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相比西方,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脫節

2015-08-13 14:30來源:鳳凰大學問作者:楊奎松1265次點擊:我要評論

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這種脫節,在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就在於中國的教育程度,識字率,中國的百姓對各種活動的參與。雷頤剛才舉的例子主要是張申府,張申府的個性看成知識分子的個性,有的知識分子不完全都是那個樣子的,有的知識分子因為個性沒有融入團體的或者政黨生活之中,有的知識分子其實很容易進去,哪怕是關心國家,關心社會,關心人類前途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做政治選擇的時候,你也會發現有些人是適應的,有些人是不適應的。只不過我們怎麼評價他們的選擇究竟是對,究竟是不對的,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從孔乙己看中國知識分子為何站不起來這裡我要談到一點,今天早晨讀《北京青年報》,看到劉震雲和北京大學的中文系的學生有一個報告,跟中文系的學生對話。他其中特別講到魯迅,他說他特別看中魯迅的三個人物,一個阿Q,一個是祥林嫂,一個就是孔乙己。他把阿Q,形容成為整個國民一個父親,通過阿Q看待中國近代國民整個的性格非常複雜,也非常可悲。祥林嫂他認為代表中國女性母親的形象。這兩個形象我看了沒有太多的感觸,他講到孔乙己,他說孔乙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父親。他接下來改孔乙己這樣一個形象,為什麼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屬於悲哀的,你看孔乙己就可以看出來,魯迅描述孔乙己的最後他的腿被打折。孔乙己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甚至不能站起來看世界。以至於他最後完全趴著,最後大家讀孔乙己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到最後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被打斷了腿,他雙手爬到酒館來喝酒。最後一次喝完酒以後就死掉了。他形容中國知識分子,你連站都站不起來,你如何看到未來,看到世界,如何知道百姓。這個實際上正好聯想到這個孤寂百年,確實讓我們有很深的感觸。首先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不是都站不起來?這個站不起來跟什麼原因有關,是不是像他說的被打斷了腿,還是其它的原因。假如回過頭看孔乙己那個小說,我想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描寫一個酒館,酒館有三個世界,一個世界是酒館的老闆,一個商人控制整個運營。還有一個世界,一個穿長衫的,比較富裕的人,有文化的人,有頭臉的人,他們穿長衫,他們可以在裡間,他們可以坐著喝酒。還有一個世界,就是外間,外間穿短衫的,都是打工的,或者那些農民。他認為這三個世界相互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孔乙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這三個世界都融入不進去,既不能跟商人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同時又很難上層的有權勢的穿長衫這些有頭臉的人發生關係。同時跟打工的農民或者那些普通勞動者也沒有條件發生關係。換句話說,這三部分人都在嘲笑他,每一部分人都把他看成異類。當然他沒有講這個故事,但是他講孔乙己處在這麼一個狀態,最後變成這樣一個命運,跟這個故事有密切的關係。歐美的知識分子跟貴族或第三等級結合,實現對社會的改造這個讓我聯想到一點,我在做研究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們跟英國的,跟法國的,甚至跟美國的,當然不敢說跟俄國的,待會兒金老師講。跟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做啟蒙運動,十七、十八世紀那個過程,最後導致國家發生大的變革,這種變化,從專制制走向了民主制,他們奮鬥了很多年,付出很大的犧牲,也有人中途夭折的,也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社會衝突等等。但是有一條,這些知識分子在那個社會裡,在那個時代,特別是17、18世紀那個時代基本上有一個結合的,他們會影響到,無論影響貴族,英國很多知識分子極大影響了貴族。在法國很大知識分子極大影響了第三等級,他們跟社會有結合的,在美國的話,美國雖然啟蒙思想知識分子人數並不多,無論是傑斐遜、富蘭克林,無論他們其它的一些,這些人跟政治、重要的金融分子也都是有結合的。這種結合可以看出來,他們並沒有脫離在社會各個重要階層之外,以至於他們會有他們發聲的場所。最後哪怕法國大革命,不管是哪一部分知識分子發起的,哪怕就是說我們批評文學式知識分子走的極端,但是畢竟有他的群眾。他們能實現,從民主制度變成專制制度,他也通過投票來實現的。知識分子要影響社會,首先要實現文字轉換,要滿足大眾閱讀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所謂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差距。我是非常相信剛才雷老師講的,我們講梁啟超,梁啟超在很早,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包括嚴復,戊戌變法開始啟蒙的思想,開始接受西方的概念,包括到了日本,嚴復在國內傳遞各種各樣的接受西方觀念和這種思潮,做引領的工作。他剛才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他們的思想,我們可以說在20世紀初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而且對中國的國民性,對中國專制制度批判,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五四運動。但是問題為什麼後來還會發生五四運動?這個很弔詭軌的現象,前面啟蒙運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後面不應該再發生一次運動。我們讀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清楚注意到這個差別,這個差別很大程度上是關於文字,比如在梁啟超當年做這個宣傳的時候,其實他們宣傳的對象還是讀書人,還是那些舊的士人,還是那些官紳。也就是說,他用的都是文言文,半個文言文,基本上一般老百姓都看不懂。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白話文的報紙,1902年《京華日報》在北京很多主要的街口貼在一個木板上,然後每天僱人從早晨開始念報紙,從頭開始念完,很多老百姓圍在那兒去聽,他們不認字,他們去聽這些東西。1903年,《安徽俗話報》你會看到,在那個逐漸有一個大家的普及,換句話說,中國的民眾當時大多數不認字,至少根本讀不懂內容。所以知識分子無論在什麼時期開始做這個工作,首先要做一個工作要做一個文字的轉換,要做思想的普及化的工作,這個工作其實用了很多年。我們說,為什麼到1919年,到五四運動,或者說我們從1915年青年雜誌開始創辦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其實最早的文章還是半個文言文,還是很難讀,一直到五四前後開始推白話文,所有大眾閱讀能力提升上來。英國與王權競爭的是有文化的有產者,而中國的有文化群體很落後我是這麼想,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這種脫節,在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就在於中國的教育程度,識字率,中國的百姓對各種活動的參與。英國過程的非常清楚,他是從1215年一直到1689年等等,從大憲章之後,一直到權利法案,一步一步逐漸在拓展,本來都是貴族的事,貴族跟國王爭權力。從貴族擴大到有賦稅的,有財產的這些人,然後再進一步慢慢擴展。這個過程和它的整個的文化、教育、經濟發展都是同步的。社會大眾對政治的參與也跟他們的文化程度也是相適應的,一步一步達到一定的程度,他們可以知道,這些人在講什麼?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在近代最大的問題,大多數人完全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如果說要知道的話,就必須要有專門的白話報紙,專門的人去給你讀。識字的問題,我們說西方的教育,學校開始從1905年開始陸陸續續開始搞,最後到了五四的時候確實形成學生群體,但是這個群體畢竟還是有限的。所以中國的問題,一直到1949年以前,甚至再往後一點,一直是落後國家。落後國家和西方那麼先進的,超出中國當時國民,甚至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那樣先進的啟蒙思想,或者關於民主憲政的思想,或者雷頤講的關於國民、公民權利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思想你都可以講,但是真正能聽懂的有幾個?龐大的農業人口讓國民難與城市代表的現代文明結合在現實生活中,大家把這些東西當成自己的,因為沒有做過國民,不知道這個國民的權利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整個社會也沒有什麼變化,中國的宗法社會,農村的人口佔90%以上,城市就這麼大,就這麼一點人口。一直在解放初期,解放的時候,城鎮人口數字比例的10.6%,10.6%什麼意思,是城鎮人口。也就是說,大城市的人口可能連10%都不到,還有很多鎮的人口,就像我們今天說,我們今天城鎮人口比例大概已經超過50%,是54%還是56%,到2014年。但是你會發現,大多數的人口,相當多數的人口其實還是小鎮子上,還是在縣城裡面。這些人,很多子女確實進了城,但是和城市的生活節奏,和城市整個的文明禮貌、生活秩序,各方面很難完全結合起來。這也是我們經常會在報紙上不斷看到國民素質的問題,什麼中國遊客的素質太低,到處會有人,香港、台灣會罵怎麼樣,我們會出各種各樣的規範大家要講文明,講禮貌,不要隨地吐痰,不要大聲喧嘩等等。城市生活中不是問題,你不懂得生活,因為大量的農民迅速進入到城裡面,快速適應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西方城市經過幾百年形成一套一套的衛生的規範,交通的規範,各種各樣守法的這些東西,大量制度性的東西。國民性的批判沒能超越魯迅,知識分子與國民文化的差距,他們孤寂是必然的中國確實處在發展過程當中,這個過程和知識分子的先進性,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知識,在國外接受這樣那樣的知識,包括各種各樣的新的觀念,接受新的觀念就受不了,魯迅拚命的罵中國的國民性,這個國民性改不了,一直到1984年柏楊在台灣他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講那些問題跟魯迅批判的那些問題還是一樣的,魯迅20年代、30年代罵中國人,罵國民性的問題。到了柏楊80年代,柏楊罵的還是台灣的中國人,那大陸呢?相對來講在這方面問題就會更多,國民的素質和國民的這種教育,國民文化的程度和知識分子之間這種差距,這是我的解讀,不知道雷頤同意不同意。我的意思是說,孤寂百年其實我很相信,知識分子的孤寂是必然的,沒有辦法,因為確實是他們很難,完完全全適應中國現實的社會,確實有這麼大的一個差距。到今天為止,很多知識分子還是,因為中國大多數的人口,確實還處在從前現代到現代的過渡當中。所以我們不能急,哪怕我們說我們自己是知識分子,我們不能急,社會的進步是一個進化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責任編輯:花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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