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吃人」----博客中國

江海油畫藝術作品解讀（10）—— 也談「吃人」

江東晛

早上，我靜坐一會兒，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一夥想吃人的人一樣。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魯迅《狂人日記·四》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魯迅《狂人日記·三》魯迅先生筆下的「狂人」，因為「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因而遭到了身邊人的鄙夷，患了所謂的「迫害症」。至於這「古久先生」到底是什麼人物，魯迅專家們說，這是在隱喻「我國封建統治的長久歷史」。由此觀之，魯迅是在借「狂人」之口，表達對「仁義道德」的傳統的批判；是「仁義道德」在「吃人」，而不是字面上的「人吃人」。但是，如果真要考量一下「仁義道德」的原教旨，我們多會發現，它們是溫馨的，是親民的，怎麼會「吃人」呢？因此，「吃人」的不是孔子，不是孟子，而是為集權統治者所利用的「孔子」和「孟子」；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儒教」；不是「仁義禮智信」，而是「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總而言之，這「吃人」的，是中國漫長的君主專制體制，是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制度，而不是「儒學」本身。現在，有不少教育工作者，特別是某些「前衛」的「課改專家」，他們公然叫囂說：魯迅的批判反映的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社會心態，在今天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這讓我覺得非常訝異——今年是2008年，距離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的滅亡已然97年，距離中國脫離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已然59年，距離中國打倒「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已然32年，我們的國民依然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同伴的受苦而麻木不仁；依然在突發事件的現場「簇成一個半圓」，「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魯迅《葯》）；依然熱衷於進行「內鬥」；依然嫻熟於利用「精神勝利法」逃避對自我的反思……面對這樣普遍的現實，身為教育專家的「良師」竟說「魯迅已沒有了當下意義」，是無知呢？還是別有用心呢？我之所以動起感情偏離主題寫了這麼一大段駁論文字，是想引出這樣一個疑問：魯迅先生所述的那種「吃人」現象，那種對人的存在予以漠視甚至戕害的現象，現在還存在嗎？我的答案是——依然存在。我在評《人為本》那幅畫作時，已經指出，在傳統道德瀕臨「偶像的黃昏」，而法律權威在社會上普遍尚未確立的年代中，改革開放的榮光下，有著數不清的罪惡陰影。我們應該不會忘記《中國製造中的生命補貼》那篇文章的部分段落，它們為我們展現的企業主們的「吃人」行為和勞工的「被吃」慘象令人髮指。還是那篇文章，在結尾處提醒我們：因此，在我們下一次看到「中國製造」的標籤時，不應該忘記這些低廉的價格；在我們從樓房向下俯瞰這個燈紅酒綠的現代化城市時，即使無能為力去改變這個世界，但至少可以改變或提醒自己，數以億計的人，像蟲子一樣地活著。許多平時生活安然的人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這種「無法相信」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民主制度不健全、民意上傳渠道不通暢，導致大量苦難勞工「有苦說不出」，所以無法讓我們相信；另一方面，企業主通過「後門」勾結官員，「買通」媒體，換來他人對自己的「忽視」，便利他們「大膽地」干這類勾當。我們說，「主權」永遠是第一位的，中華民族是容不得人傲慢地指手劃腳的；但我仍要冒著所謂「民意」的風險大聲疾呼：「人權是個好東西！」下面，就讓我們將「人權」由一個政治名詞還原為哲學名詞，看看它的本意是什麼：構成一個人的完整尊嚴並且社會有義務滿足的必要條件。人們擁有這些權利僅僅因為他們是人，而無關乎他們的種族、性別、社會地位、文化、習俗等特徵。任何地方的人都有這種權利。因此，人權一般被認為是普遍的。根據康德的觀點，一個人的基本的權利是他應把自己尊為目的而不是手段。——《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所以，人權是一種普世價值，我們中國人有必要接受這種觀念，因為它與我們的傳統文化並不是沒有交集。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那麼，「仁」字的原意是什麼呢？許慎《說文解字》云：「仁，親也。從人，從二。」段玉裁注引《中庸》：「仁者，人也。」孔子曰：「仁者，愛人。」在文言文中，有時「仁」與「人」「民」二字是相通的，這些都說明，儒家的倫理學是一種溫存的人本主義學說。孟子就更不必說了，他的「仁政」論讓每個讀者都心潮澎湃。幾年前，胡**主席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對中國文化的人本主義傳統做了小篇幅概述：中華文明歷來重視以民為本，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國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強調要利民、裕民、養民、惠民。這一切都說明，縱使意識形態差別巨大，中國和西方在重視人的價值這一點上是有共同理念的。因此，無論從吸收外國優秀文化成果的角度，還是從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還是從建設一個和諧大國的角度，中國人沒有理由不接受這種理念，沒有理由不構建一個突出人權的體制，也沒有理由將「吃人」的行為繼續下去，更沒有理由看著弱勢群體的受苦受難，而不採取建設性的措施。但我們的現實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有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求穩定」。要了解這種文化產生的背景，還要從官僚體制說起。我們在評《人為本》時已經說過，中國因為其歷史的積緣，至今仍未完全改變其官僚體制的政治權力構架。古代的官僚體制——用黃仁宇的話說——就是「真理自上而下」，即，政府的政策不是因人民的意志而決定的，而是在上位者的「個人意志」或統治核心的「團體意志」的體現。用立體圖來表示，就是一個倒金字塔型，頭重腳輕；即，地位高者權力大，地位低者權力小，最下層的人民無權或少權，淪為「被吃者」。那麼，官僚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呢？依靠的是「一上一下」。「上」是指「對上負責」。「下」是指「對下施壓」。當在上位者要施行某一政令時，他會「自我啟動」，施加一種「自上而下」的壓力；而官員為保住自己的權位或求得升遷，就必須執行這一命令。核定官員到底該升該降，靠的是「政績考核」：命令執行得好，領導一句話就能升遷；執行得不好，領導一句話就倒霉。而政績好壞的標準——根據皇帝們追求「太平盛世」的理念——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當地的穩定與否。在清代，這種體制導致的後果是「官場儀式化」，「這種官場儀式的宗旨就是用盡一切方法避免事端。為了能在三年內升遷官職，地方官們並不關心當地的長期發展，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息事寧人，得過且過……所以，中國官場充斥著消極退讓，明哲保身的精神」（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在當代，官僚體制依舊運行，但新時期，領導給下屬提了新任務，那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心全意將經濟搞上去。於是，政績考核加上了「發展」一項，並要求官員處理好「發展」與「穩定」的關係。這樣一來，清代這種「不關心當地發展」的思維被迫拋棄，轉變為積極的招商引資，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因為人所共知的多種原因，勞動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某種侵害，基本人權未得到應有保障，這些造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問題。怎麼辦呢？為了升遷和保職，經濟是不能放的，但群眾鬧事也是個問題。於是，他們開始錯誤地認識到，中央所求的「穩定」，並不是真心實意地要保障人權，所以群眾問題只要捂住了別鬧大就行。這樣，就造成了一種現象——經濟上的開放與日俱增，而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改革裏足不前。同時，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發生重大煤礦安全事故之後，地方官員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瞞報」，因為這個事「鬧大了」，若「捂不住」，等「上面問下來了」，「烏紗帽就保不住了」。為了求升遷，為了個人的利益，也因為沒有戰略性的眼光，中國的許多官員只會「對上負責」，而不會「對人民負責」、解決民生問題，更不用說「對歷史負責」，進行實質性的體制改革與建設了。但是，這一切都在改變，中國的戰略家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開始採取切實的行動來解決問題了，而不是只停留在空泛的理論教條上；尤其是今年的奧運會，現在各方都將其看成為促進中國轉型的良好契機。如果中央為籌備奧運而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能在奧運後變為固定下來的制度，而不是只為給外國人充門面的話，那麼，奧運為我們留下的遺產將不只是一些體育場館，而是一個更加開放透明和人性化的中國。但是，這也不能湮沒我們當前的憂慮，很多西方媒體認為，奧運將成為對中國現行政體的巨大考驗，而中國很有可能失敗。奧運確實是對官僚們政治智慧的大檢驗；而從中央到地方，因為囿於傳統的官僚政治文化，中國的改革也會不可避免的出現一波三折。既然會一波三折，既然不會一帆風順，那麼每個政治參與者就應該盡自己所能，參與到改革中來。以個人的拙見，我認為，中國現在的人本主義化的改革也可以概括為「一上一下」，「一上」是指在官僚體制依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擺出改革的堅定決心，並戰略性地認識到歷史前進的方向和「人」之作為「人」的人性價值，而不只是作為「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價值，然後，利用「自上而下」的壓力傳導機制讓為官者認識到，中央是說到做到的；同時，通過教育，讓「以人為本」的觀念深入官員的人心，讓「官僚體制」對人民釋放善意。但光有「一上」是不夠的，它只能使中國成為「貞觀之治」那種類型，要想使改革永遠不回頭，必須配合「一下」，那就是人民自下而上地提出自己的合理的訴求，對整個官僚體制施加自下而上的壓力，並學會接受自上而下的善意。提出「一下」，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了，民間力量確實有了可喜的壯大；而且由於新技術革命的推動，民間表達渠道多元化了。有了「一上一下」，還要「上下相遇」，那就是，官方同民間共同商議，在中國現實國情的基礎上提出可行的制度設計計劃，使理想通過制度變為現實。實現這一切，要求國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正確協調「承認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和「進行批判」的關係。我們說，認識到「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並不是屈從於現實；從「理想」的角度考慮歷史人物的行為，也並不能無視現實；目下必須要將二者結合起來。承認「歷史長期合理性」，不意味著不需要批判，因為中國的現實體制具有一種惰性，在執行政令的過程中，下級官吏經常會打折扣，這就是因為監督不足造成的。你若不批判他，而只宣揚「大歷史觀」，他們就會得過且過，躺在過時的功勞簿上打呵睡。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防止別有用心者，將「歷史長期合理性」作為幌子，認為在開放初期的當下，「犧牲人的價值實現經濟發展」仍是理所應當的，從而「不作為」，甚至「負作為」，繼續搞官商勾結，繼續無視民生問題。我們一定要防止這樣的當政者用「歷史的名義」而淡化個人在歷史中的責任，用「歷史的名義」來為自己的利益打掩護，從而造成歷史的原地踏步。最後，還是用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的話來結束文章吧：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2008.7.31 於天津市南開中學高三1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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