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美國的慈善和公民社會(南方都市報 2010-6-25)

美國來信之徐賁專欄4

6月17日，根據《財富》雜誌的報道，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和「股神」沃倫·巴菲特呼籲，全美富豪榜上排名前400位的超級富豪在有生之年或是去世後將至少一半的財產捐獻出來，用於慈善事業。這件事已經在中國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有評論指出，以蓋茨為代表的美國富人，並非人人都是天生的慈善家，除了受文化與宗教影響外，也與美國制定嚴格的捐贈制度有關，美國稅法規定捐贈人有種種減稅的好處，使得美國人普遍認為，與其挖空心思「偷稅漏稅」，不如樂施行善來造福於社會。

其實，美國慈善的根本意義並不在於如何「避稅」，而在於政府與公民社會以特定方式進行有效互動。而這一互動的基本條件便是政府和公民社會的特殊合作關係。美國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條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和提高國民福祉而存在的，因此，當個人擔當起慈善的責任，參與到提高社會(和人類)福祉事業中的時候，政府應當以理性的方式歡迎他們的參與和加入。

個人參與社會福祉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納稅，這是一種相對被動的參與。納稅人納稅未必直接出於公益心，人們納稅，有的並不情願，而是因為沒有辦法，不得不納稅。有的是出於對社會互利的認識，他們情願納稅，是因為包括他們在內的每個人也許都會有需要社會幫助的時候。第二種是慈善，這是一種更為主動的參與。當個人把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捐於公益的時候，政府便會讓他少納稅，也就是「減稅」。

慈善減稅，這項公共政策的意義在於，政府允許並鼓勵公民個人為增進社會福祉而發揮積極能動的作用。公民不必只是被動地聽從政府的計劃和安排，他們自由選擇把錢多付出給社會時，可以把錢少交給政府。公民這樣做是幫助政府，而不是在拆政府的台，這是一種非常美國式的思維。

公民把一些錢不以納稅的形式交給政府，因為他們要把這些錢用來派政府不會派的用場。以這樣的方式增進社會福祉，一方面，公民以不合作的方式來與政府合作，而另一方面，政府不但不覺得它的權威受到挑戰或損害，反而鼓勵這樣的合作關係。這才形成了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特殊互動合作。

政府的減稅政策實際上是在鼓勵公民違背政府的意願，鼓勵公民以自由選擇的方式，把錢用來幫助確定與政府不同的社會福祉方向。政府不但不限制公民們這麼做，反而為他們提供減稅的便利。這是因為，美國的慈善事業本身就是一個具體的民主代議機制，而這個機制與美國政府的民主代議機制是完全一致的。

納稅人的慈善貢獻並不是個體行為，而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沒有公民的結社自由便不可能有集體性的社會慈善。在美國，個體公民必須把錢捐給非營利組織才能減稅，每一個非營利組織都有一個董事會，都是一個小型的代議民主機構。董事會是由那些特別熱心公益的公民組成的，政府不僅讓他們決定如何運用自己的捐款，還讓他們決定如何運用許多別人的捐款。

據2010年的統計，美國非營利組織超過151萬個，以每個董事會10人計算，就有超過1500萬公民直接參与到一個龐大的代議民主機制之中。以美國有3億人口計算，每20個人中就有1個直接活動於這樣的機制中，可見公民社會的強大。這些非營利組織擁有超過3.8萬億的資產，年捐款收入近1.7萬億，它們有權支配數以萬億計的美元。要不是因為美國的慈善減稅政策，這筆錢本來都會落入政府的口袋，弄得不好，政府有了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結果未必就真正會提高社會的福祉。

公民社會的組織往往比政府更清楚應該把錢花在社會福祉的哪些方面。在過去的100年中，提升美國社會福祉的創意絕大部分來自政府之外，由慈善推動的機構。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將這些創意在全國範圍內加以擴展和充實。例如，卡耐基和他的基金會為推動美國的公立圖書館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而政府的力量把公立圖書館擴展為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服務體系。今天，在美國很難找到一個沒有公共圖書館的社區，而社區圖書館之間互通有無，所有的服務都是免費的。

僅僅靠慈善，社會福祉難以有根本的改善。只有當慈善與政府的公共政策相結合時，它才有可能在許多方面造福社會。政府的作用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國，慈善與政府公共政策的互動富有創造性，也相當有效，而這一互動的基本條件便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和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作者系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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