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專版

　　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部和外部環境都已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革。回顧和重梳當代文學的歷史變遷，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既是共和國的歷史記憶和現實表徵，也是其精神鏡像。因此，「新世紀文學」就是在歷史、現實和知識這三種背景下產生的一個新的理論與實踐課題，其現狀和發展可能性對於國家文化戰略的選擇有著重要意義。

　　「新世紀文學」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於以往的新特點，首先表現在文學生產的條件和環境的變革。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內部的市場化進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推進，中國當代文學逐漸脫離了過去計劃經濟時代以國家文化部門為引導的組織化生產方式，而逐漸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生產和創作機制。具體來說，就是以「個人化」寫作、文學刊物以及出版機構的商業運作進行的文學創作和生產，這一特點在進入新世紀以來表現得尤為明顯。

　　新的生產和創作機制必然導致新的文學實踐和文學形態。在21世紀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下，當代文學的想像與書寫體現出多樣化的格局，在作家、作品、讀者與世界之間已建立起了一種新型的關係。在當代文學新的想像與書寫領域中，既有對時代主旋律文化的弘揚，如近年出現的一系列歷史題材小說、「反腐小說」以及表現現代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的文藝作品，像《解放》、《建國大業》等文學和影視作品都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主旋律作品的發展和深化，甚至類似《暗算》、《潛伏》等作品也都曲折地體現了國家及其歷史的新的想像和建構方式。

　　同時，「新世紀文學」中還有全球化浪潮的投射，也有關於消費主義的文化想像和文化趣味，諸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狀態小說」、「城市文學」等類型。近些年出現的「底層敘事」、「打工文學」、「打工詩歌」等關於社會底層和弱勢人群的現實書寫也是「新世紀文學」中重要的現象和類型，如以《那兒》為代表的表現國企改革題材的一些作品類型。另外，「女性文學」的進一步繁盛、「青春寫作」、「80後」乃至「90」後作家的崛起，以及網路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和變異等諸多新的文學現象和形態，也是「新世紀文學」不可忽略的文學事實。可以說，諸如此類的文學實踐展現了新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變動和新的表徵。這一切的文學想像與書寫，都和新世紀中國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有著深層的精神關聯。

　　新的文學實踐意味著新的文學趣味、精神和價值取向。在「新世紀文學」多元化的格局中，當代文學精神的變遷中蘊含著普遍性、同質化和差異性的複雜關係。就文學作為一種符號系統、語言形式、情感載體和信息媒介的特徵和形態來說，「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界限正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各種文體的內在特徵處於一種相互融合乃至混雜的關係。以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小說《暗算》為例，在其敘事風格與表現方式中所使用的「懸疑」、「推理」等話語類型，曾經被我們更多地視為「通俗小說」的基本特徵，但在當下的語境中，其「通俗性」已經不再成為分辨文體特徵的重要依據。這些現象說明新世紀文學形式、文體特徵方面的「普遍性」和「同質化」的趨向。但另一方面，新世紀文學內在的豐富的差異性更是值得重視的趨向，各種「亞文體」和「次生文體」的出現，諸如「玄幻小說」、「詩歌電視」、「攝影文學」等文體類型的出現，這些新型文體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實踐和形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和視野。當然，啟蒙信仰和寫作姿態在「新世紀文學」中存在被淡化的傾向。這種價值趨向源於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新寫實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思想基礎，並在新的世紀遭遇新的社會文化問題所激發的困惑與迷思。但另一方面，在這種文學精神「普遍性」與「同質化」的過程中，同樣也隱藏著眾多的精神上的質性「差異」。

　　從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進程來看，「新世紀文學」的這些表徵意味著在新世紀全球化進程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文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學場域，文學作品也才真正作為一種文化的消費品而存在。這使文學從上世紀80年代「現代性」中脫離出來，進入到新的一輪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動態關係及其歷史進程中，並成為國家文化戰略實施的一部分。因而，如何在新的文學場域中有效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成為值得重視的新課題。

　　首先是文化主導權的問題。文化主導權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新世紀文學」紛繁複雜的場域中，如何加強和鞏固文化主導權，是國家文化戰略體系中的重要任務。伴隨著人民共和國60年的歷史進程，當代文學業已形成了以「人民性」為核心價值觀的文學思想和文學立場。正是「人民性」這一核心思想，當代文學才得以成為共和國歷史、時代和社會的歷史記憶和精神鏡像。因此，在新的世紀，重建和鞏固「人民性」的文學立場，樹立正確的文學觀、歷史觀和價值觀，是國家文化戰略選擇中最重要的一項工程。

　　其次是如何重構身份/認同的問題，也就是文學的主體性的問題。在應對全球化浪潮和市場經濟衝擊的過程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對身份/認同的想像、建構與書寫逐漸陷入一種困惑的狀態。如何在「新世紀文學」中重建國族的身份認同，以及如何重塑當代文學的主體性同樣是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內容。毫無疑問，這一層面和文學的「民族性」以及「人民性」緊密相關，只有緊緊抓住這一思想核心，才能在「新世紀文學」的生產實踐中建構和書寫國族的身份，以及「人民」這一文學主體性。在全球化進程中，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當代文學才能真正參與全球化的競爭，並和其他民族國家文學進行有效地對話，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一種真正有效的「中國價值觀」和「中國動力」。

　　再次就是文學診斷社會問題的使命和職責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實踐和社會現實長期處於一種「疏離」的狀態，文學也逐漸喪失對社會現象的診斷能力和發言能力。如何重建「文學—社會」的「反映—影響」關係，也是「新世紀文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也就是說，重建文學對民族、國家和社會的使命和職責，也是重建文學自身信仰的問題。在新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結構變動的過程中，重新確立介入社會與承擔社會責任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觀，中國當代文學才能真正和真切的社會現實建立起一種有效的互動關係，體現中國文學的歷史和現實使命。

　　基於以上三個重要議題，「新世紀文學」自身變革與發展，既是當代文學「現代性」歷史進程的必然選擇，也是國家文化戰略選擇與調整的需要。只有建立起二者之間的良性關係，中國當代文學，才能真正轉化為民族國家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