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標三部曲：俄羅斯「文化保守主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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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標三部曲：俄羅斯「文化保守主義」之路

2012年09月12日 14:13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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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標現象」及其爭論

在一百年多前的1909年7月，有七位作者出版了一本叫做《路標》文集的書。就是這樣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在俄國引起軒然大波，各派人士都捲入到對《路標》的討論之中。左派批評者把此書視為「自由主義者的背叛」，但當時俄國主要自由主義者陣營更對該書大為不滿。米留科夫甚至「暴跳如雷」，到處組織人批判這本書，他和奧夫相尼科-庫利科夫斯基等人為了回擊「路標派」的觀點，於1910年專門組織撰寫了《俄國的知識階層》一書，展開對「路標派」猛烈的思想論戰。從批判的語言看，自由主義者與革命黨人倒是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自由主義者似乎更加難以容忍以前的「同道」以其「思想的深刻性」觸及到他們的靈魂。因為別爾嘉耶夫們明確指出「俄國自由主義思想很弱，一直沒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他們要麼是純粹實踐性及事務性的，要麼是「激進」地做革命者的「尾巴」，這「絕不是俄國知識分子所想追求的思想體系」。而革命黨人對這些「叛徒」的「思想挖掘」雖然表示義憤，但也許思想光譜的落差太大，唯物主義最高綱領語言和這些「背負十字架」的「尋神派」話語之間缺乏共同討論的基礎，對他們的蛻變並不感到意外，或者說壓根就沒太往心裡去。因為在革命者看來，這是些生活於幽靈、夢想和宗教世界的人，對這種一貫以「蔑視社會生活的常規姿態」來抨擊革命的觀點可以反擊，但不值得過於認真。他們玩的不過是「拋棄之中拋棄」，因此對「路標派」從「根源」上批判的反應反倒不如正統自由主義者強烈。

20世紀的俄國文化保守主義是怎麼產生的呢？

1905年革命以後，尤其是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後，政治上的反動與經濟上的激進改革使俄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俄戰爭的失敗以及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利導致的社會信心的喪失和無政府主義的蔓延、各革命組織的大眾民主與啟蒙時代的「憲政」訴求分道揚鑣，保障個人自由的民主變成了民粹主義的「激進進化論」的「多數暴政」。在群眾運動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為釋放出來，使這些原來傾心馬克思主義邏輯力量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對俄國的革命政黨感到不寒而慄，對政治鬥爭詭譎兇險產生退意，對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感到失望，對普加喬夫式的農民運動本能的反感，對俄國的現實憂心忡忡。他們憎恨現代工業的功利主義和世俗、厭惡市民社會的平庸和乏味、更對民粹主義的鬥爭哲學、恐怖主義持否定態度。他們看到，暴民政治的狂潮，吞噬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在這種精神和現實的痛苦之中，他們走到了不可知論的路途上，等革命的塵埃落定之後，那些「先天缺乏鬥爭精神」的「貴族思想家」們經過一段痛定思痛的思考，思想立場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們選擇了對「現實政治的逃避」，在「革命神話」與「思想神化」中毅然選擇了後者，以心靈的皈依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說，與其在「生中之死」，不如在「死中之生」，也許這就是「鳳凰涅盤」的精神。因為俄國自古以來主流都是對正統觀念的信仰，他們需要為俄國思想界另闢蹊徑，創建「逆主流而動」的價值觀。

這批最後的貴族從解放現實的世界觀轉入拯救靈魂的「內在論」，他們提出要從思想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清算19世紀中期以來俄國平民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傳統、消除瘋狂「否定派」的「紅色死亡」陰影，回到傳統進行思想探索。他們認為，俄國每一個階段都是對上一個階段的「矯枉過正」和全盤否定，把已有的積累付之一炬，到頭來總是處在沒有根基的「白紙上」不知該從哪裡吸取資源。所以他們說，在一個眾人都躁動的時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氣，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氣，退出是為了冷靜地反思，以避免社會在循環中不斷地輪迴到原來的起點。所以他們並沒有一般被從革命車輪上甩下的人的矛盾窘境，反而是高調宣傳「主動撤退」的理由。我們知道在任何革命大潮中都有退出者，但像俄國「路標人」這樣自覺退出後，先驗地去創建一個思想體系來彌補革命中的思想蒼白和文化荒漠化，則實屬罕見。

劇變以後「路標思想」的回歸

關於這本書的爭論和思考一百年來在俄國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奇怪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接受《路標》思想的人在俄羅斯文化界越來越多。蘇聯劇變以後《路標》文集在俄羅斯好評如潮，民眾如同發現「先知教誨」一般地爭相閱讀，以至於在90年代初該書賣到脫銷，它的很多章節被納入教科書成為學習的範文，一時間社會上形成言必稱「路標」、言必稱「別爾嘉耶夫」的現象。在21世紀初俄羅斯的「誰是俄國最著名的思想家？」的問卷調查中顯示，白俄學者竟然佔了4/5，「路標人」竟然佔到了2/3。2009年是《路標》文集發表一百周年紀念日，俄羅斯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和主題研討會，大部分與會者認為，一百年前的聲音仍然響徹在俄羅斯的上空，它那「終極關懷性的精神價值」對俄羅斯至今仍有重大的意義，「路標派」甚至被奉為是具有歷史責任感的、探尋俄國前進道路上的「燈塔」。

但也有一部分人質疑說，這樣一些「小眾」精英脫離時代、對社會問題完全漠不關心，他們那孤芳自賞的形而上學觀，只不過是知識分子「自戀」的表現，只不過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只不過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自我迷惑」，究竟有何實際價值呢？他們企圖依託人性善而設計那套哲學，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又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操作呢？也就是說，道德實踐的落實建立在何種制度建構上，並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他們若真是特殊使命的擔當者，在俄國一個世紀的風起雲湧中，在哪裡可以尋覓到他們的身影呢？這種「宗教烏托邦」在一些修道院的「長老」級人物中說說也就罷了，是無法面向社會大眾的。果真如思想界所言，這本書對俄羅斯的精神探索、思想轉型有那麼大的價值，俄國知識群體為什麼又會在國家民族的關鍵時刻整體「缺位」呢？它充其量是一種精神學上的臆想，如果不相信上帝的精神救贖觀念，不相信宗教整合機制的功能，這種理念的整個背景都將不復存在。人們或許會問，是一些什麼樣的作者撰寫的一本什麼樣的書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影響呢？

對《路標》文集以及別爾嘉耶夫等人的作品，我的感悟也是在不斷升華的，每次閱讀都有一些不同的體會。我在1992年翻譯《俄國共產主義含義及其起源》一書時就寫過讀後感，十月革命80周年寫過《否則就永遠不能講了--斯托雷平改革與俄國知識界的保守思潮》，十月革命90周年的時候寫過《「『革命』為什麼不可輕言」--從「路標文集」看俄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等文章。坦白地說，我對「路標派」的態度是有變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理解和欣賞。秦暉對我在研究俄國問題過程中的「保守化」苗頭感到不滿，他說，我原來比他「左」半拍，是站在他的左面，但是卻在俄國思想史的領域裡，竟然跑到他的右面去了，越來越具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味道了。我不承認他對我下的這種定義，也不認為我變成了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且我認為自己對「路標派」的整體判斷並沒有太大的偏離，時至今日我仍然堅持認為，在實踐方面，《路標》是一本「失敗」的書，他們脫離現實的純思辨過程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但「主動撤離」的「告別革命」遠在此之前。

即便如此，我們必須承認，就知識界的思想清理而言，沒有能比它更深刻的東西，「路標派」為俄羅斯思想史中添加的具有哲學思辨性的「宗教道德」觀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雖然我並不同意他們把人類精神的「入場卷」交給上帝，也不同意他們對激進主義造成的社會制度弊病，以「人們忘記了神，所以才會這樣」的解讀模式來回答這一系列複雜的問題。而且我對他們單純寄希望以重建信仰的「新宗教運動」來解決社會的道德問題也持有疑問，對他們認為俄國在激進化和保守化兩極間盪鞦韆的原因的分析持有異議。

但是我仍然對「路標人」自成一體的創造性的、「啟示錄式」的解釋體系表示理解，對他們「以巨大的震動喚醒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自我譴責態度充滿敬意。對這些思想的守護者認識到俄羅斯標榜的「第三羅馬」不對勁，它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東正教帝國，因此需要進行重新的「宗教啟蒙」的自覺意識表示理解，對他們看到「分裂」是俄國生活中的典型現象，這個國家的種種災難就是來源於它「本身是破碎的，無特定風格的，缺乏自身有機統一的，上下從來沒有步調一致過」，俄國社會的斷裂必然會導致俄國思想界的斷裂，因此需要打造新的、俄國人共同需求的思想體系作為凝聚力的想法很認同，對他們自覺地去做「俄羅斯思想」的創造者表示欽佩。姑且不論他們的努力有沒有成效，是否能為俄國人所接受，但至少他們「努力過」，僅這一點就值得中國知識界學習。

「三部曲」的由來：從《唯心主義問題》到《路標》文集再到《來自深處》

俄國歷史上有一種「文集現象」：持有類似立場的一批作者往往圍繞一個議題分別著文，合成一個集子出版，以壯聲勢。一些文集因此便成為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文集作者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構成某個派別。《路標》文集、《唯心主義問題》與《來自深處》並稱為「俄國文化保守主義的三部曲」。俄國文化保守主義的出現並非偶然。早在七年前的1902年，由莫斯科心理學會出版了П.И.諾夫哥羅德采夫主編的《唯心主義問題》一書，書中收錄了他本人與С.Н.布爾加科夫等12名學者的文章，這些學者都對「現代批判運動」中只重視用物質利益來理解社會運動的傾向表示擔憂，並提出「要扞衛多樣性的懷疑精神和對人類精神的探索」，以支持「良心自由」。這12個學者當時都是沙俄體制的政治反對派，多數人參與了1901年解放同盟（立憲民主黨前身）的建立，其中布爾加科夫、司徒盧威、弗蘭克和別爾加耶夫都是在不久前從「合法馬克思主義」轉向自由主義的。

眾所周知，「經濟決定論」原本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轉向自由主義的「橋樑」。根據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沒有高度發達就不能形成強大的無產階級，也就沒有搞「社會主義」的前提，因此不發達的俄國必須經歷很長的資本主義階段。司徒盧威等人當年就是根據這種邏輯反對民粹派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演變成自由主義者。也正是以這種經濟決定論的共識為基礎，他們還與當時同樣認為「俄國社會主義」（19-20世紀之交這個詞是特指民粹派所謂俄國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村社社會主義」，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鼓吹的「西方社會主義」相對立）行不通的列寧等人聯手編輯文集，組成批判民粹主義的「文字聯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895年司徒盧威與普列漢諾夫、列寧、波特列索夫等人出版的論文集《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的材料》，該文集還收錄了一篇伯恩斯坦評述《資本論》的文章，這些文字的主旨都是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俄國生產力、經濟基礎很落後，因此跨越資本主義階段一步跳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司徒盧威他們也逐漸發現幾個問題，一是僅僅以「經濟發展階段達不到」為理由，很難為他們心目中已經視為基本價值的「個人自由」尤其是「精神自由」作辯護。如果經濟太落後，追求個人自由是不是就太「奢侈」？如果將來經濟高度發達了，個人自由是不是又會「過時」了呢？總之，個人自由是一種獨立的價值，抑或僅僅是追求「經濟進步」的工具？是與人的價值相關的永恆命題，還是僅僅在所謂「資本主義」這個「階段」才有意義、此前此後都沒有用的東西？

二是他們注意到，過分「唯物」可能會有利於「資本主義」，但這卻是一種忽視個人價值的、人慾橫流而精神空虛的「壞的資本主義」，當時的俄國已經存在這個問題，後來他們呼籲「新的中世紀」其實就是為此而發，這也就是今天所謂「現代性批判」的濫觴。三是他們也發現，他們的論戰對手民粹派儘管不重視「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規律」，但卻非常強調經濟利益訴求的至高無上，同時又否定宗教，對信仰和精神領域十分冷漠。他們幾乎是把民眾的「均貧富」物質訴求作為唯一的革命動力，鼓吹為均貧富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顧一切規則，衝破一切道德規範。所謂「要土地，不要憲法」，所謂用什麼手段去均貧富「歸根到底是一樣的」，所謂如果貧富不均，自由就是毫無價值的「抽象權利」、就是「用金碗吃飯的權利」等等說法，都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感到民粹派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非常「唯物主義」的，批判民粹派不能不注意這一點。

進一步他們還發現，與他們並肩反對民粹派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不少人一方面以「唯物主義的經濟發展規律」來拒斥民粹派，一方面也與民粹派同樣敵視宗教精神，主張為物質訴求可以不顧一切，甚至只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指出的方向，符合「進步」的「客觀需要」，也可以不擇手段。區別只在於：民粹派現在就鼓吹為「社會主義」可以不擇手段，而列寧認為今天搞社會主義不符合「規律」，明天才能這樣做。但今天為「符合規律」的資本主義發展似乎也可以不計較手段：我們「能夠希望用小經濟來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奪的農民土地上經營的資本主義大經濟嗎？」可見，列寧這時甚至認為用「掠奪農民土地」來建立資本主義也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如果「經濟規律」使「資本主義」過時了，那就不要說「掠奪農民土地」的為富不仁者應當抄沒財產，沒有掠奪行為的有產者也應當被沒收，甚至就連還沒有被資本家「掠奪」的「農民土地」本身，也不妨由我們革命者來「掠奪」--只要是為了搞經濟上更「進步」的社會主義！

因此，從1895年到1902年，以司徒盧威為代表的這些人便出現了從「唯物主義」轉向「唯心主義」的趨勢。客觀「進步」的尺度逐漸讓位於主觀「道德」的評價。他們與本來就對康德唯心主義和各種宗教哲學有造詣的一些學者，如諾夫哥羅德采夫和Е.Н.與С.Н.兩位特魯別茨科依等人逐漸走近。如布爾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視經濟進化的唯物史觀與強調心中良知與道德律令的康德「批判唯心主義哲學」必須結合起來，後來就對「批判唯心主義」的評價越來越高。到了1902年，這兩批人終於走到了一起，於是就有了前述《唯心主義問題》一書的問世。

但是這本文集討論的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學，對於現實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問題並沒有多少涉及。因此它的讀者僅限於很小的學術圈子，幾乎沒有社會反響。同時這些形而上的探討也尚未對他們的現實政治立場產生多少影響。司徒盧威、別爾加耶夫等人作為自由主義者這一時期繼續參與解放同盟和後來立憲民主黨的活動，並且迎來了1905-1907年的俄國第一次憲政民主大潮。

俄國文化保守主義形成

由於種種原因，這次大潮終於退落，俄國歷史進入政治上所謂的「斯托雷平反動」、經濟上所謂的「斯托雷平改革」時代。然而這次失敗的大潮卻深刻地改變了俄國的歷史軌跡，並對俄國不同立場的相關者都構成了極大的震撼和挑戰。在《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中，筆者以「『路標』改變：自由主義的沒落」；「從革命民粹主義到『警察民粹主義』」；「社會革命主義：村社危機與民粹主義復興」；「民粹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雙向異化」幾章來描述了這些震撼。這裡就不再贅言。

對於反對派自由主義者陣營而言，1905年憲政民主運動的失敗造成了兩個方向的蛻變：一些自由主義者看到革命中「暴民」的威脅和斯托雷平強人政治下經濟改革的成效和強權下的「穩定」期間的經濟增長，他們對憲政民主失去熱情，轉而希望鐵腕強人能夠給國家帶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繁榮。這就是所謂馬克拉科夫主義或政治保守主義。

另一些人則既對「暴民」、也對鐵腕寡頭都沒有好感，他們認為應該反思的不僅僅是革命期間的政治激進，更是革命前就已經長期存在的文化激進，即西方啟蒙思潮傳入後俄國人出現的浮躁和對自身傳統的拋棄，由此導致「唯物主義」盛行，精神世界空虛。結果是無論民眾還是權貴都缺乏責任感，這樣下去無論什麼「主義」都會被扭曲，西方的社會主義在俄國會民粹化，而資本主義則會寡頭化。因此他們發展了革命前就已經濫觴的「批判唯心主義」傾向，認為俄國人應該重建信仰，回歸東正教的精神世界。在他們看來能夠拯救俄國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聖明君主，而是上帝。他們當時因此被稱為「尋神派」。作為對比其實我們可以把前述那種呼喚鐵腕的思想稱為「尋人派」--他們尋的是強人。

「尋人派」後來在俄國革命中消失了，而且在後來的思想史上再無蹤跡，儘管在「人民」崇拜中俄國的強人政治不僅很快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但是「尋神派」革命後不但沒消失，反而由別爾加耶夫這類流亡知識分子在西方發展成一股系統思潮，在思想上影響深遠，並成為今天西方「後現代」或「現代性批判」理論的源頭之一，80年後乘劇變之風又回傳俄國，風靡至今。然而與「尋人派」消亡、強人卻一再出現相反，思想史上顯赫的「尋神派」至今沒有在俄國人的實踐中、更不用說世界各國的實踐中結出什麼可見的果實。

1909年的《路標》文集就是「尋神派」或俄羅斯現代文化保守主義形成的標誌。與1902年的《唯心主義問題》專註於抽象哲學、幾無社會影響不同，《路標》文集完全針對剛剛過去的1905年革命，篇篇文章都直指現實，因而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和強烈的反響。從他們七個人的文章題目我們就可以窺見其一二：別爾嘉耶夫的論文是《哲學的真理和知識階層的現實》、司徒盧威的《知識階層與革命》、格爾申宗的《創造性的自我意識》、布爾加科夫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伊茲戈耶夫的《關於青年知識分子》、基斯加科夫斯基的《保衛法律》以及弗蘭克的《虛無主義的理論學》，都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論述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缺陷以及所造成後果的原因。他們要理直氣壯的強調精神高於物質，就是要當「文化保守主義」，所保的是「個人對社會負責」的原則，所守的是「俄羅斯文化傳統中人本學的精髓」。

1902年的那本書只是思想探索，還沒有體現為行動上的轉向，司徒盧威們此後仍然作為立憲民主黨活動家活躍在革命風潮中，而《路標》則不僅是思想上、也是行動上真正的「路標轉向」：不僅「路標派」基本脫離了政治活動，俄國知識界的「激進時代」也結束了，知識分子一再呼籲革命而農民群眾普遍麻木不仁的狀況一去不復返，下一次革命已經是工農民眾激進而知識分子卻成為「保守」階層了。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了更大的革命，這次不僅羅曼諾夫王朝大廈傾塌整個俄國社會也卷進了越來越「激進」的漩渦。俄羅斯之大，已經容不下這些路標派學者「整理國故」的書桌，他們不得不再次回應現實。1918年，他們又自行出版了《路標續集》--《來自深處：對俄國革命的反思》，該書11篇文章保持了《路標》文集以一貫之的思想，對1917年革命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來自深處」這個書名源出自《舊約·詩篇》中的大衛「登上聖殿之歌」，描寫大災難降臨之際大衛向上帝的呼救：「主啊：來自深淵的我向您哭訴，……」這個書名就鮮明地體現了他們的兩個看法：當今的革命是一場大災難；災難的原因是人們的精神墮落，必須靠「尋神」來解脫。

因為當時俄國已處在內戰的血與火當中，人們已無暇顧及思想討論，所以此書的思想衝擊力遠遠不如《路標》，它出版後不久即被革命後的當局查禁，再次問世時已經是劇變之後的20世紀末了。不過人們也發現，此書的作者們這時與《路標》相比在一脈相承之下也有了一些變化，除了對祖國的前途更為悲觀之外，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也有更向政治保守主義靠攏的趨勢。和《路標》中的「尋神派」與「尋人派」形成對比、與馬克拉科夫主義保持距離、對民粹與沙皇都有批判的態度相比，《來自深處》的作者之一司徒盧威明確聲稱：現在看來斯托雷平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在二月革命（還不是十月革命）後斯托雷平改革已經被徹底否定，幾乎成為過街老鼠的形勢下無疑是很尖銳的看法。當然，作者中也有若干的差別，如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就把「布爾什維克對臨時政府的勝利」和「斯托雷平對第一屆杜馬的勝利」相提並論，都看成是精神墮落時代「君子鬥不過小人」的體現。在當時的滾滾大潮中，他們這些人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別爾加耶夫等人不久就被趕上「哲學家之船」驅逐出境。而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則留在國內，在蘇聯的國家法學研究所工作，直到斯大林「大肅反」中不幸罹難。

《唯心主義問題》、《路標》與《來自深處》今天被稱為「『路標』三部曲」，在俄羅斯思想界影響甚大。今天那種以對「革命」的態度劃線的「革命」、「反革命」二分法早已過時了，對於這批從「啟蒙者」到「保守派」、從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到東正教「國學」家的俄國當時頂尖知識分子的心路旅程，我們是應該深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