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聽聽小平怎麼說！
一、在批評蘇聯體制中反思「中國模式」
學術界對鄧小平批評蘇聯模式的論述關注較多，但有些論述或是把關注點放到揭示蘇聯模式的弊端上，或是討論對我國建設的影響，或是分析歷史教訓，觀點正確，但深度挖掘不夠。有些論述從鄧小平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角度立論，無疑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但沒有從中國模式的角度切入，未從中國模式的意義上闡述。而鄧小平的中國模式觀，在批評蘇聯模式中開始醞釀、發酵，在反思蘇聯模式中不斷系統、升華。
1.我們過去有些東西是學蘇聯的，那些東西看來是落後了
鄧小平談到蘇聯模式時，並不是就蘇聯本身來談的，而是結合中國探索社會主義歷程來思考。「文革」結束後的一個較長時間內，鄧小平集中對蘇聯模式進行了分析批判。早在1977年10月23日就說過：「建國初期接受了蘇聯的經驗，蘇聯的經驗也有好的，很多並不好」。[1]這反映了他對蘇聯經驗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同時也可看出側重點放在「不好」的一面。1978年11月27日在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指出：「我們過去有些東西是學蘇聯的，那些東西看來是落後了。」[2]1988年5月18日會見莫三比克領導人若阿金·希薩諾時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3]那麼，蘇聯經驗中「不好」的東西是什麼?「學蘇聯」究竟學來了什麼?帶來的「很多問題」有哪些?
一是搬用了蘇聯的企業管理方法。1980年4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中國過去學習蘇聯的企業管理方法，許多企業追求大而全。」[4]後來還說過「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影響比較大。」[5]這種做法嚴重束縛了企業的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二是照抄了蘇聯的軍工體制。1986年6月3日與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的軍工體制基本上還是蘇聯的模式。蘇聯體制的突出問題是軍事工業孤立地一馬當先，帶動不了民用工業，帶動不了整個經濟和技術。」[6]他認為軍工力量不納入整個經濟發展範圍，是極大的浪費。三是因襲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1987年2月6日鄧小平同中央領導談話時指出：「好像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不是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他明確指出「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7]。四是仿效了蘇聯「不是很成功」的政治體制。1978年9月15日鄧小平視察東北時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8]把蘇聯政治體制的弊端分析的比較充分。1986年9月29日在與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談話時深刻指出：「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9]因此，必須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蘇聯模式的本質：形式主義和僵化!1977年11月3日，在會見美籍華人王浩教授時說：「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開始，他們的思想方法實際上是形而上學，認為一切都是蘇聯的最好，其實很多並不是這樣，結果自己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思想僵化。這妨礙了他們科學技術的發展，他們落後了。」[10]鄧小平分析蘇聯模式的弊端，並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而是從思想方法入手，從認識論的根子上找原因。1985年9月14日會見奧地利總統魯道夫·基希施萊格時談到：「我們過去多年搞的是蘇聯的方式，這是一種僵化的方式，實際上是把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手腳都捆起來了。」[11]歷史一再證明，「僵化」和「捆住手腳」必然導致封閉，封閉造成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問題並不是落後本身，而是明知落後卻又不願承認自己落後。早在1978年11月中鄧小平就指出：「蘇聯就吃這樣的虧，自以為什麼都是自己的好，其實農業、技術都很落後，結果是自己騙自己。」[12]不容否認，蘇聯後來的逐漸衰落、乃至最終解體，都與蘇聯固步自封、不思進取，自欺欺人這樣一種精神狀態和社會心理直接相關。鄧小平的分析站位高，立意深，對我們認識蘇聯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國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2.列寧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鄧小平的模式思考與探索，從來沒有脫離他的理論主題，而是緊緊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來談問題。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辛巴威政府總理羅伯特·穆加貝時指出：「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不僅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沒有完全搞清楚，就連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的蘇聯也是如此。他聯繫剛剛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展開他的思考：「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13]鄧小平說幾十年來人們對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是完全符合國際國內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認識水平和實踐水平的;讚賞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認為它是一個「比較好」的「思路」，是對中國當時改革開放決策所作的一種理論溯源;說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是告誡人們不要迷信蘇聯模式、要從蘇聯模式中吸取教訓。
從公開文獻中我們看到，鄧小平最早談及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時間是1985年，但實際上，鄧小平早在20年代在蘇聯工作時，就已經親身感受過它，在改革開放之初才又把目光投向了它。鄧小平在1979年元旦訪美的晚餐會上，同美國著名實業家、時任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的哈默談話時，談到了新經濟政策。據這個曾經在20年代與列寧進行過經濟交往的哈默後來回憶，鄧小平和他談得非常愉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鄧一直通過翻譯同我談話。他想知道我同列寧會面的一切情況，以及我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感受。」[14]為什麼鄧小平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那麼感興趣?因為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發展商品經濟，是對人們心目中社會主義模式的一種突破，也是最早的一種經濟改革思路，這才引起鄧小平的多次關注，並且把它的思想精髓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加以運用。與哈默見面一年之後的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與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的談話中，客人提出一個問題：「您是不是認為過去中國犯了一個錯誤，過早地限制了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方面限制得太快，現在就需要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指引之下，擴大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用?」鄧小平回答時，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引入中國，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15]以後，又在不同場合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達10多次，為我們突破傳統蘇聯模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此才有1992年黨的十四大最終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
3.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墨守成規只能導致失敗
鄧小平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多次提出批評，但在如何看待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問題上，則是比較寡言和謹慎。鄧小平在公開講話和談話中涉及戈爾巴喬夫個人的並不算多，我們這裡主要討論與本話題直接相關的4次。1次是兩人面對面持續3個多小時的談話，2次是與外賓談話中表達他的態度，1次是在南方談話時涉及。幾次談話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墨守成規只能導致失敗。
上個世紀八十代中期，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便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時間人們紛紛把蘇聯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戈爾巴喬夫身上。但中國領導人並不這樣簡單化。1987年3月19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總督讓娜·索維，當客人問到如何看待蘇聯改革問題時，他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究竟怎麼樣，我們還要看一看。」[16]為什麼要「看一看」?因為蘇聯的改革與中國的改革不一樣，它把重點放在政治領域，而較少觸動整個模式的基礎――經濟體制，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與社會改革理論是不一致的，所以要看一看。「看一看」過後的結果如何?兩年後的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北京見面。在這被稱作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談中，鄧小平指出：「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中國存在，蘇聯也沒有真正解決。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時間，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17]恰恰在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直言不諱地說：「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只有一種模式，現實證明並不是這麼一回事。」[18]應當說，戈爾巴喬夫還算坦白，但並不誠實。他在蘇聯大肆散布希么「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他骨子裡，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並沒有真正認同過，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有數的。鄧小平接過戈爾巴喬夫的話題闡發道：「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19]蘇聯人的邏輯就是這樣展開的：開始唯我獨尊，認為「只有一種模式」，這就是他自己的模式，並且要別人照此辦理;後來在世界發生了變化的條件下沒有前進，反而「墨守成規」，不願改革;其結局自然「只能導致落後」，最終「甚至失敗」。鄧小平這席話，是在1991年12月蘇聯正式解體的兩年前發出的，以他敏銳的政治鑒別力和判斷力對蘇聯後來的「失敗」做出了科學預見，這是因為他早就看到了蘇聯僵化的模式已經沒有生機與活力了，是註定要失敗的。
戈爾巴喬夫上台不久就大肆兜售所謂「新思維」，搞亂了蘇共全黨和全社會的思想;改革先從政治體制入手，社會動蕩不已，蘇聯改革舉步為艱。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回答阿曼德·哈默博士怎樣看待蘇聯國內問題時指出：「對戈爾巴喬夫這個時期的所作所為，我們是有不同看法的」。[20]這個「不同看法」，在上述會面中，已經深入地闡發過了。只不過是雙方面對面的交談，表達還是比較婉轉的，但到了1992年1月20日的南方談話時，鄧小平就顯得毫不客氣了，他徑直地說：「蘇聯這麼強的國家，幾個月一下子就垮了。」指出「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如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新思維』出來以後沒注意那樣，就會出事。」[21]鄧小平關於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就會出事」這個說法，被中國的八九「政治風波」所部分證實，也為蘇東巨變、蘇聯解體所完全證實。
分析、解剖、批評甚至批判蘇聯模式，是因為我們曾經受蘇聯模式影響較大，給我們帶來了沉痛的教訓，還因為從這裡我們可以總結很多經驗。鄧小平1982年9月1日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說：「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22]1985年9月14日會見奧地利總統魯道夫·基希施萊格說：由於學習蘇聯模式，束縛了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手腳，這就造成在國際上閉關自守，因此，「經濟雖有發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絕大多數人仍然處於貧困狀態。」[23]1985年9月18日會見迦納國家元首傑里·約翰·羅林斯時還說：「過去我們照搬蘇聯模式，也有發展，但不順當。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24]造成我們發展「不理想」、「不順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模式在作怪。拋開蘇聯模式，「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就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二、在研究中外歷史中提煉「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什麼?中國模式什麼樣?鄧小平對中國模式的概括提煉，也是從中外歷史對比中，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中尋找智慧之源的。鄧小平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固定的模式，中國的模式，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有自己的特點。總結起來，鄧小平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十月革命的道路，鄧小平稱之為「中國的模式」。二是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也有自己的特色，鄧小平稱之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三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時期，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找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鄧小平稱之為「中國自己的模式」。
1.根據中國的實際，尋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
中國的模式與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有哪些自己的特點?1980年鄧小平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並同「俄國的模式」對比分析時，提出了「中國的模式」概念，把它總結為「中國是根據自己的實踐與馬列主義結合取得勝利」。翻檢鄧小平公開文獻，直接使用「中國的模式」提法有兩篇，一篇是1980年5月31日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以《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另一篇是1980年11月24日見聖地亞哥·卡里略率領的西班牙共產黨代表團時的講話，摘要收入了《鄧小平年譜》。[25]兩次講話相隔近6個月，都是在論述如何處理黨與黨的關係時涉及中國模式問題的，表述內容、用語份量有些不同，其基本思想觀點完全一致，只是個別提法有些變化發展。我們主要討論第二篇文獻。
鄧小平在談到黨與黨的關係時說：「有兩條原則一定要堅持。第一條原則是，黨與黨之間的關係是兄弟黨關係，不是父子黨關係;第二條原則是任何國家的事情只能由那個國家的馬列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自己去判斷，犯錯誤也是他們自己犯，他們自己去糾正，不要拿我們的觀點、模式強加於人。」談話中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談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時指出：「什麼叫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根據中國的實際，運用馬列主義原理，尋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功績就是這一條。他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通過長期武裝鬥爭，奪取了全國革命的勝利。」這就是鄧小平關於「中國的模式」基本內容的表述。那麼，中國模式有沒有普遍意義，其他國家如何對待中國模式?鄧小平認為：「既然中國是根據自己的實踐與馬列主義結合取得勝利，那末其他國家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做?中國並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如果這個經驗總結得好，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國家包括落後國家，也按照中國的模式去取得革命勝利，更不能要求發達的歐洲國家採取中國的模式，當然也不能要求採取俄國的模式。」
鄧小平在這裡明確地告訴我們：第一，模式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否認，在世界各國的革命進程中，既有「十月革命的模式」亦即「俄國的模式」，也有「中國的模式」。第二，中國模式的精髓是「自己的實踐與馬列主義的結合」。第三，既然中國按照這個思想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那麼，其他國家也可以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第四，將「中國模式」的這一精髓領會透徹，那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出現了。
這是鄧小平關於中國模式第一個方面科學內涵的揭示，即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模式。
2.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人們一直有模糊看法。鄧小平在回答西方有人斷言中國「完全模仿和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採取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時，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進行了分析，作出了「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的論斷。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弗蘭克·吉布尼。談話中吉布尼認為：在對待中國問題上，「美國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看社會主義中國的時候，把它看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一模一樣的。」他向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心中的疑問：「那末中國開始的時候是否確實也有這方面的思想混亂，即完全模仿和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採取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26]吉布尼的疑問，反映了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美國總是把中國看成和蘇聯一模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吉布尼是講對了。但他堅持認為，中國開始時也「完全模仿和學習了蘇聯」，沒有走出中國式道路，表明他對中國還很不了解，也代表了西方相當人的觀點，因此，有必要闡述一下中國發展道路。鄧小平肯定地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採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政策。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毛澤東主席提出的中國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也與蘇聯不同。」[27]鄧小平從「三大改造」的經濟政策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及其取得的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深刻闡釋了中國與蘇聯道路的不同，向世人展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後來他還多次說過：「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28]「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今天我們也還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29]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的，充分肯定了「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突出強調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對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堅定走中國自己發展道路，有著重要意義。
這是鄧小平關於中國模式第二個方面科學內涵的揭示，即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出了獨特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3.要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經過近十年的探索和反覆思考、研究，鄧小平終於在1988年作出了「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的著名論斷。這一論斷的內涵，顯然要比10年前豐富多了。
這一著名論斷，出自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莫三比克總統若阿金·希薩諾的談話中。[30]這篇談話收入了《鄧小平年譜》和《鄧小平文選》，通篇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通篇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輝，是我們討論鄧小平中國模式論的重要文獻。鄧小平在談話中說：「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不僅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只有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上尋找建設答案，才能取得實效。
鄧小平的講話緊密聯繫中國實際，深入總結中國建設經驗，指出：建設一個國家，不要把自己置於封閉狀態和孤立地位。「不要固守一成不變的框框。過去我們滿腦袋框框，現在就突破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如果說從「從本本出發」還是指一切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去規劃我們建設的藍圖的話，那麼，「固守框框」則是把他人的經驗作為模式來照搬了，關鍵是要「解決」「什麼叫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發生很多問題，主要是「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經過改革開放突破框框，這個問題「現在才解決」;只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才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在向客人提出「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的建議時，系統闡述他的中國模式觀。他說：「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他認為，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可以的，但是要講社會主義，也只能是講符合莫三比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總之，要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三比克也應該有莫三比克自己的模式。」「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是這篇講話的核心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最基本原理的堅守和運用，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運史的深刻總結，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系統概括。有材料介紹說，聽了鄧小平這一席話後，若阿金·希薩諾表示：「鄧小平的思想是科學的、正確的，不僅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具有巨大指導作用，而且也為莫三比克的發展道路提供了借鑒。」[31]
這是鄧小平關於中國模式第三個方面科學內涵的揭示，即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建設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三、在總結髮展經驗中回應「中國模式」明確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32]是鄧小平中國模式論的一個重要思想觀點。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說：「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鄧小平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中回應中國模式。
1.要承認落後，想出好方針、政策和辦法來干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比較落後，最初又搞計劃經濟，走過不少彎路，在這樣的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會遇到許多困難。正視自己的問題，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估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既是鄧小平中國模式論的突出特點，又是它的邏輯前提。
要具備「清醒的頭腦」，並作出「清醒的估計」。早在1975年9月15日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鄧小平就指出：「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儘管有了這個基礎，但我們還很窮、很落後，不管是工業、農業，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還要幾十年的時間。所以，我們說形勢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頭腦要清醒，要鼓幹勁，不僅路線要正確，而且要政策正確，方法正確。」[33]1975年10月7日會見英國客人談到國內情況時指出：「中國有中國的問題，中國自己有自己的條件。說趕上西方，就是比較接近，至少還要五十年。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清醒的估計。」[34]只有具備了「清醒的頭腦」，才能做出「清醒的估計」，才能使「政策正確」和「方法正確」。正是鄧小平這「清醒的頭腦」要求和「清醒的估計」決策，才使國人頭腦變得更加清醒，主動正視自己存在的問題;才找到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才把中國模式的出發點落到了實處。
要承認落後，不要怕丑，要找到「具體政策」、「具體措施」。1977年9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華僑時說：「我們要承認落後，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國人談話都是講這些話，有些外國朋友覺得驚奇。這有什麼驚奇?承認落後就有希望，道理很簡單，起碼有個好的願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針、政策和辦法來干。」還說：「搞建設，單有雄心壯志不夠，沒有具體政策、具體措施，就像氫氣球一樣，一吹就破了。」[35]1978年11月14日在出國訪問途中向我使館工作人員說：「在日本訪問時，我們到處講窮，日本人說這是有信心的表現。他們說得有道理。我在日本說，本來長得很醜，為什麼要裝美人呢?大家要開動腦筋，有的人總認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國際上比，不要與國內的比。」[36]勇於承認落後是一種實事求是精神，不怕出醜是一種積極心態，只有承認落後、不怕出醜，才能不斷進取、喚起信心，也才會帶來希望。「雄心壯志」固然令人起敬，但還要有「具體政策」才能在實踐中實施，因此，要緊的是尋找「好方針、政策和辦法」。
不能弄虛作假，空喊口號，「要有一套科學的辦法」。1975年7月9日鄧小平在閱讀並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講話整理稿時說：「黨的基本路線一定要有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不然路線就是空的。路線不是空喊。」[37]1979年10月4日在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講空話是達不到的。經濟工作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弄虛作假，不能空喊口號，要有一套科學的辦法。」[38]路線不是空喊，搞現代化不能只講空話，必須要有「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要按規律辦事，有科學辦法。
2.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正是由於對中國現實國情的正確認識，立足中國實際，才走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一詞，是在1979年3月21日會見英國客人馬爾科姆·麥克唐納時首次提出的，「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39]此後，「中國式的現代化」一詞不脛而走。「中國式」可視為鄧小平「中國模式」的一個簡稱，「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也就成為鄧小平中國模式論的核心內容。一個最初本來是「姑且用之」的「新說法」，隨著實踐和認識的不斷深化，歷史不斷賦予它新的科學內涵。
第一，「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1979年10月4日出席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講話時指出：「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後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達到上千美元的時候，我們的日子可能就比較好過了。」[40]這段話講出了最初的「開了大口」現代化要求，到後來「改了個口」放低標準的一種考慮，反映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精神。這也就是1980年6月5日會見外國客人時所明確表達的一個意思：中國式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辦不到。」[41]
第二，「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小康之家」。1979年12月6日在回答大平首相關於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問題時，鄧小平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2]此後，1980年10月15日在軍隊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提的目標就是爭取二十年翻兩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進入小康社會。」[43]自此，「小康」概念逐漸深入人心，「小康之家」成為中國人民心中可親可愛的理想，「小康社會」成為全黨全社會奮鬥的階段目標，成為描述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一個必經過程。
第三，「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創業。1980年1月1日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的講話中說：「要有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我們要搞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還很窮，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創業，就是要吃點苦，否則不可能有今後的甜。」[44]1980年4月29日會見外國客人時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我們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兩個基本特點。」[45]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立足於國內，立足於自力更生這個基本原則。
3.中國式的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式的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而不是其他。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一以貫之，非常執著，從改革開放始，到終其一生，從未放棄。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麼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46]他還說：「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47]他認為，這樣關係就大了，忘記了事物本質的現代化，離開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不是我們要的現代化。不管世界風雲如何變幻，西方國家怎樣制裁;也不管社會主義低潮高潮，東歐國家如何動蕩，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會繼續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一定會繼續下去。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李政道教授時指出：「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就嗚呼哀哉了，哪裡能有現在的中國?「[48]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選擇，是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創造，中國的未來在中國人民手中。在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
面對西方制裁的嚴峻形勢，面對人們的不知所措，鄧小平鎮定自若，以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戰略家的眼光和膽識，闡述了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觀點。1989年6月16日同江澤民等中央同志談話時說：「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因此，最根本的就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在這樣一個國際大環境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沒有前途。本來，鄧小平對世人所謂「大三角」的說法並不十分贊同，他在1985年6月4日軍委擴大會議上曾說：「世界上都在說蘇、美、中『大三角』。我們不講這個話」。[49]可在這次講話中，他卻說：「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麼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說法?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什麼說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就是因為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50]但今天他卻對此予以肯定，突出中國當今的國際地位和作用，讓人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與驕傲。四、在推動改革實踐中堅定「中國模式」鄧小平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無疑直接得益於中國的開放政策。從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中總結經驗，是鄧小平的一大貢獻。1989年3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烏干達總統約韋里·卡古塔·穆塞韋尼時說過：「我們最大的經驗就是不要脫離世界，否則就會信息不靈，睡大覺，而世界技術革命卻在蓬勃發展。」[51]同時，中國模式也是中國人民基於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澱，是幾十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並進行不斷探索的創新成果。
1.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
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人類社會制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歷經挫折，但畢竟頑強地生存下來，保持了應有的生機與活力。由於它自身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客觀上需要改革。但決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本身，改革中必須堅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優勢。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領導人時說：「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歷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但是，共同的一點是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52]要充分看到，社會主義制度有著巨大的優勢，這種優勢，就是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法寶。
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相比較，其優勢體現在做起事來更便利得多，更有效率。1978年11月27日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在回答中國現在是否正在考慮對政治制度進行某些改革，比如採用西方那種競選制度、幹部通過選舉產生等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整個制度我們同西方不一樣，你們叫議會制，我們是人民代表大會制，這個制度不會改變。我相信，現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適當改革，我們這個制度比你們那個制度做起事來要便利得多。」[53]鄧小平明確地說，決不能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不能改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的制度也會有它的不足，但經過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要「便利得多」，即它的決策效率和集中能力更強。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味強調製約可能會有問題。1982年7月26日談規劃問題時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54]1986年9月13日在討論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時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一些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55]社會主義的這個優勢，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所不能比擬的，不僅在過去是這樣，今天同樣如此，西方政府面對金融危機的緩慢決策從反面給予了說明。1987年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說：「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56]雖然我們的政治體制需要改革，但總的目的，不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改掉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體表現在很多方面。1987年10月13日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亞諾什對此做了較為系統的說明：「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比如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我們的優越性。我們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當然也要有監督，有制約。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們的優越性。這種制度更利於團結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們做某一項決定，可以立即實施。又如解決民族問題，中國採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我們有很多優越的東西，這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優勢，不能放棄。」[57]鄧小平的這些論斷，為我們科學認識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為我們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模式論中的制度內涵，提供了一個基本遵循，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2.中國只要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
在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作用下，1989年中國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如何看待風波過後的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如何把握中國的政治走向，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9月4日，鄧小平在同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的旗幟倒不倒，蘇聯肯定要亂，而是中國的旗幟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國自己不要亂，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中國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58]只要中國堅持既定的改革開放方針走下去，把發展作為根本任務，保持社會穩定，自己不亂，中國的旗幟就不會倒，中國也就也垮不了。這既是實踐和歷史的證明，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更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的一大貢獻。
1989年10月26日鄧小平在評論西方「政治風波」後的做法時還指出，他們對中國有兩個特點認識不清：「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來的，建國後又進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第一點表示不是輕易就能被打倒，表達的是中國的輝煌歷史和傳統;第二點反映的是中國人民的國格和風骨，這是中國精神力量的一個支撐。鄧小平最後又補充說：「還可以加上一點，外國的侵略、威脅，會激發起中國人民團結、愛國、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的熱情，同時也使我們更清醒。」[59]這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進一步挖掘和深刻把握。有了這三點，中國的旗幟就不會倒，中國人民就不會垮。
隨著西方對中國制裁的加劇，鄧小平越來越強調中國的國格、民族自尊心這些精神因素。1989年10月31日會見尼克松時指出：「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隻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使中國人奮發圖強。」「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60]這既是對美國人觀察中國時的錯誤思維的微妙批評，也是中國堅定立場的一種高調宣示，更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一種重申和張揚。面對西方的制裁，面對國內的嚴峻形勢，面對好心朋友對中國前途和未來的擔心，鄧小平給予堅定的回答。1990年4月7日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時說：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國是垮不了的，而且還要更加發展起來。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時代的要求。」[61]這既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又闡釋了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心，更展示了中國人民的深切願望。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
1985年11月11日，鄧小平與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關於中國改革問題有一次對話，對我們理解鄧小平的模式論很有意義，我們不妨對此進行一番解讀。基辛格說：「像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沒有嘗試過的，世界上還沒有別的國家嘗試過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因為你們的嘗試是一個全新的試驗。如果你們成功了，就將從哲學上同時向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問題。」鄧小平接過話頭說：「不說是個偉大的試驗，但確實是個重大的試驗。我們的經驗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必須改革，這是唯一的道路。中華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最終證明中國人行不行，還要看這十億人口怎麼做。中國落後許多年了，近幾年可以看到一些興旺的氣象。」[62]鄧小平所說的「試驗」，是人民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種實踐、探索和改革，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努力奮鬥。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低能的民族，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循著改革的道路堅定地走下去，中國模式就會透露出它的「興旺的氣象」。
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的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作了《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他傾向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提法。對此，鄧小平表示贊成。6月12日在同江澤民談話時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還說：「在黨校的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63]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十四大的重要主題，表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表示同意報告的框架。[64]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次嘗試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進行偉大結合，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力。
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弟弟鄧墾的一席談話，是繼南方談話後的又一次思想性、政治性、理論性極強的思想觀點的展開，對於我們把握鄧小平的中國模式觀很有幫助，我們作一解析。他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他說：「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麼局面?」還說：「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麼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65]講話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於四個堅持的思想觀點，特別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對於我們認識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正確認識併科學解決改革發展中的問題有極大幫助;同樣，對於我們全面理解認識和完整把握中國模式、對於我們反思當今西方世界發生的金融危機及其後果也有極大幫助。
總括上述，在鄧小平心目中，中國模式就是長期形成的一個國家革命、建設的方式、方法，是從歷史中總結出來的相對成功的經驗、做法，是需要長期堅持的社會發展道路，其本質是對革命和建設規律性的一種揭示。因此可以總結說，鄧小平講的模式就是經驗，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的自我創造和自我選擇;模式就是道路，是自己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所走出的成功之路。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鄧小平模式論最重要的含義和全部理論歸結。中國模式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樣板，也不是包醫百病的藥方，它只是一種創造、一種奮鬥，是人們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種探索和改革。中國模式並不是一種教條，也不是對先驗理性的膜拜，它只是一種信仰、一種選擇，是人們對歷史和文化熏陶下成長的民族精神的守護和弘揚。我們以鄧小平1989年9月4日同江澤民等中央領導談話中講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別人的事我們管不了，只講一個道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66]這既是對中國模式的一種堅守，也是對中國模式的一種自信，還是對中國模式的一種禮讚!注釋：[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頁。
[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頁。
[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17頁。
[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9頁。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8頁。
[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頁。
[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
[1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頁。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頁。
[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頁。
[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頁。
[14]【美】哈默：《鄧小平總是什麼都知道》，載齊欣等譯編《世界著名政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1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1頁。
[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頁。
[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頁。
[18]《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頁。
[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頁。
[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頁。
[21]參見吳松營：《鄧小平南方談話真情實錄》，《東方早報》2012年1月18日第A06版: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特別報道。
[2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2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頁。
[2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頁。
[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693頁。
[2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頁。
[27]《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9頁。
[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頁。
[3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頁。
[31]《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頁。
[3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頁。
[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
[3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頁。
[3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頁。
[3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頁。
[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
[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頁。
[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頁。
[4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63頁。
[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44頁。
[4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頁。
[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頁。
[4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頁。
[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頁。
[4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頁。
[4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9頁。
[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9頁。
[4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
[5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0頁。
[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頁。
[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頁。
[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頁。
[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7-1138頁。
[5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頁。
[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0頁。
[5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頁。
[5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頁。
[6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1294頁。
[6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頁。
[6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4頁。
[6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7-1348頁。
[6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
[6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頁。
[6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頁。
推薦閱讀：
※美國模特--Gigi Hadid
※國模內衣秀【39】
※從歷史悲情到中國模式
※國模內衣秀【30】
※加藤嘉一對話弗朗西斯· 福山：中國模式挑戰「歷史終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