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有術的張之洞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政治體制改革往往會引發政壇動蕩，戊戌維新時的政壇更是雲譎波詭，險惡異常。因為最高層出現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以光緒為首的「帝黨」這兩個政見完全相反、斗得你死我活的兩個權力中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兩個司令部」。在這風雲變幻時刻，身處漩渦之中的大臣自然危險異常，稍有差池不僅會丟烏紗帽，甚至有「丟腦袋」之險。

洋務與維新結盟

此時的張之洞，正處政治漩渦之中。李鴻章因甲午大敗、代表清王朝簽訂「馬關條約」而名聲掃地，被投閑京師，張之洞則取代李成為影響最大的封疆大吏，成為具有開明色彩的洋務派領袖，一舉一動，皆引人注目。

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呼籲變法，但上書不達，決定先組會結社推行維新。北京、上海是他活動的重點。1895年11月，北京成立了第一個維新團體強學會，並創辦機關刊物 《中外紀聞》。強學會成立，得到了一些中央重臣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支持，以洋務著稱的張之洞這時在南京捐銀5000兩，並要兒子張權和親信楊銳入會。譚嗣同在給人的信中說，強學會官方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朝廷內的翁同騄與朝廷外的張之洞，甚至認為現在能夠顧全大局、通權達變、講求實際的重臣，只有張之洞一人。梁啟超也稱張為「今世之大賢也」。

在籌備北京強學會之時，康有為在1895年10月中旬曾到南京遊說張之洞，成立上海強學會。康在南京二十多天，每天與張共進早餐，每隔一天就長談一次，每次都從午後談至深夜。對上海成立強學會的主張，張之洞大表支持，並答應捐銀1500兩作為經費。他甚至向康有為表示，中國如有維新黨，自己願當領頭人；如果有維新領袖，自己願意跟隨。此會的成立宣言 「上海強學會序」雖由康有為撰寫，但卻由張之洞署名在報刊公開發表。因此，時人多以為張為上海強學會會長。1896年1月，上海強學會正式成立，不少入會者都與張關係密切，其中梁鼎芬、汪康年等數人不是他的幕僚就是他的屬下，會務即由汪康年主持。同時，上海強學會還創辦了《強學報》作為機關刊物。但是，張之洞雖然極力支持上海強學會，卻婉拒了康有為將他列名之請：「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大力襄贊甚至要幕僚主持會務自己卻堅不入會而在幕後指揮，實足表明他的謹慎老道，為自己留有餘地。

果然，在朝內保守派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久就下令封閉北京強學會，查禁《中外紀聞》。張之洞聞迅立即解散了上海強學會，要他的幕僚致電上海各報，宣布上海強學會停辦，《強學報》停刊。雖然如此，「洋務」與「維新」此時仍是共同點遠大於分歧，維新派也理解張的無奈，所以雙方繼續合作，並將遺留資金轉到新創刊的《時務報》，這筆資金為《時務報》所籌款項中最大一筆。

1896年8月創刊的 《時務報》發起人是汪康年、黃遵憲和梁啟超三人。三人中，汪是張之洞的幕僚，黃也曾是張之洞的屬下，張又是最主要的「出資人」，所以雖然梁為主筆，但汪任經理，掌管報館財政、人事大權。梁啟超才華橫溢，博古通今，以「常帶感情」的筆鋒宣傳新思想，別有魔力，往往使人「急讀之下，狂舞萬狀」，古國為之震撼。梁啟超後來回憶說：「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張之洞對《時務報》也是大力支持，下令湖北全省官銷，頒發《咨行全省官銷時務報札》讚揚說：「本部堂披閱之下，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長見聞，激發志氣。凡所採錄，皆系有關宏綱，無取瑣聞；所錄外洋各報，皆系就本文譯出，不比坊間各報訛傳臆造；且系中國紳宦主持，不假外人，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規定將《時務報》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門、各局、各書院、各學堂，報費當然由官府支付。

《時務報》成為宣傳維新思想的主要陣地，梁啟超成為輿論界的驕子，張之洞親自寫信邀請梁啟超到湖北來。他在信中謙卑地寫道：「甚盼卓老中秋前後來鄂一游，有要事奉商」，並捐銀500元。梁啟超字卓如，此時才24歲，地位不高，而張已經60歲，且是堂堂湖廣總督，竟紆尊降貴恭稱梁為「卓老」，急欲與梁結識的迫切之情躍然而出。1897年初，梁啟超從廣東省親歸來途經武昌，拜見張之洞那天恰逢張的侄兒結婚，賓客盈門，但張接到通報後當即撇下眾多客人，專門殷勤招待，晚上還正式設宴為梁洗塵接風，提出請梁出任兩湖書院院長，或留其幕府任職，許以兩千金相待，均為梁婉拒，但他與梁仍暢談天下大事，直到二更時分才依依話別。張的如此熱情，使梁大有受寵若驚之感，對張也不吝讚美之辭。

聯盟破裂

可惜，洋務派與維新派的結盟並不鞏固，接踵而來的不是進一步加強團結、聯手制衡力量強大的守舊派，反而是雙方各持己見，公開分裂。維新派主張政治體制改革，主張「興民權」，梁啟超的許多文章大力倡言民權、同時激烈抨擊官場的腐敗無能，甚至汪康年也發表了《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等文章，這些都使張之洞大為不滿。梁啟超在第40期的 《知恥學會序》中痛斥官場現狀：「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於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張之洞讀後大驚失色，立即致電湖南巡撫陳寶箴等，禁止該期在湖南發行，怒責此文「太悖謬，閱者人人驚駭，恐招大禍」。張還要他人致信汪康年，勸說道：「民權文字亦不佳，千萬不可動筆，實做經理二字」。汪自然奉命唯謹，生怕報紙惹事。而梁啟超則執意宣傳變法維新，雙方矛盾不斷，日益尖銳。最後，梁啟超於1897年11月被排擠出《時務報》，到湖南時務學堂任教習，梁、汪互相公開激烈指責、抨擊對方。後來，梁啟超還忿忿回憶說張之洞 「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自己與張的關係「殆如僱用者與資本家之關係」。

媒體的「出資人」與具體辦報的「新聞人」間之複雜關係，非外人能夠釐清。但不管怎樣，當時即有人說：「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洋務派與維新派的公開分裂，明顯對變革不利。

在維新運動中，屬張之洞管轄的湖南是最富朝氣的省份，因為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等省級領導堅決支持維新運動，為其他各省所罕見。陳寶箴曾任湖北布政使，與張關係密切。湖南新政開始是大辦新式企業，改舊書院為新式學館，提倡「時務」，同時還創辦旬刊《湘學報》，以開啟民智。這些並不悖離「洋務」的框架，所以得到張之洞的支持，他還通過官方力量，使該報能在湖北全境發行。

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在陳寶箴支持下在長沙成立南學會，經常舉辦公開演講，宣傳維新。不久，他們又創辦了日報《湘報》，使湖南的維新聲勢迅速大震。湖南維新運動的急劇發展引起了張之洞的警覺和不滿，對《湘學報》從支持到屢有批評，表示官方不再訂閱，對觀點更加鮮明的《湘報》，反對更加強烈。3月末，《湘報》第20期發表了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宣揚民權、議會等學說，張之洞讀後大為震驚，忙致電陳寶箴，要求制止這類言論。他怒斥道：「《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近見刊有易議論一篇，直是十分悖謬，見者人人駭怒。」在張的嚴令下，陳寶箴將有關《湘報》收回，並不再發表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相反，從第37期起，開始連載張之洞的《勸學篇》。這些做法，必然使湖南維新人士對張極為不滿，譚嗣同就對張的心腹汪康年抱怨說，他的做法使「湘人士頗為忿怒」、「達官之壓力，真可惡也」。雙方矛盾更加尖銳。

1898年4月，變法維新已呼之欲出，新舊矛盾鬥爭更加激烈。這時，張之洞發表了影響極大的《勸學篇》。他自己說寫此書的目的是想「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此書詳細論述了「中體西用」的洋務理論，對頑固派和維新派都有批評，但此時維新派風頭正健，此書的主要所指則是「暗攻康、梁」，反對變革政治制度、反對民權理論。

這樣，從實踐到理論，張之洞都明確與維新派劃清界線、保持距離。

《勸學篇》發表後，光緒皇帝因其「權衡新舊」、反對守舊而諭令將其頒行全國，稱讚此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守舊派則因其批駁康梁而視為守舊、維護名教之論，並將其大量摘錄於攻擊康梁的《翼教叢編》中。由於維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讀書人，並無政治威望，無論怎樣，張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稱者，所以光緒皇帝頗想讓他來京主持維新大業。保守派也知道皇上要維新，所以希望由張來主導維新而不是康梁主導。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1898年4月保奏調張入京，經慈禧同意，光緒帝立即電召其入京。得此諭電，張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復奏說：「謹當迅速料理，擬於二、三日內起程，無論病癒與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於5月初乘船東下，準備經上海北上。但事有不巧，當他5月15日到達上海後，卻接到要他回鄂處理沙市教案的諭旨。原來湖北沙市突發民眾反教運動，民眾還燒毀日本領事所，一場中外糾紛和大規模民變一觸即發。清廷意識到「長江一帶呼吸相連，上游情形最為吃緊」，自然不敢掉以輕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張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月27日，張之洞返回武昌。

歷史總是充滿偶然因素，此時距「百日維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發一月，由重臣張之洞赴京主持「變法」大局，以後的歷史，或將改寫。

為自保不擇手段

雖然回到湖北，但此時朝內的維新之事已緊鑼密鼓，如此政治大變動，張之洞自然密切關注，暗中活動。百日維新開始，光緒任命的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參與新政的這「軍機四卿」中，劉光第、楊銳均與張關係密切。劉、楊均為張之洞托陳寶箴出面向光緒舉薦。尤其是楊銳，為張的「第一親厚之弟子」，且長期為其幕僚。張的兒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情，張都托楊辦而不託其子。朝中事情無論巨細，楊銳自然也向張詳細稟報，實際是張的坐探。當維新高潮康有為得勢時，他曾密電楊銳，自己與康素來不和，要楊警惕康，「意甚險惡，凡敝處議論舉動，務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堅決反對光緒皇帝變法的態度已明，光緒地位已岌岌可危，光緒正是通過賜密詔給楊銳向維新派透露這一消息的：「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

在這稍有不慎就會家破人亡的關鍵時刻，張之洞的兒子、侄子、侄女婿、門生黃紹箕、心腹幕僚錢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觸角伸向各方，四處打探消息，與各種人物聯絡。深知宦海風波險惡的張之洞明白，如此關鍵時候，任何信息都不能遺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釀成大禍。就在慈禧發動政變前夕，張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請要他進京「入樞」主政的消息，急忙電告錢恂：「如擬召不才入京，務望力阻之，才具不勝，性情不宜，精神不支，萬萬不可。」他深知，此時進京，將直接捲入慈禧與光緒的尖銳衝突中，無疑跳往火坑。

此時的「萬萬不可」與幾個月前「無論病癒與否，亦必力疾起程」形成鮮明對照。在某種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時機的藝術。政變發生後，他指示屬下與榮祿、袁世凱等慈禧寵臣加緊聯絡。政變剛剛發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點名抓捕梁啟超時，張之洞就致電有關者說「梁乃康死黨，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於慈禧的態度，但一方面又急電有關人士，想營救心腹楊銳。他辯護說，楊「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實系無辜受累」。為楊辯，其實也是為自己辯。但在營救楊的同時，張又致電慈禧太后要求嚴懲維新黨人、嚴懲包括楊銳在內的「六君子」，以此洗脫自己。對楊銳的死，張之洞內心其實異常悲痛，所以1902年當他再署兩江總督來到南京時，又到曾與楊把酒暢談古今詩文、經史百家的地方，捐資修樓，名為「豁蒙樓」。世人都以為「豁蒙樓」命名出於杜詩，而不知其實是感慨舊事，為楊銳而建。只有少數人才知道，楊銳曾在張面前將杜甫長詩《八哀》背誦無遺，並反覆吟誦其中「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的最後四句：「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張之洞當即大為感動，印象深刻，故修此樓懷念故人。

雖然與榮祿拉上關係，榮還主動告他要給慈禧的 「訓政大典」發「賀折」，但他畢竟又有開明、求新的名聲，特別是曾與康梁關係密切，楊銳、劉光第、陳寶箴等均是他的屬下，所以他又成為保守派攻擊的目標。幾個月前曾保奏過他的徐桐現在又上書慈禧，指責他變節，成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嚴懲。

洋務派與維新派的分裂，是戊戌維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洋務派的支持，維新派其實只是幾個毫無權勢的書生，很難大有作為；沒有維新派打前鋒，洋務派便會暴露在最前列，成為守舊攻擊的對象。

在保守派的強大壓力下，張之洞想方設法將曾與維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儘可能抹去，有些做法甚為可笑。維新運動初起時，張在南京代理兩江總督時與康、梁交好，一次游鎮江焦山時突然對時局大發感慨，遂在松寥閣題寫長詩，其中有讚揚維新派人士的字句。天下名臣題詩，寺僧自然將其精裝懸壁。戊戌政變發生，張忙派梁鼎芬乘小兵船星夜趕往焦山，問寺僧張督的題詩是否還在。寺僧拿出捲軸說：不敢損毀。梁鼎芬忙說：張總督想再題跋於後，題好後再還給你。於是將捲軸取回，撕碎後燒毀。

為了洗刷自己以求自保，張之洞開始不遺餘力攻擊、迫害康梁等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等人逃亡日本，在日本繼續反對慈禧的維新活動。張之洞以「通洋務」、能與洋人打交道自命，所以不斷通過日本駐上海領事、駐武漢領事、駐華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將維新人士驅逐出境。日本政府認為，張未來在中國政壇將舉足輕重，而且張許諾如果自己渡過目前政治危機，日後將擴大與日本合作。在張之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最後同意他的要求，向康有為和王照施壓，使二人先後離開日本。後來康有為從加拿大乘船返港，途經日本橫濱，日本政府仍拒絕其上岸要求。為了在境外將康有為「搞臭」，張之洞竟將其心腹幕僚梁鼎芬充滿編造、誣衊之辭的《康有為事實》送給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刊布發行。在他的軟硬兼施下，日本政府同意報紙刊登此文。

這一系列舉措，終使張之洞平安度過這場重大的政治危機，甚至更獲慈禧信任。但是，曾經熱情接待、誇讚康梁的張之洞，現在為自保又如此不擇手段、欲置康梁於死地而後快，必為時人所不齒。章太炎在政變發生後曾鄙夷地對友人說：「今日中國之反覆小人陰險巧詐者，莫如兩湖總督張之洞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舊黨相爭，其人之罪狀始漸敗露，向之極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確實，以「儒臣」、「忠信」著稱的張之洞在這次風波中的表現使其道德形象嚴重受損。

其實，張之洞也格外在意外界對自己的評論，曾問自己的幕僚高某：「外間對余有何議論？」高某回答說：「人皆謂岑西林不學無術，袁項城不學有術，老師則有學無術。」岑西林為岑春煊，袁項城為袁世凱，岑袁是否如此另當別論，說張「有學無術」，顯然是門生、幕僚深知老師、幕主心事而曲意討好的諛詞。張之洞聞之高興不已，故作謙虛實為自誇地說：「予則不但無術，且不能自謂有學。」精通權術者，大都不願承認自己精通權術。

其實，對張之洞最為準確、客觀的評價應是「有學有術」。他的所作所為表明，他所推崇的「學」，即儒學所稱的仁義禮智信只能用於「平常時期」，而在生死關頭的「非常時期」，他所實行的恰是他在書本中所不屑、所嚴斥的「術」，如荀子之倡惡、申不害之教人不誠、韓非子之教人不務德行、公孫龍之巧言無實、鬼谷之陰賊可鄙……但是，這種絲毫不講信義、不顧道德的權謀術數，其實並非張之洞的特例，而是專制制度下絕大多數官員面臨此情此景時合乎理性的選擇。在面臨革職甚至殺頭之險時，能不顧身家性命而堅持理念的官員畢竟少而又少。因此，不必以「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在道德層面對張之洞們過分苛責，在專制制度下，確有其「不得不然」之處。專制制度必然使官德敗壞，而官德敗壞必將導致社會風氣的敗壞，史可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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