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改革的走向和未來探析（二）

當代中國改革的走向和未來探析（二）

作者：王福生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 甘肅 蘭州 730070）

（接上文）

前面的漸進式改革效果斐然，但問題確實不少。不僅國內理論界，連國外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也都看到了：不斷加劇的「新三大差別」－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取代了原有的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城鄉差別為標誌的「老三大差別」；地方政府迫於政績需要的掠奪式的項目開發，使生態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權貴資本主義」的苗頭顯現，等等。改革缺乏方向性的戰略指導，一味地「摸著石頭過河」，到了水深的地方，就摸不著了，硬著頭皮去摸，還有可能淹死。今天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顯然，繼續搞「摸著石頭過河」是不行了，需要有明確的改革戰略。

今天的中國思想界，冥頑不化地堅持正統蘇式社會主義，反對市場化改革路線的人愈來愈少了。在國家的改革戰略主張上，大體上可分為兩派：一派為非主流的激進改革派，主張實行最快的市場經濟改革，並儘快把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和機制移植到中國土壤上來。另一派為主流的漸進改革派，在主流中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堅持中國的「特殊發展道路」思想，只接受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反對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一種是主張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同時由推動執政黨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到逐步建立民主政治體制，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必須保持政治穩定和改革的可控性，探索及實行經過實踐檢驗和深思熟慮的改革方案。應該說，這最後一種意見，才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順應世界大勢。

在今後的戰略選擇上，應該將宏觀漸進與微觀激進結合起來，如彈鋼琴般的拿捏好快慢、輕重。不積硅步無以成千里，宏觀漸進可以起「變壓器」的作用，使改革在動態平衡中向前深入，短期內看起來有點慢，累積起來，比大起大落要好的多。目前的改革取向在宏觀上體現了這種戰略，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加快經濟市場化進程，認可並開始逐步推動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民主。但是，應該與微觀上必要的激進改革結合起來，對一些具體的領域，如農地制度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社會保障與醫療教育體制的改革，以及解決要素市場的行政性壟斷，需要及時推進。如若不果斷地動大手術，敢於動真碰硬，宏觀上的漸進也就實現不了，後果是整體改革的停滯，是社會不滿的淤積。

3、堅定地走與國際接軌的道路而又不泯滅特色

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延伸，對之感興趣並分析研究的國家愈來愈多。日本《中央公論》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是將西方模式中國化；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11]其實，可以將這二點概括為一點，改革開放就是中國不斷地與國際磨合、接軌的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斷地掙脫束縛和局限，越來越全面的「睜眼看世界」，越來越大膽的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相應的，世界也開始不斷了解中國、接納中國，伴隨著接受中國產的商品，接受「孔子學院」，接受中國投資，國際社會也有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元素和色彩。正是受益於與國際的持續性接軌，中國有了史無前例的現代化色彩，但並沒有被「西化」或同化。

從邏輯上說，任何國家只要獨立或相對獨立，不可能被徹底西化或同化。駐日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管制下的日本沒有被徹底西化，柔道、相撲和日式料理等日本文化元素反而更廣地走向了世界；前蘇聯駐軍下的東歐、蒙古沒有被同化，甚至屬於前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也不例外沒有被同化，民族主義色彩反而很強烈。事實上，一個國家只要獨立於世，肯定會有自己的特色。遍訪當今世界，只怕找不著一個有一定獨立地位，卻沒有自己特色的國家和民族。過去那種一聽要與國際接軌，就扣所謂「全盤西化」的帽子；一聽要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剔其糟粕」，就扣「全盤反傳統」的帽子的做法，是基於一個拒絕西化或同化的偽命題。如果分析其緣由，或者是沿襲自「文革」的仍然若明若暗的極左主義，或者是迷醉於國粹往昔輝煌的懷古主義，或者是商業利益主導下的煽情語言。

這就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在朝向現代化的改革道路上，是走與國際接軌道路的同時又不泯滅特色？還是為了「特色」而特色，把「特色」當作目的去另外走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選擇A還是選擇B？成了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道選擇題，也是一道必答題。選擇A的理由：現代化是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現代化，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改革成功的欠發達國家，殖民地獨立國家，無一例外都是走這條道路。從彼得大帝之後的俄羅斯、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凱末爾之後的土耳其、朱拉隆功之後的泰國，到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東亞的韓國和中國台灣及喜馬拉雅山南麓前不久主動建立民主體制的小王國不丹，是殊途同歸的同一歷史走向。同時，這些國家哪一個都沒有因此而泯滅了自己的國家及民族「特色」。英國人從來不同於美國人，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都是有極鮮明文化特點的民族，日本人和韓國人也沒有因社會制度西化而變成歐美人。韓國人至今仍是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民族，傳統文化烙印在國民日常生活中的表現，甚至比中國人還明顯和強烈。沒有哪個國家因為走了現代化的一般道路而減少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選擇B的理由：就是害怕西化。中國古人講的杞人憂天，幾千年後，我們的國人還在做同樣的事。

中國改革自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始，受制於封建文化傳統包袱太深、太重，始終遊離於主方向、主道路之外。到如今，中國人想主要在經濟領域與國際接軌，繼續試圖以自己的第三條道路，實現走入現代化國家的夢想，代價太大，時間太長，這是中國歷經百年遲遲不能完成社會轉型的根本原因。中國的香港、台灣是個例外。依然堅持這條道路，還是如凱末爾改革般的痛下決心，毅然決然地走向與現代文明的主流逐步全面接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到了需要回答的時候了。

由於民族特性使然，讓我們這個民族選擇全面與國際接軌並不容易。英國廣播公司有一篇文章論及「中國特色」，有一位英國記者疑惑地說：中國人真行，似乎永遠有道理，……中國人手中配備著兩把萬能鑰匙，即「國際接軌」和「中國特色」。這兩個「四個字」是中國人最熟悉，也是最時髦的新詞了。略作梳理，不難發現，與國際接軌的往往是硬體部分，涉及到軟體的部分卻容易保持中國特色。……拿中國特色說事，近些年來常見。^[12]一個國家擁有特色是必須的，但不能容忍以「中國特色」為借口，掩蓋自己的問題，把中國特色當成「遮羞布」。

三、克服未來的不確定性

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經濟奇蹟，堪與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日本奇蹟」相媲美。在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後，尤其應該心懷警惕，以史為鑒，告別「麻痹與遺忘」。歷史學家黃仁宇曾說，中華民族要實現現代化，實現民主富強，必須要穿越「歷史的三峽」。這種穿越，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是一個長期的希望與失望交替、成功與磨難並存的漸進過程。

按照一些學者專家的分析，在中國這樣一個正在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為複雜的社會轉型的國家，最終崛起所需時間不會少於100年。縱觀世界，從英國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現代化國家才走上了政治和經濟成熟、穩健、良性發展的軌道，歷時約300年。中國社會轉型從洋務運動算起，也才用了150年左右，因此我們應具備打持久戰的準備。

中國的社會轉型需要有耐心建設、不期速成的思想和實踐智慧。歷史告訴我們，「有兩種電能：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能產生什麼--有益的光明和溫暖，還是破壞性的燒毀一切的閃電？」^[13]米格拉尼揚認為，俄羅斯歷史上億萬民眾用其坎坷的命運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從那時起，這個「兒童」就沒有長大，也沒有長聰明。把這個問題移到中國，同樣適用，也面臨一個全民族「長大」和「長聰明」的過程。

今後中國改革的未來，取決於能否克服四種極端主義。需要防止被類似《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國無榜樣》之類的作品忽悠，引入歧途。

第一種極端主義，是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以現在的朝鮮、古巴為活化石。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懷舊意識，在中國並沒有絕跡。由於中國有深重的絕對平均主義、農業社會主義的歷史傳統，對計劃經濟+絕對公有制的傳統社會主義，不僅是一些老「布爾什維克」難以忘懷，就是在普通群眾中也仍然大有市場。

第二種極端主義，是用極端民族主義裝扮下的新的國家主義思潮。將時代搞倒錯，類似二戰結束前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以《中國不高興》為代表，可能是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看多了，要「持劍經商」，「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成為英雄國家」。對照翻一翻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差別是就缺兩句話：中國人種族優越，中國應該統治世界。在世界上堅定的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沒錯，隨著國力增強了，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政治、經濟作用也沒錯，但不能試圖去當「江湖老大」。以《中國無榜樣》為代表，當這些人高喊「中國無榜樣」時，身上大概穿的是「西裝」，或者至少是孫中山從日本舶來的「中山裝」，反正不會是傳統的長袍馬褂。這些穿「西裝」的所謂「愛國者」，說著自己也不會相信的瘋言瘋語，否則他們應該穿著正宗的「國粹」長袍馬褂到大街上試一試。這些人的極端論調，不管他們個人是出於商業或者其它什麼目的，對社會和國家造成的影響是極其負面的。

第三種極端主義，是理想化的自由主義，主張快速的、休克式的「全盤西化」。類似葉利欽在俄羅斯所做的，還嫌其不夠全面、不夠徹底。異想天開，要求一步登天。葉利欽的改革有彼得大帝以來打下的歷時300年的西化的底子，結果如此！中國的底子何在？更何況中國的封建小農社會和專制集權的歷史積澱更悠久、更深厚。

第四種極端主義，是新左派的社會主義，類似委內瑞拉冒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不管叫什麼名目，無非是試圖在失敗的蘇聯模式之外，再經過試驗搞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內外已經有輿論，宣稱「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已經成功，世界上包括西方國家都在學中國了，就差「萬國來朝」了。尤其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一開始，思想界有觀點荒腔走板，以為「風景這邊獨好」，美國也要搞社會主義了。後來才發現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因為我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在主要國家中是最大的，受內傷自然最重。委內瑞拉是小國，想試儘管去試，拿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作實驗品，是極其危險的。在經濟有所發展時，人們往往極易頭腦發昏。

若是對症下藥，藥方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胡錦濤各發明的一句「三字真言」：鄧小平是「不爭論」，胡錦濤是「不折騰」。歷史證明，狂熱的主義之爭害死人；歷史還證明，內政外交的政策若是走極端誤國誤民。要避免這四種極端主義的危害，需要持之以恆的堅持「不爭論」和「不折騰」，認準與國際接軌的大方向，把握好穩、准、狠改革的尺度，才有可能排除干擾，通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

中國古人早有良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後多借鑒一下各主要國家現代化之路上的崎嶇教訓，對於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以德國的現代化之路而論，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00年前就極具先見之明地認識到，德國有希望成為未來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但由於沒有經歷過英、法等國那樣長期的民主政治的洗禮，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如果德國民眾的普遍的政治能力在短時期內無法獲得與經濟增長同樣快速的提升，不僅將影響到德國的未來發展，甚至有可能還會給整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這個巨大的悲劇在上世紀30--40年代已經發生。現在的德國，是經過美、蘇、英、法佔領及西德、東德分裂，德意志民族痛定思痛後，經過整個民族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拋棄民族沙文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使民主政治紮根，如經過煉獄般苦難後的浴火重生。

印度的現代化之所以坎坷，完全是因為它在數十年中把蘇式計劃經濟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造了「印度模式」一東方國家社會轉型的又一怪胎。具有可比性的是，與中國同樣，印度獨立時的領導人和知識界並不都是情願西方化。聖雄甘地就打算割斷那些把印度糾纏在西方世界泥坑的線團，他曾宣教說：「要用你們自己的印度人的雙手紡織我們印度的棉花」，「我命令你們，不要採取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西式的新的印度紡織機器的辦法來消滅這些外國產品」^[14]可是數十年的經濟停滯和普遍貧困，使印度人發現，「有印度特色的」發展模式並不好玩，終歸還是得像中國人一般搞市場化改革。他們幾十年前接受了西式民主政治，幾十年後還得回過頭來接受市場經濟。印度人在有自己特色的發展模式中耽擱的太久，所幸終於醒悟了。現在印度在基礎設施、勞動密集型產業等方面落後於中國，但印度在社會「軟體」，在健全的制度體系上的優勢，卻被世界看好，被作為未來「印度象」可能超越「中國龍」的核心優勢。

印度式民主與中國式效率孰優孰劣的爭論，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兩種模式趨向相融，而不是「印度象」打敗「中國龍」或者「中國龍」打敗「印度象」。民主需要效率，「效率」也得走向民主，相互競爭和借鑒之下，這兩個亞洲大國在制度模式上可能會越來越接近，而不是差別越來越大。

制約中國社會轉型的因素與德國、印度有所不同，未來改革崛起的挑戰與希望並存。

中國改革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適時啟動政治現代化，同時確保改革的可控性。在以往社會，可以推遲實現政治現代化，因為不用擔心會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在科技經濟加速發展的現階段，因信息技術革命而不可能有效阻斷網路信息傳播的現階段，政治現代化不可避免。問題在於如何穩步實現，既不能停滯不前，也不能盲目從事。如米格拉尼揚請求的：任何一個大國的領導人都要牢記著對人民所負的責任，在存在著改革有可能導致極為悲慘後果的現實危險的時刻，無權在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之時犯錯誤。我們需要記著米格拉尼揚對中國人的提醒：對前蘇聯及俄羅斯改革經驗的了解，可以鞏固中國領導人對他們選擇的道路的正確性的認識，可以防止中國知識分子受到進行急劇政治改革的誘惑，因為這些誘惑有可能會破壞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和改革成果的可預測性。

中國改革的希望是：堅持社會市場化和多元化的改革方向有可能成為社會共識。只要朝著與世界現代化道路的主軌道接軌的方向持續前進，不去刻意地、人為地追求「獨特」而脫離人類文明的康庄大道，在這個前提下，不斷加速發育市場經濟，伴隨著市場化水平在廣度和深度的提升，由發展執政黨黨內民主、基層民主入手，由擴大新聞媒體對腐敗現象的監督自由作為調控器，把威權政治難以避免的腐敗現象抑制在不失控的範圍內，如同市場化不可逆轉一樣，逐步使政治現代化也變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如果能夠做到這一切，那就真的有可能走出比俄羅斯、印度更為成功的現代化改革之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