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毅：1美元起步的哈佛講席教授｜華人之光

28年前，當25歲的張毅隻身一人前往美國，抵達塔拉哈西機場時，他身上只有1美元。

28年後，張毅成為了整個表觀遺傳學領域的科學家領袖之一，哈佛醫學院的Fred Rosen 講席教授，至今連續三次入選霍華德·休斯研究員。

在這之間，他曾經差點沒有得到面試博士後工作的機會，曾經想過離開科學界，曾經在挑戰表觀遺傳學重要問題時面臨激烈競爭。

這位世界著名的生化學家，是如何煉成的？

去年初冬，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從波士頓來到北京參加學術會議的張毅向《知識分子》回憶了他的科研生涯。

遭遇挫折

1996年春的一天，張毅走進丹尼·賴因伯格（Danny Reinberg）的辦公室。他想跟老闆談談，是不是應該換個方向。

來到丹尼的實驗室做博後工作快一年了！眼看合同就要到期，老闆安排的實驗並不順利，推測的現象根本觀察不到。

他感到焦慮，以及壓力。

「不要那麼孩子氣，」聽完他的想法，丹尼說。他沒有同意調整方向，並勸張毅耐心點——這是個全新的領域，需要時間。

丹尼領導的這個位於新澤西州皮斯卡特維（Piscataway）的實驗室擅長轉錄研究，不乏精兵強將。

無法說服丹尼，張毅決定再試試，同時也開始嘗試自己選的一個課題。只是他的時間不多了。

「如果下一年不給我更新工作合同，我去哪兒？」張毅開始面試公司的職位，考慮離開丹尼的實驗室。

1996年下半年，當他猶豫要不要去公司的時候，研究出現了轉機——他的自選課題有了重要進展！

20世紀90年代，是表觀遺傳學興起並逐步發展的一個時代。因為一篇文獻的指引，張毅在當時學術界知之甚少的真核生物轉錄抑制機制研究領域，打開了一扇窗。

從此，張毅一發不可收拾，在接下來的近20年的獨立研究生涯中，他成為整個表觀遺傳學領域最為活躍的科學家之一。一次又一次，他挑戰表觀遺傳領域的重要問題，並且作出了重要的工作。

張毅的第一篇Cell論文

分子生物學中心法則自1956年弗蘭西斯·克里克提出以來，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人們得以理解，遺傳信息在生物大分子之間傳遞，由DNA轉錄為RNA，再由RNA轉譯為蛋白質，由此也奠定了遺傳學的分子基礎。但傳統遺傳學並不能解釋某些生物學現象，特別是DNA序列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出現不同的表型。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科學家逐漸發現，染色質中的核酸以及組蛋白上有一些化學修飾能夠影響基因的轉錄，有些修飾還可以遺傳到子代細胞——這種現象被稱為表觀遺傳。

在張毅做博後研究的20世紀90年代之後二十年，生物化學研究開始在表觀遺傳學這一領域大放異彩。科學家分離鑒定了許多參與表觀遺傳的各種重要的酶和活性因子，把表觀遺傳的研究發展為一個成熟的體系。

1995年3月，西雅圖一個癌症研究中心的實驗室首次在哺乳動物中發現一種叫做Sin3A的大分子蛋白質，能夠抑制一些能結合至特定DNA序列的轉錄因子功能，其中包括著名致癌蛋白Myc家族的Mad蛋白。然而Sin3A如何抑制轉錄，人們一無所知。事實上，當時學界對於真核生物的轉錄抑制機制所知極少。

1996年，就在張毅為無法突破丹尼給的課題實驗而苦惱時，他讀到了這篇論文。隨後，張毅向西雅圖的這個實驗室要來了Sin3A的抗體，通過免疫沉澱，純化了包含Sin3A的蛋白複合物，發現複合物中有組蛋白去乙醯化酶（HDAC）及其他蛋白。

勤讀文獻，總會有收穫。1996年4月，《科學》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報導了哈佛大學的斯圖亞特·L·施萊伯（Stuart L. Schreiber）實驗室分離出第一個HDAC，並證實HDAC可抑制真核生物的DNA在染色質上的轉錄。

組蛋白是真核細胞染色質中的主要蛋白質組分，由許多帶正電的氨基酸組成，可緊密纏繞帶負電的DNA，阻止DNA轉錄因子和RNA 聚合酶——一種負責從DNA模板製造RNA的酶——結合至DNA，因此抑制轉錄的發生。蛋白質的乙醯化是生物體中一種常見的化學反應，它能中和掉組蛋白上的正電，使組蛋白和DNA的結合不再緊密，DNA轉錄因子和RNA聚合酶便順利結合至DNA，進行轉錄。組蛋白去乙醯化的作用正好相反。

HDAC是單獨作用，還是需要其他蛋白，比如Sin3A的幫助？

讀到這篇論文的張毅不由地聯想到了含有Sin3A的蛋白質複合物。

那一刻，張毅似乎看到了一扇窗正在打開。他迅速告訴丹尼，自己可能發現了解開Sin3A及HDAC抑制轉錄機制的線索。丹尼很高興，讓他繼續研究。

1997年5月，張毅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細胞》（Cell）文章。

?「這是張毅1990年代在丹尼實驗室曾經使用的電源，至今還在運行。它已經經歷了好幾代的博士後，我正在使用它做實驗室！」丹尼實驗室的博士後Jia-Ray Yu說。圖片來源：Jia-Ray Yu

在接下來兩年多的時間裡，張毅一共發表了6篇關於HDAC複合蛋白體的工作，包括2篇《細胞》，2篇《分子細胞》（Molecular Cell），一篇《基因與發育》（Gene&Development）和一篇《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這些論文不僅對於系統地闡明真核生物的基因轉錄抑制機理作出了重要貢獻，更發現一種新型複合體NuRD，同時包含HDAC和一種能夠水解ATP（三磷酸腺苷，在生物化學中是一種核苷酸，負責細胞內的能量傳遞，能夠儲存和傳遞化學能）產生能量、並重組染色質的酶Mi2b。在此之前，科學界普遍認為這一類ATP水解酶只幫助啟動基因轉錄。張毅的研究表明，基因轉錄抑制也需要ATP水解酶。

沒有機會，他爭取機會

鮮為人知的是，張毅當初申請丹尼實驗室時，差點未能得到面試的機會。

1995年春，即將從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博士畢業的張毅開始尋找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他手上的論文有三篇，一篇發表在《分子與細胞生物學》（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一篇發表在《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還有一篇即將發表在《基因》（Gene）。

?1989年，張毅到達美國後的第一個周末。圖片由張毅提供。

顯然，這樣的簡歷並不突出亮眼。「相對於博士後研究時的成績，PhD（博士）階段的工作是不怎麼樣」，張毅說，「但是我並沒有覺得自己特差」，「我為什麼不能爭取申請進入最好的實驗室」。

他申請了三個實驗室，一個做細胞周期，一個做癌症，一個做轉錄，最後一個即是丹尼·賴因伯格在新澤西州立醫科大學的實驗室。

但是，看了張毅的簡歷後，丹尼拒絕了他。

不久，丹尼收到張毅的一封郵件。

「他說他即將在冷泉港實驗室參加一個面試，很快會來到紐約地區，問能否停留一下談談。」

見面聊了之後，丹尼改變了主意。「在談話中，他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問題（pointing questions），而且他知道的比我預期的要多得多，比如染色質、轉錄和遺傳學。我實驗室的兩個人與他談話後，我們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他將是實驗室一個很好的補充（a very good addition）。」丹尼回憶說。

張毅在博士研究生階段跟隨導師研究具有催化活性的RNA，由於RNA容易被降解，比做蛋白質和DNA難，張毅在這期間的訓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為fail（失敗）太多次，哪個東西fail掉是什麼原因，多fail幾次，你就知道了，就像久病成神醫」，張毅說。

他爭取並抓住了機會，最重要的是，證明了自己。

「張毅在我實驗室的工作漂亮極了（fantastic）！」在今年6月底的一次視頻通話中，已經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紐約大學任教的丹尼·賴因伯格說。

?2014年，張毅受邀參加慶祝丹尼60歲生日的學術派對，並做主題報告。前排從左至右為羅伯特·瑞德，丹尼的博士研究生導師Jerry Hurwitz；後排從左往右為：張毅、丹尼、給丹尼第一個教職的系主任Masayori Inouye。圖片來源：丹尼實驗室

張毅的神秘夜生活

「每天比我早到實驗室，又比我晚離開實驗室」，「像機器一樣運轉」。在丹尼的描述中，張毅聰明、高產、勤奮。

在丹尼的實驗室，曾經有一面牆貼了所有前實驗室成員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好玩的。比如照片中一個男生在拿大頂，旁邊的圖說是：「這個實驗室太瘋狂了，一切都是顛倒的！我們在夜裡工作！」

張毅的照片的解說則是：「The secret night life of Yi Zhang」(張毅的神秘夜生活)。

張毅的神秘夜生活到底是什麼？

「在實驗室里穿個白大褂跑膠，哈哈哈，在那裡跑電泳做實驗。」曾在丹尼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的朱冰揭曉了答案。

?丹尼在紐約大學的實驗室牆上掛著所有前實驗室成員的照片，此為做博士後時的張毅。來源：丹尼實驗室

現為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的朱冰於2002年加入丹尼的實驗室，那時候張毅已經離開，並開展了3年的獨立研究。雖然當時並不認識張毅，朱冰卻聽說過很多關於他的傳說。

「比如說，我們當時有個實驗員，在丹尼實驗室就經常幫著某一個博士後做點工作。她就跟我們在那兒說，你們很多人都沒有張毅work hard（努力），我當時跟著張毅做的時候，那個活兒叫多呀！」朱冰說，「意思就是說我跟著你們做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多活。」

張毅在丹尼實驗室留下的另一個傳說，是他曾兩個星期沒回家連軸轉，一口氣純化了一個蛋白質的複合體，「而從頭到尾把這項工作按部就班地做，可能也要一個月」。

後來，朱冰還專程問過張毅這是不是真的，「他總是否認，說這個誇張了——回家洗個澡還是有的」。

做蛋白質純化，「過柱子」是少不了的步驟之一。過柱子是生物化學家對柱層析分離蛋白的通俗叫法。一般來說，純化一種酶需要過六七個柱子，而過一個柱子並分析結果往往需要半周或一周左右。很多人會把當天分離出來的蛋白冷凍起來，第二天再分析。

張毅覺得這樣很不高效，並且對酶的活性不好。

「酶就是蛋白質，蛋白質一凍一解凍，酶活性會降低，所以我就不冷凍了，前幾步，純化組分，直接很快地分析，必須快，如果慢了酶會降解……」

「如果你把這個事情當成自己的事，你會自然地思考什麼方法是最合適的。」張毅說。

「我一直認為，我是給自己幹活，不是給丹尼幹活。」張毅說，「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蛋白純化出來，無論如何一定要達成目標（whatever it takes to get things done）。」

當然，工作之餘，張毅的夜生活還有古典音樂，柴可夫斯基是他的最愛。

「他的作品不但優美，還使人振奮。比如他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和《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都是我喜歡的協奏曲之一。當然還有他的家喻戶曉的《天鵝湖》。」

「他恨不得把整個表觀遺傳領域橫掃了！」

「我對科學的追求有兩種，第一種是你做了以後，大家都跟著做」，「do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 can be in textbook」（可以載入教材），「第二種因為你的工作直接leading to a treatment（導致一種療法）， 或者是因為你的工作找到一個drug target（藥物靶點）」，張毅說。

?插圖：「科學就象一盒巧克力，你吃得越多就越喜歡它。」離開丹尼實驗室時，張毅寫下這句話。圖片來源：丹尼實驗室

1999年，張毅從丹尼實驗室離開，來到了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當助理教授，開始了自己的獨立研究。

第一個工作就是尋找人類的組蛋白甲基化酶。

組蛋白甲基化在20世紀60年代已被報導可能與轉錄有關，但是科學家一直找不到催化組蛋白甲基化的酶，無法有突破性的進展。

利用一個又一個管柱層析，生化實驗功底紮實的張毅將細胞核中的蛋白質全數分管收集，一管一管測試組蛋白甲基化酶的活性。通過這種一網打盡的方式，他在三年內共純化了六種組蛋白甲基酶。

「他（張毅）在表觀遺傳學領域做出了重要的發現，比如一系列的組蛋白甲基轉移酶，其中DOT1還與白血病相關。當然最廣為人知、最重要的就是關於PRC2/EZH2複合體的研究（2002年發表於《科學》雜誌）。他不僅發現了這些組蛋白甲基轉移酶，並且闡明了它們的生物功能。」洛克菲勒大學的生物化學家羅伯特·瑞德（Robert Roeder）評價說。

瑞德是張毅博士後導師丹尼·賴因伯格的博士後導師，第一位找到真核生物RNA聚合酶的科學家，被認為是基因轉錄界的教父，2003年獲美國拉斯克（Lasker）醫學獎。

瑞德所提到的DOT1與PRC2/EZH2複合體，不僅在發育過程扮演重要角色，更與細胞癌變息息相關——張毅和H.羅伯特·霍維茨（H. Robert Horvitz，2001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在2007年創建的生物醫藥公司Epizyme，就以EZH2和DOT1為基礎標靶。這兩種組蛋白甲基化酶的抑製劑作為抗癌新葯，在五、六年內相繼都進了臨床試驗，Epizyme公司也於2013年在納斯達克上市。根據Epizyme公司今年6月發布的數據， EZH2的抑製劑對於一種特別的淋巴瘤有極高的療效， 臨床實驗數據顯示，「EZH2突變的淋巴瘤患者（對抑製劑的）客觀響應率為92%」。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情況下，PRC2和另外一個轉錄抑制複合物PRC1共同作用。張毅實驗室首先發現PRC1具有泛素化酶活性，並證明此酶活性與PRC1的轉錄抑制功能相關。這一工作於2004年在《自然》雜誌上發表。

2001年之後，張毅帶領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陸續研究組蛋白和DNA的去甲基化。到底有沒有組蛋白去甲基化酶？當時科學界懷疑，這種酶可能根本不存在，組蛋白甲基化之後，甲基可能不會被去除，可以遺傳到子代細胞。

「最初在尋找的時候，沒有什麼線索，也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逆轉，也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東西，」張毅說。他的實驗室設計了很多實驗，卻都沒有好的進展。

2002年，張毅讀到《自然》上的一篇文章，報導細菌中有一種叫做AlkB的酶，能去掉受損DNA鹼基上的甲基，並且產生副產物甲醛。他假設類似的化學反應也可以去除組蛋白上的甲基，於是建立了相應的測試系統。最終，張毅實驗室在2005年12月在《自然》雜誌以長文形式報導了一群帶有Jmjc 結構域的蛋白質家族具有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活性。

「他（張毅）在哈佛的同事施揚（華人科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也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發現了第一個組蛋白去甲基化酶LSD1。但LSD1隻能除去兩個甲基，而毅發現的去甲基酶可以去掉三甲基的標記，是一種相當重要的酶類。張毅做出這項工作之後，很多人追隨投入研究這一類蛋白酶。」 瑞德說。

?2005年，張毅成為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有史以來首位入選霍華德·休斯研究員的科學家。圖片來源：hhmi.org

緊接著，張毅實驗室開始研究表觀遺傳領域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到底有沒有DNA去甲基化酶？

人們當時已經知道，DNA甲基化是一種重要的表觀遺傳學修飾，是我們的基因組遺傳信息表達呈現出多樣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否存在DNA去甲基化酶，也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根據真菌和寄生蟲體內合成DNA的鹼基U（Uracil，尿嘧啶）的化學反應，他推測DNA去甲基化的第一步需要具有和鹼基T（thymine，胸腺嘧啶）水解酶相同性質的蛋白，因此找到了Tet 家族酶。2010年，《自然》雜誌報道了張毅實驗室發現Tet蛋白（哺乳動物發育和骨髓造血的一個關鍵蛋白）可以將DNA上的甲基5mC（5-甲基胞嘧啶，一種表觀遺傳修飾，指的是胞嘧啶C甲基化後，5號碳多了一個甲基的形態）氧化為5hmC（5-羥甲基胞嘧啶，一種修飾鹼基）的工作。

重要的生命科學課題總不乏競爭者。2009年，美國科學院院士、當時在哈佛醫學院的Anjana Rao在《科學》雜誌首先報導了Tet1可將DNA上的甲基5mC氧化為5hmC。

「我們就比Anjana Rao慢了一步！」張毅說，「沒有人想到會是Anjana Rao，因為她不是做表觀遺傳的，她在免疫研究領域已經功成名就了。」

當然，未能第一個發表DNA去甲基化酶，並沒有影響張毅的接下來的研究計劃。根據張毅的假設，Tet催化的反應不應該只到5hmC。2011年，張毅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證實，Tet 家族酶不僅可將5mC氧化為5hmC，更可進一步將5hmC氧化為5fC（5-甲醯基胞嘧啶）及5caC（5-胞嘧啶羧基；與此同時，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徐國良也報導Tet家族可將5hmC氧化為5caC——徐國良在201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這三種新型DNA氧化鹼基的發現，改變了科學界對DNA組成的基本認識。」 張毅說。

「他還研究了在Tet酶的作用下，DNA去甲基化通路的反應細節。他甚至在早期胚胎和生殖細胞中展示了它們的功能。」瑞德說。

?張毅實驗室在表觀遺傳領域的主要發現。來源：張毅實驗室

「他恨不得把整個表觀遺傳領域橫掃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許瑞明說。

「他（張毅）在表觀遺傳領域的工作，真正做到了的，一個是開創性，一個是嚴謹。」許瑞明認為，張毅用生化的方法將實驗做到了極致，「他的東西非常solid（紮實）——如果不紮實，經不住時間的考驗。」

「張毅在表觀遺傳學領域的貢獻是非常系統的，在整個染色質修飾方面，包括組蛋白的修飾和DNA的修飾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朱冰評價說，「就像一串項鏈，裡面既有幾顆大鑽石，也有一些小的珠子，整個一串放在一起特別漂亮。」

「張毅是一個對一切充滿熱情的人。在表觀遺傳學領域，他總是能發現新興的熱點，然後投入其中，做出傑出的工作。」 羅伯特·瑞德說，不吝於表達對張毅的欣賞。「他在學術上可以說是aggressive（積極進取）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總是處於前沿的位置」。

?《科學觀察》2008年的高影響力作者排行

2008年，在湯森路透公司旗下《科學觀察》（Science Watch）發布的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領域（2002-2006）高影響力論文作者排行榜中，張毅排名第7，是當時唯一入選Top20的華人科學家。2014年，湯森路透公司公布過去十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名單，張毅再度上榜。

2012年，張毅加入哈佛醫學院，成為Fred Rosen 講席教授。他與美國科學院院士庄小威教授是同時擁有哈佛講席教授及霍華德·休斯研究員雙重身份的華人科學家。

「沒有比我的學生成功更happy的了」

2012年1月，陸發隆來到張毅的實驗室，開始了持續5年半的博士後研究。今年5月，他被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全職引進，併入選「青千」（「千人計劃」青年項目）。

「我到實驗室第一天，有一個博士後跟我說，你千萬不要跟老闆比誰在實驗室呆的時間更長……後來發現毅確實是每天在實驗室呆的時間最長的……」陸發隆說。

陸發隆逐漸發現，張毅雖然自己每天都在實驗室，但一般不管實驗室成員的具體工作時長，而是注重確實的工作進展。因為張毅隨時都在，組員有什麼問題和進展，都能很快地討論，尤其是蛋白質生化方面的問題。

然而，令陸發隆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導師的訓練策略。

在最初一年半的時間裡，陸發隆嘗試了幾個不同的課題，「最後發現要麼做不下去，要麼有些別的實驗室發表的文章重複不了，還有些現象是反應污染導致的假象」。

「當時挺受打擊的，一年半做了好幾個東西都不成。」陸發隆說。

到了2013年的5月，「毅和我們聊天說，我們做了這麼多不同的projects（項目），雖然我們花時間探索這些非常有意思、非常難的課題，這很正確，但是由於這些課題都不成功，我們還是應該做一些相對比較容易有結論的東西」。

陸發隆隨後調整了方向，開始研究基因組中DNA主動去甲基化發生的區域，最後發現DNA主動去甲基化主要發生在增強子（enhancer）區域，「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

「一般剛來的話，我都是給他們最有挑戰性的課題。」張毅說，「如果你只做安全的項目，不會有什麼重大影響力的發現。」

但是，他話鋒一轉，「在經過幾次失敗之後，失去信心之前，應該換風險比較小的課題，這樣不至於把對科學的興趣完全摧毀。有了信心，再挑戰更難的」。

發了自己博士後期間的第一篇論文（第一作者）後，陸發隆繼續在張毅的指導下改進了一種用少量細胞繪製細胞染色質功能區調控元件的技術，並用於小鼠著床前胚胎髮育研究，「揭示出早期發育過程中染色質調控景觀動態變化的過程」。這一研究於去年發表在《細胞》雜誌。

張毅相當重視這一項研究。在極少量的小鼠胚胎細胞中，找到第一個啟動一連串胚胎髮育相關基因轉錄的轉錄因子，了解精卵結合之後生命最初時刻的生命程序啟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基於這一工作，張毅實驗室還揭示了一種全新的基因印記調控機理。這一工作將以長文形式，7月19日在《自然》雜誌發表。

?2015年，張毅與實驗室成員，第三排左一為陸發隆。圖片來源：張毅實驗室

在馮沁眼中，張毅是個很為自己的學生和博士後著想的一個導師。馮沁現為貝勒醫學院助理教授，是張毅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

「表面上看起來張老師有些嚴肅，不易接近，實際上他做事大度。比如在申請專利的時候，他總是和參與研究的博士生或博士後分享同樣的百分比。再如他的博士後找工作的時候，他都儘力推薦，而且鼓勵他們把自己的項目帶走，所以張老師實驗室培養的博士後大多數都成立了自己獨立的實驗室。」

「每個暑假，張毅會組織一次全實驗組成員到海邊度假。他掏腰包租上數天的臨海大房子，我們在那裡一起嬉浪，玩沙，捉螃蟹，燒飯做菜。這些都是我美好的記憶。」馮沁在給《知識分子》的郵件回復中說。

至今，張毅實驗室已培養了約二十位獨立教授或研究員。最近有三位華人博士後回國，都拿了「青千」。

「對於我來說，沒有比我的博士後和學生成功更重要、更happy（高興）了！」張毅說。

張毅的新夢想

「我是比較幸運，每一步，我的夢想都真的實現了。我想從一個偏遠山區小縣城來到北京，我真來北京了，後來又想去美國，也真的去了。」

1963年，張毅出生在重慶秀山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兄弟姊妹五個，他排行老小。

母親去世得早，張毅4歲時就隨姐姐開始上學，5歲正式註冊上小學一年級。因年紀實在太小，回家待了半年後，6歲重新上小學。

課本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給小張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時就夢想有一天能夠到北京讀書。

?1980年到北京上學的第一個周末，張毅來到夢寐以求的天安門廣場。圖片由張毅提供。

1980年，高考恢復後第4屆招生，16歲的張毅參加高考，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的生物物理專業。

「和一般生物專業學生比起來，可能我的物理、邏輯思維能力要好一些，但是生物知識要少一些……因為訓練是按照物理、化學專業的訓練來做的，下一步要做什麼，意味著什麼，預示著什麼東西，這方面考慮得比較多一些。」

中午休息時，張毅喜歡聽收音機上講國外留學的小說連播。「聽了在美國的公派留學生的生活，覺得美國不錯」。張毅萌生了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念頭。

1986年，張毅碩士畢業留校，一邊工作，一邊準備托福考試。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60元，申請美國一所大學的費用為25美元，摺合當時的人民幣200元。

攢了兩年的工資，張毅申請了三所美國的大學，均被錄取，其中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提供獎學金。

1989年8月15日，張毅搭乘北京經停舊金山到亞特蘭大的航班，前往美國。

出發前，張毅從朋友那裡兌換了100美元。到了美國，張毅才發現一張從亞特蘭大到佛羅里達州首府塔拉哈西的機票就要99美元。

「我想，如果機票超過99美元，我怎麼過去？」回憶起這一經歷，張毅現在還覺得太巧。

帶著僅剩的一美元，8月17日下午2點，張毅抵達塔拉哈西的小機場。

一美元換成了硬幣，電話聯繫上早去一年的大學同學。

半小時後，坐上同學的小汽車，張毅開始了新的生活。

2012年7月，已經在表觀遺傳學領域功成名就的張毅搬到波士頓，開始逐步轉向腦科學研究。

從科學的角度弄清楚學習是怎麼一回事，是張毅的新夢想。

「我們學習時，大腦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使你覺得你學到一個東西？它背後的生物學的基礎是什麼不是很清楚。」

從表觀遺傳學到腦科學，這一跨越無異於一次新的冒險，但張毅並不畏懼。「活著是為了什麼？做重要的事情，make your life meaningful（讓你的生命有意義），通過你的工作影響別人。」

「我的實驗室開始做腦科學已經五、六年了，至今還沒有發表過文章，但我們已經建立了很好的體系，可以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很期待在這個領域有新發現」，張毅說。

「他是我見過的科學家中最determined的」，朱冰曾這樣評價張毅，「他目標堅定，做一件事情是：我想做成，而且我要做成，一定會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