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在魯迅止步的地方——關於魯迅和魯迅研究的幾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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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以來，魯迅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魯迅身上被塗抹的意識形態油彩得到了清洗。魯迅愈來愈成為純學術研究的對象，魯迅研究也愈來愈經院化。——這當然意味著魯迅研究的成熟。

　　 然而，這同時也意味著魯迅研究的衰朽和危機。在魯迅愈來愈成為純學術研究的對象的同時，魯迅也愈來愈成為一個與現實無關的人；在魯迅研究愈來愈經院化的同時，魯迅研究也愈來愈成為象牙塔里的學問。

　　 並沒有一堵牆把魯迅的時代與今天隔絕開來。魯迅曾說他置身的時代是一個「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時代」。而今天的魯迅研究者所置身的時代，也是這樣的一個「大時代」。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里，作為魯迅研究者，「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魯迅書」，是否本身就構成對魯迅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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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魯迅的否定，有一種是流氓式的。這種流氓式的謾罵、攻擊，在魯迅生前就很多見。在今天，則以王朔為代表。對這種流氓式的否定，應該是連眼珠都不轉過去。如果確信魯迅是一棵參天大樹，又何須提著壺開水去澆那試圖撼樹的蚍蜉。再說，魯迅如果不被王朔這樣的人所憎惡，魯迅也就不成其為魯迅；而王朔如果不朝魯迅這樣的人吐口水，王朔也就不成其為王朔。

　　 如果意識到王朔實質上是劉邦、朱元璋、魏忠賢這類人的後人，如果意識到王朔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流氓文化在當代的代言人，就很能理解王朔為何與魯迅有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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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魯迅的另一種否定（說「質疑」或許更合適）可稱為學理式的，來自於持自由主義尺度者。

　　 魯迅與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有著嚴重的分歧。在魯迅加入「左聯」後，則起碼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處在了一種敵對的地位。當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魯迅有過種種質疑。例如，梁實秋在《「不滿現狀」，便怎樣呢？》一文中，便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裡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有數不清的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好像唯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可作的樣子。」

　　 魯迅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衝突，原因是複雜的。長期以來，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把這種衝突以及其中的是非曲直簡單化了。

　　 魯迅與胡適、梁實秋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衝突並未成為歷史。今天，來自於自由主義立場的對魯迅的質疑，某種意義上便是胡適、梁實秋們對魯迅質疑的繼續。

　　 當然，時光畢竟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中國社會也如燒餅一般被翻烙過幾回。魯迅和胡適們當年各自所懷有的希望，有的落空，有的實現；而他們當年各自所懷有的擔憂，有的幸而未成為現實，有的則「不幸而言中」……在這新一輪的「大時代」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魯迅的衝突重新浮出海面，其中的是非曲直應該更清楚些了。

　　 在今天，來自自由主義立場的對魯迅的質疑，是值得魯迅研究界認真對待的，我甚至想說，這種挑戰是嚴峻的。對於「『不滿現狀』，便怎樣呢？」這樣的質問，魯迅當年沒有正面作答。魯迅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社會政治意義上的理想，並沒有一種中國在社會政治的意義上「應該如何」的理念。因此，針對梁實秋的質疑，他只能說：「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如果說，當年梁實秋們的質疑自有魯迅來回答，那在今天，當同樣的質疑指向魯迅時，魯迅研究界自應做出回答；如果說，魯迅當年的回答自有其合理性，那在今天，再像魯迅那樣回答「便怎樣呢？」的質疑，便遠遠不夠了。

　　 籠罩著魯迅和同時代自由主義者的歷史塵埃其實已經落定。對一些重大問題，我們應該比當年的自由主義者看得更清楚，也應該比當年的魯迅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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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魯迅研究，很多都是在魯迅止步的地方，順著魯迅的邏輯指向，向前推進。魯迅的懷疑主義，魯迅的悲觀主義，魯迅的虛無主義，魯迅的「歷史中間物意識」，魯迅的生命哲學，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開掘，一種發揮，甚至可以說，是對魯迅的一種「發展」。

　　 這種開掘，這種發揮，這種發展，當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基本上是一種向內的推進和開掘，或者說，基本上是一種「人本」意義上的推進和開掘。在魯迅猶疑的地方，在魯迅止步的地方，向外，亦即在社會政治層面上的發揮和發展，推進和開掘，是否可能？

　　 對魯迅所關注的「國民性」問題，已經有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國民性」的形成與數千年來的社會政治制度有沒有關係？有著怎樣的關係？要「改造國民性」，僅靠思想文化上的「啟蒙」是否有效？

　　 從魯迅著作中拈出「立人」二字，當然體現了研究者的慧眼。但魯迅主張「立人」是一回事，魯迅認為「人」怎樣才能「立」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立人」，當然有賴於人自身的覺醒，有賴於人內在的充盈，有賴於人自身主體性的建立。然而，僅有內在的條件，「人」便能「立」得起來嗎？「人」之「立」與外在的政治經濟制度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立人」是否需要有社會政治制度方面的保證？

　　 等等，等等，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我覺得推進和開掘，發揮和發展還很不夠。

　　 其實，對「國民性」與外在的社會政治制度的關係，魯迅並非不曾注意過。試舉一例。寫於1933年的雜文《沙》中，魯迅指出：「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不僅「小民」如沙，各級官員也「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於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在這裡，魯迅便把「國民性」的形成與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直接聯繫起來。封建專制制度是因，「小民」的「像沙」是果。既然專制制度必然把民眾「治」成沙子，那麼，要改變「一盤散沙」的狀況，要改造不能團結的「國民性」，就必須改變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一種不再把民眾「治」成沙子的制度，只有建立一種確保了「立人」所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空間的制度，「沙聚之邦」才最終可能「轉成人國」——魯迅固然沒有把話說到這一步，然而，順著他的邏輯指向，不是很自然地就能發展到這一步么？

　　 200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