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欲就「大饑荒」問題審判斯大林

環球時報駐俄羅斯特約記者梁小逸報道 烏克蘭法院可能將對烏克蘭歷史上發生的「大饑荒」問題開啟審判程序，打算追究相關責任人刑事責任。這其中可能還包括前蘇聯領導人，首當其衝的將是斯大林。烏克蘭檢察院安全局局長瓦連京·納里萬欽科表示，烏克蘭檢察院會先進行刑事起訴，之後會議交給法院進行審判。納里萬欽科說:「法院會根據烏克蘭刑法典全面審理。他說，或許會因時效問題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根據烏克蘭加入的聯合國大會1948年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因此這裡不具有時效性問題。

這裡所說的烏克蘭「大饑荒」起始於上個世紀30年代，很多人認為這是有人故意製造的旨在對烏克蘭人進行的「消滅」，烏克蘭現任總統尤先科就是持此立場人之一。

當代學者不少贊同這樣的觀點，即烏克蘭大饑荒是在斯大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烏克蘭歷史學者認為這主要是當時蘇聯領導決策造成的，當時下達的命令是「沒有例外的，將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餘糧抵消因購買工業設備而欠下的外債。還有就是，為強迫『單幹戶』加入集體農莊，迫使他們交的糧食高出集體農莊1.5至3倍。

俄羅斯政府拒絕承認1932-1933年在烏克蘭發生「大饑荒」，2003年聯合國承認前蘇聯一些國家的饑荒是一場悲劇。（轉載自《環球時報》）

蘇聯大饑荒餓死千萬人 斯大林強制購糧逼死農民

蘇聯的大饑荒發生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其大致的進程可以追述如下:

在上世紀20年代初，隨著內戰的勝利，蘇聯開始伴隨國有化的工業化進程，用過去的術語就是完成了工業部門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制理論在全世界的首次試驗。但是在農村，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列寧並不打算將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制理念落實。

在內戰結束的初期，農村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農民都非常的貧困，而當時銷售給農民的工業品非常的昂貴，所以雖然當時的工業生產仍很薄弱，農用產品卻出現了過剩的危機，生產過剩本來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現在卻出現在蘇聯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想見這對當時蘇聯的領導人是多麼的難堪。於是蘇聯的領導人又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對農村加以扶持，其中包括降低農用工業品的售價，安排低息的農業信貸，而且還允許農業僱工和租用國家的土地，以及降低農業稅。

當時的農民仍處於個體經濟當中，其中很多人利用這樣的政策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特別是那些被稱作富農階級的農民。當時的情況頗有點像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農民手中有了大量的貨幣，卻買不到想要的東西，這樣一來，農民也就不太願意將手中的農產品拿出來銷售。因此，一方面糧食大量囤積在農村，城市的糧食供應並沒有因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而有所緩解，另一方面，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也受到了影響。

到了1928年，糧食收購的情況出現了第一次惡化，當年1月份收購的糧食比1927年同期減少一億二千萬普特(1普特相當於16.38公斤)，下降比例高達28%%，這是相當嚴重的局面，如果不採取措施，很可能影響城市以及軍隊的食物供應。

1928年1月6日，斯大林嚴厲地警告那些在短期內不能實現糧食收購決定性轉變的各地領導人。這一指示無疑大大地傷害了農民，特別是富農，於是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將土地變賣，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了。當年，全蘇的耕種面積大大地縮小了，這個局面很可能被蘇聯的領導層了解，為了緩和與農民(富農)的緊張關係，斯大林做出了和解的姿態，要求各地停止挨戶巡視，非法搜查等有違「革命法制」的行動。但矛盾一旦激化，便難以重新緩解，而且斯大林也並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使農民(富農)相信他們的政策不會再有所改變。

就這樣，耕種面積越來越減少，糧食產量越來越下降，收購越來越困難，到了1929年，連莫斯科的麵包都出現了斷供的情況。面對這種局面，蘇聯領導人認為到了不得不採取必要的措施徹底改變農村面貌的時候了，而他們認為必要的措施就是集體化，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用他們的話來說大概就是以廣大農民集體的力量對付富農階級。

這樣的集體化成就本來並不是很顯著，大致只有4%%左右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但斯大林卻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加錯誤地判斷形勢，以為集體化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下令在當年的秋天，全面實現集體化。在1930年的1月5日，蘇共中央通過了斯大林授意起草的《關於集體化速度和支援集體化建設的措施》的決議，這個決議規定主要產糧區於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全面完成集體化。由於地方政府以及農民都對集體化沒有什麼思想準備，各地在接到全面實現集體化的任務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強制性的手段。許多地方還提出了「誰不加入集體農莊，誰就是蘇維埃的敵人」的口號。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各地的農民紛紛在加入集體農莊前將各自的牛、羊、豬，甚至家禽都殺光，這算是比較溫和的反抗，更有些地方的農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一時間，農村的形勢非常緊張。

農民的反抗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預料，於是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平息農民的憤怒，在1930年的3月2日的真理報上，他發表了《勝利沖昏了頭腦》，將各地忠實地執行，也有部分是過度地執行他的集體化指令的人臭罵了一通，這大概是他的一貫伎倆，功勞是自己的，過失就得全部由別人承擔。緊張的局勢才得以緩解。

緊接著，蘇共中央又通過了《關於在集體化運動中同對黨的路線歪曲作鬥爭》的決議。再次強調自願集體化的原則，還允許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於是各地農民紛紛退出，到了1930年7月，還留在集體農莊的農戶已經從最高峰時的1000多萬戶下降到不足600萬戶。但經過這一頓折騰，蘇聯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畜牧生產大幅下降，為後來的饑荒埋下了伏筆。如果將1928年的農業總產值作為100計算，1929年~1933年的依次為:98、94、 92、86、81.5。

斯大林雖然在表面上有所退讓，但並沒有實際放鬆集體化的進程。集體化的進程雖然有所轉折，但最終仍然按斯大林的意願全面地完成了。

早在集體化進程加速之前，另一起更為罪惡的行動就開始了，那就是消滅富農行動。溫和一點的地區，只是沒收的富農的財產，強硬一點的地區將富農強行遷出，遷到邊遠的如西伯利亞一類的地區，更有殘酷的將他們殺戮，被強迫遷移的富農及他們的家人，很多都在完全陌生和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下悲慘地死去。

隨著蘇聯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非農業人口在不斷地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在不斷地增加，對集體農莊的徵購力度也越來越大。但為了保證城市物價的穩定，斯大林不肯給收購價格那怕稍稍一點的上升空間，其實，當時的收購價與零售價已經相差很大，1933年的小麥收購價每公斤不到0.1盧布，而麵粉的糧票價已經高達每公斤0.6盧布，而高價麵粉的價格競然是每公斤4盧布，可見完全可以適當地提高收購價來達到提高生產的目的，但斯大林沒有這樣做。

由於過低的收購價激起部分集體農莊抵制收購，但馬上得到了強硬的鎮壓，抵制收購的農民被判罪入獄，甚至被判極刑。蘇維埃將農民的備荒糧都搶走了。其中一部分是用於出口，即使是饑荒最嚴重的1933年，糧食出口都沒有停止。強行的徵購完全摧毀了農民的防荒能力，整個蘇聯的農村處於極為危險的境地，一旦天有不測風雲，饑荒立即就會降臨。

1932年，在連年的豐年之後，終於輪到農業欠收了，1932年~1933年的冬天，嚴寒夾帶著飢餓，橫掃著蘇聯大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因飢餓死亡，沒有人得到國家的救濟，更沒有人得到國際社會的援救，因為國際社會根本就不知道在蘇聯發生的饑荒，當時的歐洲人正安祥地吃著從蘇聯進口的糧食，沒有人告訴他們，那些是用蘇聯幾百萬人的生命換來的。因為消息被嚴密的封鎖，宣傳機構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場合對饑荒均矢口否認，而當時有幸訪問蘇聯的英國劇作家肖伯納也說:俄國發生饑荒的消息是謠言，我可以證實，俄國的糧食供應在我旅行期間比任何時候都好。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杜蘭蒂也在 1933年，就是饑荒最嚴重時的一篇報道中說:「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不久，又在另外一篇報道中寫道:「有關烏克蘭饑荒的報道實際上被誇大了，是對蘇聯的惡意宣傳。」這個杜蘭蒂正是由於一系列關於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的報道而獲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新聞獎，更因1929年對斯大林的獨家訪問而聲名大噪，而他卻在私下向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位外交官承認:「 在過去一年中，全蘇聯很可能有高達100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饑荒，其中烏克蘭有數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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