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史反思

辛亥百年史反思作者：林賢治來源：《鳳凰周刊》2011年27期

　　[內容摘要]：辛亥革命留給現代中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是什麼?是結束了長達兩千年的專制主義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僅此一項，革命已是功德無量。

　　紀念何為?

　　20世紀曙色初露，中國腹地爆發了一場革命，東方的第一場革命：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向何處去?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它是一出正劇、鬧劇，還是悲劇?這是一個問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們的學者在海外拋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告別革命」。從論述中可以看到，這裡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內。

　　隨著「告別革命」的口號滾滾而來的，是保守主義的濁流，泛濫於近20年中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的、顛倒的歷史畫面，聖徒變成魔鬼，小丑化為英雄。革命的正當性和歷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魯迅當年不滿於同樣的情狀所說的那樣，許多烈士的血被踏滅了，在戰士的缺點和創傷那裡，圍繞著一大群嗡嗡嚶嚶的「完美的蒼蠅」。

　　辛亥革命留給現代中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是什麼?是結束了長達兩千年的專制主義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僅此一項，革命已是功德無量。

　　當然，一個專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種力量促成的，所謂「力的平行四邊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從中起到了槓桿的作用。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曾出現過這樣一群理想主義者，實幹家，勇於追求、熱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個擁有龐大的鎮壓機器的舊制度作殊死鬥爭的過程中，他們煥發出集體的創造的活力，歷史的首創精神。辛亥革命是觀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與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宮廷政變和農民起義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領導層是新生的知識分子，他們盜取西方的「天火」，以政黨和現代社團的方式組織起來，並且利用現代宣傳媒介進行社會動員，讓傳統社會中的士農工商，包括海外華僑共同參與，這都是沒有先例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革命黨人在論戰和鬥爭實踐中所培育起來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參與公共事務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舊的、令人窒息的社會意識中的新鮮空氣，激蕩，播遷，而影響深遠。

　　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沒有擴大，反而轉眼之間萎落了。在「共和」的廢墟上，出現「一黨專政」，出現不稱帝的帝王式人物。用魯迅的話說：革命以前是做奴隸，革命以後，竟做了奴隸的奴隸了。

　　作為辛亥革命的親歷者，魯迅即使確信革命已經蛻變，對於革命的前驅者，乃至革命本身，始終不曾有過不負責任的指責;相反，他認為革命的遺產是珍貴的，所以希望有人認真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青年人看，而深恐失傳。

　　這就是紀念的意義。晚清著名的洋務派人物李鴻章說是「開三千餘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我們至今仍然置身於這「大變局」之中。在未來的時間維度上，想必我們會一再重逢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出現這些字眼的時代，正是100年前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時代。

　　英法聯軍佔領北塘左營炮台後，英、法分別佔據炮台西、東兩側高台作為總部。

　　由於僧格林沁的部隊從這裡撤防，因此雙方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鬥，

　　地面上是清軍撤離時棄置的火炮和彈丸。

　　1860 / 08 / 02-12

　　北塘左營炮台的英軍總部費利斯·比托(Fel ice A. Beato)，

　　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從「自強」運動說起

　　馬克思這樣評論中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的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1840年，解體的時間開始了。馬克思說：「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是英國的鴉片加大炮，最早打開這個古老的密閉的空間。

　　這是中國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帝王有帝王的榮恥觀。在他的眼中，中國乃「天朝上國」，居「天下之中」，所有國家都是藩屬國，使節前來都要行跪拜禮的。想不到終有一天，朝貢關係變作了條約關係，自然是奇恥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次年，1861年，咸豐「龍馭上賓於天」了。

　　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從此登場。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同治帝不過是體制的一個象徵而已，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位陰鷙而強硬的母后手中。由於根基未穩，又缺乏治國經驗，從身份來說只能「垂簾聽政」，這樣，就暫時騰出了一個舞台空間，由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文祥，結合外省的幾位封疆大臣，一起折騰他們所謂的「自強」運動。她一面虎視眈眈，一面集結保守勢力，隨時準備出擊。

　　「自強」，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挨打後冒出來的一個新詞。它最初用於外交方面，後來就跟辦洋務聯繫起來了，所以自強運動也稱洋務運動。先驅者是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等。魏源的名言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則提出「用夷變夏」，而「自強」作為一種政治主張，也是他率先提出來的。知識分子的言議無足輕重，檢驗真理的最後標準唯是最高當局的實踐。這時，奕?和文祥有了明確的指示：「探源之策，在於自強之術，必先練兵」;「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稍後，地方領袖張之洞寫成著名的《勸學篇》，其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實質上代表了整個洋務派的觀點，也是貫穿晚清整個改革的綱領。「體用」是個綱，綱舉目張，路線被確定為引進、購買、仿照。改革最先是器物的改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太平天國被鎮壓之後，地方督撫的勢力得到迅速擴充。在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曾國藩的倡議下，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局，由第一個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購買機器，鑄造槍炮船舶，並開設翻譯館。10年間共翻譯98種西洋著作，其中47種自然科學，45種軍事和技術類，可知當時「新學」的趨向。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是有名的，打造了40艘船艦，所屬還有船政學堂，培訓學員，其中就有後來留英，做《天演論》的嚴復。繼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開設了金陵機器製造局，在上海和廣州開辦外語學堂，接著派遣留學生，嘗試教授西方自然科學等。隨著曾國藩的去世，左宗棠起任西北，奕?遭到慈禧的懲誡而淡出政壇，李鴻章被調往天津，長達25年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但由於職地靠近北京而且得到慈禧的寵信，成了中國洋務運動的首席設計者和倡導者。

　　到了1870年代，洋務的範圍漸漸有所擴大，除了國防工業之外，輪船、鐵路、開礦、紡織和電報等高利潤的企業也發展起來了。開始時，企業都是國營的、官辦的，接著有了官督商辦;純粹商辦性質是後來的，而且比重很小。只要官方插手，所有企業必然帶上官僚機構僵化的管理模式和裙帶作風。官商結合加劇了官場的貪污腐敗現象，李鴻章據傳留下4000萬兩白銀家產，有可能是最大的「官倒」。他挪用300萬兩海軍軍費為慈禧修造早已被毀的頤和園，以致甲午戰敗，有人把賬算在他的頭上。

　　對於改革，國家的權力結構是一種動力，無疑也是一種阻力。它完全可以通過人事調動和政治決策進行直接干預，連同文館這樣的機構，慈禧也要「摻沙子」;她要在所有能夠控制的機構內安插親信，以牽制改革派。而改革派之間則又充滿各種矛盾，「內耗」不斷。

　　改革是一個魔瓶。而今，蓋子已經打開。按邏輯發展下去，最終竟鬧出一場革命來，這是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所以，有論者論及「中體西用」的發明者、中庸的改革家張之洞與革命的關係時，說是「種豆得瓜」。

　　同時代的托克維爾有這樣一段近乎預言的話，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戊戌維新：一場流血政改

　　鴉片戰爭之後，屈辱的條約簽訂似乎已經讓慣於遺忘的中國人處變不驚。當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慘敗的消息傳出之後，舉國上下，仍然無法承受這意外的刺激。日本，在中國人看來不過是東夷小國，中國即使如何戰敗也不能敗在它手上。然而這是事實。而且，日本在談判桌上顯得那麼驕縱、貪婪，除了迫使中國開放更多的商埠和支付數倍於前的巨額賠款之外，還得放棄朝鮮的宗主權，割讓包括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在內的大片領土。中國的「自強」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成效在什麼地方呢?

　　最可怕的是，帝國列強接踵而至，掀起爭奪租借地的狂潮。德國佔領膠州灣，俄國佔領旅順，法國則聲稱華南和西南屬於它的勢力範圍。一時間，中國書報不斷出現「神州陸沉」、「豆剖瓜分」一類字眼。中國人籠罩在一種亡國的焦慮和恐懼之中。

　　只有當全社會感受到危難將至的時候，思想界才會變得活躍起來。最先覺醒的知識者發現：自強改革已經徹底失敗，究其原因，就在於不敢觸及現行體制。為此，他們呼籲：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必至亡國!

　　中國的傳統學者，總體上是昧於政治的，直到1890年代還耽留在國學的故紙堆中間。有志於改革的是極少數，像馮桂芬、郭嵩燾這樣明確主張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人物，在清政府中尤其罕見。不過，他們的思想，仍然免不了拖一條儒教的尾巴。曾經為清政府通緝而避居澳門的報人王韜，做過買辦的鄭觀應，還有在香港寫作的何啟和胡禮垣，由於身份不同，顯然思想更為徹底。他們從政治和道德方面質疑現行政體的合法性，但因此，在龐大的傳統勢力面前，只好被邊緣化。

　　在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當是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了。比起別的改革派人士，康有為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他解說孔子的「三世」說，據亂世為專制君主制，昇平世為君主立憲制，太平世為共和政體制。歷史直線發展，最終通往「大同」社會烏托邦。康有為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保國和保教，思想形式很傳統，但是君主立憲作為一個政治綱領，在老祖宗那裡是沒有的，所以一出台，便顯得咄咄逼人。

　　作為弟子，梁啟超的知識視野比康有為更為開闊。這是一個帶有政客傾向的狐狸型學者，天生的宣傳家。他的被稱為富有「魔力」的文字，對於傳布康有為的變革思想，發揮了極為出色的作用，但也常常有所超越。不過，對於君主立憲的宣傳和履踐，梁啟超始終忠實於老師的宗旨，不曾改變。

　　康梁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不只是思想方面，主要在於政治行動，而且是集體行動。

　　中國知識分子有「上書」的傳統癖好。康有為28歲時曾為譯事向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上書，兩年後在北京應試時又向皇帝上條陳，請求「變成法」。那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甲午戰敗次年，中國和日本在下關簽訂屈辱的和約;此時正值北京會試期間，康有為便抓緊機會起草了一份奏摺，讓1300名士子共同簽名，敦促政府拒絕和約，著手改革。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

　　1898年，即戊戌年初春，康有為重返北京活動。他再次上書政府，要求變法，意想不到的是，事情的發展非常順利。一、大氣候影響小氣候。國際環境且不說，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這對統治者來說頗有壓力。二、偶然因素，就是關鍵的人物翁同龢和光緒皇帝本人。

　　翁同龢是光緒的老師和心腹顧問，傾向改革。他把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推薦給光緒，引導光緒贊成維新。光緒到後來居然不滿足於閱讀漢人的著作，包括陳熾、湯震等維新派著作，要跟同文館的教師學習外語，以便日後直接閱讀西著。如此看來，對於有爭議的人物康有為，這位年青的皇帝是有興趣的;加以翁同龢舉薦，於是君臣間便有了歷史性的會見。

　　首先，皇帝下令總理衙門安排李鴻章、榮祿和翁同龢等高級官員接見康有為，接著正式宣布變法，突召康有為入宮。首次陛見之後，康有為被賜予總理衙門中的一個特殊位置，並享有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的特權。

　　光緒決心大力推行維新活動，從6月11日至9月21日，一百天內接連頒布一百多道上諭，可謂緊鑼密鼓。改革的範圍除了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之外，還有政府機構包括要害部門在內的調整。教育改革比較大膽，取消了八股文考試，代以時事和實學的策論，實際上是以考試標準改變教學內容;此外就是各種學堂的設立，著名的京師大學堂，就是在這時創建的。大刀闊斧的改革當數機構改革了，一批政府衙門被廢除，一批官員被黜退，而另外一批激進的青年改革家受到重用，像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等被調至軍機處任章京，參與審議和制訂政策。

　　為皇帝陛見所鼓舞，康有為又陸續呈上二十多件奏摺，提出各種具體的建議。從公布的變法詔書看，康有為大部分意見都被採納了，只有政改方面的建議，如頒布憲法和建立國會等被懸置起來。等到9月中，光緒竟然宣布可以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了。這是值得慶賀的事。然而，就在這時，喪鐘轟然響起。

　　按常理，光緒不會不知道，他根本不是國家的最高決策者。像政改這種大事，怎麼可以忘記帘子背後的那位老人的存在呢?無論如何，改革只能限制在讓老人感覺到個人權力不被觸犯的程度;而且，她的個人權力，是與滿朝元老、既得利益者、特權集團的安全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何況，光緒帝還有一個王位的正當性問題。同治死後，他並非法定繼承人，只是慈禧出於攝政的需要，才把他置於這個尊榮而尷尬的位置，只要慈禧動一下小指頭，他隨時都會摔下來。

　　9月21日，慈禧把光緒軟禁了起來。同一天，她宣布重新當權「訓政」，月底突擊發起一場清洗運動。許多康有為的追隨者遭到逮捕、監禁、革職和流放，譚嗣同等6位青年維新分子，所謂「六君子」被處死，血濺菜市口。康有為本人逃往香港，著作被禁;梁啟超流亡海外;光緒帝在此期間所發出的多數關於改革的上諭，一律宣布無效。朝廷同時發布禁令，禁止結社，關閉政府出版社，下令逮捕上海、漢口和天津的出版人和編輯，禁止就國事上書。

　　維新運動在血光中結束，史稱「百日維新」。

　　改良主義者倡言改革而反對革命，據說改革可以避免暴力和流血。戊戌變法不是很溫和的一種方式嗎?結果怎樣呢?合法性暴力往往為學者所忽略，他們從來不防暴政而防暴民，所以才有了貌似平和其實是為有力者張目的主張。不問國家和制度的性質，就預設了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社會改良方案，事實上只能是欺人之談。

　　圖：中國製造的第一輛簡易蒸汽機車

　　1881年唐胥鐵路通車時，唐山開平礦務局工程處工人憑藉英國工程師金達(Claude Willia

　　m Kinder, 1852—1936)的幾份設計圖紙，採用礦場起重鍋爐和豎井架的槽鐵等舊材料，

　　試製成中國製造的第一輛簡易蒸汽機車「中國火箭」號。

　　佚名，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USA)

　　新政改革：帝國的絕唱

　　1901年1月29日，經慈禧指示，皇帝發布「變法」上諭，改革得以重新啟動。戊戌變法是由光緒帝按照康有為的藍圖推動的，而這次新政不同，改革的總設計師換成了慈禧，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

　　慈禧在骨子裡頭是反對改革的，她對西方事物有一種本能的厭惡。之所以贊成改革，或者是迫於形勢，或者是出於策略的考慮，目的在於轉移國內的注意力，尤其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之後。張之洞在一封致一位軍機大臣的電報中透露玄機：「嗣聞人言，內意不願多言西法，尊電亦言『勿襲西法皮毛，免遺口實』等語，不覺廢然長嘆：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由此可見，這種形式主義的改革很難產生實質性的成果。

　　滿清王朝的最後十年，在教育、軍事、經濟文化方面，比起自強運動和戊戌維新階段畢竟有了很大的進步。美國學者卡梅倫把新政改革的上諭稱為「改革運動憲章」，任達則稱新政為「革命」，甚至說，晚清改革所發生的轉變，「無論在速度、範圍和持久性方面，是直到當時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所無以倫比的。」仔細分析，可知言過其實。

　　改革的波及面確實比較廣，但是流於膚淺，無法深入。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未及同步進行，來自不同範圍的改革難免互相牽制。儘管改革的項目不少，其實大半是洋務運動時代的擴大或順延。按照海外學者徐中約的說法，新政最大的成績只此三項：廢除科舉、建立現代學校、派學生出國。此外，當然也還可以列舉一些，比如官制改革、軍事制度的改革、新興城市改革，其中包括裁撤冗衙、組建新軍、建立警察制度等。不過，應當看到，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出於一般統治者減負維穩方面的考慮，目的在強化國家機器，擴大國家權力，而非出於社會改造的根本性規劃。

　　表面上看來，政府很重視政改。新政的上諭一下來，隨即創立政務處，收集並審查官員關於政改及行政管理的意見。1905年12月，清政府派出以載澤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分別到日本和歐美考察，回國後立即彙報、研究、討論，還成立了考察政治館，決定採取立憲政體，並開始憲政的準備工作。其實，一直拖到1908年8月，才出台憲政計劃;按計劃，還要等到9年(即1916年)以後才能頒布憲法，召開國會。

　　這就是任達所說的「持久性」。

　　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否定清政府的「中國的開放」的觀點。他認為，這不是開放，而是讓步。他提到早期的東突厥斯坦同浩罕的協議，是一種馴服蠻族的操演，即拿地方性的經濟讓步換取邊境的穩定。而1842-1843年同英國簽訂鴉片戰爭的協議，與此是十分相似的，無非是把內陸的經驗應用於沿海地區而已。他指出，歸根結底，滿族統治者是把他們的王朝利益放在首位的。後來的改革，其實也一樣，只是修復、填補已然毀損的政治機制，而不是致力於改變制度的基本架構。另一位美國漢學家魏斐德設想，如果中國不是內戰，以及後來與西方關係的急劇惡化，像李鴻章等的軍隊和江南製造局之類，統統都要解散。

　　圖：昆明，雲南新軍在訓練

　　庚子事變後，清廷推行新政，進行軍事改革。1903年成立總理練兵處，並令各省成立

　　督練公所，負責訓練新軍。這是雲南組建的十九鎮新軍在令字旗下操練隊列。

　　方蘇雅(Auguste Fran?ois)，王益群提供

　　新興知識分子及其分化

　　從自強運動開始，隨著改革的進行，東西方的政治文化交流愈來愈頻密，戰爭也不失為一種交流，致使觀念的衝突愈來愈激烈。過去的青年士子在現代學堂和國外留學生涯中迅速蛻變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在異常的政治氣候中成長，普遍培養了一種叛逆精神，蔑視傳統權威和現行政府。最可怕的是，留學人數愈來愈多，1890年以後，留學生每年以數倍人數劇增。他們辦報刊，組織演說，成立各種社團，發動國內學生傳播危險思想。

　　最早意識到青年知識分子的潛在威脅的是清政府，但是此時，它已無能為力。在意識形態方面，除了陳腐的儒家教條，再也拿不出具有煽惑作用的理論。到處是星星之火，且有燎原之勢，國內已經應付不暇，如何可能顧及海外?從這種左支右絀的情況可以看出，戰爭大大消耗了政府的元氣，它的執政能力已經大不如前。弱勢政府的存在，使環境變得相對寬鬆，知識分子活動更趨活躍。

　　1890年以後，知識界分為兩大派，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以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為首，改良派的領袖是康有為和梁啟超。

　　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職業革命家。1894年，他在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後赴日本，在華僑團體和留學生中開展革命工作。1901年由他資助秦力山創辦《國民報》，首次把革命和「排滿」口號結合起來。1905年成立同盟會，並創辦會刊《民報》，他親自撰寫發刊詞，闡揚「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報》由曾經發表《<革命軍>序》並因「《蘇報》案」入獄的章太炎編輯，其中的革命言論，在留學生界和國內知識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康有為流亡海外之後，在尊孔保皇的老路子上越走越遠。1899年6月，他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汲汲於各種活動，隨後在日本創辦會刊《新民叢報》，實際上宣傳君主立憲的任務，仍然落到梁啟超的身上。梁啟超青年時有反清思想，在湖南期間，大談「種族」和「民權」;到了日本，又成了倡行「破壞主義」的狂熱分子，還曾一度計劃與孫中山聯合。但當1903年去了一趟美國之後，從此便成了一位徹底的立憲主義者，不但絕口不談革命排滿，反而攻擊曾經醉心的共和政體。這樣，《民報》與《新民叢報》大打宣傳戰，已是勢不可免。

　　兩派論戰集中於革命與立憲等政治問題，其中又與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改良派認為滿漢矛盾是次要的，甚至說沒有「根本性衝突」;革命派則認為，滿人是侵略者，滿漢不兩立。革命派認為，不進行種族革命，則不能立憲，因此必須首先推翻清政府。他們把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統一起來加以論述，有關「排滿」，其實已經超越明遺民的思想，是接受西方的「人種」學說和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物。《國民報》有文章說：何謂自由!不受壓制就是自由。壓制分內權和外權壓制兩種，其中脫君權壓制而獲自由，如法國;脫外權壓制而獲自由，如美國。凡受君權壓制而不像法國人那樣行動，受外權壓制而不像美國人那樣行動，都不能算「國民」。

　　改良派反對革命派的共和國方案，極力攻擊革命派的理論根據，即盧梭的「國民總意」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革命派以「天賦人權」為依據，強調法國大革命所張揚的「自由、平等、博愛」，也即法的精神。關於共和，梁啟超有「程度不逮」論，認為國民的共和資格必須由開明專制或君主立憲養成，質疑人民管理政治的能力。《民報》發表文章說，統治者決不肯放棄特權，因此要清政府實行立憲，等於「求魚於樵，求木於漁」。有文章特彆強調，革命是立憲的必經之路。文章再度頌揚革命，認為革命不但是「爭權利捍衛生命之通則」，而且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中國「陳陳相因，積弊不掃」，更需要一次「毀屋而重構」的大革命。文章還特別指出，革命並非「僅以殺人流血為能事」;所謂革命，不是破壞的代名詞，一面破壞一面必相繼以建設。如果僅有破壞而無建設，僅僅在於號召如何將王侯將相通通殺掉，就不能說是革命。

　　論戰還涉及革命恐怖問題、社會革命問題、民生問題、土地問題。雙方論戰文字不下百餘萬言，兩報在海外的20多家報刊同時投入論戰。論戰的結果，革命聲勢大張，當時就有人發表詩作云：「人間從是應平等，誰敢低頭頌帝王。」

　　直到21世紀，我們的學者還在振振有詞地討論革命與改良孰優孰劣的問題，其實毫無新意，不過反芻歷史而已。

　　圖：桂林，公立學堂運動會

　　廣西桂林公立學堂舉行運動會，左邊是省府大小官員，中、右是洋學堂的學生。

　　滿清官員的補服與學生的西式制服左右分立，正是新舊交替變革時期的縮影。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arnes t Morrison)，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Australia)

　　改革製造出來的顛覆性勢力

　　18、19世紀，在上海等少數大都市內，一些民間社團開始陸續出現。人們自發組織起來，成立同鄉會、各種行會，還有不同的工人幫派、秘密結社和紳商組織，政黨就是在這些城市社團尤其是政治性組織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革命黨成立較早，且帶秘密性質，跟後來公開成立的政黨頗不同。梁啟超有一段著名的話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政府不但製造了革命黨，而且製造出新知識分子、新軍、紳商組織，對政府來說，這些都是顛覆性的力量。

　　改革潛伏著一種「弒父」情結。

　　嚴格說起來，同盟會算是最先出現的革命黨，除了較為嚴密的組織之外，還有明確的政綱，有指導全黨的主義。所謂「革命黨」，只是一個統稱而已，包括武昌起義前夕，湖北的科學補習所、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文學社和共進會，事實上是一批帶有一點會黨氣質的革命團體。在這個專制時代，革命與會黨結下了不解之緣，孫中山在美國，就曾加入洪門。從1895年至1908年，革命黨發動多次武裝起義，基本上是通過會黨發動的，可以說「無役不從」。

　　這個時期的革命黨，它的核心階層甚至基本隊伍都是城市知識分子。他們通過大量權威性的傳統話語聯絡會黨，又通過會黨連接社會下層。然而，這種同盟是不穩定的。他們會發現，雖然會黨可以成為平民革命的基礎，但是很難從根本上認同革命黨的政治綱領;會黨的成員多有「水滸氣」，反現代性，盲目排外。因此孫中山指出，對於會黨，聯絡利用是不夠的，還必須加以領導和整合。

　　問題是，這種長期從事地下活動的革命黨，很容易染上會黨的病症。1913年，孫中山組織革命黨時，要黨員蓋指印效忠於他。朱執信提出關於「革命何以要服從個人」的問題時，孫中山回答說，服從個人即服從主義，「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作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在中國，孫中山是一個具有不少美國式民主元素的革命家，但直到建國之後，還要在黨內實行等級制、專制和秘密原則，可見傳統文化的形塑力。

　　武昌首義成功，主要依靠新軍。一聲槍響，「各省響應，皆煽動軍隊」，所指也是新軍。

　　1901年到1907年之間，中國有兩支新軍：一支是中央政府派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一支是由張之洞在湖北編練的自強軍。清政府鼓勵各省積極訓練新軍，將因鎮壓太平軍而興起的地方武裝轉化為職業軍隊，原先的目的不無抵禦外侮之意，後來純粹為了維穩。

　　這些新軍多由德國和日本軍官訓練，各省新軍中，留日的或受留日學生訓練出來的學生比較多。到日本接受訓練的軍人，多數思想激進，有的原本就是潛入的革命黨。如吳祿貞，他由湖北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在日本成為孫中山的朋友，回國後，升任新軍的幾個要職。這些歸國學生利用各種形式對士兵進行革命宣傳，組織學習會學習，包括學習文化。從新軍的情況看，湖北在1905年以前，就已經準備好革命活動的溫床了。

　　可是，民國成立以後，新軍逐漸為私人、集團、政黨所利用，蛻化為軍閥的工具。袁世凱被稱為「軍閥之父」。孫中山生前指出，整個民國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當時不只地方，北京的總統、總理、國務院、國會，中國的整個行政機構，都為政治化軍人所操縱。隨後，蔣介石引進蘇聯治軍的機制，使國民革命軍變成「黨軍」，終至於成為軍閥政治的終結者。

　　士紳是帝國政府的一項發明。這一階層，源於唐朝的科舉制度，目的在於削弱漢代以降的世家貴族特權，但也產生了新的特權。這些有功名者，與地主相結合，在地方發揮獨特的社會整合和調適功能，特別是與政治體制相關的功能，是基層維穩的關鍵性因素。

　　至19世紀，中央政府與地方士紳長期維持的平衡開始被打破。士紳的政治理念西方化，使地方的意識形態控制，以及社會文化秩序的約束變得鬆弛。1840年以後，中央出於統治的需要，允許上下層士紳合作組建私人軍隊，結果尾大不掉，反而對中央權力構成威脅。1890年代以後，士紳集團出現分化的現象：有的與工商階級結合，要求民主立憲;有的與軍隊結合，形成現代軍閥;有的與秘密會社聯絡，其主要部分仍然樂於充當地方領袖的角色，擁護中央，維護安定團結。

　　據日本學者市古宙三的說法，中下層的士紳比上層士紳保守，新政的推行也並不見得給他們帶來好處，倒是省一級地方士紳從中獲益，諮議局的成立，明顯擴大了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在朝士紳反對革命，也反對改革，害怕在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而在野的上層士紳，則希望在朝士紳讓出更大的權力，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政治格局;其中有少數激進分子，甚至不相信新政改革可以到達目的，非進行革命、改變政體不能自存。

　　士紳階層一旦動搖，就動搖了整個帝國的根基。

　　新政改革期間，共創辦了一百多家民族資本企業。1902年，政府頒布商法，商會應運而生。截至1911年止，川、粵、桂、滇、黔、湘等省外，各省累計總商會34個，商會達616個。比起行會，商會的規模更大，且超越了單純的商業性質，上海商團就是一個政治性的武裝團體，積极參与立憲活動，熱衷於地方自治。武昌首義後，它不但投入上海起義，還派員支援江蘇地區的革命。在全國，參加革命的商團還有好多個。

　　商會領袖對地方事務有發言權，所謂「紳商」，就是商人與新興士紳結盟，體現了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一致性。他們共同致力於地方開發，興建新學校，投資礦業，修築鐵路，加快地方改革。

　　諮議局是城市上層社會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的最新舞台。作為地方議會，它由各省士紳和地方官員決定選民數目，代表由分配在各地方行政單位選出;從統計數字看出，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人數在諮議局中佔有絕對優勢。至於資政院，國會的前身，則由5%的諮議局議員構成。地方士紳支持議會君主制，目的在於將地方到國家的大部分權力轉移到他們手裡。

　　但是，按規定，督撫有權召開、中止或解散諮議局的會議，這就構成了官員與議員，即所謂「民意代表」之間的潛在的衝突。

　　當時有言曰：「亡國有三妖」：留學生、新軍、資政院和諮議局。後者其實就是紳商勢力。這幾大新興勢力集團之間的結合、互動與重組，決定了實行新政改革之後的政局，直至清政府的覆亡。

　　賴特曾經說過如此一句十分警策的話：「改革摧毀了改革性政府。」

　　群體性事件：立憲運動與保路風潮

　　《劍橋中國晚清史》稱，晚清最後10年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但是，就在1908年以後幾年，情勢急轉直下，大帝國加速度奔向衰亡。

　　維新運動時，大部分上層人士，包括士人，都認為康有為過於激進，現在，新士紳卻變得急躁起來，抱怨政府的改革步子太慢。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和通貨膨脹，普遍影響了中下層群眾的生活。對現實的不滿，不斷引發群體性事件，主要是暴力事件。據調查，1909年發生113起，1910年285起，到1911年更為頻密。在大規模的騷亂平定之後，事件的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更多。當時，這類群體性事件稱為「民變」。

　　仍然處在發展中的現代社會是強怨恨社會，其實也是高風險社會。尼采說，怨恨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尋求價值的。當民眾的怨恨累積到可以接受參與暴力的程度，而傾向於革命的意識形態所創造的新價值時，革命就要爆發。

　　在格爾和詹森這些政治學者看來，政府的權力穩定，不可以脫離大眾的價值共識而施加有組織的強制力。社會中多數人的不滿和反對始終是可怕的，它將使現存的政府權威喪失正當性;按照「人民主權」理論，在本質上也是不合法的。

　　社會怨恨成了判斷一個時代的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愛德華茲將革命比作某種熱病，說在革命爆發之前一代人左右的時間裡，社會中會出現騷亂的跡象，它們是醫學上的前驅癥狀的信號;對敏銳的診斷醫生來說，這就是疾病來臨的跡象。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癥狀自己會充分地顯露出來，這時，我們就可以說：革命的熱病開始了。

　　清政府在覆亡之前，經受了兩次運動的沉重打擊，就是說，出現了兩大癥候;或者可以說，在一個症候群中，有兩大癥候是致命的，這就是：立憲運動和保路風潮。

　　日俄戰爭後，「立憲之聲囂然遍天下」。載澤明確說：「欲防革命，舍立憲無他。」1908年前後，政府內外的立憲主義壓力劇增，這時端方也說，加速頒布憲法，有益於「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顯然，官方把立憲看作是維穩的一種權宜之計。立憲主義的本質，在於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現在，則是由一個專制政府也即無限政府自行立憲，以約束權力。正當立憲進入正題的時候，慈禧病死，光緒也隨之神秘地死掉，於是整個立憲工作，只好由慈禧指定攝政的醇親王載灃接班進行。

　　早在1906年，江南士紳立憲派領袖張謇、湯壽潛等率先成立「預備立憲公會」，隨後兩湖、廣東等多省也成立了立憲團體;梁啟超等人在日本成立「政聞社」，彼此呼應，不斷向政府施壓，推進立憲運動。《憲法大綱》和《議院法》、《選舉法》等法案，都是他們到京集體請願的結果。

　　三次請願的聲勢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請願書措辭強烈，頗近最後通牒，意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我輩將行革命。政府的態度也十分強硬，隨即下諭以武力相威脅，解散請願團體。10月初，為了回應代表的要求，下詔准將立憲籌備期限縮短為6年;國會未開之前將官制釐訂，設立內閣。至此，仍有一些立憲團體繼續活動，計劃第四次請願，遭到政府的鎮壓。

　　新內閣公布時，輿論大嘩：總理大臣之下多設了兩位協理大臣;13位大臣中，漢人佔4位，滿人8位，其中皇族佔5位。立憲結果是大大倒退，報紙譏之為「皇族內閣」。

　　老牌立憲黨人梁啟超一直為立憲奔走，保皇會也改名為國民憲政會;為配合運動，作《憲政論》等，達數十萬言。然而，到武昌起義前數月，他承認政府已腐敗透頂，不革命反比革命的理由更不充分，說革命有如毒藥，「毅然投之，尚可於萬死中求一生」。而在立憲派人士中，也確有少數轉而支持革命。上海總自會負責人沈懋昭進京謁見慶親王奕劻，請速開國會，遭到拒絕，嘆息說：「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

　　潘恩指出，「憲法不是政府的行為，而是人民建構政府的行為。」換言之，憲法是先於政府的，憲法是人民授予政府的權力，並依這種方式對它加以限制。可是，現在的情況恰好相反，是由一個不正當、不合法的政府來主導憲政，限制人民的權利。立憲派人士的問題在於，他們認同這種政府行為;作為所謂的「民意代表」，他們要以最權威的法律形式將政府以及它的政治行為合法化。

　　革命派不同。他們早已表明，不革命不能立憲，就因為由一個專制政府立憲已然失去憲法的最初理據。事實上，他們並不反對立憲，反對的只是由滿清政府立憲。他們所以主張先革命後立憲，就是要實行「民主憲政」。所謂「民治」、「民享」，民治是人民自治，大眾民主，是憲政的基礎。在後來的革命時期，他們制訂了《鄂州約法》，再後來成立政府時，還制訂《臨時約法》，都是對革命、對政府和總統的許可權主動加以限制。在立憲運動中表現開明、行動積極的袁世凱，做了臨時總統之後，處心積慮要廢除《臨時約法》，就是因為民主憲法可以隨時剝奪權力者行使權力的自由。

　　改良主義者、立憲主義者喜歡標榜英國革命和君主立憲制。康、梁是最早的膜拜者，至今大群追隨者仍然為之鼓吹。他們製造神話，說英國通過和平的民主程序成功地解決了國內的政治經濟矛盾;為了反襯英式的優越，還常常把法國革命拿來當陪襯，極力渲染革命的恐怖。其實，英國的立憲是經歷了由下而上的市民革命運動的。摩爾指出，確立君主立憲制的「光榮革命」並非起點，而是從1640年延續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一個革命過程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清教徒革命、國內戰爭、處置國王查理、建立英吉利共和國、克倫威爾專政以及王政復辟等階段。

　　近年來，從西方到東方，自由主義學者都在推銷「精英民主理論」，倡行憲政，告別革命，標榜英式代議制民主，反對直接民主和公眾參與。美國學者佩特曼曾經不滿地指出，近來的「民主理論」有一個顯著的特徵，總是在強調大眾廣泛參與政治的危險性。相反，她認為，危險正在於僅有少數精英有權參與政治，或保有參與的興趣，而大多數公民對政治反應冷淡，因為這是維持現有的政治體系穩定性的重要條件。她認為，真正的民主應當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的民主，從政策議程的設定到政策的執行，都應當有公民的參與。只有在大眾普遍參與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踐民主所要實現的基本價值如負責、妥協、個體的自由發展、人類的平等等。

　　保路風潮的興起，根究起來，同樣與政府缺乏民主決策有關。

　　甲午戰爭後，在外國資金的贊助下，許多鐵路修建起來。但因此，中國利益也蒙受了很大損害。地方紳商為了保護國家資源，同時希望從中獲利，在新商法的規約下，從西方投資者手中買回建路權。收迴路權運動有過幾次成功的先例，湖廣總督張之洞也將粵漢鐵路從華美合興公司收回兩湖和廣東各省路權自建，其中，川人也有權修建漢口至四川的鐵路。但是，政府迫於西方壓力，另一方面又不願路權落入地方士紳手裡，在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建議下，決定將鐵路幹線國有化。1911年5月，粵漢、川漢兩路正式收歸國有。

　　四省的士紳和民眾強烈抗議國有化政策，對「以官力壓商力，以外資壓內資」的做法感到憤怒。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發起組建「保路同志會」，動員各省諮議局主持公義，同時派代表團進京請願，彈劾盛宣懷。

　　清政府不為所動。這種頑固不妥協態度進一步激怒了四川民眾，8月24日，萬餘人在省會成都集會，決定抗稅、罷學、罷市，還在曾把自建鐵路權頒給他們的光緒皇帝的靈牌前致哀。新任總督趙爾豐下令逮捕士紳代表，軍隊與民眾之間公開爆發衝突，民眾中有32人在打鬥中死亡。

　　9月7日，四川總督以借鐵路問題謀劃獨立運動為由，逮捕了蒲殿俊和其他9名保路會會員。政府的強暴行為立刻引發群眾示威，反抗之火迅速蔓延，全省有一批縣城宣布獨立，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此時集中救火已無濟於事，政府作出全部賠償鐵路投資的承諾為期太晚，示威活動持續進行。中央從湖北調動軍隊前往四川，任命大臣端方指揮鎮壓，結果在資州(今資中縣)斃命。這時，除了同盟會領導的民團之外，還有大批參加騷亂的農民、土匪、走私者，包括舊式巡防隊，多達十萬之眾，直如決堤之水，很快打垮了政府軍。

　　面對全國的形勢，當時的一位川人領袖有此聲言：

　　「吾人慾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

　　圖：革命軍在襄河旁守衛

　　1911-11-05-革命軍在襄河旁守衛馮國璋下令攻打漢陽，集結5000人，強渡襄河。

　　由黃興指揮的革命軍以機關槍掃射，清軍死傷枕藉。

　　施塔福(Francis Eugene Stafford)，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革命：偶然與必然

　　1867年7月21日，曾國藩和幕僚趙烈文閑聊，預測清王朝可以維持多久，結論是：50年。趙烈文的理由是，天下治安一統的時間太長，至今沒有分裂，是因為風氣未開;但只要「抽心一爛」，勢必成「土崩瓦解之局」。想不到一語成讖。

　　帝國的專制，既支撐了它也破壞了它。與其說它的滅亡，是因為革命黨實力的雄厚或行為的激烈，不如歸因於它的腐朽。尤其是改革之後，它培植了新興的敵對力量並使之壯大，卻在多頭的衝突中加速了自身的衰敗，而革命黨僅是一個方面而已。一個專制政體，一旦失去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可以肯定，是到了完結的時候了。

　　在革命黨內部，一直就起義的地點爭論不已。黃興主張把地點選在華中地區，孫中山則一直選擇南方，主要在廣東。然而，辛亥三月的黃花崗之役，同從前多次起義一樣以失敗告終，而且犧牲了大批幹部，損失慘重。政府從湖北調兵入川使形勢陡然變得嚴峻起來，革命派希望乘機舉事;在香港的黃興則希望準備充分，在10月底聯合幾省同時起義。

　　1911年10月9日，隱藏在漢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揮部內，一枚自製炸彈意外爆炸，改變了一切計劃。

　　巡捕聞聲出動，突擊搜查，逮捕了幾十名革命分子，查獲一批武器彈藥以及重要文件，其中包括投向革命的新軍人員名單。情況危急，新軍工程營的熊秉坤糾集軍中同志，倡議即時發難。10日，工程營率先攻打楚望台，佔領軍械局，炮兵營從城外進入，聯合向總督衙門發起進攻。總督瑞澂與新軍統制張彪，以及大小官吏棄城逃走，起義新軍幾乎沒有遭遇任何抵抗，中午便完全控制了武昌。漢陽、漢口，也隨即被革命軍佔領。

　　革命就這麼簡單。

　　傑里米·布萊徹指出：「事實上，革命運動很少始於一種革命性的意圖;革命意圖完全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溫德爾·菲力浦斯持同樣的看法，他說：「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而是自然發生的。」

　　偶然出於必然。武昌起義之所以成功，確實存在一些特殊的條件，比如當地革命黨人特別活躍，新軍也有較高的覺悟;當時調兵入川，城內空虛，也不能不是一個原因。或者如孫中山分析所說：「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因為以革命軍的實力，仍然不足為敵。但是，應當承認，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

　　首先，革命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權利。人民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它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與過去的壓迫實行決裂，並努力締造一個壓迫較輕的未來。摩爾特彆強調這種「政治正義」，他說：「只要強大的既得利益阻礙著世界向著壓迫逐漸遞減的方向演變，革命的強制思想就是必需的。然而，這只是一種最終的需要，是最後一次訴諸政治行動。」在辛亥革命前，有過許許多多的政治行動，從維新變法到諮議局的聯合請願，包括保路運動，但所有這些改良主義者的溫和行動，在已經變得如此虛弱無力的政府面前竟然沒有可能實現。所以說，革命是最終的。

　　在美國政治學者蒂利看來，無論是社會運動還是革命，集體行動在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都存在著相似的因果機制，這些機制是社會抗爭的動力，它們依據發生時的初始條件、結合方式和發生次序而產生出不同的累積性結果。所以，革命是無法設計的，因而也無可預測。極力裝扮得客觀公允、溫良可愛的學者斷言改良優於革命，確認革命必然導致極權恐怖而主張「告別」，倒是偏執得可以。

　　一般來說，學者不譴責合法性暴力，對於革命暴力則深惡痛絕。除了殺人犯、狂人、變態者，相信不會有人喜歡暴力，但暴力在革命中確是難以避免的。蒂利堅持認為，集體暴力事件只不過是群體權力競爭和目標衝突在正常進程中的副產品。就是說，革命暴力只是集體行動中的一種可能。至於是否發生，或強或弱，都由運動中各種勢力的角力關係所決定。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倘若從暴力的角度看，簡直是一場紙紮的戰鬥，火光一閃就結束了。

　　在論及革命的必然性時，美國學者布萊克的態度與我們的學者很兩樣。他說：「傳統政治體系絕不會以立憲方式為最初的改革做好準備，領導的變更意味著傳統政治寡頭的失勢，因而不可能沒有暴力而實現。」他指出，由於現行政府當權派已為自己的利益所規定，因此如果不是出於脅迫，他們就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力。從傳統領導向現代領導的轉變，通常是一個疾風暴雨式的過程。對於革命的世界性，他作了這樣的描述：「從17世紀到19世紀，大不列顛、法蘭西、美利堅、德意志、義大利都飽受大革命和內戰的重創，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後來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將能夠避免暴力。」

　　20世紀、21世紀的革命，為布萊克的論斷繼續提供事實的證明。

　　革命軍攻下武昌之後，這才發現沒有領袖。在關鍵時刻，起義的頭目熊秉坤和吳兆麟把領導位置讓了出來，推舉清軍協統黎元洪擔任軍政府大都督，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為軍政府的民政部長，負責行政工作。這樣，革命首義造就了由立憲黨人參加並領導革命的第一個樣板。

　　黎元洪之所以被推舉出來，無非因為他是漢人，在武漢軍中略有一點名氣而已。革命的士兵們需要一個權威。當他們把他從藏匿的內室里領出來以後，他還勸告他們在政府援軍到來之前趕快收兵回營。眾人把他架到諮議局，在那裡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但是，拖了兩天，他仍然不答應對他的任命。在那兩天里，他一直留著辮子。他在一封私人書信中坦陳出任都督的經過時說：「洪換便衣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為應允。」就是這樣一個頭腦老舊的軍人，居然成了革命政府中的領袖人物。

　　湖北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被複制。江蘇巡撫程德全在原撫署大門前掛起「都督府」的旗子，便改稱了都督。許多地方士紳和舊官僚自己組織縣政府，推選官員，都沒有和武漢或南京的革命政府聯絡。革命開始以後，同盟會主張起義各地設立安民局，指定由地方士紳充任顧問;軍事用票發行局的監查員也由最大的捐助者或債權人擔任，這就為立憲派人士進入革命政權打開了大門。至於省級諮議局的議長如江蘇的張謇、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譚延闓等人，都在新成立的政府里佔據了重要位置。這些人不但擁有地方勢力，而且互通聲氣，聯絡天下，能量很大。他們都是投機主義者，加入革命政權，不過是一種政治「偽雅」行為，本質上是舊制度的代表者。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歐美返回上海。4天後，由革命黨人組成的18省代表幾乎全票推選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與此同時，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總理大臣。這個權欲熏心、老謀深算的人物，深諳時勢變易，一邊組建內閣和加強軍事，一邊遣使與革命黨人和談。立憲派人物張謇等與袁世凱早有往來，自然擁戴袁世凱;不可思議的是，大多數革命黨人居然也認為袁世凱是可以接受的。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已經有輿論表示：只要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迫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擔任總統。孫中山對袁世凱是不信任的，也不主張妥協，但是可能考慮到革命黨人精神的渙散，內部意見的不一致，以及軍事實力種種，他最終表示，如果袁世凱可以避免內戰，權力可以和平轉移。

　　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清帝正式退位，同時宣誓擁護共和，「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次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推薦袁世凱繼任，但提出三項要求：一，都城仍設在南京;二，袁世凱來南京就職;三，袁世凱必須遵守即將制訂的《臨時約法》，試圖以此限制袁世凱。

　　然而，一切努力無濟於事。在獨裁者和野心家面前，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不出兩個月，中華民國遷都北京。

　　圖：袁世凱與美國公使

　　1913 / 05 / 02

　　革命軍在襄河旁守衛美國承認中華民國，袁世凱和部分政府官員在總統府與美國公使嘉樂恆等合影。

　　袁世凱身著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右邊為美國公使嘉樂恆(W. J. Calhoun);

　　左前一是孫寶琦;孫右後方是蔭昌;前右二是陸徵祥;蔭昌之右為梁士詒。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arnest Morrison)，

　　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Australia)

　　真共和與假共和

　　清帝國打倒了，民國已經建立，革命向何處去?

　　在各級政府中，革命派被邊緣化，原來的立憲派糾合舊官僚勢力，順利地進入權力中心。孫中山和黃興被袁世凱派去督辦鐵路，他以經濟性事務羈限他們，使之脫離實際政治。在共和的旗幟下，革命黨還能幹些什麼呢?建國的亢奮畢竟短暫，他們普遍感到鬱悶和迷惘。最活躍的恐怕要數宋教仁，他在民初結社組黨如春草怒生的情況下，積極組織國民黨，並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這時，他遭到暗殺。

　　袁世凱的野心隱藏極深，但終究要浮出水面，而且愈來愈暴露。他包圍國會，廢憲制憲，解散政黨，禁止集會結社，完全用專制的老手段。爾後，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反對共和，妄圖恢復帝制。他的憲法顧問、美國政治學協會前任會長古德諾鼓勵了他。古德諾認為，中國傳統中缺乏自由民主所應具備的東西，所以，最適合的政體還是君主立憲制。楊度也鼓吹「去共和」、「求君主」，組織「籌安會」擁袁稱帝。嚴復對於中國是否可能實行民主一直抱懷疑態度，這時，也被列為籌安會六委員之一。1915年11月20日，國民代表大會代表一致同意改變國體，請求袁世凱同意就任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作為總代表，於12月11日山呼萬歲之後，再次提出請求。請願書、勸進信，雪片般飛向政府。袁世凱故作姿態，表示勉強接受「民意」的推戴，13日正式宣布翌年開始他的「洪憲」王朝。此前，胡鄂公便說：「於清帝退位之時，而畀世凱以臨時大總統，此非革命之自殺而何?」

　　為了反對袁世凱，革命黨人發起「二次革命」;稱帝之後，致聲討的聲浪更為浩大，護國之役隨之打響。眾叛親離，千夫所指，袁世凱不到半年病死。隨後，黎元洪上台，張勳復辟，政權最後落到袁世凱的忠實部屬段祺瑞手中。

　　在為共和所營運的「政黨政治」的氣氛中，原來立憲派的一批人物，在資政院時代以君憲為目標，現在君主退位，沒有了目標，就又紛紛組黨，如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之類，後來又合併為進步黨，與國民黨對抗。他們利用「共和」的新形勢，推行老一套的憲政主義，其實質是反對民眾參與，扼殺自由精神。

　　袁世凱之後，民國的政權基本上為北洋軍閥所掌握。但從軍人到政客，多年來各據一方，合縱連橫，擾攘不已。孫中山總結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為甚。」又說：「今日變化，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

　　民國成立之後，很快出現南北分立的局面。北方的軍閥統治，往往是一個大軍閥統治幾個省;南方的軍事集團則主張反聯省統治而行之，主張各省通過立憲，先行自治，然後由立憲的各省聯合起來統一中國。從國體制度來看，很有點像美國的聯邦制。

　　聯省自治常常被說成「地方自治」，無論作為地方精英的政治和軍事策略，還是作為融地方自治與民權於一體的現代話語，在它經由湖南、四川等地提出並加以實踐之後，在全國得到廣泛的響應。北京和各省主要報刊展開熱烈爭論，此間，還曾有過大規模的集會支持。聯省自治有10個省，其中浙江、四川、江蘇、山東和廣東五省都先後起草了省憲法。

　　青年毛澤東把省自治和激進的民主聯繫到一起而給予肯定，從1919年末到1920年10月，他幾乎不停地起草關於湖南自治的文件和文章。李大釗也是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獨秀持反對意見，他說聯省自治實質上是聯督割據，省憲、省議會不過是軍閥的馴服工具而已。但是，在五四運動前後，左翼知識分子，還有自由主義者，多半支持聯省自治主張。

　　不能說孫中山沒有地方自治的理想，他是主張學習美國的。1911年11月1日發表《對外宣言》時，曾明確宣示今後中國要建立「聯邦共和政體」。他的主張是先消滅軍閥，再達致地方自治。廣東軍政領袖陳炯明是一個地方自治的堅定的信仰者。1922年，孫中山與陳炯明分裂;1924年，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自此，聯省自治運動遭到譴責，時過境遷，甚至為歷史話語所遺忘。

　　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民族國家崛起。這些國家，主權是不容分割的，而且必須集中於一種單個的中央。聯邦主義作為它的對立面而存在，它為民族國家提供了另一種範式，一個矯正物，一種「針對共和政體疾病的共和政體療法」。在中國，民國初期的聯省自治，是共和主義的產物。但是，當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作為孫中山及國民黨人的政治目標時，就必然傾向於中央集權，而視聯省自治為危險的去中心主義、分散主義而結束其命運。

　　聯邦主義理論認為，政治權力及其管理機構存在於人民之中，因此，一定需要公眾的參與。「共和」拉丁文為「公共事務」，意含就是公眾參與。各省自治時期，城市社團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表現了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公民會」曾被袁世凱政府所取締。與傳統性社團以同鄉關係或行業關係為基礎不同，它以居住區為基礎，從城市精英向下一直滲透到一般市民。社團自治與聯省自治是有聯繫的，或者可以說是構成後者的一部分。巴金在作品中多次寫到福建和廣東地區的自治團體，結局自然也是風流雲散，與聯省自治的命運相同。

　　自願社團不能見容於所謂的民主共和政體，這是莫大的諷刺。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反對同盟會或國民黨一黨獨尊，也不贊成獨尊本黨的三民主義，他說：「文明各國不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政治不能進步。」宋教仁案發生後，他將國民黨重組為中華革命黨，將同盟會時期制訂的軍法、約法、憲法改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這個憲政過渡程式表明，他原來的英美式政治理念已然轉變為一黨專政的思想。

　　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又重組了中國國民黨。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對列寧主義有很大的認同，他在1923年的一次黨務會議上講話強調：「此後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他總結蘇俄經驗時說：「俄國完全以黨治，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在國民黨的「一大」會議上，他指出：應當學習俄國，「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然後，「將黨放在國上」，「完全以黨治」。改組後的國民黨，黨權高於一切。

　　孫中山逝世以後，蔣介石以孫中山的忠實繼承者自命，將孫中山及其學說絕對神聖化。對此，連胡適也頗為不滿，提出批評。蔣介石執行孫中山提出的「革命三階段」，從1927年起，即開始實行「訓政」，但訓政時間並無限定，直到1946年11月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憲政才得以實行。國民大會議員85%是國民黨員，憲法成了蔣介石及其政黨獨裁的合法化工具。

　　蔣介石遷往台灣以後，仍然使用在大陸時制定的憲制，建立「黨國威權政體」。1949年即行頒布戒嚴令，禁止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存在，剝奪人民組黨的權利，以確保一黨獨大，「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直到1988年，台灣才終結家族式統治。蔣經國在臨去世前，宣布取消長達數十年的黨禁、報禁，至2000年，首次出現政黨輪替。

　　革命向何處去?革命走向共和。然而，共和的實現是如此艱難。由孫中山締造的中國國民黨發展到最後，竟至於成為革命的死敵，這是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預料不到的。而共和原則的實行，又竟然以國民黨，曾經作為唯一的執政黨的解體或失位為前提!回顧辛亥革命一百年歷史，令人感慨萬端。

　　美國學者林·亨特說：「法國革命是一種至高的經歷。」

　　克萊蒙梭在法國革命開始時，就指出：「作為解放的普遍的象徵，法國大革命將永遠以其深刻的意義，起到分水嶺的作用：一邊是試圖埋葬革命以維護自身特權的人;另一邊是主張建設一個公正世界的人。顯然，法國大革命並沒有結束。」

　　阿倫特推崇的是美國革命，因為它締造了一種共和制度。但她同時指出，政治的真正目的乃是自由、革命精神、參與，以及公眾幸福的存續。她說，無論哪一場革命，只要其最大任務在於促進統治形態的變革，也即創建新的政治體，那麼革命精神就包含了兩種看似矛盾的要素：一是穩定性，一是創造力。這種穩定性並非出於保守，恰恰相反，它信守革命的初衷，惟是鞏固了公眾而不僅僅是精英對公共問題的關心，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政治，因為那正是他們不可分離的命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