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相比西方，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脫節

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這種脫節，在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就在於中國的教育程度，識字率，中國的百姓對各種活動的參與。雷頤剛才舉的例子主要是張申府，張申府的個性看成知識分子的個性，有的知識分子不完全都是那個樣子的，有的知識分子因為個性沒有融入團體的或者政黨生活之中，有的知識分子其實很容易進去，哪怕是關心國家，關心社會，關心人類前途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做政治選擇的時候，你也會發現有些人是適應的，有些人是不適應的。只不過我們怎麼評價他們的選擇究竟是對，究竟是不對的，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從孔乙己看中國知識分子為何站不起來這裡我要談到一點，今天早晨讀《北京青年報》，看到劉震雲和北京大學的中文系的學生有一個報告，跟中文系的學生對話。他其中特別講到魯迅，他說他特別看中魯迅的三個人物，一個阿Q，一個是祥林嫂，一個就是孔乙己。他把阿Q，形容成為整個國民一個父親，通過阿Q看待中國近代國民整個的性格非常複雜，也非常可悲。祥林嫂他認為代表中國女性母親的形象。這兩個形象我看了沒有太多的感觸，他講到孔乙己，他說孔乙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父親。他接下來改孔乙己這樣一個形象，為什麼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屬於悲哀的，你看孔乙己就可以看出來，魯迅描述孔乙己的最後他的腿被打折。孔乙己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甚至不能站起來看世界。以至於他最後完全趴著，最後大家讀孔乙己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到最後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被打斷了腿，他雙手爬到酒館來喝酒。最後一次喝完酒以後就死掉了。他形容中國知識分子，你連站都站不起來，你如何看到未來，看到世界，如何知道百姓。這個實際上正好聯想到這個孤寂百年，確實讓我們有很深的感觸。首先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不是都站不起來?這個站不起來跟什麼原因有關，是不是像他說的被打斷了腿，還是其它的原因。假如回過頭看孔乙己那個小說，我想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描寫一個酒館，酒館有三個世界，一個世界是酒館的老闆，一個商人控制整個運營。還有一個世界，一個穿長衫的，比較富裕的人，有文化的人，有頭臉的人，他們穿長衫，他們可以在裡間，他們可以坐著喝酒。還有一個世界，就是外間，外間穿短衫的，都是打工的，或者那些農民。他認為這三個世界相互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孔乙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這三個世界都融入不進去，既不能跟商人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同時又很難上層的有權勢的穿長衫這些有頭臉的人發生關係。同時跟打工的農民或者那些普通勞動者也沒有條件發生關係。換句話說，這三部分人都在嘲笑他，每一部分人都把他看成異類。當然他沒有講這個故事，但是他講孔乙己處在這麼一個狀態，最後變成這樣一個命運，跟這個故事有密切的關係。歐美的知識分子跟貴族或第三等級結合，實現對社會的改造這個讓我聯想到一點，我在做研究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們跟英國的，跟法國的，甚至跟美國的，當然不敢說跟俄國的，待會兒金老師講。跟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做啟蒙運動，十七、十八世紀那個過程，最後導致國家發生大的變革，這種變化，從專制制走向了民主制，他們奮鬥了很多年，付出很大的犧牲，也有人中途夭折的，也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社會衝突等等。但是有一條，這些知識分子在那個社會裡，在那個時代，特別是17、18世紀那個時代基本上有一個結合的，他們會影響到，無論影響貴族，英國很多知識分子極大影響了貴族。在法國很大知識分子極大影響了第三等級，他們跟社會有結合的，在美國的話，美國雖然啟蒙思想知識分子人數並不多，無論是傑斐遜、富蘭克林，無論他們其它的一些，這些人跟政治、重要的金融分子也都是有結合的。這種結合可以看出來，他們並沒有脫離在社會各個重要階層之外，以至於他們會有他們發聲的場所。最後哪怕法國大革命，不管是哪一部分知識分子發起的，哪怕就是說我們批評文學式知識分子走的極端，但是畢竟有他的群眾。他們能實現，從民主制度變成專制制度，他也通過投票來實現的。知識分子要影響社會，首先要實現文字轉換，要滿足大眾閱讀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所謂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差距。我是非常相信剛才雷老師講的，我們講梁啟超，梁啟超在很早，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包括嚴復，戊戌變法開始啟蒙的思想，開始接受西方的概念，包括到了日本，嚴復在國內傳遞各種各樣的接受西方觀念和這種思潮，做引領的工作。他剛才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他們的思想，我們可以說在20世紀初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而且對中國的國民性，對中國專制制度批判，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五四運動。但是問題為什麼後來還會發生五四運動?這個很弔詭軌的現象，前面啟蒙運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後面不應該再發生一次運動。我們讀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清楚注意到這個差別，這個差別很大程度上是關於文字，比如在梁啟超當年做這個宣傳的時候，其實他們宣傳的對象還是讀書人，還是那些舊的士人，還是那些官紳。也就是說，他用的都是文言文，半個文言文，基本上一般老百姓都看不懂。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白話文的報紙，1902年《京華日報》在北京很多主要的街口貼在一個木板上，然後每天僱人從早晨開始念報紙，從頭開始念完，很多老百姓圍在那兒去聽，他們不認字，他們去聽這些東西。1903年，《安徽俗話報》你會看到，在那個逐漸有一個大家的普及，換句話說，中國的民眾當時大多數不認字，至少根本讀不懂內容。所以知識分子無論在什麼時期開始做這個工作，首先要做一個工作要做一個文字的轉換，要做思想的普及化的工作，這個工作其實用了很多年。我們說，為什麼到1919年，到五四運動，或者說我們從1915年青年雜誌開始創辦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其實最早的文章還是半個文言文，還是很難讀，一直到五四前後開始推白話文，所有大眾閱讀能力提升上來。英國與王權競爭的是有文化的有產者，而中國的有文化群體很落後我是這麼想，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這種脫節，在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就在於中國的教育程度，識字率，中國的百姓對各種活動的參與。英國過程的非常清楚，他是從1215年一直到1689年等等，從大憲章之後，一直到權利法案，一步一步逐漸在拓展，本來都是貴族的事，貴族跟國王爭權力。從貴族擴大到有賦稅的，有財產的這些人，然後再進一步慢慢擴展。這個過程和它的整個的文化、教育、經濟發展都是同步的。社會大眾對政治的參與也跟他們的文化程度也是相適應的，一步一步達到一定的程度，他們可以知道，這些人在講什麼?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在近代最大的問題，大多數人完全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如果說要知道的話，就必須要有專門的白話報紙，專門的人去給你讀。識字的問題，我們說西方的教育，學校開始從1905年開始陸陸續續開始搞，最後到了五四的時候確實形成學生群體，但是這個群體畢竟還是有限的。所以中國的問題，一直到1949年以前，甚至再往後一點，一直是落後國家。落後國家和西方那麼先進的，超出中國當時國民，甚至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那樣先進的啟蒙思想，或者關於民主憲政的思想，或者雷頤講的關於國民、公民權利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思想你都可以講，但是真正能聽懂的有幾個?龐大的農業人口讓國民難與城市代表的現代文明結合在現實生活中，大家把這些東西當成自己的，因為沒有做過國民，不知道這個國民的權利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整個社會也沒有什麼變化，中國的宗法社會，農村的人口佔90%以上，城市就這麼大，就這麼一點人口。一直在解放初期，解放的時候，城鎮人口數字比例的10.6%，10.6%什麼意思，是城鎮人口。也就是說，大城市的人口可能連10%都不到，還有很多鎮的人口，就像我們今天說，我們今天城鎮人口比例大概已經超過50%，是54%還是56%，到2014年。但是你會發現，大多數的人口，相當多數的人口其實還是小鎮子上，還是在縣城裡面。這些人，很多子女確實進了城，但是和城市的生活節奏，和城市整個的文明禮貌、生活秩序，各方面很難完全結合起來。這也是我們經常會在報紙上不斷看到國民素質的問題，什麼中國遊客的素質太低，到處會有人，香港、台灣會罵怎麼樣，我們會出各種各樣的規範大家要講文明，講禮貌，不要隨地吐痰，不要大聲喧嘩等等。城市生活中不是問題，你不懂得生活，因為大量的農民迅速進入到城裡面，快速適應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西方城市經過幾百年形成一套一套的衛生的規範，交通的規範，各種各樣守法的這些東西，大量制度性的東西。國民性的批判沒能超越魯迅，知識分子與國民文化的差距，他們孤寂是必然的中國確實處在發展過程當中，這個過程和知識分子的先進性，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知識，在國外接受這樣那樣的知識，包括各種各樣的新的觀念，接受新的觀念就受不了，魯迅拚命的罵中國的國民性，這個國民性改不了，一直到1984年柏楊在台灣他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講那些問題跟魯迅批判的那些問題還是一樣的，魯迅20年代、30年代罵中國人，罵國民性的問題。到了柏楊80年代，柏楊罵的還是台灣的中國人，那大陸呢?相對來講在這方面問題就會更多，國民的素質和國民的這種教育，國民文化的程度和知識分子之間這種差距，這是我的解讀，不知道雷頤同意不同意。我的意思是說，孤寂百年其實我很相信，知識分子的孤寂是必然的，沒有辦法，因為確實是他們很難，完完全全適應中國現實的社會，確實有這麼大的一個差距。到今天為止，很多知識分子還是，因為中國大多數的人口，確實還處在從前現代到現代的過渡當中。所以我們不能急，哪怕我們說我們自己是知識分子，我們不能急，社會的進步是一個進化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責任編輯：花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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