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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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5發表評論>>——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中國化鄺柏林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大變動，中國思維方式也發生了大變革。毛澤東在中國社會的大變動中，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國思維方式的大變革中，毛澤東也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他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思維為指導，對中國思維方式進行了變革和改造，把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與中國優良思維傳統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式中國化和中國思維方式現代化。學界對毛澤東的革命業績和毛澤東的思想已作了相當充分的研究，結出了累累碩果。本文只就毛澤東與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問題作一初步探索，提出一些粗略的不成熟的意見，以就教於學界。一鴉片戰爭以後，時代已轉變，中國社會也在轉變，中國人面臨著要解決獨立、民主和實現近現代化的新歷史課題，傳統的思維方式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實踐的需要，須要變革轉型。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經歷了「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五四」以前思維方式變革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嚴復等人以競爭進化觀批判傳統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論和循環變易觀，以科學實證方法反對唯心主義先驗論，批判傳統的唯聖唯經觀念和脫離實際的經學方法，以邏輯分析方法克服傳統的整體直觀(直覺)思維的籠統模糊性。另一方面，龔自珍、譚嗣同等人誇張自我「心力」、意志的作用，以唯意志論批判和否定傳統的天命論等。到「五四」時期，新派人物提出「打倒孔家店」，破除孔教迷信，打倒老教條，人們的思想獲得了大解放。在這些批判過程中，中國思維方式逐漸從傳統型向近代型轉變。「五四」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便邁進一個嶄新的階段——向現代型唯物辯證思維方式轉變。早年毛澤東深受傳統文化思想的熏陶，思維傾向基本上是傳統型的。1917年他給黎綿熙的信，講了這樣一個觀點：宇宙之真理為萬物的「大本大源」，掌握了這個「大本」的聖人，能「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①這無疑是傳統的聖人崇拜、神秘性的天人合一思維，是唯心主義的。但是，另一方面，早年毛澤東又注重務實，講求經世致用；主張知行統一、重在實行，等等。這些情況表明，傳統的思維方式的正面與負面，對毛澤東都有相當的影響。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時代的影響下，在近代思維方式變革潮流的激蕩下，青年毛澤東日益趨向新學，思維方式在逐漸起變化。在這當中，嚴復宣傳的進化論、近代經驗論的科學實證方法、分析方法，譚嗣同等人鼓吹的自我衝決網羅的唯意志論，楊昌濟的關於珍視中華民族優秀思維傳統的教導，對青年毛澤東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在「五四」前，毛澤東讀到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他從這部書中受到啟發，開始對傳統思維方式提出若干批判。他借著該書中一些唯物主義經驗論觀點，批判了傳統的先天直覺思維，斷定中國傳統的所謂聖人者「生而知之」、「不慮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不可信」的②。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傳統的聖人迷信。另一方面，他從書中一些強調個人意志作用的唯心主義觀點得到啟悟，寫了《心之力》，以唯意志論思想反對傳統的天命論。在「五四」時期，青年毛澤東以高昂的愛國主義熱情投身於現實鬥爭，思想在不斷躍進，思維方式也發生明顯變化。他越來越傾心於從客觀現實世界中尋求救國真理。1919年7月，他總結了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經驗，得到了兩個重要的認識：1.「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③。2.改造社會，「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④。很顯然，他的這種認識，已接近於唯物史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不在於這個認識本身，而是他達到這一認識的思維路線，那就是面向現實，實事求是地總結革命實踐經驗，「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束縛」。這與他過去遵循傳統思維的路徑，以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在道德人心，解決問題靠的是掌握「大本大源」精神實體，因而「只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簡直是截然相反的；與強調自我主觀意志的唯意志論，也絕不相同，可以說，到「五四」時期的毛澤東，已開始擺脫傳統的乃至近代的唯心主義思維方式的束縛。毛澤東積极參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了對傳統思維方式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是：一是反對開口閉口「詩云」、「子曰」的老教條、老八股。二是反對傳統的唯聖唯經的「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三是反對孔子偶像崇拜。對於「詩云」「子曰」的教條主義和傳統的演繹式獨斷，嚴復等人早就提出過批判，反對孔子偶像崇拜是「五四」的潮流。青年毛澤東是順應了近代思維方式變革歷史潮流的，但是他的思維又很具有特色，這主要就是：第一，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反對空虛思想。嚴復提倡近代科學實證，批判主觀唯心主義心學，在中國近代引起較大反響。青年毛澤東也受到這種思維方法的影響，提出反對「空虛思想」，但是，嚴復等人只是一般地宣傳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科學實證，毛澤東則進一步從改造中國出發，重視調查研究——特別是注重對於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⑤。而且，他身體力行去進行實際的考察和調查研究工作。第二，以帶有辯證性的分析方法，反對傳統的籠統混雜的思維。針對中國古代偏重於整體思維，分析思維不夠發達的情況，近代自嚴復以來，即注意提倡近代科學的分析方法。毛澤東也受此影響。他認為，做學問如果不採取分析的方法，「固未可以蘄其精」，中國古學之弊，「在於混雜而無章」。但是，中國近代許多人的分析思維方法，基本上是形式主義的，機械性的，比如，關於東西方思想文化，他們片面強調二者的差異、對立，極力讚揚西方，貶斥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毛澤東則認為中外古今的思想學說，有精華，也有糟粕。與同時代人相比，毛澤東的分析思維是比較深刻的，帶有較多的辯證性質。第三，注重批判地繼承中國優良的思維傳統。毛澤東既反對「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反對中體西用論，也反對忽視中國優良思維傳統的西化派觀點。他認為，從過去世界文明的發展來看，「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⑥。就是說，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有不容忽視的價值，我們對於她的精華部分，必須汲取。早年毛澤東在近代思維方式變革中形成的這些思維特色，對於他後來向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轉變，有著重要的作用。在1920年，關於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新民學會內部發生了嚴重分歧，蔡和森一派主張實行俄式的即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蕭子升一派則傾向於採取無政府改良主義。面對這樣針鋒相對的兩派意見，毛澤東終於對蔡和森一派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那時候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已有相當的了解，但是他作出這一決斷，主要的不是從馬克思主義書本出發，而是依據於「事實」——社會實踐經驗的事實。他說蕭子升等人的無政府改良主義，「在事實上認為做不到」⑦。我們知道，早年毛澤東曾嚮往過無政府改良主義，並努力付諸實踐，但總是不能成功。整個無政府改良主義失敗的經驗教訓，使他深刻地認識到，這種主義「事實上做不到」。當然，他拋棄無政府改良主義，贊成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也包含著他對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總結。毛澤東確立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否定無政府主義原理，也同樣地主要是依據於「事實」，看它能否被「證實」。他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惟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⑧。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經過近代思維方式變革洗禮的毛澤東，從傳統思維中繼承的注重實踐經驗、實事求是，與近代科學實證相結合，對於他進一步向馬克思主義轉變，接受唯物史觀，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二自「五四」以後，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進到了唯物辯證思維階段。從「五四」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潮高漲，這一歷史時期，唯物辯證思維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機械論相互間進行了尖銳激烈的較量。近代資產階級唯心論、機械論的思維方式受到了批判，唯物辯證思潮風靡全國。從20年代末開始，反唯物辯證的主觀主義和機械論，往往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主要就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曾三次在中國共產黨內居於最高領導地位。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機械論的泛濫，對黨的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因此，批判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機械論，成為這個時期思維方式變革的一項主要任務。這一批判，對於促進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中國化和中國思維方式的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在這個思維方式變革中，毛澤東是唱主角的，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中國教條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現代迷信。在他們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聖哲」，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是教條，並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神聖化。二是他們的思想和行動，處處是從書本(主觀)出發，理論和實際分離，認識與實踐脫節。中國教條主義者的這種思維特點，與中國不好的思維傳統有密切關係。中國自古是以迷信聖哲，崇尚經典著稱的，唯聖唯經成了許多人的思維習慣，乃至形成為一種思維傳統，支配著人們的頭腦，經過了近代(特別是「五四」時期)思維方式的變革，這種思維傳統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它在一部分人的頭腦里的潛在影響，還是相當大的。中國的教條主義者，便是以傳統的唯聖唯經的思維習慣、思維框架去看待馬克思主義，結果，馬克思成了帶有濃重的傳統中國味的「先哲」，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成了萬古不變的教條。當然，中國的教條主義者也接受了近代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蘇聯德波林派唯心主義和機械論的影響，採取了新形式，與傳統的舊教條有所不同，可謂是土洋結合的。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里深刻地分析了這種「新」教條主義的社會歷史淵源，說它「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⑨。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新八股、新教條主義除了洋氣外，還有一點「土氣」。從思維方式來說，它既接受了近代資產階級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影響，又承繼了中國老教條的傳統。因此，批判教條主義，不僅是政治思想的尖銳鬥爭，也是中國思維方式變革的繼續和深入。毛澤東對教條主義著重從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論上進行徹底的清算。首先是批判教條主義者的現代迷信。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里寫道：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又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⑩。科學與迷信是不相容的。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科學性，有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者的現代迷信。在反對教條主義者現代迷信的鬥爭中，毛澤東突出地闡明了獨立自主、群眾路線的思想。有鑒於教條主義者對馬列「本本」尤其是對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的迷信，照抄照搬，毛澤東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1)。只有不迷信「本本」，獨立自主地通過調查研究，了解了中國的特點，找出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才能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毛澤東看來，要了解中國情況，最重要的，是「向群眾的實踐請教」。他在1927 年黨的八七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到他「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但到湖南對農民運動作了三十多天考察調查，「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寫出了與「領袖同志的意見」完全相反的「調查報告」。他說：調查報告「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12)。調查研究，向群眾請教，是破除迷信、不受條條框框束縛的一個關鍵。後來，毛澤東更明確地指出：向群眾的實踐請教，「這樣就可以解決框框問題，即教條主義問題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13)。獨立自主，群眾路線是毛澤東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重要特點。毛澤東在破除教條主義者的現代迷信的同時，緊緊抓住他們的理論脫離實際(實踐)這個關鍵進行分析批判。首先是批判教條主義者從書本出發的思維方法。從實際出發，還是從書本出發、從主觀願望出發，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思想路線，屬於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前者是唯物主義的，後者則是唯心主義的，教條主義者的思維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書本出發。從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詞句出發。他們開口閉口「拿本本來」。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中國的教條主義者極為主張的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暴動革命道路，強調當時的形勢是全國性「革命高漲」，採取全面「進攻路線」，等等，幾乎都是從斯大林的報告、共產國際的決議、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那裡直接搬來的，而不是根據於中國的實際，結果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受極大的損失。毛澤東批評這些教條主義者說：「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14)。就是說，教條主義者的思想路線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這是導致他們政治上軍事上犯錯誤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第二是批判教條主義者的理論脫離實際的方法。這裡講的「理論」，是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針對教條主義者重「本本」。輕實踐的特點，毛澤東特別突出地論述了實踐在認識中的重要意義，深刻地闡明了認識與實踐的辯證統一關係。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從種種革命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又是經過了革命實踐的檢驗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為的是對人們的革命鬥爭實踐給於理論的指導。理論和實際(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中國的教條主義者直接違反了這條基本原則，他們「自己造成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15)關於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毛澤東強調的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教條主義者卻從根本上破壞了理論和實踐的這種統一，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看成是「死的教條」和不變的公式，到處套用。他們的思維特徵是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毛澤東還從人們認識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與矛盾的普遍性的關係，進一步分析批判教條主義者的理論脫離實際的錯誤。他說：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環往複地進行。中國的教條主義者的錯誤在於，「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16)從認識上講，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實際的關係，便是一般與特殊的關係。教條主義者的理論脫離實際(實踐)，不但破壞了認識和實踐的統一，而且割裂了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係。堅持什麼樣的思維方式，不是單純的認識論問題，同時也是歷史觀問題。中國的教條主義者迷信先哲和經典，無視人民群眾及其實踐的偉大歷史作用，自覺不自覺地違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意願，其思維方式充分體現了唯心主義歷史觀和輕視乃至歧視人民群眾的價值觀。毛澤東則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因而主張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充分相信和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因此，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思維方式與教條主義者思維方式的對立，實質上也是兩種歷史觀、價值觀的對立。毛澤東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的批註中寫道：「唯心辯證(黑格爾)，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國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國啟蒙者、陳獨秀)，唯物辯證，四者之中，只有最後一種是正確的」(17)。這裡說的「中國德波林派」，指的就是中國教條主義者。毛澤東明確指出，教條主義者的根本思想方法是主觀主義，又是機械論的，這是對他們的思維方式性質的一個相當準確的評判。毛澤東進行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從思維方式上講，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思維，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機械論。毛澤東在與教條主義鬥爭過程中，結合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方向。這是中國思維方式的一個重大的變革。三在中國思維方式變革中，毛澤東一方面堅決批判和否定了不好的思維傳統(如前所述)，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優良的思維傳統，則實行批判的繼承，使之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有機地融合起來。中國近現代，不論在「五四」以前或「五四」以後，思維方式的變革、新思維方式的逐漸形成，其新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幾乎都是從西方汲取的，這是中國思維方式變革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但是，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是思維方式的轉型(從傳統型到近現代型的轉換)，因此，新思維方式的建立，決不是拋開自己的傳統。於是，在中國思維方式變革過程中，如何處理中西關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維的關係，便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西化派和東方文化派、現代新儒家，都不能正確處理中西關係問題。中國的教條主義者根本不了解本國的歷史傳統，只知道一些外國情況，「言必稱希臘」。他們離開了歷史傳統，在中國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他們無視中國優良的思維傳統，根本談不上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維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在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明確地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民族化的問題，他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我們民族的特點是歷史地形成的，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能離開我們的歷史傳統。因此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他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8)。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與中國優良的思維傳統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式中國化。在中國思維方式變革中，毛澤東根據現實鬥爭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基礎上對中國優良思維傳統的批判繼承，主要有下述三個方面：第一、對於「實事求是」思維傳統的批判繼承。中國自古有一個好傳統，就是講求務實，注重實際，實事求是。東漢班固在《漢書》中表彰劉德為學有「實事求是」精神。到宋、明時代，出現了「理在事中」、「即物窮理」的觀點，而且從明至清，逐漸形成一股「實學」思潮。曾國藩認為，「實事求是」也就是即物窮理。在近代，人們則以近代科學實證去理解傳統的「即物窮理」、「實事求是」。如嚴復就認為，西方近代科學是「即物而窮理」，「初不設成心於其間，但實事求是……」(19)。毛澤東深受這一優良思維傳統的影響。他早年就比較看重「事實」和實際經驗，注意於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更是自覺地把實事求是精神貫穿於自己的整個理論和實踐中去，在全黨大力倡導「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等形式的主觀主義。不過，這裡必須指出，中國古代的「實事求是」思維是樸素性的，尚缺乏科學手段和科學方法，還不能真正找出事物的客觀規律。近代科學實證，運用了實驗手段和分析、歸納，但它的方法基本上是機械性的，不能深刻揭示事物內部矛盾的規律。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嶄新的解釋。他講的實事求是，是一種基本的科學態度、科學方法，它要求人們首先必須從實際出發，詳細佔有材料，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事物的內部矛盾，然後加以綜合，找出事物的規律。他的這種實事求是，不就是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嗎？是的，在毛澤東那裡，傳統的實事求是已是經過了改造，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思維融合在一起了。第二、對知行統一的思維傳統的批判繼承。在中國，關於知行關係即認識和實踐的關係，也有一個優良的思維傳統，便是講求知行統一，注重踐履。如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王夫之講「行可兼知」，「知以行為功」，「知行相資以為用」。但中國古人講的知行，往往是局限於個人在道德方面的認知和踐行。在近代，孫中山在總結民主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他的具有近代性質的知行學說。他說的「知」，主要是指近代科學和民主革命的知識；「行」，包括有民主革命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的內容。他基本傾向於知行統一，但不徹底，夾雜有分知分行的思想，未能真正科學地解決認識與社會實踐的關係。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教導學生「知則必行」，「置重於實行」。毛澤東很好地繼承了中國的這一優良思維傳統。知行統一，知了就要行，重在實行，是青年毛澤東堅持的基本信條和行為準則。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並沒有丟掉這一傳統，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基礎上，予以批判的繼承。《實踐論》集中反映了他的這一方面的思想。他的這篇關於認識論的專著，以「實踐論」為標題，系統論述了認識和實踐的統一關係，突出地強調「實踐」的意義，這與中國的講知行統一、注重踐行的優良傳統，有著直接的繼承關係，是不言而喻。當然，傳統的知行觀在毛澤東那裡也已是經過了改造，具有了嶄新的意義，他的知行統一觀的「行」，是指人們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知」，是人們在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的認識；他的知行統一的模式是：「實踐—認識—實踐」，這是一個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循環往複地不斷前進的辯證發展過程。他把傳統的知行統一觀提高到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的高度，把二者融合為一。第三、對中國辯證思維傳統的批判繼承。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相當豐富，毛澤東對中國辯證思維傳統的批判繼承又是多方面的，由於論文篇幅所限，難以一一論列。就中國傳統辯證思維的主要點來說，一是矛盾的辯證思維，二是變化日新觀。在矛盾的辯證思維方面，中國又有自己的特點——在古代，偏重矛盾對立面的和諧統一，講求陰陽矛盾的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互相轉化；近代受進化論影響，則突出矛盾對立面的鬥爭，強調「競爭是進化之母」。這些，對毛澤東都產生過較深的影響，其中有不少合理思維成分為他所批判地汲取。毛澤東寫了《矛盾論》，集中論述了對立統一的矛盾辯證法；他主張事物(以及人的認識)的變化，是一個不斷前進的辯證發展過程，舊過程的終結，同時也就是新過程的開始……。他的這種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受到了中國傳統矛盾辯證思維和變化日新觀的影響，是顯然的。毛澤東在《矛盾論》里以不少篇幅論述了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對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轉化，同時又十分強調矛盾對立面的鬥爭，這與中國古代和近代一些辯證思維的特點，也是有一定關係的。不過，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中國過去的辯證思維的不足之處予以了糾正，如他明確指出了事物矛盾的同一性與矛盾的鬥爭性是統一的，糾正了過去片面強調矛盾對立面的和諧統一，或片面強調矛盾對立面的鬥爭的缺陷。不僅如此，毛澤東建構的帶有中國特色的以對立統一為核心的唯物辯證思想體系，是個科學的體系，克服了傳統辯證思維的直觀性和樸素性。上述這些都說明了，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的基礎上對中國優良的思維傳統的批判繼承，也就是對傳統思維方式的深刻變革。這一變革，一方面使傳統思維方式向現代化轉型；另一方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的中國化，使之具有中國思維的特色。四如何幫助廣大幹部、共產黨員、知識分子和群眾掌握現代唯物辯證思維方式，擺脫舊思維方式的束縛，以適應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需要，是中國思維方式變革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中國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仍是以傳統式的小農生產為基礎。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絕大多數。參加革命隊伍的成員，主要是來自農民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他們的思維還是比較傳統的。迷信聖賢和經典，又崇尚狹隘的經驗，是他們的一種普遍心理。他們的思想常常表現出主觀性和片面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便是他們這種思維偏向的集中反映。毛澤東曾明確地指出：我們現在的黨員人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是帶了他們原來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入黨的，因此黨內存在著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20)。這一矛盾在思維方式上，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法與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思維方法的對立。怎樣在廣大幹部和黨員群眾中解決這一矛盾呢？毛澤東提出的根本辦法，是對幹部和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的教育，提倡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實踐)相結合，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在古田會議決議里，毛澤東主張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對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方法，糾正黨員中濃厚地存在的主觀主義。後來他發表《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著眼點也主要是教育幹部，幫助他們掌握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方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觀性、片面性的思維方法。接著，他採取整風即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在黨內進行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延安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的目標是反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而其中最根本的、擺在第一位的，是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形式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抽象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個別論斷當作不變的教條和公式，到處套用，不調查研究客觀的實際情況。經驗主義者則看重經驗，忽視理論，把局部經驗誇大為普遍適用的真理，他們同樣不注意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共同的思維特徵是理論與實際(實踐)相脫離，都是主觀主義。毛澤東在批評這種主觀主義的壞學風時，不是一般地宣傳、講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是有針對性地提倡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實踐)相結合。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優良作風。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清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的理論和實際(實踐)相脫離的主觀主義的影響，「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和廣大的幹部和黨員，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22)。在全黨廣大幹部和黨員中，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主要特徵的實事求是的唯物辯證思維方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實踐)相脫離的主觀主義思維方法的影響，這無疑是中國思維方式一次深刻的變革。張聞天說：延安整風運動是黨的思想革命，它「是為推翻一個思想方法實踐方法，發揮一個思想方法實踐方法，前者就是主觀主義的，後者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23)。他說的推翻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實踐方法，發揮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實踐方法，不正是思維方式的深刻變革嗎？由於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唯物辯證思想路線，克服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範圍基本解決了這個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最深刻的矛盾，到1945年黨的七大時，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思想，便被確立為全黨的根本指導思想，理論聯繫實際成了黨的優良作風。實踐證明，中國思維方式的這一深刻的變革，對於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有深遠的影響。建國以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居於領導地位。在這個新歷史時期，重新發表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大力宣傳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這對於人們的思維方式，無疑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三件事：一是在建國初期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解決世界觀問題。二是開展反對唯心論的鬥爭，如對胡適、梁漱溟等的批判。他說，「我們要把唯心論切實地反一下，準備搞三個五年計劃。在反唯心論的鬥爭中間，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幹部隊伍，使我們廣大幹部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24)。三是毛澤東提出：「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這三件事儘管在具體貫徹中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其基本精神是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消除其社會影響，同時要幫助廣大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宇宙觀、方法論，這是毛澤東在新歷史時期里，按照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進一步開展中國思維方式變革的偉大戰略決策，具有深遠的意義。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中，毛澤東作出了怎麼樣的貢獻和居於何等歷史地位了。毛澤東的貢獻，概括地說就是，第一，在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尤其反對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鬥爭中，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和中國優良思維傳統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這一思想路線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中國化和中國思維方式的現代化，是中國思維方式變革的最偉大的成果。第二，通過整風等方法，對廣大幹部、黨員、知識分子及群眾進行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實踐)相結合的唯物辯證的觀點方法的教育，使之深入人心。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25)。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理論結合實際的思想路線在幹部和黨員群眾中深深紮下根，因此，在毛澤東去世後，他晚年犯下的嚴重的主觀主義錯誤，很快就得到了糾正，他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結合實際的思想路線，很快被恢復過來。在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新的歷史時期里，鄧小平正是在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提出一整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些都有力地說明了，毛澤東在中國思維方式變革中立下了豐功偉績，在中國思維方式變革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當然，對於中國思維方式的變革，毛澤東也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對中國傳統的偏重矛盾的和諧統一思維的價值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對近代的唯意志論的批判有所忽略，對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批判不夠充分，等等。他晚年所犯主觀片面等錯誤與此不無關係。(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注釋①《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②《<倫理學原理>批註》。③《<湘江評論>創刊宣言》。④《民眾的大聯合(一)》。⑤⑥《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⑦《給蕭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1920年12月1日。⑧《給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⑨⑩(15)(20)(21)《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32頁，第820 頁，第798頁，第1108頁，第813頁。(11)(12)《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54頁，第24頁。(13)《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45頁。(14)(17)《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頁，第431頁。(16)《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310頁。(18)《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34頁。(19)《嚴復集》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第1248頁。(22)《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252頁。(23)張聞天：《為什麼整頓三風是黨的思想革命》。(24)《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99頁。(25)《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138頁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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