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問」：我們何以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 | 紀念胡適先生誕辰125周年

來源：《複印報刊資料·高等教育》2016年07期

作者：周川（蘇州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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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

在胡適心目中，「像樣的大學」有兩個最核心的「真義」，即「研究」和「獨立」。

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胡適，對當時的中國大學提出過一系列質疑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就是：

中國何以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

問題的最初萌芽，始於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的一次偶然經歷。1915年2月20日，英文教授亞丹在課間很不經意地問胡適：「中國有大學乎?」 這在亞丹，是個隨口一問的問題，但在胡適那裡，卻是個一時「無言以對」的難題：要說沒有吧，不是事實；要說有吧，又說不出一所大名鼎鼎的大學來。

亞丹見胡適一時語塞，說是若中國真有一所「完美之大學」，他願意將自己珍藏的數千冊英國古今劇本相贈；臨了還不忘教誨胡適一番，曰「大學乃一國文化之中心」、「國之先務」云云。

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這件事，並且寫道：「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

中國有大學嗎？什麼時候才能有哈佛、劍橋那樣的著名大學？問題的種子就此埋在了這位年輕的留學生心中，激勵著他對中國大學問題做長期不懈的觀察和思考。

1.

>>>「胡適之問」的現實之維

胡適的問題是針對當時中國大學的現實狀況提出的。

北京大學是胡適的大學教育生涯正式開始的地方，首當其衝成為他第一個審視的對象。胡適於1917年夏結束在哥大的留學生活，回國任北大教授。當時的北大正經歷著蔡元培大刀闊斧式的改革，處在脫胎換骨、舊貌換新顏的巨變之中，各種美譽也紛至沓來。然而偏偏在此時，年輕氣盛的胡適自揭其短，對北大提出很嚴厲的質疑。

1920年9月17日，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發言，他要大家捫心自問：北大被外界譽為「新思潮的先驅」、「新文化中心」，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到底「慚愧不慚愧」?他批評北大「在智識學問方面」已經「貧窮」到幾乎是「學術大破產」的地步，還說外界罵北大「程度不高，學風不好」，這是北大「真正的恥辱」。

此後數年，胡適對北大的批評幾乎沒有間斷。例如1922年，他對教授「索薪」罷教、學生滋事罷課大為不滿，公開質問道：為什麼「北京大學這幾年來，疲於索薪，疲於罷課，日日自己毀壞自己呢?」北大25周年校慶時，胡適在北大紀念刊上發表文章，批評北大「開風氣則有餘，創造學術則不足」，說北大尚未脫離「裨販學術」的階段，「這不是我們的大恥辱嗎?」

胡適於1920年代中期離開北大，先後在上海的多所高校任教，當過中國公學校長，兼任過英國庚款諮詢委員會中國委員、大學院大學委員會委員；1930年代初專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在北大兼教，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奉命使美。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胡適對中國大學的現狀有了更廣泛的審察，「胡適之問」就在這個時期明確提了出來。

1932年10月25日，胡適到南開大學演講，主題是「中國問題的診察」，他認為中國患了「五鬼症」(貧窮、衰弱、愚昧、貪污、紛亂)，根源不僅在「武力不如人」，更在「文化不如人」，他舉出的一個重要例證是，歐美、日本有那麼多著名的大學，而我們「何以一個五千多年的老大國家，竟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沒有一處文化人才建設集中的地方?」在他看來，「一個五千年歷史的國家沒有一所大學」，是十足的愚昧，「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醫藥」。他提醒大家：「我們應該平心地想一想，教育為什麼辦不好，為什麼不如人?」

1930年代掀起「中國文化本位」問題論戰，胡適是反方的主辯手，他運用的重要論據之一依然是「不像樣」的中國大學。1932年5月，胡適在反駁「東方誇大狂」的論調時質問對方：「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

胡適指出：「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

在論辯「領袖人才的來源」時，胡適反問對手，時至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哪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隨即他將話題轉到本國：「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胡適憤然質問道：「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1936年9月，胡適作為北大、南開、中央研究院的代表，前往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當時世界各國共有五百多所高等教育機構派代表出席了這一盛典。校慶活動項目之一是所有這些代表嘉賓按其所代表機構的年齡為序排隊遊行，結果在這個五百人左右的隊伍里，胡適所代表的北大排在第419位(南開排在454位，中央研究院則在499位、倒數第7位)。

這對胡適是一個不小的刺激，令他感到很「慚愧」：「我們中國已具五千多年歷史文化最早的古國，反屈居於最末的次序。」他的問題接著也就冒出來了：歐美大學為什麼能夠長久延續，最高齡的已有九百多歲，連建國才一個半世紀的美國居然也有了三百歲的哈佛，而有著五千年歷史的中國為什麼「竟沒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學」?他問道：「為什麼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國，大學的歷史卻會這樣短?」

中國古代兩千多年前有太學，一千多年前有了書院，遺憾的是，古代的這些「大學」卻沒能持續下來，沒能發展成為近代意義上的大學。胡適對中國的這段歷史瞭然於心，他曾在這方面作過專門的考證。越是了解這些歷史，就越是感到困惑，以至於他的感嘆「為什麼歐洲大學能這樣長久繼續下去，中國為什麼不能」，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

羨慕別國有千年高齡的大學，可能還是淺層的；而一旦問到「我們為什麼不能」時，胡適的思考實際上開始向深層推進了。

2.

>>>胡適心中「像樣的大學」

那麼，在胡適的心目中，究竟什麼才是「像樣的大學」

胡適早期將「大學」解釋為「總而全」：學校很大、學科很全。

但他不久就放棄了對「大學」的這種外延式理解。

胡適在留美期間曾對「大學」作過一個詞源上的界定：「大學英名University，源出拉丁Universitas，譯言全也，總也，合諸部而成大全也。故凡具各種學科合為一校者，始可稱為大學。」

但是胡適不久就放棄了對「大學」這種外延式的理解，這在幾件具體的事情上可以看得出來。1920年代末《大學組織法》頒布，規定「大學分文、理、法、農、工、商、醫各學院。凡具備三學院以上者，始得稱為大學」，由此引發了擁有幾個學院才能稱為大學的爭議。

胡適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這「簡直是無謂之爭」，當初信奉「總而全」的胡適，如今對「總」到什麼程度、「全」到什麼程度的爭論竟不屑一顧；與此同時，他卻推崇「小而專」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還撰文說要建設一流的「農科大學」，可見他「總而全」的大學觀已然發生轉變了。

轉變的結果是，胡適後來所理解的「大學」之真義始終有兩個持之以恆的核心要素，一為研究，一為獨立。在胡適的心目中，「像樣的大學」一定是注重學術研究並且有突出學術成績的，也一定是能獨立自治而巋然屹立於世的。

胡適秉持「研究是大學的靈魂」之主張。

他心目中「像樣的大學」，首先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

胡適認為，「像樣的大學」不單單是教書的地方，更重要的在於它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是一個搞研究做學問的地方。胡適早年對北大的批評，大多也集中在這一點。1923年他批評北大「開風氣有餘，創造學術不足」，批的就是北大學術創造的短板，他所希望的是，「北大早早脫離裨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

在胡適看來，那些「不像樣的大學」，當然都是不注重研究的；因為沒有研究作基礎，學校就易於墮落到「功課太松，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地步，這樣的高校在胡適的法眼裡基本屬於「野雞大學」一類。

胡適強調大學的學術研究，似乎是他「少談點主義，多研究點問題」之主張在高教領域的延伸。胡適認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因為「高談主義」的最大危險就是使人自以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費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而「研究問題」就不一樣了，它的「極困難」之處在於需要那種「創造的智慧」，需要運用「有創造的思想力」，特別是需要運用杜威的「思維五步」。也就是說，研究問題的過程是一個很特殊的認識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人運用高度的理性、創造智慧，也需要人的品德、意志來保證。在胡適的觀念中，一所大學只要按照「創造的智慧」去從事學術研究，認真做學問，不僅能取得學術上的成績，而且能促進教育本身的提高，諸如提高課程程度，使教員更高明，端正學風校風等等。

在這方面顯而易見的是，胡適受到吉爾曼和弗萊克斯納的很大影響。胡適稱讚他們是「對美國現代大學教育改革有大功」的人。胡適特別推崇吉爾曼「研究是一個大學的靈魂」、「要把有創見的研究作為大學的基礎」的觀點，讚賞吉爾曼把霍普金斯大學辦成一所「以研究院作本體的大學」之主張，胡適認為，正因為「有了吉爾曼的霍浦金斯大學，美國才有研究院作本體的大學，美國才把舊的學院(Colleges)提高到University，才有了真正的大學」。

可見在胡適的心目中，一所高校是否以研究作基礎，是它能否稱為University的關鍵之所在。

胡適也同樣推崇弗萊克斯納，推崇他「大學就是一個小小的學術研究中心」的理想及其創辦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沒有課程表，沒有上課時間，只有一些有，天才又有學問的第一流人才在那兒獨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論辯，把他們的全副精神用在純學術的思考上」。

在吉爾曼和弗萊克斯納的激勵下，胡適多次有過如法炮製的衝動。1929年2月初，身為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對北大來客說，「希望他們把北大改作研究院」，他還正兒八經地與北大諸君合作草擬了一份「北京大學大學院規程草案」，計劃逐年減少本、預科生，使其五年之後完全成為「研究院」。

抗戰勝利後胡適出任北大校長，他興緻勃勃提出了一份《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聲稱「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儘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

胡適在這份計劃中還建議：「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儘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胡適的這些設想，由於當時主客觀條件的種種限制，當然沒有可能實現。

不過，胡適「大學要以研究作基礎」的觀念是始終不渝的，他在北大等校推動學術研究也是大有成效的。例如，他剛進北大不久，就在蔡元培支持下創辦哲學研究所，組織學術演講會；1930年代初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任上，撥款在北大等校設立「研究教授」席位；他在北大校長任上推動考古、原子能等領域的研究，等等。

胡適秉持獨立、自由的觀念。

他心目中「像樣的大學」是獨立自治、自由中立的大學。

胡適常常論及「學術獨立」和「教育獨立」，他所說的「獨立」其實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就是自立，就是自己靠自己，不要依賴別人」，也就是自力更生的意思；第二層是不受別人控制、擺布，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自行其是的意思。胡適的「大學獨立」主要在第二層含義，即大學的自主自治，意指大學要獨立於政治、宗教、信仰等等，使大學免遭黨派、教會、權力、金錢的控制和擺布。在胡適的心目中，這種獨立性是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一個根本性的「真義」，它和學術研究至少是同等的重要。

胡適對歐美大學的組織構架曾作過一番考察，他認為歐洲大學之所以能夠長久延續，原因就在於「歐洲大學不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歐洲的大學是獨立的，它獨立於政治制度之外，所以能較少地受政局左右和影響。

胡適認為歐美大學主要是靠三個機構來運轉的：一是大學的董事會，負責大學的財產；二是大學的教授會，負責大學的學術和教育事務；三是大學的校友會，「把母校的事變成好似自己家裡的事情一樣」。胡適據此認定，歐美大學靠著這三個機構，所以能夠較大限度地保持獨立自治，保持自主和中立。

胡適也考察了中國古代太學，結論是它們「總是隨著政治制度而變遷的」，它們「是文官考試製度的一部門」，是整個官制的一部分，太學的祭酒、司業是官，連太學的教師博士也是官；「這制度受政治的牽扯太大」，一旦改朝換代，人亡政息，太學就身不由己地跟著沉浮，當然延續不下去。胡適說中國沒有歷史長久的大學，他認為原因就在於此。

胡適把大學的獨立性看得無比重要，也有很多實際表現。1922年北洋教育部擬將北京交通大學併入唐山、上海兩所交大，廣遭反對。胡適雖然對教育部用權力強推此事也很不滿，但他對並校一議卻表示贊成，他的理由是，「京校的弊病」主要在於，「政治的勢力太接近，影響到課程與管理，並且影響到學生畢業後的出路」。

1920年代末，胡適當中國公學校長，他自嘲是「無為而治」的校長，但他有守有為的一點是，中國公學堅持不掛國民黨黨旗，也取消了上方明令的「總理紀念周」儀式。1946年10月10日，胡適作為校長第一次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致詞，他提了許多「希望」，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強調大學「要獨立，不依傍門戶」。

1958年5月7日，胡適到私立東海大學演講，他肯定私立大學「有其優點，它比較自由，更少限制」，同時「希望東海能有一個好榜樣，把握著自由獨立的傳統，以為其他各校的模範」。對此，胡適解釋說：「因為只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才能有高價值的創造」。胡適對於大學獨立與學術創新之間的內在關係是有充分認識的。

「像樣的大學」也體現在大學教育的各個具體環節。

在胡適的心目中，「像樣的大學」也體現在大學教育的各個具體環節，如培養目標、課程、師資、考試等方面。

胡適留學美國七年，受到比較嚴格的教育訓練，他對嚴格、規矩的大學教育過程有切身的體認，在這方面他也多有論述。

擇其要點看，在培養目標方面，胡適認為大學培養出來的人之「與眾不同」處，就是「獨立思考、客觀判斷、有系統的推理，和根據證據來相信某一件事的習慣」；在課程教學方面，胡適主張借鑒美國大學文理學院模式，加強文理基礎課程；在師資方面，胡適深知「高明的師資」極端重要，強調只有聘請「第一流的專家」才可能建設「第一流的大學」；在考試方面，胡適主張嚴格考試、不能讓學生「很容易跨出去」，他在北大教務長的任上曾經頂著學潮的壓力推行嚴格的考試製度。

胡適心目中「像樣的大學」是他的大學理念的直接體現，也是他終身為之努力的理想所在；然而在當時的中國舉目四望，胡適看到的大多卻是那些「不像樣的大學」，甚或是「野雞大學」。胡適對這些「大學」的描繪是：「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理想與現實的反差如此之大，「胡適之問」的提出就勢所必然了。

可以說，早年亞丹教授對胡適「國之先務」的一番教誨，對他是刻骨銘心的。胡適認為，世界文明史上那些「領袖人物」，如卜伽丘、彼特拉克、馬丁·路德、伽利略、牛頓、康德等，他們無一不是「或為大學學生，或為大學教授」，胡適據此認定：「歐洲的文明，絕不是偶然的事，而文明的造成，實以大學為主。」

在胡適的心目中，歷史上那些「像樣的大學」，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頂尖大學，實為科學和民主的動力源，人類文明的推進器，所以他一再強調，振興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而「吾國誠以造新文明為目的，則不可不興大學」。

也正因為胡適認識到大學對於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巨大作用，他才痛感於近代中國大學的落後和紛亂，才「語不驚人死不休」地提出「胡適之問」，並且義無反顧地為建設中國「像樣的大學」而鞠躬盡瘁。

當然，「胡適之問」是八九十餘年之前提出的，針對的是近代中國大學的種種弊端，有其時代性。時移世轉，滄海桑田，如今的中國大學早已今非昔比，其規模體量號稱世界第一，但是，只要我們不否認「世界一流大學」仍是我們上下夢寐以求的理想，不否認我們現在與「世界一流大學」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那麼重提「胡適之問」，在當下也並非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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