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後理論時代的西方最新文論癥候

　　近年來，歐美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理論死了，理論已經終結，與其伴隨的文學理論也死了。英國文論家伊格爾頓近來出版《後理論》一書，宣布文藝理論在離我們遠去，西方文論出現了危機，[1]「文學邊緣化」、「文學研究者流失」成為一種文學界的國際性事態。[2]可以說，當代西方文論同整個世界前沿話語相關聯，其重要語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構成的特殊張力場。

　　最新西方文論的發展，並沒有因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不斷翻新而止步。20世紀後期，西方的「生態文化」和「生態批評」理論從發生髮展到逐漸推向全球，已然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新的文藝理論研究方法。當然，就理論的傳承脈絡而言，可以說，生態文化和生態批評不是普通的關於人與環境的文學研究，而是屬於文化研究的大範圍中的一個新拓展的理論領域。這主要突出表現在幾個重要維度上：當代西方文論研究進入了「理論生產緩慢期」，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不再是層出不窮的花樣翻新，而是重新重視作為自然和社會雙重身份的「世界」，表現出文藝對自然形式的模仿價值；文學批評理論研究仍未定型，仍在注重新歷史、把捉政治意識形態、確定種族和性別關係中不斷尋找新的審美視角和文化地基，重新確定自我理論學科形態；西方文論生產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師正在減少，經典性的文論文本也在減少，當代西方文論進入所謂「理論終結」時代或「後理論時代」。

　　一 現代性癥候與當代西方文論話語

　　全球化現代性對西方文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然而本土化和全球化從來都彼此依存，作為文明載體的民族自身發展不僅在衝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產生新的衝突並進而達到更高的融合。作為強勢的西方文論往往成為「文論輸出」的高端話語，向第三世界「話語播撒」或「理論旅行」。但是這種單邊主義的話語擴散，在20世紀末的多元主義和文化對話主義中開始失去自我中心地位而開始學會傾聽不同地區的「文化發言」。這一總體境遇使得西方文論不再在形而上學理論思維中展開，而是具有了形而下的多元性、日常性、世俗性、大眾性理論旨趣：

　　首先，西方文論「單一話語」正在讓位於」多元文論對話」。「多元文論對話」既不是抹殺各民族自身的特性，也不走向所謂的「本土化」和衝突論，而是堅持通過對話求同存異，從而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達到微妙的諧調，在衝突論與融合論之間獲得一種良性互動。多元文論對話強調尊重差異性文論。多元文論的提出和發展取決於一種健康的文化心態，即既不以冷戰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無元的心態對所有價值加以解構而走向絕對的個體差異，而是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重視民族文化中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又超越這一層面而透視到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適性和共通性，重新闡釋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確立被西方中心話語壓抑的國家文化形象。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學理論將建構多元多樣性詩學為己任，這種多元文化觀將使東西方學界突破西方文論的單一知識框架，重新審視東方文學傳統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學觀念，關注「文學性」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現代詩學特徵，並通過對差異性文化精神的體認，獲得更為寬鬆多元的文化差異性結論。

　　其次，在網路傳播時代，文化從經典進入非經典和反經典，使速朽的口語寫作超過經典書面語寫作的價值，日常生活感成為這個時代的合法性標誌。文字的魅力不再驚天地而泣鬼神，而是不斷生產又不斷被覆蓋。從珍惜語言到濫用語言，語言成為隨波逐流的無思平台；從人的神話到神死了——大寫的人死了，知識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寫的人和自足的人；從烏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為幸福的別名；從理性中心主義到感覺中心主義，整個世界和文學知識分子心態發生了整體傾斜，藝術肉身化擠壓精神性成為這個時代的標識。

　　再次，當代西方文化藝術中的世俗化傾向越來越佔主導地位，而精英文化卻在日常理性中日漸衰頹。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中為文化藝術和人的精神發展定位，成為文學知識分子的迫切工作。不難看到，人們已經從前現代的「線性時間觀」中走出來，進入現代性的當下時間，更進一步進入後現代的」時間空間化」——無時間。於是文學遠離了高層化和壟斷化，遠離了權威性和啟蒙性，進入到肉身化、獨白化、自戀化、慾望化、比矮化、自貶化、消費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生態綠化，使人不墜入「白色寫作」的怪圈，而是進入「綠色寫作」的良善氛圍，需要文學知識分子認真地思考。因為知識分子是問題的提出者，他需要對時代不斷提出問題、反省問題，把懷疑和追問放到優先地位。

　　其四，文字文化式微與視覺文化興起。[3]歐美大眾傳媒改造了世界，帶給人們視覺文化的衝擊，數碼相機千萬像素乃至幾十億萬像素，追求高清圖像使圖像魅力正在勝過乃至取代文字。無論說「文圖時代」，還是「圖文時代」，圖像和文字的關係已經成為當代文化不可忽視的方面，各種圖像、影像符號對文字文本形成越來越強烈的衝擊。[4]人類從詩歌烏托邦退回到小說敘事，再由小說虛構退回到散文真實，最後又退回到圖像的直白。歷史上操持文字的文人常為文字所苦惱、得罪、死亡、涅磐。古人對文字的感情極其深厚，在言、象、意之間不斷嘗試著溝通的可能性，其間甘苦感人至深。今天，文字正在敗給圖像，「文字被圖像流放」似乎成為了一種世界性趨勢。從某種角度來看，圖片更具有視覺衝擊力，它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視網膜成像機制最直觀、最豐滿和最具震撼性的體現。圖像很表面化，非本質甚至能一葉障目，認知圖像不需要中介，而是目擊道存的東西。人類是從圖像開始的，無論是最早的新疆岩畫、西班牙、法國山洞裡的壁畫，以及中國一些古陶器上面的紋理，都是原始圖像。文字的出現比圖像晚，恰恰說明了前者比後者高級、深邃、濃縮、更能打動人心。文字在歷史中曾經佔據了霸權地位，與此同時圖像逐漸乾癟，淪為插圖、說明圖、指示圖。直到一百多年前相機的出現，圖像插上了機械複製的翅膀，得以飛速發展，最近幾年間數碼相機突飛猛進，鋪天蓋地的圖像完全淹沒了文字，於是文字走向了衰落。正是由於圖像的這種虛擬性和模擬性並存的特徵，使得今天的大眾傳媒用 「圖像」的方式編造出種種世象。文字是圖像的靈魂，是人類理解的密碼，沒有文字人類將倒退回兒童時代；而圖像是文字的升華、豐滿和現實化。二者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二 西方理論終結與反理論思潮呈現

　　西方所謂的「理論鼎盛」時期已經過去。[5]耶魯大學斯各爾斯認為：如今，文學成了與其他符號系統——如時尚、肉體語言、運動等同樣的東西，解構主義抽離的是文學思想、道德、情感的價值內涵，而文化研究則在所謂民族、階級、性屬的話語中走向大眾化肉神話，導致文學研究被進一步「殘片化」(fragmentation)，文學正在從社會公共性生活中日益退場。米切爾認為：從過去的25到30年來，由於媒體的紅火，文學理論領域開始冷落起來，不少人轉向了文化研究領域。事實上，文學以及文學理論僅僅是邊緣化了，而並沒有完全終結，如弗萊（Northrop Frye）、米勒(J·Hillis Miller)、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等取得的文論研究成果有目共睹。文論的泛化意味著它們從文學域撒播到生活域的各個層面，包括大眾媒體、日常生活、個體經驗、肉身狀態中。

　　在理論大潮消退之時，更需要反省從精神分析批評、現象學批評、解構主義批評、解釋學、接受美學、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後現代主義文論、後殖民主義文論、文化研究、生態批評的歷史功過。看這些層出不窮的新理論的「問題意識」究竟是什麼？其開拓和探討問題的深度是什麼？怎樣看待以「解構主義」為主潮的最新西方文論的整體迷茫？以及以「政治正確」(PC)為代表的文論政治化傾向的癥候？不少理論家認為：正是由於最新理論的不斷膨脹產生了大量的理論泡沫，加之這些新潮文論面對社會和文本時被觀念先行的虛無主義所籠罩，導致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和文學創作的失范，文學在不斷翻新的新理論、新思潮、新方法的衝擊下，被任意解讀分離乃至「誤讀」，使的新潮理論太過重視文學形式創新和肉身狀態，文學指涉社會和世界的真實價值進一步消解，文學走向式微呈現出一種加速度軌跡。

　　當然，說當代西方文論與西方文學的複雜關係導致當今整個世界文學出現精神迷茫和創作失范是不公平的，其實，無論是文學創作與解釋批評鏈條脫節，還是文學理論的自我創新和不斷汰變的「理論失語」，其背後都有更為深遠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原因，需要在更大的文化語境中加以仔細釐定。

　　當代西方文論的全球擴張，深層原因是西方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全球播撒。現代性使當代西方藝術具有了文化霸權的話語平台。現代性與科技發明和殖民主義相關，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為世界霸主。但反過來，現代性也讓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為在現代性發展和大國崛起的幾百年歷史中，世界告別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希特勒殘忍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猶太人赤身裸體走向毒氣室時，面對蒼穹呼喊上帝，上帝選擇了沉默。無辜者因種族和宗教而集體被殺，這一現代性殺戮使藝術家突然醒悟並意識到：上帝沒有出現而種族主義正在屠城，於是審美現代性開始放棄價值升華的追求，現代藝術家開始感受世界墜落般的噁心。薩特的《噁心》是里程碑式的，宣布現代性藝術不再讓人賞心悅目，而是以血腥噁心為身份標識。從此，藝術家墮入了虛無主義悲觀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泥潭，對人類未來充滿了悲觀意緒。

　　西方乘著全球化的翅膀開始了文化霸權的飛翔。霸權（hegemony）是一種在文化領域中爭奪「領導權」或「控制權」的話語。大體上說，「文化霸權」是由葛蘭西在30年代詳細闡述並用於文化研究的概念，主要是指統治者在某一歷史時期實施文化權力。文化霸權將歷史上屬於某個階級的意識形態擴張化，使之成為人類對西方話語權力的普遍認同。於是，話語權力不是作為強權而是作為權威而得到行施，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覺中被政治化了。丹尼爾·貝爾在20世紀60年代針對50年代的政治幻滅提出「意識形態終結」說（end of ideology）。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認為：「人們在50年代末發現一種令人困惑的停頓。在西方，在知識分子中間，舊的熱情已經耗盡，新的一代由於對那些舊的爭論缺乏深沉的記憶，同時由於沒有穩妥的傳統可以依靠，所以正在一個從精神上已經拋棄了過去那種啟示錄般的、千年幸福幻想的政治社會體制中尋找新的目標。在探索『事業』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深刻的、絕望的、差不多是憂鬱的憤怒情緒」。如此一來，不管現代性審美怎樣承諾人類未來美景，物質會如何豐富，都已然無濟於事——人類在價值崩潰中徹底絕望並世俗化，不再有人的生命與心靈的同一性快樂，剩下的只是以疲憊身體獲得金錢的快樂，不再為心靈焦慮而只為金錢犯愁。於是，「現代性悖論」出現了——從真誠地反對現代性醜惡到假笑式的自我欺瞞，這樣的「集體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災害波及了被媒體炒紅的藝術家，並在近20年類型化藝術中成功地轉變為辨認人類精神生態失衡的意識形態符碼。

　　於是，當代文學藝術呈現了後現代價值平面的全球世俗化。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在解構主義哲學的支撐下，在藝術領域掀起來能量相當驚人的反藝術浪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歐美的「反文學」、「反繪畫」、「反音樂」、「反文化」甚囂塵上，迅速播撒全球。領風氣之先的美術領域大面積出現了現成品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波普藝術、光效應藝術、偶然藝術、極簡藝術、大地藝術，終於將傳統的架上油畫和具象藝術徹底邊緣化。人類世界大抵有兩種藝術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滿愛心的純粹超越性藝術，一是被壓抑扭曲的反抗性藝術。前者使人心靈凈化，後者使人靈肉痛苦，喪失了這種哲學高度的藝術創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實亡，不過是技術和市場操作的冠冕堂皇的浮躁而已。事實上，西方後現代主義既顛覆了前者又壓抑了後者，使當代藝術成為顛覆之後廢墟上的虛無主義精神的膨脹。於是，觀念錯位使當代藝術在缺失文化的情況下反文化，在喪失價值底線中反價值，進而造成藝術的視覺暴力和精神盲目。

　　當視覺暴力化和盲目化後，藝術感受成了問題，無目的無價值操守的藝術表達成為傳統經驗感受方式的報復行為，這直接導致了當代藝術精神生態危機。於是，理論終結的問題導致了「反理論」情緒的出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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