說過：「辯證的思維方法同樣不知道什麼嚴格的界線，不知道什麼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轉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使對立通過中介相聯繫」[21]。從一定意義上說，瑞典、丹麥、挪威等北歐國家所建設的福利社會、德國和日本等國所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就是這種亦此亦彼的典型：它們既保留了私人企業為主體等資本主義因素，又包含著注重社會福利、社會公平等較多社會主義成分，很難再簡單地把它們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有人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22]也反映了這種亦此亦彼的現象。 　　各種文明、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甚至相互交融，是人類發展的大趨勢，當代更為突出。很難再找到純而又純的「純種」文明或文化了。譬如，中國人現在的衣食住行、思想觀念直至體制制度就有很多外來的、西方的成分。 　　中共十六大報告以及江澤民2001年「七一講話」等重要文獻一再強調：「世界是豐富多採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它坦率承認了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因此才有互相取長補短、求得共同發展的可能和必要。這種取長補短，顯然不是照搬資本主義，而是根據國情特別是人民整體利益，吸納有益營養。這段重要論述，再次突破了「姓社姓資」的狹隘框架，對於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促進中國更好更快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應當著重指出的是，許多東西雖然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但它們具有更為長遠的生命力和適應性，並不具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特定性質，而是超越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屬於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換言之，在當代世界上，除了「姓社姓資」，還有大量的事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屬於「非社非資」。返觀歷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絕不是一片黑暗，而是都有一些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價值和意義的好東西（如中國傳統文化、古希臘文化中的精華）；展望未來，人類一定會創造出愈來愈多的超越「姓社姓資」的新事物。 　　以民主問題為例，過去我們經常將它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這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合理性。因為民主確實存在一個主體即誰的民主問題，如古希臘的民主，只在奴隸主及自由民的範圍內實行，因此可以稱之為奴隸主的民主；資本主義早期的民主也主要是在有產者的範圍內實行，所以可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但是，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當代世界大多數人所公認的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已經突破了這種狹隘的階級界限，其主體業已擴大到全體公民即人民（極少數被依法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除外）。現代政治民主以全體人民為主體，其主要含義有三：一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二是尊重和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時又保護少數人。三是政府由人民授權、對人民負責並受到人民的監督制約。這樣的民主，顯然不宜再作階級的區分，也不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了，它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23]如果一定要給這樣的民主確定性質的話，只能說，它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民主。 　　再如，我國現在所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應當理解為市場經濟本身內含社會主義性質和資本主義性質之別。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方法或手段，它本身是中性的，其主要內容即基本規則在全世界都是統一的，沒有什麼「姓社姓資」之分，各國的市場經濟至多有著成熟與不成熟之別。當然，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不能孤立存在，而是在一定社會基本制度大環境中生存。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說這個市場經濟是在我國共產黨領導、公有制佔主體等基本制度環境下存在的。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環境下存在的。 　　此外，關於自由、人權、法治等許多問題，當代國際社會都有基本共識，它們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憲章和有關國際公約中，也沒有什麼「姓社姓資」之分，不應再貼什麼人為的「顏色」標籤。 　　中國之所以要搞社會主義，實質意義應當是建設一個人民富裕幸福的好社會。我們不應偏離這個方向，囿於「姓社姓資」的束縛，拒絕別人的好東西，而應發掘和弘揚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優勢，同時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彌補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學習資本主義，超越資本主義，反思社會主義，創新社會主義，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好社會，推動中國躋身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①]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已有學者提出過「新民主主義救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國」的命題，見沈寶祥：《從新民主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的回顧》，《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12期。 　　[⑤]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 李君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學習時報》2011年7月25日。 　　[⑧]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416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⑩]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頁。 　　[14] [美國]《紐約時報》文章《印度不經意地拿中國的標準衡量自己》，轉引自《參考消息》2011年9月2日。 　　[15] 俞可平：《我對中國模式充滿期待》，《社會科學報》 2009年12月24日。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 阿瑪蒂亞·森：《重讀亞當·斯密：我們不需要新資本主義》，《金融時報》2009年3月19日。 　　[19] 參見王占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72—7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修訂版。徐景安：《中國未來與理念革命》，第46頁、第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 　　[20] 《合成一個新東西——我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引自王占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451—4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修訂版。 　　[23]已有學者提出過民主沒有「姓社姓資」之分的思想，參見杜導正：《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此文發表於《黨政幹部學科》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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