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正確對待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

2011年02月11日 15:43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謝春濤

本文摘自《學習時報》2011年1月24日第06版，作者：謝春濤，原題：《正確對待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初讀印象》

中央黨史研究室歷時 16年編寫、近100萬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已由中央批准出版。近日，主持編寫、修改工作的領導和其他方面的專家進行了權威、全面的解讀，介紹了其基本觀點和諸多長處。初讀該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正確對待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現僅就此點，作一簡要評述。

直面歷史上的錯誤

黨史二卷記述的是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段歷史。這29年中，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也遭受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嚴重挫折。因此，如何對待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就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成了編寫黨史二卷的難點。

該書在充分展示黨領導人民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時，以較大篇幅記述了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及其後果。譬如，講清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來龍去脈，也講清了廬山會議轉向和「反右傾」鬥爭的情況，並用具體數字反映了主要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所導致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包括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嚴重失調，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糧、油和蔬菜、副食品極度缺乏等。書中說，「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 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關於中蘇論戰，該書在講清歷史過程和蘇聯「老子黨」、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後，指出了論戰的嚴重後果和中國方面的問題。認為，論戰不僅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也使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陷於分裂。與此同時，這場大論戰也嚴重影響著我們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而又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判斷，成為後來逐漸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書中還引用鄧小平的話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

關於「文化大革命」，該書不光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文革」錯誤發生髮展的過程，還專門用較大的篇幅講其嚴重危害。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我們黨、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嚴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黨的建設等方面都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在政治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壞，黨的組織和政權機構受到空前的浩劫和損失；在思想上，造成人們思想的極大混亂，導致嚴重地混淆敵我和是非；在文化上，對科學文化事業和民族傳統文化造成極大破壞，使文化事業出現嚴重的倒退；在經濟上，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損失，拉大了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差距；在黨的建設上，黨組織的建設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和損失。最後得出結論：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極大地損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聲譽，玷污了人民民主專政，嚴重地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必須予以徹底否定。

此外，該書還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審查幹部和內部肅反中的問題，「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升級，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左」的錯誤，意識形態領域的過火批判等，也作了敘述和評論。

這就表明，黨史二卷沒有迴避和掩飾黨在這一段犯過的錯誤。我以為，這是實事求是的表現，是對歷史、對人民真正負責的態度。

分析錯誤產生的原因

直面歷史上的錯誤，不是去渲染錯誤，更不是去追究犯錯誤的領導人的個人責任。在敘述歷史的基礎上，黨史二卷分析了錯誤發生的原因，為我們解讀了這段曲折複雜的歷史。

對於「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書中從兩個方面作了分析。一方面，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7年里實現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不同反應，人們對這個變革需要有一個觀察、適應的過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國要不要共產黨領導和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傾向。在國際國內氣候的影響下，這種傾向就會突出地表現出來，以至發生極少數人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對反社會主義的傾向進行反擊和鬥爭，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在黨內，包括黨的領袖，在短短7年里完全改變戰爭年代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相當困難的。由於這種情況，黨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一分析，就使人容易理解何以發生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失誤。

關於「大躍進」的發生，該書認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設速度儘快改變貧窮落後面貌，使中國真正發展、強大起來，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願望，與廣大幹部群眾的普遍願望是一致的。頭腦發熱的現象，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有，而且在當時的黨員幹部中較為普遍地存在，是當時那個發展階段由急於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心情而萌發出的一種歷史現象。從另一方面看，在接連不斷的勝利面前，毛澤東的威望越來越高，聽到的讚揚的話越來越多，他逐漸驕傲起來，進而開始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毛澤東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使之能夠一哄而起，遍及全國，從而導致即便是發現了問題也難以得到及時糾正。上述分析，既明確了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又使人了解了「大躍進」的社會根源，客觀公允。

關於「文革」前10年發生嚴重失誤的主客觀原因的分析，更給人以啟發。書中主要分析了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黨在全國範圍執政的時間不長，對於如何治國理政和開展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足夠的思想認識和經驗。這就使得一些正確認識不夠穩定、不夠成熟，導致在實踐中不易堅持下去，甚至出現反覆；這就使得常常只從馬克思主義已有論述中去理解社會主義，甚至照搬某些具體結論，以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的某些具體設想來衡量現實生活；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戰爭時期依靠群眾大搞突擊運動的方式方法發展經濟，容易用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方式方法處理階級鬥爭。二是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不可避免地會對黨中央、毛澤東確定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產生重大影響。這包括不得不採取「一邊倒」的對外政策，不得不長期處於備戰狀態，希望以儘可能的超高速度發展壯大起來，容易接受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觀點，等等。三是體制方面的原因。該書認為，10年探索發生失誤，黨的主要領導人和中央領導集體固然有責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存在著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單位的一些領導人的權力過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的情況下，當領導人的認識和決策出現重大失誤時，而黨卻不能及時防止和發現這樣的重大失誤，即使發現了也難以及時糾正。

總結應該記取的教訓

作為黨中央批准編寫和出版的正式史書，黨史二卷敘述和解讀錯誤，其目的毫無疑問是以過去的錯誤為鑒戒，使黨今後更好地前進。為達此目的，該書深刻總結了我們應該從過去的錯誤中得出的教訓。

書中認為，「大躍進」運動的最大失誤是在建設速度上急於求成，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最大失誤是在所有制關係上盲目求純。兩者共同的教訓，歸根到底，是限於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實，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至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該書則從多方面進行了總結：

（一）必須科學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準確把握中國基本國情，從實際出發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

（二）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而不能「以階級鬥爭為綱」。

（三）必須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

（四）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而不能實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

（五）必須制定正確的黨的建設的方針和政策，不斷加強執政黨的建設，而不能把階級鬥爭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主要內容和主要方法。

以上幾條，僅僅從文字表述看，似乎並沒有多少新鮮的內容。但如果結合該書對於「文革」錯誤的敘述和評論，我們自然會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

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的時候，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正確地評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工作的是非得失，深刻地總結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錯誤的歷史教訓。其最重要最集中的體現，就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在決議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基礎上，黨領導人民走出歷史的陰霾，逐步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很明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全面準確地體現了決議的基本精神。有理由相信，廣大黨員領導幹部通過對這部重要著作的學習，一定會對改革開放前29年的歷史有更加深入和準確的把握，並在此基礎上更加理性地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