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廢了中國文物專家
一個農民仿製的「北魏陶俑」被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競相收購,新爐泥胎成「國寶」。一位文物泰斗捐「越王劍」遭拒收,留下絕筆泣血丹青;更有黑髮人為捐國寶成白髮、民間藏家一砸千金為正名……
「假作真時真亦假」——百年前曹老夫子一句紅樓戲言,竟成為21世紀中國文物現狀之寫真。
假作真時……
○「北魏陶俑」
1994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北京潘家園舊貨交易市場。
熙熙攘攘的淘寶者瞪大了眼睛瀏覽著地攤上的賣品。在這群人中間,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年男人,他是這裡的常客,有些知道他身份的藏家,跟在他身後買一些他看好沒掏錢買的瓷器陶器之類老物件。
這天仍如往常一樣,那位中年男子在各個攤位上轉悠,身後跟著一群人。五花八門的古董玩器令人眼花繚亂……
忽然,那位中年男人的眼神在一件斑斑駁駁的陶俑上滯留——那隻陶俑是一位戴著文官帽子的騎馬人,服飾古樸,周身布滿土銹,依稀還留存一些未完全剝落的硃砂紅彩,顯然是在泥土裡埋藏了多年。(圖60)
「您這件兒陶俑多少錢?」他問。
「2000塊錢!」賣主是個操河南口音的年輕人。
「這是件殘品你還要價這麼高?」
「這還有個沒殘的,5000塊錢您拿走得了!」賣主一看中年人還在里看外看地猶豫著,壓低聲音說:「包老,包到代。您沒見上個月報紙登了,俺河南一座北魏大墓叫人給挖了?」
「是你挖的?」
「不是不是,可不敢說這笑話,借俺兩個膽打死也不敢!這都是在別人那裡買過來的。」賣主一面低聲說話,一面四下打量著。
「就這些?」中年男人說著示意賣主給打包。
「家裡還有,一大坑,幾十上百件呢!有些在別人家,不敢多拿出來。」賣主熟練地用衛生紙將陶俑纏住,面上再套兩層塑料袋,遞過去,收回錢,交易結束。
第二天,出於保護文物的考慮,中年男人將在潘家園買得的騎馬俑帶到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國家博物館。不出他事先的判斷,陶俑剛擺上桌面,就引起同行專家們的注意,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件北魏時期的珍貴文物。同時,專家們還基本確認,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盜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
陶俑一經認定,自然是身價百倍。眾所周知,距今1500多年的北魏陶俑,素來以其生動質樸的人物、動物造型著稱於世,這些深埋地下的高超藝術作品,不僅真實傳遞了我國古代北方民族社會生活的豐富信息,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古代先民審美情趣和習俗的變遷,提供了第一手直觀資料。為了不讓這些珍貴文物損毀散失,專家們建議向國家申請專項撥款,及時收購。
在專家們的呼籲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出乎尋常地很快做出反應,撥出專款,派出專家,搶救性收購古玩市場上出現的北魏陶俑。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呂濟民老人家回憶說:「(北魏陶俑)歷史博物館買了三次,故宮買了兩次。中國歷史博物館花了八十萬,故宮呢花了十萬吧。」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以往,我國大大小小的文博單位基本上不在地攤上收購文物,就算是平日里正常購買,在經費上也是慎之又慎、緊之又緊。此次幾大國家級文博部門的收購行動如此迅速果斷,足以見得這些陶俑的文物價值非比平常。
國家出面收購,更激動了普通文物愛好者,一時間,潘家園內外一個搶購北魏陶俑的熱潮驚動了整個收藏界。所幸的是,國家這一方畢竟在資金上比老百姓雄厚得多,搶救文物的計劃順利進行,短短几個月時間,文物工作者們從古玩市場和各種渠道收購了數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來,奇怪的事兒出現了:一向見風漲價的文物市場,這一次卻表現出波瀾不驚的姿態,北魏陶俑越賣越多,價格也越來越便宜,大有收不完、買不盡的架勢。這樣一來,有的專家起疑心了:這麼大批量的文物從河南出土,而且順利運達北京,難道當地政府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嗎?於是,有人提議重新對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體鑒定。
這一次關於北魏陶俑的集體鑒定,專家們的意見發生了分歧,有人說真、有人說假。認假者的主要理由並不是針對器物本身的特徵挑出什麼毛病,而是對陶俑的海量出現提出質疑。既然專家們意見發生了分歧,國家文物局決定暫時停止收購,並聯合河南省文物部門,請警方給予配合,順藤摸瓜,對此事進行徹查。 調查結果出乎所有辦案人員的意料:最近所有湧進北京古玩交易市場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陽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據當地公安人員講,他們跟高水旺打交道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頭一年,海關查獲了一批運往境外的「唐三彩」馬與樂俑,經過專家鑒定和儀器測試,都一致證明是到代的文物。根據貨主的交代,公安人員抓到了賣主,要按倒賣國家一級文物定罪。誰都明白,這倒賣一級文物的罪要真給定上了,嫌疑人就算不掉腦袋也得要坐穿牢底。於是,賣主顧不上錢了,保命要緊,便大叫冤枉,說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鄉黨高水旺之手。這專家拍了板、儀器定了性的東西還有假嗎?公安人員迅速將高水旺也逮捕歸案。 進了公安局,高水旺反覆解釋說那幾件唐三彩是自己燒造的高仿品,不是真品,公安人員當然不相信,便請了有關專家來到高水旺家。一進高家,全傻眼了——像這樣的「唐三彩」,堆滿了高家後院。而且,他還當場給專家們作了各道工序的演示。沒轍,把人貨全給放了。
這一次,當北京的調查人員找到當地公安局把情況一講,公安人員就覺得事情有點兒懸,當即陪了專家們再次登門高家。
結果正如當地公安人員所料,北京來的專家到高水旺家後,只不過重演了一次「唐三彩」事件。(圖61)他們突擊收購的那種「北魏陶俑」,在高家還有數百件,有的已經做過舊,有的未及做舊,有的還在小窯口旁等待過火。這種局面讓專家們感到尷尬,但也不能就這樣相信了他呀!可人家說不信沒關係,我當面做一件,當場在家裡的土窯里燒出來給你們看看。這一次專家們倒是沒給機會讓高水旺顯擺:「不用演示了!你今天做出假的來,也不能證明你以前賣出去的都是贗品!」說完提溜了兩件成品陶俑走人。
回到北京後,專家們把高水旺燒制的陶俑上儀器進行檢測,結果不言而喻,還是屬於「高仿品」。可是,為什麼那些個唐三彩作檢測就能順利通過呢?高水旺說這他就不明白了,但東西千真萬確就是他做的。為了證實他說的是真話,高水旺還拿出了一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他的「民間工藝美術家」榮譽證書。人家可是正兒八經的被聯合國承認了的現代陶瓷藝術家,他有這個以假亂真的本事,再說人家在工商局注過冊、稅務局照章納稅,自己也沒把自家的東西當老東西賣過,你不能拿他定罪!
至於那一批「唐三彩」是怎麼通過儀器測試的,一直眾說紛紜。最終,還是有個賣主揶揄說:「儀器不管用,專家更不靈。蒙專家太容易了,無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舊這幾個方面的訣竅,做得和故宮裡面的一模一樣,他們就認。過檢測關也不難,讓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飛機就行了。」
這話聽起來好笑,會讓人感嘆一聲:「農民!」可是後來經有關專家證實,的確如此,那些農民帶著這些高仿品在機場登機時必須經過X線檢查,而實驗證明,經過X線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鐘會將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這一來幾往的,一件新仿品便變成了通過儀器檢測的「文物」了。
沸沸揚揚的「北魏陶俑」事件總算水落石出了,可是回想起來這事兒多少還是有點兒懸,假若找不到始作俑者,那兩個盜賣國家「一級文物」唐三彩的農民還不掉腦袋作屈死鬼?聯想之,目前還沒有什麼手段能對文物年代作出百分之一百的無誤差鑒定,在這種情形下,《刑法》有關這方面的重刑條款實施起來還真得要加倍慎重,畢竟人頭不是韭菜苗,割下來不會再長。
○商代青銅鼎
2006年夏天,深圳機場。
一位過境港客被海關檢查人員請進了辦公室,原因是這位旅客託運的行李中藏有國家一級文物——兩隻帶銘文的商代青銅鼎。港客慌忙聲稱這兩隻青銅鼎是自己在文物市場購買的工藝品,並非文物。檢查人員把他安排在賓館監視暫住。(圖62)
三個小時後,那位港客被告知:經有關文物專家核定,他所攜帶的兩件帶銘文青銅鼎均系商代舊器,屬國家一級文物。根據國家《文物法》有關條令,港客以涉嫌重大文物走私案被移送公安部門。經初步審訊,港客供述了實情,這兩件青銅器,是他通過北京一位文物掮客幫忙購買的。
兩天後,北京的那位文物掮客被捉拿歸案。經審訊,此人招供了另一位河南籍的同夥,說是那人盜墓所得。很快,那個河南人也落網了。那人一進公安局,便大叫冤枉,說那兩隻青銅鼎是贗品,為同村的「鐵拐李」仿造。
北京掮客想立功贖罪,說不對,我明明親眼看見你從一座古墓里掏出來的,而且墓裡面還有幾件破損了的陶器。
河南人說:「那是設局子騙你的,真要是盜墓我敢帶上你去看?萬一價格沒談好你舉報了咋辦?」
在這種情況下,公安人員按照那人提供的地址,還約了電視台記者一同來到了河南某地,找到了那個外號「鐵拐李」的跛腿農民。此人50歲出頭,個子不高,見到公安人員仍然不慌不忙,一看就是個老江湖。
「鐵拐李」見到兩隻青銅鼎的照片,立馬就承認此物件的確為他所造。他還說,這東西家裡還有,做出來不難,但是做舊得費一番功夫,屬於高仿品。
我們進入「鐵拐李」家後院一看:可不是,那裡簡直是一個青銅鑄造廠,從制范、成型到打磨、做舊,有一條規範的生產線。這樣的景象還不止這一家,整個李家村家家都有青銅鑄造作坊,是遠近聞名的「青銅村」。那個村的村長不無自豪地告訴我們,他們村的青銅產品在國內外古玩市場上佔有相當大的份額,每年的訂貨單檯面上就可以看到數千單,其中有的高仿品還被成功拍賣,最貴的一隻青銅鼎在海外創下幾百萬美元的拍賣紀錄。
儘管如此,這一切還不能推翻青銅鼎是國家一級文物的立案動機,最後的結論還得由文物部門的權威認定。於是,我們又陪著當初對這兩隻青銅鼎做出「一級文物」鑒定結論的專家再次來到李家村。結果解鈴還是系鈴人,最終經過專家們集體簽名,認定這兩隻青銅鼎為贗品,所有涉案人員無罪釋放。
搶購北魏陶俑事件過去了,「稀世珍品」唐三彩馬還站卧在農民藝術大師高水旺的馬廄里,河南李家村的青銅製造業依舊紅火空前。撇開這三件事情本身的諸多問號,如:為什麼面對制假者,那麼多國寶級專家的法眼竟會屢屢大跌眼鏡?為什麼高科技儀器在一些文化水平並不高的農民眼裡,如同一堆破銅爛鐵,不堪一擊?究竟是儀器的科技含量低下還是它的資料庫過於單薄?抑或專家們知識更新的速度太慢,不足以對抗制假者的智能?也許都不是,這只是上帝給尚且貧困的農民兄弟留下了一條生財之道罷了!
青花黑客
○中外專家「走麥城」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景德鎮地區一個名叫鳳城的地方發生了一件事:一位農村老太太
翻地時挖出一隻青花梅瓶,她按照有關規定將這隻梅瓶送到當地的博物館。因為器型完整,當地博物館付給了那位老太太600元人民幣。這在當時來說算是很高的出價,那時候一個科級幹部一年的工資還夠不上600元,一般出土文物送進博物館,頂多支付給幾十塊錢的獎金。老太太喜從天降,拿著錢樂滋滋地回家了。
有人開玩笑說:為什麼上帝要把人的眼睛安裝在腦袋前面?就是不讓人們能看穿身後之事。就如同那位老太太,如果她的後腦勺上長
了眼睛,說什麼她也不會貪戀那區區600元,那隻青花梅瓶擱到現在,她可就成為億萬富婆了!當然這只是一句笑談。
老太太剛走,這隻梅瓶就被時任景德鎮陶瓷館工作人員、現任中國古陶瓷學會常務理事、景德鎮陶瓷學院教授歐陽世彬看到,他一眼認出那就是國外學者所著圖譜中所描述的元代青花瓷器。歐陽世斌當即花了1000元將梅瓶買走——就這樣,中國瓷都景德鎮有了第一件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母本。
一件珍貴文物的出土,本來是應該載入博物館的藏品記錄,可是誰也沒料到它同時還影響了景德鎮的經濟發展史。
歐陽世彬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說:「當時文革剛過,景德鎮經濟不景氣,瓷器滯銷。我們得到梅瓶以後,便花了幾十塊錢的成本開始仿製。那次仿製非常到位,剛展出就被一個日本人花630塊錢買走了。這在當時可是大收入呀,一般的瓷器只賣幾塊錢一件。這一下大家的積極性立刻就來了。當然,和現在不能比,現在還在做的朋友都發大財了,幾千萬的身價!」
歐陽教授說的是實話,自打元青花仿製成功後,景德鎮的窯火又重新旺燒起來,剛開始的買主主要是港台和日本的客商,價格從幾百元開始,後來經營高仿品的瓷商們聽說自己的產品竟然被當作文物出現在國際拍賣市場,便馬上將每件仿品的價格從幾萬漲到幾十萬。後來,隨著國際市場上天價元青花的不斷湧現,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藝術品商人都盯上了景德鎮,紛紛帶著圖譜來這裡訂做拍賣品,還有些港台文物商人乾脆連窯廠一起買下,每年定量燒制高仿古瓷。從此,以元青花和清官窯為龍頭的高仿品,開始走上了高科技之路。許多窯場不惜血本引進高科技人才與設備,不惜高薪聘請高技術畫工、陶工和窯工,活兒越干越精,東西越仿越真,不少仿品甚至在國內外文物市場上暢行無阻。
2005年前後,日本一家博物館要搞中國陶瓷展覽,派出一位造詣頗深的中國陶瓷專家來到景德鎮,要求當地政府租借一件元青花梅瓶去日本出展。當地專家故意拿出兩隻一模一樣的「元青花」梅瓶給日本朋友看,告訴他其中有一隻是高仿品,讓他挑選一隻。結果那位日本漢瓷專家挑選了那隻仿製品。
如果說拍賣行被高仿品矇騙在所難免,作為對中國陶瓷研究有著極深遠歷史的日本專家走眼,卻讓人惶然。因為眾所周知,英、美、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國家對於元青花的研究早就走在我們前頭。此事傳出後,曾一度使得拍賣市場上的元青花拍品都貼上了大大的問號。對此,咱們中國專家會跟著走眼嗎?
在世的中國陶瓷鑒定專家中,現在公認資格最老、水平最高的挂帥人物要數故宮博物院的耿寶昌老先生。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耿老坦言他在參觀景德鎮一個青花瓷高仿基地時,面對一些明清官窯高仿品,如果不是知道身處何地,他也會誤把高仿品當真品。
耿老虛懷若谷、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得到不少人的讚賞與欣佩,可是電視節目播出後,也使許多熱衷於文物收藏的人士倒抽了幾口冷氣:陶瓷泰斗都會走眼,這文物市場豈不是成了無底深淵?
記者也曾通過不同渠道收藏了一些高中低檔景德鎮青花瓷器,為究真偽,還通過各種關係先後到過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江西九江市博物館、江西高安博物館等具有代表性的收藏單位,分別對國內公認的一些元明清實物整器和瓷片進行近距離觀察和研究,因而對不同時期的青花器物的胎釉、器型、繪畫、和製作手法等方面,多少有一些實踐經驗與心得。為了進一步取得景德鎮高仿品的製作與銷售的第一手資料,記者先後三次對景德鎮陶瓷市場與基地進行了零距離暗訪。
○復活的「官窯」
樊家井地處景德鎮火車站附近,這裡原本是農村,住著近千戶人家。自打上世紀90年代仿古瓷火了以後,當地農民有人干起了陶瓷買賣,有人將房屋租給外地來的瓷業個體戶,使這裡逐步演變為一個具有四百餘家個體作坊、專門從事古瓷仿造和交易活動的集散地。先是被當地人稱作「撫州佬」、「南昌佬」的本省瓷器販子長年來往於此,後來隨著元代、明代、和清代官窯瓷的熱銷,這裡漸漸聚集了包括港台在內的全國各地的陶商瓷販。近兩年,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文物商人,也在此地頻繁出沒。
記者首訪樊家井正趕上仲夏時分,儘管景德鎮與南昌、九江三地並列為長江沿線的「火爐」城市,但炎熱的酷暑絲毫也阻擋不住狂熱的瓷潮。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們,遠的坐飛機,中程的乘火車,近一些的乾脆自己開了汽車來到這裡。他們當中,有人將當年風行於世的一首毛澤東語錄歌稍加改動後幽默地吟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賺錢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別看這裡瓷商如潮,每天的交易額都在幾十幾百萬元,但是其中的真貨上不了幾件。記者一家家店面轉下來,除了一隻殘破的元青花小碗和一些民國時期的民用碗盤瓶罐,就沒看到一件像樣的老瓷器,能見到的都是一些質量低劣的仿品。這些店面的結構大致相似,里房連著院子,有的就在院子里支起煤氣爐,自己直接燒造低仿品。有的自己不燒造,從大一點的窯廠里買來假貨「做舊」。
這做舊的工夫很深,五花八門,也分高中低三檔,而且根據市場需要,花樣年年更新,用一句時髦的話講就叫與時俱進。這裡的元青花做舊一般分為三個步驟:按照出土文物的胎釉狀態出坯後,先將濕的老糠灰墊在器物的底部進窯,燒成後底足就會出現元瓷必具備的「火石紅」。瓷器燒好後,再用高錳酸鉀加硝酸和松香水,按一定比例調和後刷在瓷器表面,一小時後瓷器表面的「賊光」就沒了。最後塗上一種紅泥,使泥漿滲透到開片紋里,做出「土銹」。這樣的「假貨」,雖然能蒙過一些急於發財的「二把刀」,但稍有一些陶瓷鑒別常識的人都能一眼辨別出來。樊家井顯然不是我要尋找的高仿瓷基地,我對景德鎮官窯高仿品的第一次查訪無果而終。
兩個月後,我偶然從別人口裡得知,真正的元青花高仿品,除開由政府部門組織到外地展銷之外,一般不會拿到陶瓷市場上公開交易,而是直接由買主到窯廠訂貨。為了一探究竟,我第二次來到瓷都景德鎮,在新聞同行的幫助下先後走訪了五家窯廠,所見之物與上次我在樊家井看到的相差無幾,如果說上次看到的是低仿品,這五家窯廠燒造的頂多也只算得上中仿品,連我這個只有幾年收藏經歷的人都蒙不了。後來,當地朋友們見我大有不見真佛不下山的姿態,便四處打聽,終於打聽到在一個偏僻的山溝里,每年都有一些外地來的大老闆現身。而且聽說那裡有一位姓李的窯主仿技了得,發了大財,他燒造出來的東西能以假亂真,其中一些仿元代青花瓷和仿清代官窯瓷已經流入國際拍賣市場。
景德鎮的同行打電話聯繫那位姓李的廠長,一直都找不著人,不是外出了就是不知道上哪兒了。打他的手機也是徒勞,似乎永遠是關機,僅一次聽見忙音,可幾分鐘後又關上了。他越是神秘兮兮的,我見他的慾望越發強烈。
等了五天,朋友終於接到「內線」電話,說李老闆今天在廠里會客。我和朋友趕快借了一輛車跑了將近兩個小時山路,終於到達窯廠,下車後就直奔窯主辦公室,心想今天總算把你逮個現行。可誰知道等我們到達窯廠時,老闆辦公室還是人去樓空,僅見到沙發茶几上一堆還冒著煙的香煙頭。
我們坐在辦公室一直等到傍晚,仍然沒見到李老闆的影子。他的手下倒是熱情款待我們,好茶好酒、好飯好菜,並且口口聲聲稱我們是「請都請不來的新聞界朋友」。接著我又拿出最大的耐力折騰了幾天,仍沒能見到李老闆。被採訪對象耍了一個禮拜,最終連面都沒見著,這在我的從業史上還是第一次。
非常意外的是在回京的火車上,記者無意中撞上一位「貴人」。那是一位二十幾歲的小夥子,與我對鋪坐著,機警過人。他見我手上拿著一隻鼻煙壺摩挲,便知道我是一個古玩發燒友,搭訕道:「北京來的吧,您吃藥了!這隻乾隆粉彩鼻煙壺是仿品!」
「你怎麼知道我從北京來?又怎麼知道這隻鼻煙壺是假的?」我問他。
「北京的藏家喜歡鼻煙壺……來,您看看我的東西!」小夥子一面說,一面從旅行箱里掏出三隻鼻煙壺。
我接過他的鼻煙壺細細看了一遍:「兩假一真。對嗎?」
「看來是個老手,那你為什麼買新玩藝兒?」他收起自己的東西。
「送人玩兒。」我說。接下去,我們談得很投機,話題從鑒真到辨假,談到景德鎮的頂級仿古瓷高手。就在這當兒我驚喜地得知:這人竟然就是那個李老闆的親外甥,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功夫」!小夥子還主動說只要能幫他在北京介紹一些買主,他便可以帶我去見李老闆。
最好笑的是當一切事情都談妥後,小夥子才不放心地問我:「您是幹什麼的?」
「和你一樣,做生意的。」我騙他說。
五天後,我用僅次於拍賣價的大價錢買下了小夥子的鼻煙壺,並且給他介紹了幾位藏友。他也兌現諾言,答應帶我去見他舅舅。去景德鎮之前,小夥子叮囑我口氣要大一點、底氣要足一點,因為他舅舅壓根兒不跟小商小販打交道。
這一次見到李老闆,幾乎沒費什麼勁兒。他聽外甥介紹我是個「大老闆」,便問我喜歡哪個朝代、什麼器型的高仿品。我告訴他主要對元青花和清代官窯瓷感興趣,他聽了微微一笑,似乎心領神會到什麼。接著,他讓人將他的得意之作一件件取到辦公室讓我看。
第一件東西拿出來就讓我大失所望。那是一隻鬼谷子紋元青花大罐,一看便知是2005年嘉士德拍賣公司拍出的那隻兩個多億的青花大罐的拷貝。胎土過細、底釉過白,且紋飾描痕極重,青花顏色不正,鐵鏽斑是用毛筆塗點而成。看過這件東西後,我裝出生氣的模樣,起身就要出門。
「老闆請留步!」真箇象電視劇中的場景一樣,李老闆起身攔住了我。「您先別急,看東西要慢慢來才能對上口味嘛!」
接著,他又讓人繼續上貨,一隻造型碩大的仿元代雲龍紋青花釉里紅玉壺春。我心裡一動,輕輕將器物上手:造型厚重卻不顯得笨拙,雖高約半米,卻比例協調,不失靈秀之美;釉面光滑、油潤,胎釉接合處可見少許土沁。釉色蛋青,青花發色蘭翠,畫筆重合的地方,肉眼可見果凍狀的斑痕下陷。龍身飄逸,細脖子、圓眼睛,毛髮高聳,猶如騰雲駕霧。再細看畫工:用筆流暢、無拘無束,多半是一筆而就。瓷瓶上下共六層紋飾,大多點綴得當、恰到好處。上層繪的是單瓣纏枝菊和中莖留白的芭蕉葉,下端繪有間白仰蓮瓣。再觀察底部:外圓斜削一刀,中間肚臍微凸,有少許跳刀痕。胎土中粗稍白,含鐵較多,可見所謂的芝麻粒兒,露胎處呈現自然色澤的火石紅,符合元代景德鎮陶土「二元配方」的特點。一件典型的元代中晚期作品,從造型到胎、釉、色、繪畫等方面均符合元青花釉里紅瓷器的基本特徵,近乎完美、無可挑剔!
「國寶呵!是您燒制的?」我懷疑地問道。
「您不信?」李老闆微微一笑,起身邀請我隨他一道到窯廠去轉轉,可能是要用事實說話吧。
一圈兒轉下來,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李老闆的窯廠可以算得上是個陶瓷科研單位,從陶土的配方、人工練泥、器皿成型到釉的配置、繪畫方法和原料、燒制方法等等,完全依據用出土文物所作的科學檢測數據為標準,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操作、一絲不苟。為捕捉官窯的神韻,他們放棄價格低廉的煤燒、氣燒等方法,恢復柴窯燒制。每燒一窯瓷器,最少要消耗松柴4卡車,耗時22個小時。
李老闆告訴我,儘管如此精細、不惜成本,但大多數時候一柴窯坯子只能燒成一兩件瓷器,所以這種高仿品造價十分昂貴,賣出去也就便宜不了,每件元明清「官窯器」的賣價一般都不低於二十萬元。儘管如此,他們的活兒還是應接不暇,廣交會展銷的商品、國家送給外賓的禮品都要提前兩三年預訂。
「價格是貴一點,但是從我這裡出窯的東西,從器型到份量,都可以保證與樣器分毫不差,比官窯還官窯!」李老扳自豪地說。
我問李老闆:「您這裡的高仿品有沒有流入國際拍賣市場?」
李老闆沒有完全正面回答我,只是說自己從不把仿製品當真的文物賣。但是他還是透露了一樣秘密,說現在有的私窯被香港和台灣的老闆買下來,根據市場行情投入大量資金秘密仿製值錢瓷器,並規定每個窯口一年只能做幾件,而且只能給窯廠老闆發貨,不許外賣。
過後,我又向李老闆的外甥打聽此事。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那個一向有問必答的小夥子對這個問題也忌諱,拐著彎兒說:「這麼跟你講吧,象我舅舅這種窯口燒制的高仿品,100%能通過專家鑒定和儀器測定,打進一般地市縣博物館都是搶手貨,有的還被人賣給了省級博物館。即便是非常挑剔的港台客商,也從來沒發生過退貨。不過,我舅舅他自己從來不作這種事,他賣貨給別人的時候都講得清清楚楚是高仿瓷藝品。」
「雖說這裡出去的瓷器都是仿造傳世品,不用太過做舊,但是它們的火光又是怎麼去掉的呢?並沒見到酸咬過的痕迹?」我很疑惑。這「火光」是指新燒造出來的瓷器表面一層刺眼的光亮,過去曾是仿造傳世瓷器者的一道死穴,因為對付它的唯一手段就是直接用酸泡,或者用超細的砂子去打磨。但是這樣做只要稍有常識的買家都能識破,因為酸咬過的瓷器會失去釉面的光澤,而砂紙打磨過的瓷器在放大鏡下面則可以發現很規則的平行線條。
「看來你真老土啦!現在還有誰去用酸咬、用砂紙打?」小夥子笑話我說。
「怎麼做舊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呀?好比一個再好的演員,就說唐國強飾演毛澤東吧,化妝得再好、演得再象,你能看不出他是唐國強嗎,還真的把他當作偉大領袖毛主席嗎?」我突然想起一位國家級的鑒定專家對我說過的話,如此反駁小夥子的狂妄。
「你還別不信,這裡仿製的官窯瓷器,神仙都破不了陣!」
瞧著小夥子的自信,我隱約感覺到還有該看的地方沒看到,便激將道:「你就吹吧,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就算你吹到天上去,也沒人相信你就是上帝!」
這一招還真奏效,小夥子果然給激得嗷嗷叫:「你還不信?看來我非得讓你去見識見識!」
「還見識見識,見識你吹牛就夠了!」
這一下小夥子坐不住了:「您等著!」蹬、蹬、蹬跑進隔壁他舅舅的辦公室。
隔著玻璃我看見小夥子跟他舅舅磨了半天牙,估計是他舅舅不同意我去他們的核心機密車間參觀。好一陣軟磨硬泡,最終還是當舅舅的讓步了。小夥子又蹬、蹬、蹬跑回來,怒氣未消地說:「走吧,我硬是要叫你心服口服!」
這次參觀可謂是讓我大開眼界,出於信用原因,我不方便詳細披露這個現代「官窯」的核心機密,但在這裡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一些熱衷於元明清三朝景德鎮官窯瓷器收藏的朋友們,趕緊歇菜,別指望撿這種漏,這三朝官窯瓷器就算是出現在正規拍賣場上,也要三思而行,因為目前的鑒定手段,無論是專家的「眼學」,還是儀器的科學測試,都無法攻克這裡的城池。道理很簡單,高端電腦軟體+精密物理化學儀器+無痕迹做舊設備,目前你用什麼招數能夠與之抗衡?
在李老闆的窯廠,我還目睹了一場交易:一位台灣來的古玩商拿來一隻清代雍正綠地堆花鳥紋六角瓶,以每隻28萬元人民幣的買價要求李老闆給仿造10隻。那以後我注意到,同類拍品果然連續兩年出現在國際拍賣會上,並且都以高價成交。
完成此次採訪後,記者才恍然大悟:為什麼近年來凡是到景德鎮此類窯廠認真考察過的人,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國寶級專家,大多從此三緘其口,再也不輕易給人「長眼」講法了。
從農民工藝大師高水旺復活的北魏陶俑遭兩家頂級博物館哄搶、老農鐵拐李複製的商代青銅鼎險些讓走私者人頭掉地,到歐陽世彬教授仿製的元青花以假亂真,還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李老闆」利用高科技手段創造性地重新燃起元明清「官窯」的薪火,短短的十幾年,一些本屬於一般商業行為的舉動,卻因為它偽造的歷史含金量而攪亂了乾坤,躁動了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可悲的是這些被鼓動的人群當中,真正有志於收藏者鳳毛麟角。市場上似乎沒有了絕對的買家與賣家,只有上家與下家,毫無理智地進行著贗品接力賽。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些失德的交易過程中,包括故宮和國家博物館在內的許多文物單位,竟也城門失守,被一些贗品攻入其中,濫竽充數,使得我們上下八千年的歷史寶庫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可讀性與感召力,祖先留給我們的歷史陳釀嚴重地面臨著拜金主義的惡性稀釋。
面對如此兇險的收藏環境,一些熱愛祖國文物、並有志於代國藏寶的仁人志士不禁心生疑慮:我們還能夠相信誰?還可以相信什麼東西?(待續)
中國拍賣進行曲(上)
標籤:史國良韓美林拍賣公司拍賣維權
中國拍賣進行曲(上)
一方面是文物鑒定專家大跌眼鏡、真假難辨,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贗品和仿品充斥市場,可讓人不解的是:處在文物市場中心的中國拍賣業卻似乎總能夠獨善其身、大發其財。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拍賣公司從最初的幾家發展到如今的幾千家,成交額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僅以國內兩家最大的拍賣公司嘉德、瀚海為例,1993年成立之初,兩家拍賣公司一年的總成交額不到一億人民幣。而到了2007年,單中國嘉德一家全年大小拍賣達60餘場次,總成交
額為17.3億元人民幣。北京瀚海全年大小拍賣52場次,總成交額為11.5億人民幣。同年,中國拍賣業共舉辦包括文物在內的藝術品專場拍賣771場(次),總成交額超過6000多億人民幣。
有人將中國的拍賣公司比作一隻剛剛開屏的金孔雀,一面是金光燦燦、五彩繽紛、光鮮誘人的羽屏,另一面卻藏掖著各類資本市場通見的黑暗與醜陋。我們不妨暫且避開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更加理智與冷靜的眼光,去審視一番這隻金孔雀身後的動靜。
○史國良:「阿彌陀佛,那不是我的畫!」
有一則笑話,說的是亞當出伊甸園之前曾經問過上帝:「主啊,我去人世間最不能做的事是什麼?」上帝斬釘截鐵地回答他:「你最應該避免的事就是與拍賣公司打官司!」亞當又問:「為什麼?」上帝沮喪地回答:「因為連我都戰勝不了它!」沒人知道後來亞當究竟有沒有去拍賣公司拍賣過夏娃的第一條裙子或別的什麼東西,也沒人知道亞當有沒有去拍賣公司競買過斯瓦辛格的健肌膏,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肯定的是:亞當絕對沒有跟拍賣公司打過官司。
雖然在法院看不到上帝之子與拍賣公司打官司的紀錄,但是佛子狀告拍賣公司的官司卻有案可查。
史國良,法號釋慧禪,當代中國畫僧的再傳人、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央美院及首都師大美術系客座教授,1995年在美國西來寺披剃出家,現定居北京。史國良的作品《刻經》曾榮獲第23屆蒙特可羅國際現代藝術大獎賽、「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大獎」,為此又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榮譽嘉獎。他的畫風以寫實手法,反映時代生活為主,功底紮實,筆墨厚重,是中國人物畫壇寫實畫派的重量級畫家。(圖74)
2006年7月27日前後,史國良從一家藝術網上了解到,有3幅署名史國良的作品出現在北京傳是拍賣公司舉行的預展大廳內。既然自己沒有將畫委託給那家拍賣公司,那些畫究竟是什麼來歷呢?
史國良隨即來到拍賣公司預展廳,對那三幅落款自己名字的畫仔細進行辨認,確認其中只有一幅畫是自己的真跡,另外兩幅分別命名為《搓線圖》和《傣家三月》的畫則並非出自自己之手,是假畫。於是,他致電傳是公司,要求撤拍這兩幅假畫,但遭到拍賣公司的拒絕。
8月20日,這兩幅被史國良要求撤下的假畫,如期登堂拍賣會,並拍賣成功。事後,史國良將傳是公司告上法庭,索賠1元,並要求道歉。12月11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調解下,史國良與傳是拍賣公司達成協議,傳是拍賣公司承認自己的拍賣行為給史國良先生造成不良影響,同意登報道歉。事後,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史大師只得騰出時間開了個人官方網站,其中設有「中國藝術品認證系統」專欄,對自己流傳於外的署名作品進行網上查詢與甄別。同年,在雅昌藝術網舉辦的「2006藝術中國年度影響力」的活動中,史國良開博打假被評為年度藝術事件。(圖75)
史國良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樣的事情(拍賣假畫)絕不止發生一兩次,許多時候,有人拿著高價拍來的假畫找我鑒定真偽,我看到是假的,說出來真是於心不忍。一個僧人,本應看淡這些,但是對於這些假畫,還有這樣的拍賣公司,除開自己維權,實在找不到更好的辦法。」
搞笑的是:對冒名頂替史國良作畫牟利的「李鬼」人們習以為常,表現出高度寬容的態度。對拍賣公司收假拍假,大家也多見怪不怪,沒人出面聲討、指責。但是,作為受害者的史國良出面打假,卻招致一片非難。史國良開辦個人官方網站,公開聲明打假維權的意向後,馬上就有人在網上公開發帖,辱罵史國良是「假和尚」、「批著袈裟的勢利畫商」。並且勸誡畫僧要「慈悲為懷、普度眾生」,允許「勞苦大眾」利用他的名義「掙錢養家」。更有甚者,還有人乾脆公開複製大師的作品在網上叫賣,謊稱此舉是「經過大師授權」的「慈善活動」。對此,畫家十分無奈,雖說是「苦海無邊」,可無人上岸。哪怕是「佛法無邊」,也難度「錢錢眾生」!
○楊紅太:「她不是我的《打水姑娘》!」
菩薩幫不了佛子,俗人就更得不到神仙的救贖。可是,當代稍有名氣的書畫家,恐怕很少人沒有受到過魔鬼的垂青與眷顧。
2007年3月初的一個周末,74歲的老畫家楊紅太接到了朋友從新加坡打來的電話:「楊先生,您是不是又超生了一個《打水姑娘》呵?」
「您、我……這是怎麼回事?」楊紅太被問得莫名其妙。那位朋友告訴他:「我在北京保利公司2007年迎春拍賣會預展上,又看到了你的另一位《打水姑娘》,而且跟你賣給我的那一位《打水姑娘》長得一模一樣,簡直是孿生姐妹呀!」楊紅太尷尬、驚愕、憤然。自己的作品《打水姑娘》一共只畫了兩幅,一幅收藏於中國美術館,另一幅就是被這位打電話的新加坡藏家買走。既然那兩張畫沒轉賣,那麼出現在保利拍賣會上的那一位《打水姑娘》又是誰家的「千金」呢?
老爺子接過電話後,立即讓兒子上網查詢,果然在拍賣公司的網站上看到了這幅畫,標明「圖錄號lot978」,估價9到10萬元,與楊紅太其它作品的價格相似。(圖76)
在家人的陪同下,楊紅太來到北京保利拍賣公司,仔細勘看了那幅畫,併當場指出了此畫有10多處與真品相左。面對贗品,年過古稀的楊紅太怒不可遏,當著眾人大聲說道:「她不是我的《打水姑娘》!如果這樣粗劣的作品賣出去,是對我聲譽的損害!」
回家後,楊紅太立即寫了一封聲明,要求保利拍賣公司撤拍這幅偽作,並要求徹查事情真相,是誰複製了他的《打水姑娘》?
保利拍賣公司收到聲明後,依據拍賣規則以為委賣者保密為由,拒絕向楊先生提供賣方信息,而且也沒有將該畫撤展。因為在拍賣公司方面,經歷這樣的場面太多太多,而且大部分都不了了之。
楊先生被逼無奈,為了保護自身合法權益,他決定就此事向法院提出起訴。
在確認楊先生真的要採取法律行為後,拍賣方才就此事詢問了這幅贗品的賣主——日本收藏家富田博。富田博回復說,這幅作品是1989年北京中央美院畫廊向他推薦的,他還出示了當時購買的作品照片以及購買畫作的原始發票和通過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匯款的憑證。
富田博還表示:「如果楊先生指認確鑿,那麼中央美院畫廊則存在詐騙行為,我也會採取相應的法律行為!」
同年3月10日,保利方面被迫發表聲明,宣布撤拍這幅畫,公開原因是「公司不會對一件有爭議的作品進行拍賣」。至於《打水姑娘》究竟是真畫假畫的問題,保利方面仍然態度模糊。
近年來,類似以上案例的「拍賣贗品事件」不斷曝光,尤其是在書畫界,一些知名畫家,象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吳冠中等等,盜用他們冠名的贗品每年都有上拍。睜著眼睛的藝術家還好說一點,他們有時候還可以為自己多少討回一些公道,而那些已經作古的藝術家,就只好躺在九泉之下任人宰割了。就算是他們有後代替父母喊冤,可也是死無對證呵!你說是贗品是吧?那好,誰舉報誰舉證,你讓誰證明、你怎麼證明是何人、在何地、又怎樣複製了你家先人的作品?幾年官司打下來,你不玩傻也得玩瘋!
前國家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書法大家啟功先生的墨寶,生前身後都有大量的仿品。該公在世時,面對這些頻繁出現在拍場的仿品,曾感嘆云:「實在勢不可擋,我是無力抵抗呵!」最後,這位性格開朗的老人只好無奈地自我寬慰:「由它去吧,其實有些(仿品)字比我自己寫的要好,只是苦了那些掏錢的買主呵!」
直至今日,啟公雖已作古,但他的字卻依然鋪天蓋地,那些欺世盜名者仍在依仗老人家的聲望大賺其錢。
○韓美林:「上拍我的畫99%是假畫!」
被迫充當黑道人物搖錢樹的遠不止啟功先生一人,其中也不乏奮起抗爭為自己維權者,但是,不管當事人名氣多大、道行多深,這種自我維權之路走得都十分艱難,到最後十之八九都會自動放棄。因為無論從時間、精力上,藝術家們都無法與那些制假者打持久戰。
韓美林,中國當代最負盛名的畫家之一,他的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外專業大獎,很多國家首腦都收藏有他的作品。尤其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籌備階段開始,他的名字更是與奧運會吉祥物「福娃」聯繫在一起,為更多的人所熟知。「徐悲鴻的駿馬、韓美林的狐猴」一直是近年來全世界華人的收藏熱選。(圖77)
近年來,這位當紅畫家真箇成為不少人的「福娃」。大大小小的書畫拍賣會都少不了他的畫,形形色色的畫廊、畫社、書畫店也經常用他的作品標榜門庭。可是,面對此種大家都求之不得的繁榮景象,韓美林自己卻是四處喊冤、叫苦不迭。原來,幾乎所有外賣的「韓美林」都是作贗品騙錢的「李鬼」,這位真正的韓美林,自然就成為那些「李鬼」們的「福娃」了。
2005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亞洲大酒店舉辦的「榮寶2005年迎春書畫拍賣會」上,展出了署名韓美林的一幅「八駿圖」,順序號270,尺寸為1.4米×3.5米,起拍價為18至28萬元。此畫一出便引起了轟動:「莫不是韓美林要搶徐悲鴻的飯碗了?」當然這只是業內人士的一種揶揄,其中包含了對這幅畫的懷疑。此時很快便傳入韓美林的耳朵,不待親身去查看,他便知道又是一張「冒牌貨」,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從來就沒畫過什麼「八駿圖」。(圖78)
韓美林當即委託自己的律師與榮寶拍賣公司取得聯繫。陳律師受韓先生的委託後,於1月15日向拍賣的主辦方——北京榮寶拍賣有限公司發出了律師函。《律師函》稱:「通過貴公司對外公開拍賣的預告,韓美林先生得知,貴公司將於2005年1月16日舉行『榮寶2005年迎春書畫拍賣會』,其中拍品編號為270號的『八駿圖』,貴公司對外宣傳作者為韓美林。而經韓美林先生親自核對,該幅作品的落款非其本人署名,是一幅假冒韓美林署名的美術作品。因此我代表韓先生向貴公司提出:請立即撤銷對『八駿圖』的拍賣,停止與『八駿圖』有關的一切活動,並請提供委託人(賣家)的有關信息,以便韓先生進一步主張權利。」陳律師還說:「如果榮寶拍賣公司在明知『八駿圖』是假冒美術作品的情況下還投入拍賣,將構成侵犯韓美林先生的著作權。我們將保留通過向版權機關投訴和人民法院起訴的權利。」
據業內人士稱:只要稍稍對韓美林的作品有些概念的人,並不難發現這張「八駿圖」是假畫,因為韓美林曾畫過單馬,這幅假畫很明顯是將那隻單馬複製7隻加上去組成「八駿」,每一隻馬從形態到神態幾乎沒有變化。對於這樣一張低劣的贗品,是怎樣騙過百年老店「榮寶齋」的專家之「法眼」,實在耐人尋味。
接到律師函以後,榮寶拍賣公司雖然在正式拍賣時撤下了「八駿圖」,但並不承認自己是在「賣假畫」。榮寶拍賣公司副總經理王為對此解釋說:「拍賣行為已經被提前終止,因而也談不上拍賣行拍賣假畫。」他還拒絕了韓美林要求提供假畫賣家具體信息的要求,他說:「《拍賣法》有明確規定,拍賣公司有權為委託人的身份進行保密,因而我們不能超越法律規定,把相關信息提供給他人。」
對於這一假畫事件,我採訪了好幾家拍賣公司的從業人員,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答辯道:「從法律意義上看,拍賣行即便不把有爭議的作品撤拍也沒有問題。我們之所以會這麼做(撤拍),就是從長遠考慮,以便維護市場發展,同時也可以更好地樹立公司形象!」
事後,韓美林告訴記者:「北京有家拍賣公司賣了800多張『韓美林』,全都是假畫。市場上流通的韓美林的畫99%都是假的。賣假畫者有冒充我妻子的、朋友的。很多人都知道韓美林不僅是個畫家,還是個雕塑家、陶藝家。我們做的大雕塑都要(賣)上千萬,所以根本不用賣畫。」說到這裡,韓美林還給記者講了一段笑話:有一位老伯伯花費7000元錢,買了兩張假「韓美林」,然後找到他讓他給鑒定真偽。「7000塊,就算買一張都買不到啊,結果還是我送了他一張真的。」韓美林笑著說。「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賣畫,別人就更難辨別了。」最令韓美林氣憤的是:在他本人指證假畫後,有些拍賣公司還堅持不願意將假畫撤下。有一次萬般無奈,他不得不在預展會上怒不可遏地將冒充他名義的假畫當眾撕下,以示抗議。
韓美林對記者說,他之所以要認真打假,主要是為了維護喜愛他作品的收藏者的利益,並非像一些拍賣公司所言「做秀」,因為他並不打算賣畫,也沒必要「做秀」。他還透露:以後他有可能會將自己的作品全部捐獻給國家。
在世畫家不能定論自己畫作的真偽,這話聽起來挺荒唐,但卻是今天中國書畫市場上屢見不鮮的「正常事」,記者曾經就這一現象問詢過有關人士,一位拍賣公司的書畫部主任在與記者交談中說:「畫家成名都有幾個階段,在非成熟階段畫的畫當然會幼稚一些,用成名後的眼光去看,當然會差強人意,甚至是不堪回首。那個階段有人求畫也基本上是有求必應,所以得到畫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數。成名以後,別人把這些畫那出來賣,對畫家的名聲和利益都會造成損害,所以畫家出面否認自己的這些畫作也是人之常情……」
如此說法讓記者震驚。如果事實果然如此,那些藝術家們對所謂「贗品」的聲討不僅是自我做秀,而且還有對別的當事人「誣陷」之嫌。為了進一步了解事情真相,記者親臨書畫交易比較集中的北京琉璃廠進行暗訪。
○假畫尋蹤
被譽為「九市精華萃一衢」的北京琉璃廠,在古玩界也是聲名顯赫、無人不知的地方。琉璃廠坐落在北京和平門外南新華街,東西走向,長約一公里,其中商鋪星聚、牌號林立。1949年以前,這裡曾是清代遺老遺少和外國洋使節們買賣古玩、賣弄見聞的地兒。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北京的古玩市場還只是獨此一處。自從20世紀晚期以後,北京幾處大的文物交易市場逐漸形成規模,像潘家園、報國寺、大鐘寺,還有北京古玩城、程田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都先後橫空出世、各領風騷,與琉璃廠幾分天下。這樣一來,琉璃廠在古玩經營上不可避免地被人分去了幾碗羹,但是儘管如此,它在北京乃至全中國、全世界「好這一口」者的眼裡,仍不失為尋珍淘寶、賞玩古今中國藝術品的「正統」地帶。尤其是在經營古今名家字畫方面,琉璃廠至今仍無可替代地牢牢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在素有琉璃廠「第一鋪」的書畫大亨榮寶齋門前,記者遭幾名衣著土著的年輕男女團團圍住,被問及:「買不買名人字畫?」
記者反問:「你們有哪位名家的什麼名畫?」
一小夥子搶答:「你想買誰的畫我們都有!」
「閃開閃開……」此時,幾位榮寶齋工作人員喝道而進,未阻止門前的鬧劇。看起來,這種情形他們見得太多,早已見怪不怪了。
「齊白石的蝦子,你們有嗎?」——「有!」
「徐悲鴻的奔馬,有嗎?」——「有!」
「唐朝古畫、清代名人畫……」——「有!有!有……」
記者跟定其中的一位,由他領入榮寶齋斜對面的一條小巷,再直著向前走了不到100米,進入右手邊一家院子。
熟悉北京的人一眼就能辨認:這是一處拆除未竟的半拉子四合院,主屋沒有了,只剩下兩間狹小的廂房,看上去住了兩三家人,擁擠不堪。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到過這種地方,置身其中,假若你不刻意去記住外面的繁華都市,你就只能以為是到了老舍先生筆下的「龍鬚溝」——一條隨意用青磚鋪就的過道,一半浸泡在婦女們隨手撒潑的洗衣水裡,臭氣熏天。有幾個鄉下女人正在洗衣服,旁邊跟著她們的小孩,見我進來,大家都很羨慕地看著領我進門的「字畫獵人」。
走進「字畫獵人」的房間,記者大開眼界:牆上、桌上、床上,到處都掛著、擺著「名人字畫」。細看落款,更讓人垂涎三尺:張大千、范曾、吳冠中、韓美林……中國近現代知名畫家幾乎無一漏網。
記者點名要韓美林、史國良兩位畫家的畫作。不一會兒,小夥子就從抽屜里翻出韓美林的兩張馬、史國良的維吾爾姑娘。
記者詢問:「怎麼讓人相信你這是畫家本人的真畫呢?」
「那好辦!」小夥子從抽屜里取出一個小本子,翻了幾頁答覆我:「這幾幅畫都可以帶畫家與受贈者贈畫現場的照片!」接著,他從一隻檔案袋裡取出兩張照片,一張是韓美林與友人共同舉畫的場面,另一張是畫僧史國良與友人帶畫作的照片。
「如果您還嫌證據不充分,還可以帶鑒定證書!」小夥子見我猶豫,邊說邊取出一份鑒定證書。鑒定書的落款單位是「國家文物局書畫鑒定中心」,蓋有鋼印,還有鑒定專家的簽名與私人印鑒。無論是鑒定單位或鑒定專家,此證書無疑都具備很高的權威性。
接下來開始談價。我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你們賣的都是假畫,我也是做書畫生意的,這些畫開多少價?說實在點!」
小夥子答道:「當然,大家都是同行,一定以最低價賣給你……這樣吧,光要韓美林的畫這一種500塊錢,高仿的要3000塊,要照片外加200元,要證書外加2000元!史國良的也差不多,都是這個價!」
「你能帶我去見見臨摹這兩幅畫的作者嗎?」我又問。
小夥子一聽連聲說:「不成、不成,這樣做壞了行內的規矩!他們不會答應跟你見面的!」
「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住在哪裡?」
「這些事一般人是不會問的,看樣子您入行不久,象是個生手。我跟您這麼說吧,那些人本身也都是一些畫家、高手,有的還是美術學院的研究生、高材生,只是目前還沒有打出名頭,利用這玩意兒掙錢。他們用功畫的東西呀,神仙都分不出真假!加上這些證書、照片,它就是真的啰!」
「畫家本人也分不清真假?」
「也可以這麼講!我聽人說,從前榮寶齋仿作的齊白石畫,連老爺子自己都說分不出真假!那些老畫家一生得畫多少畫,送給誰、賣給誰了都記得那麼一五一十?記不清楚吧?得,這高仿品就畫得鼻子眼睛一個樣,誰能證明它是假的?不能!別看這些東西擱我這兒賣三個錢不值兩個錢,可您要是在拍賣行有熟人,給他10%的好處費,它不也要幾萬幾十萬的往上叫喚?」
磨了半天,記者花了300元錢的帶路費,終於買通了小夥子,他答應帶我去見他的上線,也就是這些假畫的批發商。至於能不能見到那些畫畫兒的人,他說「那就看別人買不買你的賬!」
其實,小夥子的上線就在琉璃廠西街,雖然我們走的是後門,但看得出前面應該是家門面。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北京當地的中年人,聽小夥子稱他韓哥。那人警惕性很高,小夥子剛說了句「這位先生想買韓美林的畫……」他立馬封門:「你扯什麼蛋哪你?這兒哪有什麼韓美林的畫?要買上榮寶齋去!」不待我開口,門就「砰」的一聲被關上。
小夥子訕訕地對我說:「韓哥不相信你,他前面有大店面,我這裡賣500元的畫,在他前面的店面內最少要賣5萬元……我跟你說的都是真話,往後你要買畫就找我,一定給你優惠價!」
幾天後,記者通過多種渠道,終於在距離通州區宋庄不遠的一處農舍里見到了一位專事名畫臨摹的年輕人。他來自安徽,畢業於一所師範大學美術系,到北京已經有3年了。
「我有好幾個同學都在這兒。其實我們原本是慕名宋庄來北京的,想在這種相對比較自由的環境下搞創作,走出自己的藝術之路。可是,要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太艱難了,我們還得吃飯過日子不是?總不能讓父母養著我們來圓自己的藝術夢吧?我們只好像許多先行者一樣,在出名前靠臨摹名畫掙錢維持生計……其實這種臨摹特別簡單,繪畫基礎較好的人都能辦得到、畫得好。尤其是臨摹畫家早期的作品更容易,一般都比較稚嫩一些,即便描摹失真,買家往往也會認為是畫家早期不成熟的作品,不去求全責備……」
「你一張臨摹畫賣出去多少錢?」我問年輕人。
「給老客戶的價格一般都在200元左右,如果是特別定製的稍稍貴一些。我知道,那些畫販子比我們掙錢多,可是生意還得做啊!我們總不能成天自己四處亂闖去賣畫呀!」
因為談得高興,年輕人還給我透露了一些「絕密」資料。他說,他也直接給拍賣公司送過假畫,給驗貨人好處,並答應成交後五五分成。
「拍賣公司明知道是假畫還敢上拍?」我問他。
「假如拍賣公司都象您想像的那麼乾淨,我就不用臨摹贗品,可以創作自己的畫了!」年輕的畫家一臉無奈的苦笑。
「你的假畫在拍賣公司成交過嗎?」
他笑了笑,沒說話。(緊接下面)
中國拍賣進行曲(下)
○試水拍場,槌下有「陰」
關於拍賣公司的種種傳聞,記者早有所聞。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記者決定近距離接觸,直接試水拍場。
金秋十月,北京的藝術品拍賣場可謂是槌聲陣陣、熱鬧非凡,大大小小上百家拍賣公司「你方唱罷我登場」,紛紛拉橫幔、打廣告、印發宣傳冊,實力強些的公司還會派員帶上高成本製作的精美拍品圖錄,直接到國內外廣泛徵召買主,並提前幾天將來客接至預定好的大飯店裡免費吃住。與此同時,花樣百出的拍賣品預展也在京城一些最豪華的場所舉行。記者前後多次參觀預展,有的拍賣公司還聘請有關專家直接到展廳現場推介重點拍品,有的則事先將專家對拍品的點評製作成光碟,反覆在展廳里多點播放。
自我策劃一番後,記者拎著自家的兩件藏品——北宋磁州窯梅瓶、南宋定窯劃花粉盒,走進第一家拍賣公司。
第一家是在京城能坐上頭幾把交椅的大拍賣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位瓷器部主管。他看過記者送拍的兩件東西後,搖搖頭:「定窯粉盒還不錯,就幾萬塊錢的事,自己玩玩得了。這隻磁州窯梅瓶,不好認……」
「我問過幾位專家,他們都說東西很開門啊?」我申辯說。
「呵?都是哪些專家呵?」他話音里明顯帶著嘲諷。我將專家的大名如實報上,其實,其中還有一位專家正是他們公司的瓷雜項顧問。
「是嗎?」主管還是搖搖頭:「不好認。您知道嗎,這隻梅瓶要是真品,比馬未都博物館裡的那一隻還好,得值多少錢?像這樣一隻梅瓶,在香港拍過兩千多萬哪?」
「就因為這個,您不敢認是嗎?」我追問。
年輕的主管搖搖頭,不再吱聲……
過了兩天,我通過熟人找到一位古董經紀人,答應成交後給他15%的介紹費。於是,那人給接待過我的那位拍賣公司主管撥通了電話,我聽見對方問:「那人幹什麼的呀?你有底嗎?」
這面兒回答:「沒底我能給你推薦嗎?我親戚,開古玩店的!我跟他說了,還按咱們老規矩走!」
「那你把東西送來吧,那隻梅瓶還真不錯,比馬未都的畫花梅瓶好……」
電話交易結束後,經紀人告訴我,拍賣成交後,要給那位主管20%的好處費。我答應了,由他經手重新將那兩件瓷器送去那家拍賣公司。
事後,記者算了一筆帳,付完這兩位的好處費再加上給拍賣公司10%的代辦費,另外還要扣除稅費,本人最後所得只剩下拍品成交價的55%。
數月後,記者又參加了另外一場「拍賣遊戲」。
那是一家外省在京註冊的拍賣公司,國批二級拍賣資質,曾有過多件拍品創下「天價」的紀錄。比方說一隻宋代鈞瓷碗,就曾拍出過2千多萬人民幣高價。一隻宋代鈞瓷洗,拍出過7千萬人民幣天價,等等。不知道是我委託的朋友關係硬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這家拍賣公司的門檻倒是不高,我們四五個藏友共送了100多件拍品,以記者的眼光看,估摸著一大半是贗品,真品最多不超過10件。有些「汝窯重器」,都是送拍前臨時去潘家園地攤上花百十塊錢買來的。
奇怪的是,除開少量重複的器型之外,我們送拍的贗品幾乎全都順利通過驗收。不過,這家公司除開對每一件送拍物品都要收取800——2000元人民幣不等的圖錄費之外,還要按自報起拍價收取5%的宣傳費。我粗略計算了一下:按照這家公司自己編印的圖錄統計,光是宣傳費和圖錄費這兩項收入,就高達兩三千萬。刨開其它支出,這一次拍賣的前期純收入應該在幾百甚至上千萬人民幣。換句話說,還沒開拍,這家拍賣公司就已經掙錢了,無論拍賣結束後的實際成交率幾何,對於拍賣公司來說,都是勝券在握,只是掙多掙少的區別了。
終於等到開拍的那一天,記者第一次親臨拍賣現場。這家拍賣公司的老總說:「因為我是新聞界朋友」,破例給我免費發了一個參拍號和一張拍牌。其實我知道,我的幾位藏友也通過別的途徑取得了對自己拍品的舉牌資格。
可能沒進過拍賣場的人不清楚,號牌本是來拍場買貨人使用的競拍工具,須事先繳納一定的押金才能獲取,賣方握牌無疑是違規操作。有了這張牌子,賣家既可以參與自己拍品的競買,掌握自己拍品的成交價,避免藏品在自己心理價位之下成交,又可以在自己的拍品無人競拍的情況下,自己人相互競價,將價格抬高到事先設定的位置給拍回,為下一次交易取得拍賣價格紀錄。而取得這種特殊待遇的人,是不需要為假拍付出稅收代價的,換句話說,這種虛假的成交紀錄,拍賣公司也不會在經濟上蒙受任何損失。至於他們內部怎麼做的賬,記者無從得知。
拍賣會從一開始就高潮迭起:幾十萬元一件的玉器、幾百萬元一件的青銅器、上千萬元一件的瓷器,在號牌的上下起落之中頻頻成交。這麼多的天價交易,牌子拿在手上就如同去菜市場買白菜蘿蔔那樣輕而易舉。有一件標有北宋汝窯字樣的花瓶先是經歷了開場的沉默,在拍賣師將要宣布流拍之時,忽然鬼使神差、峰迴路轉,一人舉牌報價後,其它兩人參與競拍,價格從此一路扶搖直上,從十幾萬元一直衝到一個多億的天價成交。當晚,這場拍賣會的消息在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的滾動新聞中播出,包括那隻一個多億的「北宋汝瓷」花瓶在內的幾件天價物品,理所當然地亮相熒屏,被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觀眾盡收眼底。據內部人士透露,拍賣結束後,這些高價拍品幾乎無一例外的物歸原主。
當然,我和朋友們的操作手段也是如法炮製。在拍賣過程中,我有一件拍品由於操作失誤,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那是一隻「元青花梅瓶」,起拍價人民幣80萬元。開拍時無人舉牌出價,我和幾個朋友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辦法,分別坐在會場多處,輪番舉牌將價格緩步提高,造成一個多人看好競買的假象。在價格抬高到220萬元的時候,我發現有一位港客模樣的老者欲舉牌報價。按照我們事先設計的方案,只要有人報價,朋友們就收手告停,將主動權交給貨主。可就在此時,坐在前排的朋友看不見坐在他身後的港客有動靜,慣性地振臂高呼:「加50萬!」其它朋友又接著繼續將價格幾十萬幾十萬的往上抬升。那位港客見狀以為買不過別人,便縮回了舉起一半的號牌,不再叫價了。
直到哥們兒瘋夠了、玩累了才偃旗息鼓,記者那隻「元青花梅瓶」以988萬人民幣的成交價最終落槌,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當然,為了不讓朋友們尷尬,由於作弊不熟練丟了200多萬的笑話,我只能與家人分享了。
從第二天開始,我那隻元代青花梅瓶「高價成交」的報道便在北京的幾家報紙上刊出。記者留意到:一周後,同類報道在幾家大的互聯網搜索引擎上出現幾萬條。
拍賣會結束後,我和幾位藏友匯攏一起交流「戰績」:我的藏品總共落槌3000多萬,其它朋友的藏品有的落槌在5000多萬、有的落槌在7000多萬。總而言之,如果按照拍賣會現場宣布的數字統計,朋友們近百件拍品的成交價總共能達到一兩個億人民幣。可是真實的情況卻是令人難以置信,這100多件拍品實際上全部流拍,被我們自己悉數舉牌拍回。朋友們非但沒拿回一分錢,反倒每人賠了幾萬元錢的「宣傳費」和「圖錄費」,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錢掙吆喝。
這以後,記者又參加過幾次拍賣活動,情況大同小異。有的拍賣公司公開聲明拍不了值錢的真東西,只讓送「有賣相」的贗品。還有的拍賣公司則打著各種「慈善活動」的旗號,名為募捐,暗地裡分錢……
○「免責」與「負責」
據可靠數據統計:截至2007年年底,全國範圍內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的有資質拍賣公司達數千家之多,記者經過反覆調查,這些機構多數名不副實,嚴重存在著濫鑒濫拍的現象。我們以官方調查的數據為例:2006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市商業委員會對藝術品拍賣行的經營資格進行審查,結果因不合格而被叫停的拍賣公司,竟占上海藝術品拍賣行總數的40%。
北京的拍賣行違規操作現象更為嚴重。在整體違規方面,有類似於出版社賣書號行為的租牌營業收取管理費、包租專場拍賣按比例提成交易費等。操作違規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假拍、拍假、虛抬成交價、壓低起拍價、亂收服務費、開假髮票、出假證明、超出本公司資質範圍拍賣出土文物,等等。
記者還注意到:儘管近兩年拍賣市場的實際成交量趨於萎縮,但是一家家新成立的拍賣公司仍然在財神菩薩的護佑下門丁興旺。許多拍賣公司門檻低、資質低、人員素質低,只要能賺錢,什麼手段都敢用。有些乾脆就專門幹些替人洗黑錢、賣假貨的勾當。曾經轟動一時的福建「中國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已服刑)就曾有過自己的拍賣行,專門用來拍賣受賄的贓物,達到洗錢的目的。
對於諸多拍賣公司的這些劣行幾乎是人盡皆知,但卻很難使用法律進行約束。這裡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構成我們國家拍賣法規的前置性技術條件不成熟、不科學,因此而造成了律條解釋的不確定性。比方說,文物鑒定方面存在著無法逾越的技術漏洞,就使得對於贗品的指證往往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過分依賴於主觀成分很大的所謂「眼學」鑒定,以至於產生縱容拍賣黑幕、失公正於買家的「免責條款」,導致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不時成為社會醜聞。曾發生在浙江杭州的一起拍賣糾紛,最為典型。
上世紀末,在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舉辦的杭州秋季書畫拍賣會上,原浙江中澳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定林通過競拍獲得10件書畫作品,後經專家鑒定,其中6件作品是贗品,由此引發了中國拍賣史上第一起因畫作真偽之爭而導致買家狀告拍賣公司的訴訟。
在王定林購買的書畫中,他以105.5萬元拍得的第89號拍品《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受到上海國家元老級書畫鑒定權威謝稚柳老先生的賞識,謝老還曾於畫上留下親筆提識。王定林買下此畫後,送到北京請國家級鑒定權威徐邦達過目,結果卻出人意料:徐邦達認為此作品為贗品。於是,王定林在索賠未果的情況下,一紙訴狀,將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告上法庭。
鑒於「誰舉報,誰取證」的法律原則,原告在一直不能提供有力證據的情況下,一審、二審均被法院判定敗訴。直至謝稚柳去世後,案件依照審判監督程序,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審。包括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啟功、常務委員劉九庵在內的全國10餘位專家,此時才同意出面,一致指認該幅作品為贗品。
至此,這場轟動全國的官司,才被法律承認具備「有力證據」,最終以買方的勝利告終,成為中國恢復文物藝術品拍賣以來,買方同拍賣行的糾紛案中第一起買方勝訴案。儘管如此,這起案例還是給人們留下了隱憂:倘若謝稚柳老先生仍然健在,此案有鹹魚翻身的機會嗎?假若有一天,南派書畫鑒定家入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此案還會被賣方翻盤而作重新判決嗎?
顯而易見,王定林的勝訴是非常偶然的。同時,這一個例也許只是有錢人的幸運,對於大部分吃過「黃連」的買家來講,恐怕只有充當「啞巴」的份兒,頂多再拿著買來的贗品去騙別人。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拍品的賣家基本上都是業內人士,他們與專家、拍賣公司的關係盤根錯節、非同一般。普通人賣真東西送不進門,買了假東西也不可能搬得動如此之多的國家權威為其出面舉證。正因為如此,此類現象根本無法遏制,甚至愈演愈烈。如王定林假畫事件後的2006年,北京一知名拍賣公司就曾將一幅仿吳冠中名畫《桃花》的贗品,以330萬人民幣的高價成功拍出。如此種種,舉不勝舉。
針對拍賣公司「拍假」和「假拍」現象,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榆先生曾義憤填膺地進行過抨擊。他在接受一家報紙的記者採訪時公開譴責:「『假貨』和『假拍』是當前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最大阻礙!」他說:「我在很多場合談過這個看法,就是近年來有些文物藝術品拍賣公司不走正路,大搞『假貨』、『假拍』。以我個人而言,我曾在一家媒體上做過檢討,因為我曾經宣傳過一件『假拍』創造的最高成交價紀錄,使我想起此事就臉紅,甚至為此想退出『江湖』。」
既然上至國家文化主管部門的領導,下至普通老百姓,對目前我國拍賣行業的不規範行為都如此深惡痛絕,為什麼那些違法違規者依舊逍遙法外、發達如初呢?國家既然可以制定為拍賣公司失誤「免責」的法律條款,為什麼時就不能制定一款對掏錢買假文物的受害者「負責」的法律條文呢?
在這方面,國外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比方說,設立高門檻、建立嚴格的文物鑒定專家准入制度和嚴厲的行規。在歐洲不少國家,一旦有鑒定專家或古董商看走了眼,導致文物收藏者遭受經濟損失,他們不但要全額賠償,而且還會被強行逐出本行業,終生不得重操舊業。因此,國際知名的拍賣行對待自己的拍品也相當謹慎,對所有送拍文物,先採用「雙盲法」進行鑒定。所謂「雙盲法」就是組織相關領域的多個專家,同時對多個鑒定標本各自進行鑒定。專家們不知道鑒定標本的一切信息,也不知道其它專家做出了什麼樣的評價,幾乎在「真空」狀態下,不受任何干擾地獨立作業,寫出鑒定意見,然後選取得票率100%的真品組織預展,並最終參加拍賣。
其實,類似歐洲國家的這些制度並不難建立,難的倒是與這些制度相匹配的有關約束機制和監督機制的作為。當一種職業道德陷入淪喪時,任何美麗的操守都只能是一張妓女的處女膜。只有當醜惡真正還原成醜惡,正義的太陽才會重新照耀純凈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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