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彩禮案件的幾個實務問題
一、關於彩禮範圍的界定。是不是男女雙方在戀愛中所有贈送的錢物都應返還？法律上的彩禮到底包括哪些具體內容？這是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現實生活中，彩禮的名目可謂五花八門，只有準確界定彩禮的範圍，才能切實維護好雙方的利益，對此，司法解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當然這也和我國複員遼闊，風俗習慣不同難以統一有一定的關係。但在司法實踐中，還是有以下幾個突出的問題：1、關於訂婚期間的彩禮支出。一方在收到彩禮後，往往會拿出部分彩禮用於共同開銷，比如有的為舉辦婚禮而共同宴請賓客，有的用於共同學習某項技術，有的共同外出旅行，也有的純粹共同用於朋友間的吃喝玩樂等，那麼這些費用是否應當在計算返還數額時予以扣除，如果單純依照返還規則，很可能造成顯失公正的後果；2、關於相互贈與財物的問題。在戀愛中，男女雙方為了表達心意，通常都會贈與對方一些定情物、信物等等，可以說，這些物品，有的是為了結婚而為的贈與，有的是一方自願贈與另一方而純粹與結婚目的無關，對於該類財物，贈與方如果也要求返還，就會有贈與物可以隨便撤銷之嫌，法官也不可能明知當事人的這一心理狀態；3、關於親人贈與財物的問題。一般來講，對於新人，雙方的親屬都會有一定物品或現金的饋贈，對於這部分財產，如果明確是特定給個人的財物，當然應按個人財產來處理，而如果是贈與兩個人的，就存在共有分割的問題，比如某些地方俗稱的「磕頭禮」，如果一概不予認定或只認定為一方所有，就會有違公平。4、關於訂親期間的人情花費。訂親之後，按農村的禮節，如果一方親屬出現喜事或者白事，另一方會拿出數額不等的禮金，在有些地方，禮金還特別多，這種情況屬不屬於彩禮的範疇，還是值得研究的，如果處理不好，很自然會增強花費較大一方的對抗情緒，這給法官的調解和處理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
二、關於彩禮案件的案由。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訴訟案件的名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關係的性質，是人民法院將訴訟爭議所包含的法律關係進行的精度概括。在民事訴訟中，案由貫穿訴訟活動的始終。從原告起訴、法院開庭審理直至作出裁判，都需要明確的案由。但長期以來，由於沒有一個確定案由的具體標準，導致在案由的使用上出現了一些無序的狀態。經過多年實踐，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施行以後，無論是從體系上還是從範圍上均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司法實踐中，彩禮糾紛一般確定案由為「婚約財產糾紛」，但實際生活中，有的原告與被告按農村風俗舉辦了婚禮，並有了同居生活的事實，而且牽涉了一定的財產，根據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係的性質，依照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也有按同居關係析產糾紛進行處理，這樣可以解決被告方的反請求是否構成反訴的爭議，但這種案由的確定還有待商榷。
三、關於案件的訴訟主體。實際生活中，婚約彩禮的給付、接受，並不僅僅在婚約當事人雙方之間直接發生，往往是一方的父母或親屬通過婚姻介紹人給付另一方父母或親屬。那麼，訴訟主體如何確定？目前，起訴到人民法院的婚約財物糾紛案件，訴訟主體有的列婚約關係的男女本人，有的列婚約關係男女雙方父母，有的列男女雙方及其父母等，很不統一。在實踐中，訴訟主體的確定應區分以下情形：（1）、彩禮的給付、接受，只發生在準備締結婚姻關係的男女本人之間，給付人給付的是自己個人財產，接受人接受的彩禮未用於家庭生活消費，彩禮成為了接受人的個人財產，訴訟主體可列男女本人；（2）、彩禮的給付、接受發生在準備締結婚姻關係的男女之間，或發生在雙方父母、其他家庭成員之間，但給付的是家庭共同財產，接受彩禮是以家庭方式出現的，訴訟主體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雙方的家庭成員。在農村司法實踐中，如果只列男女本人，往往不利於這類糾紛的解決。訂婚的男女雙方一般在經濟上不獨立，其經濟基礎較差。男方所給付的財產主要來自家庭共有財產，而收受方除個人使用的物品外也並非完全由訂婚女方個人支配。因婚約引起的財產糾紛不僅涉及到婚約雙方的個人利益，同時也涉及到雙方父母的合法權利，因此，對於彩禮的給付、接受主體，應作全面正確的理解。事實上，給付彩禮問題，也不單純是男女雙方之間的事情，很多情況下涉及到兩個家庭之間的來往。雖然給付和接受彩禮的婚約當事人已經成年，但往往都是與其父母共同生活，對外主要表現為家庭財產的給付和家庭成員的共同支配。所以，對於彩禮的給付人與接受人應當作廣義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於準備締結婚姻關係的男女本人。
四、關於婦女權益的保護問題。 按照現行的彩禮返還規則，如果屬於司法解釋的三種情形，女方所收的彩禮就應在返還之列，但這個規則其實是與現實的風俗習慣相悖的。按民間通常的做法，如果是因為男方的過錯導致婚約解除，或由男方主動提出解除婚約，女方一般不予返還或者部分返還彩禮，如果是女方的原因提出解約，則女方全額返還，實際上這種民間規則也得到了當事人的習慣性認可，而解釋的出台則打亂了這一習慣。現實中，有很多彩禮返還案件，女方並無過錯，有的確屬男方始亂終棄，見異思遷，但男方也理直氣狀要求依法返還彩禮，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法律的公平精神相悖，不能體現法律保護婦女，保護弱者的基本原則。再有就是人格尊嚴的問題，雖然說男女平等地享有人格尊嚴，但是在彩禮返還案件中，我們接觸到的更多的是女方名譽受損的情況，而返還規則也沒有涉及關於精神損失層面的問題，事實上女方也很難通過其他途徑得到補償。目前的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傳統文化烙印很深的社會，各種民風、民俗、鄉規、民約相互交織，民間樸素的思維方式常與法治的價值取向不相統一。如果只是讓法官手拿法律的利器，簡單地用法律解釋去處理彩禮問題，就會脫離社會，遠離民眾，為辦案而辦案，這樣無疑會使得司法權得不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
五、關於「同居生活」的界定。解釋規定的情形是：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問題在於「共同生活」的標準是什麼？婚禮儀式舉行之後就兩地分居算不算共同生活？男女雙方只是不定期的相聚算不算共同生活？未同居生活的證據當事人怎麼來舉？這都給法官具體操作帶來不少困難。而且，解釋只規定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後未同居生活的情況，但是現實生活中，雙方雖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卻事實上同居的不在少數，是不是只要是未辦結婚登記手續，無論是否同居生活都應該無條件返還彩禮？如有的當事人雙方已同居幾年，男方想解除同居關係，以未辦理結婚手續為由，要求返還彩禮，此時若女方已將所收彩禮用於同居後共同生活的，法院應該怎麼辦？是嚴格執行法律解釋，照顧不到社會效果，還是可以減少返還數目或不予返還，如果法官行使了自由裁量權，會不會造成案件在二審的時候被發回或改判，這些都給基層法官處理案件帶來許多困惑和挑戰。
六、「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如何界定。生活困難分為絕對困難和相對困難。所謂絕對困難是指實實在在的困難，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經無法維持當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謂相對困難可以是與給付彩禮之前相比，相對於原來生活條件來說變得困難了。如果以生活困難作為一項參考因素，體現法律以及審判實踐對生活確有困難一方的幫助，這無疑是合理的，但是卻要面對接受彩禮一方的強烈不滿。那麼就應該採用一個客觀化標準，統一來加以判斷。一般的講，這種因給付造成的生活困難，必須是導致生活的絕對困難而非相對困難。《婚姻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當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婚姻法》解釋（一）對「生活困難」也做出了解釋， 「一方生活困難」，「是指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實踐中，法官只能依據此條作出一定的判斷。另外，合法的婚姻關係是受法律保護的。如果要求返還彩禮一方對婚姻的破裂存在過錯，而另一方並無任何過錯，法院是否還應該嚴格按照解釋的規定判決予以返還？如果判決，就會造成男方不為其過錯擔負責任的後果，這顯然使法律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還有就是生活困難的證據標準問題，現實中有的出具的是證人證言，有的是村委會的證明，有的是鄉鎮的證明，還有的當事人提出要法院去調查，但這種情形不屬於法院調查的職責範圍。
七、彩禮案件的證明標準問題。關於彩禮糾紛案件的證明標準，法律應當明確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則，即只要當事人所舉證據足以讓法官對案件的法律真實產生高度信任，並能排除其它合理懷疑，那麼就可認定該法律事實達到客觀真實。贈送彩禮與一般的民事行為有所不同，贈與方不可能要求對方出具收條等書面手續，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禮。因此，當引發彩禮糾紛時，當事人舉證比較困難，一般只能提供證人證言，且多為親友證言，通常證明力較弱。實踐中，許多彩禮案件的證人都是婚姻介紹人，而婚姻介紹人又常常與一方有親屬關係，發生糾紛後，有的不願出庭作證，有的即使出庭作證，也不能保證會做到客觀中立，這些都會直接導致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的不滿，給法官的調解工作帶來困難，一些地方實行的司法鑒證工作對解決此類問題有所幫助，就是由基層司法所對婚約當事人雙方的禮金進行司法鑒證，如果出現糾紛，當事人可以持司法鑒證書向人民法院舉證彩禮情況，這種做法值得推廣，但畢竟只是一種新的嘗識，群眾的接受能力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踐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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