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為什麼令人印象深刻？

怎樣才能讀懂藝術？2000 年諾貝爾獎得主、神經科學家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說，你應該看點兒科學。

神經科學家、2000 年諾獎得主埃里克·坎德爾的新書《思想的年代》的封面，使用了奧地利象徵主義克里姆特的畫作《阿黛爾·布洛赫鮑爾》。（圖片：wired.com）

（文 / 喬納·雷爾）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是現代神經科學的泰斗級人物。他贏得了 2000 年的諾貝爾獎，不單是因為他發現了一組新的科學事實（科學事實他已經發現了很多），更是因為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坎德爾在他的回憶錄《尋找記憶的痕迹》（In Search of Memory ）中指出，簡化論的方法也適用於大腦研究，因此，記憶這一變幻莫測的心理過程，也能通過研究低等生物海蛞蝓的各種酶和突觸蛋白來了解（海蛞蝓的 「記憶」 是指反應弱化現象，拿根小棍去戳它，它就會反應一下，但戳的次數多了，它就不反應了，也就是說，海蛞蝓對戳這種刺激形成了 「記憶」）。自然選擇是一個極度保守的過程——進化可不會在成敗上開玩笑——事實證明，人類記憶的神經基礎和非脊椎生物的幾乎一樣。記憶的化學原理在生物體之間是普遍適用的。

坎德爾不僅僅是當代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還是一位博採眾長的學術大家，上至德國藝術，下到精神分析史，坎德爾幾乎無所不通。在他的新著《思想的年代》（The Age of Insight ）一書中，坎德爾充分展現了自己的才華。他深入文化的發酵罐——19 世紀的維也納，探析維也納成為新思想發源地的原因。他還探討了美學的神經學基礎，試圖解釋為什麼某些藝術作品，比如克里姆特 [1] 的《阿黛爾·布洛赫鮑爾》（上圖），能夠持續影響好幾代的人。

你在書中寫到了很多關於神經美學的探索。你認為科學家可以從藝術家那裡學到新東西嗎？ 如果是的話，你預計這種合作將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展開？

坎德爾： 為什麼要鼓勵藝術與科學，或者更廣一些、文化與科學之間的對話呢？ 這是因為神經科學和藝術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通過科學，我們知道，人類所有的精神生活都源於人腦的運作。因此，藉由觀察人腦的生理活動，可以獲知人是如何對藝術作品產生反應的：信息是如何經由眼睛轉換為視像、思想是如何轉變成記憶、行為的生物學基礎是什麼？

另一方面，藝術則體現了人類思維飄忽短暫的、更為主觀經驗性的一面。腦部掃描有可能得出神經焦慮的跡象，但一副藝術品，比如柯克西卡（Kokoschka）的畫作，或者席勒的自畫像，卻能更加精準地捕捉到一個處於焦慮狀態的人的真切感受。要徹底理解人類思維的本質，兩方面的觀點都是必要的，但科學與藝術卻極少碰頭。

溝通藝術與科學有什麼意義，誰又會從中獲益？ 對於這個問題，腦科學的獲益將是很明顯的——生物學研究的一個終極挑戰便是了解大腦是如何能有意識地感知、體驗和感受的。同樣能從中受益的，還包括藝術愛好者、歷史學家，以及藝術家本身。洞察視覺感知的過程及情感上的反應，很可能會激發新的藝術創造形式。人體解剖學的知識讓達·芬奇等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能夠更加準確真實地刻畫人體；印象派藝術家受物理學家的啟發，將顏色混合的物理知識運用到創作之中；許多當代藝術家也從神經科學揭示的大腦運作機制中，開創了新的藝術表現形式。理解審美、藝術靈感，以及觀者反應的生物學基礎，對試圖提高自身創造力的藝術家來說，是無可取代的寶貴知識。從長遠看，神經科學或許還能對揭示創造力的本質提供一二。

藝術家都是心理學家。藝術家洞悉人類的想法總是領先於科學家，因為科學家需要先設計實驗、再進行實驗，才能驗證之前的想法。科學家不能僅憑直覺做事，但是作家和畫家卻可以。所以，在我看來，科學家和藝術家不一定非要一起共事，但展開交流，彼此對話是很有好處的，這將催生新的科學想法或藝術創意（之後再各自執行，也不需要一起）。哥倫比亞大學目前正考慮開展一個科學與藝術博士研究生培養項目，研究人類感知藝術的生物學原理，招生對象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學生為主，也歡迎藝術系的學生參與進來。

克里姆特的畫作《吻》

20 世紀初，維也納出現了一種新的局勢，以弗洛伊德為首的研究者試圖用啟蒙運動的工具（科學），來推翻 「人是理性動物」 這一啟蒙運動的前提。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一基調在近幾年裡也有延續，尤其是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不斷揭示出，無意識在塑造人的思想和行為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人並沒有笛卡爾想的那麼理性。）你認為弗洛伊德會怎麼看待現代神經科學？

坎德爾： 我認為，弗洛伊德會非常中意現代神經科學。弗洛伊德當年提出心智的三重結構理論、開創臨床觀察法和精神分析法，是期望著有一天這些能發展成為神經科學。弗洛伊德很清楚自己做的精神分析學是一門認知心理學研究，而且也知道這個理論將來註定會隨著生物領域的新發現而被修正、甚至證偽。他自己明白，精神分析既不是詢證科學、也不是實驗科學。因此，若有可能，弗洛伊德一定會很願意建立一門基於生物學的心理分析研究法。他在 1895 年曾經撰寫過一篇論文，討論心理學對神經病學家的意義，但那次嘗試在他自己看來是一次徹底的失敗。那個時候的生物學還遠遠沒有發展到能為弗洛伊德所用，但現在情況顯然不同了。

事實上，放眼一看就會發現，對大腦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都遵循了弗洛伊德的思想體系。現在人們知道，有意識的心理狀態只是冰山一角，人絕大部分的思維活動都是在潛於水下的無意識層面進行——跟弗洛伊德想的一樣。現在，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了本能的重要；知道了下丘腦和杏仁核是人類生物本能的關鍵。此外，童年的確存在性衝動。人從無意識轉換到有意識的心理狀態時，存在一種類似傳播的效應。人們在生物層面上注意到了 「超我」，道德觀念實際上確實是存於大腦之中的。

儘管弗洛伊德會對現代神經科學感到相當滿意，但當前精神分析的體系劃分還達不到他的標準。這是因為後來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並沒有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累積、有所發展，只是照搬弗洛伊德當初的那套做法，一代代延續下去。直到前段時間，才開始有研究跟進精神分析在什麼情況下有效、跟其他形式的短期心理治療有什麼異同，並且，現在終於開始用成像實驗來檢測精神分析是否會作用於生物標記——25 號腦區的抑鬱經過精神分析治療是否發生了改變。所以我認為，精神分析之所以止步不前，一部分是由於神經分析家缺乏科學進取精神造成的。

這門有關藝術的新科學如何改變了你對藝術的看法？你現在看席勒、克里姆特，還有維也納現代派的文學作品，有什麼不同了嗎？

坎德爾： 是的。現在我理解了，為什麼現代主義對人有著如此深遠的影響——現代主義藝術家成功地利用了大腦強大的人臉識別能力。現代主義的誇張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對大腦中人臉識別細胞對其產生了反應。任意地、沒有規律地運用顏色，也能對人的情緒產生強有力的影響。

不同的人看同一件藝術品產生的感受不同，現在我們對於這種現象有了一個總體的認識。也知道了一些人，比如自閉症患者，他們很難對畫作中的人臉產生共情（無法理解表情代表的情緒）。我對藝術的不確定性的本質有了更深的理解，這其實跟每個人大腦的創新能力有關。此前，我並沒有意識到大腦的創造能力如此驚人；也不知道每個人對藝術的理解不同，是源於每個人的大腦不同。就算是簡單的感知，也並非只有自下而上的處理，也包括許多自上而下的加工，比較眼前的和記憶當中的異同。

所以，我認為，理解觀者感受的生理原理，極大地豐富了我對藝術的認識。我對美的感受並沒有因此而減少一分一毫；實際上，知道得越多，獲得的樂趣也越多，我認為，懂得了藝術裡面的科學增強了我對美的享受。「閱讀優秀的莎士比亞文學評論，「 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和英國文評家布拉德利（A.C. Bradley）曾說，「對你看《哈姆雷特》或《李爾王》的享受有多大影響？」對此，我深表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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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譯自 Wired 網站 2012 年 4 月 27 日文章： The Age Of Insight作者喬納·雷爾（Jonah Lehrer）是美國作家、記者，從事心理學、神經科學，以及科學與人文學關係相關的寫作，著有《我們如何決定》、《普魯斯特是神經學家》等作品。雷爾是《連線》雜誌的特約編輯，還向《紐約客》、《紐約時報雜誌》、紐約公共廣播電台的 「廣播實驗室」（Radiolab）節目等多家媒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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