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龍八部中喬峰擔任遼國南院大王究竟是個什麼角色？

遼朝成立為複合民族國家， 游牧與農耕異質的社會兩面並在， 遼朝統制的特異性， 便在穩定其相與共生， 以及中國歷史上征服朝代部族制=游牧人民、州縣制=農耕人民， 政治上北面、 南面二元制支配創始的由來。

遼太祖神冊六年， 詔正班爵。 至於遼太宗， 兼制中國， 官分南、 北， 以國制

治契丹， 以漢制待漢人。 國制簡樸， 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 。

從單一的蒙古式游牧社會到二元體制支配實現， 遼太宗取得燕雲十六州以屆深入漢族內地這段期間， 系其最早醞釀。

侍從牽馬圖 遼代

遼有北面朝官矣， 既得燕、 代十有六州， 乃用唐制， 復設南面三省、 六部、 台、 院、 寺、 監、 諸衛、 東宮之官。 誠有志帝王之盛制， 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 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 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

社會的二元性反映於政治面， 北面獨有部族官而南面獨有州縣官的判然區別， 《 遼史》 百官志總序亦有 「 遼國官制， 分北南面院。 北面治宮帳、 部族、屬國之政， 南面治漢人州縣、 租賦、 軍馬之事。 因俗而治， 得其宜矣」 的明言。

總序關於北面官的說明： 初， 太祖分迭刺夷離堇為北、 南二大王， 謂之北、 南院。 宰相、 樞密、 宣徽、 林牙， 下至郎君、 護衛， 皆北、 南， 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 語遼官制者不可不辨。 凡遼朝官， 北樞密院視兵部、 南樞密院視吏部， 北、 南二大王視戶部， 夷離畢視刑部， 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 北、 南府宰相總之。 惕隱治宗族， 林牙修文告， 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

所以， 遼朝官制中的北、 南樞密院均北面官， 也非南樞密院職司漢人兵馬之事。 南面官制中另有漢人樞密院掌漢人軍政， 與中書省、 門下省同列南面朝官之首。 但 「 掌佐理軍國之大政」 的北、 南府宰相惟北面官， 南面官制所無， 可以瞭然， 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北面， 遼朝二元體制的根底仍是一元主義。

蕭太后狩獵馬盂山 王英華創作

於此， 兩項事象於了解遼朝政治為重要。

其一， 契丹族游牧傳統， 女子同具軍國之事發言權。

太祖之後與東丹王、太宗之母應天皇太后， 非只機謀知兵又直接統軍， 對太祖開國助力極大， 也是繼太祖之位舍東丹王而立太宗的決定人， 自身且便於太祖之崩 （ 七月） 至太宗登位 （ 翌年十一月） 一年余空位期間稱制攝政。 太宗崩於自汴京北歸途中而世宗自立， 北方系一度另立天子對抗也出自這位女中豪傑正面支持。

蕭綽（953年－1009年），小字燕燕

半世紀後，遼朝國勢登上隆盛巔峰， 遼聖宗乃幼年即位， 治世前半均其母景宗之後承天皇太后（蕭太后蕭燕燕）攝政， 屆統和二十七年逝世聖宗始親政， 所以聖宗偉業， 基礎實由這位偉大女性政治家奠立。

其二， 遼朝執政的最大勢力北 （ 府） 宰相， 國舅族以 「 世預其選」 而最容易居此重任， 學界曾據 《 遼史》 紀、 傳統計， 除缺太宗、 世宗兩代資料外，全朝代餘七代天子之世共四十八人， 蕭姓占其五分之四的三十八人， 堪資印證。 但由此統計， 也明了世選非與獨佔限必蕭姓同一意義。

而特別拔擢的非蕭姓北 （ 府） 宰相十人中， 耶律氏一人、 世系不詳一人， 均遼初， 餘八人俱漢人： 景宗時室昉， 聖宗時耶律隆運 （ 賜姓， 原姓韓， 名德讓） 、 劉慎行， 道宗時陳留、 姚景行、 楊績， 耶律孝傑 （ 賜姓， 原姓張） 、 楊遵勖， 為堪注目。

蕭太后與漢族丞相韓德讓

韓德讓由南府宰相改北府宰相， 再升為之特設的大丞相， 賜國姓又賜名， 位親王上而籍隸橫帳季父房， 卒， 「 擬諸宮例建文忠 （ 號） 王府」 ， 便是 《 遼史》營衛志列舉天子宮衛 （ 斡魯朶） 「 十二宮一府」 斡魯朶之一， 尤非一般皇族或國舅得享的榮典。

南 （ 府） 宰相的約略統計共五十七人， 內皇族四帳三十二人、 國舅蕭姓八人、 渤海一人， 餘十六人也均漢人。遼朝勃興之初重用漢人， 印象為至鮮明， 黃金時代的太平盛世， 漢人勢力仍占如宰相統計所見的比重， 含意已非簡單。

第一， 北面制、 南面制至聖宗以來整然判別， 可知純粹視支配對象而區分的統治方式， 非附著任官的屬地主義。 州縣南面制長官頗多契丹人充任， 為學界所共知， 現又知北面官， 抑且是國政首腦部的北、 南宰相， 相對也多漢人擔當， 以及漢人甚多獲賜耶律國姓的事實所指示， 漢人於遼朝歷史的政治分量， 自始至終未減， 已十分明白。

赤峰市寧城縣 遼 中京大明塔

第二， 文化影響更超過了政治。 契丹或遼朝， 自太祖開國便已警覺簡樸的游牧社會如果快速全盤漢化， 高文明生活以無歷史基礎而其缺陷遠較優點容易被感染， 創製契丹文字以至換回 「 契丹」 國號等舉動， 無非都是漢人勢力與漢族文化影響力壓倒自身傾向愈益明顯時， 苦心的意識上防衛作用。 然而， 國家百年盛運期展現， 一切苦心均化流水。

《 遼史》 地理志上京、 中京、 東京三道開列州縣名下， 多數說明聖宗以來增置， 以及百官志載南面官制中， 府、 州、 縣各有儒學而設博士、 助教之官， 都是方向的具體指標。抑且， 文獻記錄此時期的諸帝自身， 又堪注視都是： 聖宗 「 幼喜書翰， 十歲能詩。 既長， 精射法， 曉音律， 好繪畫」 ； 興宗 「 善騎射， 好儒術， 通音律」 ；道宗更是累召儒臣講解經書 。

遼 慶陵壁畫 四季圖 春

遼朝文化重要遺產， 熱河省白塔子 （ 遼朝慶州址） 慶陵的科學調查， 契丹文、 漢文哀冊乃有關契丹文字解讀的關鍵， 總稱慶陵中東陵 （ 聖宗陵） 出土豐富的繪畫資料， 特別是墓室與壙道壁面， 總數七十以上模寫實在人物且等身大的立像人物畫， 文官、 武人， 樂人、 漁夫、 婦人等各色各樣， 服裝又契丹服與漢服俱見， 以及中室四壁四巨幅 《 四季山水圖》 山水畫， 描繪春、 夏、秋、 冬景觀與鳥獸生態， 均壁畫的優秀作品， 卻已全然漢式技巧。

陶瓷器藝術相似， 中國東北域內多量此類遺物與窯址發現， 自其代表性的雞冠壺、 遼二彩、 三彩、 長壺等造形與構圖見出， 也莫非都是漢族中國精緻作品的模仿， 游牧民族固有的素樸感覺盡失。

遼 慶陵壁畫 四季圖 夏

漢人的宗教信仰佛教， 也正充沛浸潤契丹社會精神領域， 影響契丹族原與北方歐亞大陸其餘游牧、 狩獵民族相同的固有薩滿信仰退縮。 佛寺陪伴太祖興築城邑供移住契丹之地的漢人安居， 已有建造， 自是佛教信仰洶湧輸入。

歷代諸帝的熱心獎勵， 佛塔、佛寺興建發達為國家事業， 益益自漢族中國招攬僧尼入境， 上京於五代後漢—後周之交僧尼數已聚至千人。小名文殊奴的聖宗以來， 興宗、道宗都是虔誠的佛教皈依者，契丹佛教於此百年間到達最盛期。

遼 慶陵壁畫 四季圖 秋

山西、 河北北部舊燕雲十六州之境與東北域內， 遺留今日的佛塔、 佛寺殿閣， 也多於此時期營造， 規模且均宏偉。 石雕、 磚雕、 木雕的種種佛像、 菩薩像， 自諸佛教遺迹中眾多發現， 又是研究遼朝雕刻藝術的上好資料， 並加深直結漢族中國藝術的印象， 可能這些佛教藝術者， 如同佛寺、 佛塔抑且城邑建築工匠們， 直接都來自漢族中國。 所以， 遼朝佛教思想、 佛教文化全由漢族中國移殖而中國化， 較之同時代西夏國佛教以地緣、 種族關係， 也受西藏佛教影響， 大有區別。

考古學上了解遼朝物質精神文明的快速提升， 與文獻記錄正相符合， 此一現象自是可喜， 相對卻不自覺步上了不克自拔的自壞之途。 遼朝經濟， 畜牧經濟維持契丹人自身生計， 國家財政端賴農耕經濟， 以及漢人的各種產業經營。

遼慶陵壁畫 四季圖 冬

澶淵之盟以來遼宋貿易旺盛， 都市中流通經濟活潑，《 遼史》 地理志一上京條： 「 南門之東回鶻營， 回鶻商販留居上京， 置營居之。 西南同文驛， 諸國信使居之。 驛西南臨潢驛， 以待夏國使」 ， 與西方國家間貿易頻繁又可見。 「 城南謂之漢城」 ， 則城北便居契丹人， 以及契丹人同樣已習慣都市生活， 也為瞭然。

一般契丹自族於長期太平盛世中， 見異思遷放棄低水準畜牧生計者多， 已是槓桿平衡力的喪失， 而國富增大時皇室奢靡、 浪費、 頹廢之風高揚， 特別是對佛事功德的揮霍無度與大興土木， 再充裕的財政也會窘迫。

山西應縣遼代木塔

值此惟漢人占經濟優勢而游牧人民漸墮貧乏化之際， 道宗的佛教狂信也到達極度， 基於佛禁殺生的理念而竟斷然限制狩獵， 反常的絕滅游牧人民根本生業之一。

另一方面，都市發達， 群牧制國家牧場劃割改置的州縣數不斷增加， 反面意義， 也是相尅性州縣不斷壓迫國家牧場， 同自道宗之世， 因之牧地已形狹隘， 入次代其孫天祚帝時代， 終於繼再出現遼朝以游牧民族發跡， 其時國家軍馬之數居然感到不足的事象。 遼朝盛極而衰以致滅亡， 這些都是原因。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