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舒憲：世界熊圖騰，天下本一家？！

一．長城內外是一家

2006年4月6日晚，春寒料峭，我來到北京的西直門火車站，準備乘當晚夜車奔赴內蒙古的赤峰，探訪紅山文化遺址。

西直門火車站現在又稱北京北站，只因為有了後修的西客站，原來位於城西的這個老站就讓出了自己的本名。不過北站之名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指明火車去向。凡是往北京以北地方去的乘車人，如去八達嶺、古北口、隆化、承德、赤峰一帶，多由此發車。在我的記憶中，大約四十年前的小學時代曾經從這裡坐火車去八達嶺長城。當時交通遠不及現在這樣發達，去一趟長城已經算得上出遠門了。光陰似箭，一轉眼四十年過去了，此次和我同行的是相識十多年的陳崗龍教授。記得1993年夏在張家界的比較文學年會上，他還是稚氣未脫的蒙古族小夥子，如今已是北大東方學院的棟樑。他主辦的蒙古文學會議邀我來交流，會間我提議一起去赤峰考察，於是就有了這次出行。

列車隆隆向北駛去，城市的燈火漸漸稀疏，隱隱可見遠山的輪廓，就要走出長城了。

午夜時分，列車過古北口。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出2003年在清華召開中美比較文學雙邊會議期間，陪同耶魯大學的代表去八達嶺遊玩時的場景。幾位洋人老教授登箭樓俯瞰塞外群山時，那種興奮萬分的神情，至今還歷歷在目。不過，這些外國人或許並不了解，北京的八達嶺長城作為首都郊外的旅遊勝地，雖然名氣很大，但並不是秦始皇漢武帝時代所造的古長城，而是幾百年前新修的明代長城！就連密雲水庫邊上的古北口、司馬台等長城景點，也都是明代的。秦長城和漢長城要遠的多，位置在明長城以北數百公里的地方。按照「長城內外是一家」的比喻，赤峰，連同今日的遼寧瀋陽，河北北部諸縣市，如張家口和陽原縣，內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及包頭，都是在秦長城和漢長城之界內的！如此說來，我們如今要去探訪的赤峰、遼西的史前紅山文化區，其實也不是什麼塞外，而是關內。走出明長城的旅程，會給今人造成一種假相，形成歷史的錯位。

赤峰，顧名思義，是紅色山峰的意思。上個世紀初的日本學者在這裡發現史前文化，命名為「紅山文化」。作為赤峰市標誌的大C字龍，用墨綠色玉製作，又稱「碧玉龍」（《赤峰古代藝術》）、「豬首龍」或「豬龍」，如今不僅赤峰市以它為城市標誌，就連華夏銀行也用它來作自己的品牌符號。這件號稱「中華第一龍」的珍貴文物，標誌著構成中華文化傳統核心的兩大符號——龍文化與玉文化的合流。中華神聖象徵物早在史前時代就以精美玉雕形象出現在赤峰地區，這個發現開啟了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新思路：從單一的中原起源觀，轉向更加多元化的、中原之外的新空間。原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夏鼐先生就表示：我這一輩子考古未出關，這次要走出山海關了。

我原先沒有想到，一個從事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者，居然也會步考古專家的後塵，來做這樣一種知識上的探險。夏鼐先生1910年出生，長我父親6歲，清華歷史系畢業後留英深造，在倫敦大學考古學院拿到博士學位。1950年後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歷任副所長、所長。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中科院分家獨立以後，他還在八十年代任過副院長。讓我感到遺憾的是，臨行前翻閱夏先生的《考古學論文集》，沒有看到他關於紅山文化的研究高見。不過在相關報道中，多少了解到牛河梁建築群被發現的經過。

夜色蒼茫，在經歷了一段幽暗的旅程之後，前方又浮現出了一片璀璨的燈火，到灤平。它的東面就是承德。這個以清朝皇帝避暑山莊而著稱的地方，從名稱上聽，倒是有點儒家倫理的含義。過了北緯41°的灤平、承德一線再往北，人們印象中已經是古代北方戎狄的區域了。其實這裡離2000年前的「秦時明月漢時關」還很遠呢。5000年前建立有熊國的黃帝族也在這一帶活動過吧。《山海經》里說黃帝以玉為食，不是隱約地透露著有熊國與赤峰地區興隆窪文化以來8000年的崇玉文化傳統的聯繫嗎？赤峰地區發現史前玉雕龍，雖然對華夏文明起源於中原的傳統觀念造成巨大的衝擊，但是還不能說是來自塞外異族的文化他者。

記得考古學家蘇秉琦早在1982年就提出：中華民族是個大熔爐。與各地域相比，最複雜、最具典型性的是長城地帶這個熔爐。蘇秉琦敏銳地認識到：北方的紅山文化與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遼河流域與黃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間互動關係，是揭開中華文明起源之謎的一個關鍵。如果引申蘇先生的觀點，可以說，在商周兩代確立以河南為「中國」（中原）的地理觀之前，史前時代曾經有過以河北為中原的觀念。《禹貢》所言九州之「冀州」，《淮南子》所言「正中冀州為中土」，似保留著這種更加古老的「中國」觀。神話世界觀的想像中心叫「宇宙之肚臍」，「冀」這個古名當之無愧。有了這種北移的史前「中國」觀，就好理解為什麼相傳炎黃大戰的地點在河北北部的桑乾河一帶。若將「涿鹿中原」的說法還原一下，如今在涿鹿東邊幾十公里的北京，不也是當年的「中原」嗎？

二．赤峰的「中華第一龍」

4月7日晨7點，列車到達赤峰，用時九個多小時，行程486公里。內蒙的早春比北京涼多了。赤峰學院的兩位教授冒著寒風前來熱情迎接。一位是蒙文系的系主任王其格先生，另一位是歷史系的系主任、兼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峰先生。當天的日程已經安排妥當，上午參觀歷史系和博物館，下午和同學們見面交流。

由於大家對赤峰的遠古文化有著共同的興趣，初次見面就有談不完的話題。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號稱「中華第一龍」的大C字龍被發現的經過，套用《易經》中的說法，可謂「現龍在田」。王、徐兩位教授栩栩如生的描述，使我彷彿身臨其境。

1975年夏，遼寧考古所的孫守道、郭大順、郭文宣三人從赤峰到克什克騰旗的野外調研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館見到這件玉龍，通高26公分，外觀雕成開口的C形橢圓環狀，無爪無角無鱗，素麵磨光，頭像豬又似鹿，長嘴上翹，頭頂至頸背揚起一長鬣，與商周戰漢以下的龍造型明顯有別。當時還沒有關於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系統經驗，所以無法斷定這玉龍的產生年代。C字龍是在1972年代初，一次雨水沖刷後的山坡上暴露出來，由當地烏單鎮三星他拉村一農民揀到，放在自家院子里給孩子當玩具用。後被偶然來到家中做客的文化館人員看到，用了20元人民幣採集回來。孫守道等通過文化館找到那位農民，希望能到出土現場找尋一些線索。可惜時過境遷，那農民已經記不清三年前C形大玉龍得見天日的具體的位置了。他們不甘心，就在該山坡周圍方圓一二里的地方做探察，結果除了一些碎陶片以外，並沒有什麼新發現。那默默無言的C字龍，空有26公分高的純玉身軀，還要躺在旗文化館的庫房裡繼續它的「潛龍勿用」的屈尊經歷。

假如那年孫守道等人真的挖掘出更多的文物，限於當時的意識形態背景，恐怕也不會得到多麼大的重視。歷史性的際遇好像註定要發生在開放以後的80年代！再一次的「現龍在田」，發生在一個誰也不曾料到的日子——1984年8月4日。牛河梁小山坡的公路下方，在一片積石冢群中的一座石板墓穴中，考古工作者發現墓主胸前放置著一青一白兩個玉雕龍。由於該墓冢群屬於紅山文化遺迹，玉龍的製作年代一下子提前到5000年前。這也就使孫守道等人重新給70年代所見到的赤峰C字龍斷代，從原初假定的西周時代，改判為新石器時代。於是「龍出遼河」這個命題呼之欲出。

孫守道等在石板墓中發現玉雕龍後，接下來的際遇更加出人意料：就在積石冢上方的山坡地，有面積越40000平方米的堤牆狀遺址，其中零散地分布著紅山文化的彩陶片。發掘者們按奈不住激動的心情，及時擴大戰果，從散碎的紅燒土跡象入手，逐漸發掘出一座規模可觀的建築遺址——那就是震驚中外的牛河梁女神廟。連同1979年在50公里外發現的東山嘴石祭壇遺址，遼西群山中隱約呈現出壇廟冢三位一體的紅山文化宗教活動中心。有媒體報道稱之為天壇、陵墓、宗廟齊全的「小北京」。有學者推測為中華文明起源的新物證，認為紅山文化的面紗背後潛藏著一個神秘的古國。近十餘年來，在河北的圍場縣、陽原縣都曾經發現紅山文化玉龍，陽原縣還是考古界所推崇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迹最豐富完整的地區。

在徐子峰教授辦公室的桌上，放著一塊青色玉石料。向他詢問究竟，才知道，這是赤峰地區存在玉礦的實物佐證。玉學界多數人認為，構成紅山文化的玉器雕刻傳統之基礎的原材料，是從幾百公里以外的遼寧岫岩縣開採得來的。而眼下的這個標本則可證明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大家聽徐教授的介紹，唏噓不已。這麼一塊毫不起眼的石頭，居然能夠充當解釋歷史文化脈絡的線索，這真是令書齋型的學人大開眼界。

赤峰的「中華第一龍」與當代人的不期而遇，讓我想到在文物第一大省陝西聽到的一個類似的發現傳奇：《「中國」一詞由來：何尊的故事》。

我們中國人迄今所能看到最早書寫著「中國」字樣的文物——西周青銅器何尊，原來也是50年代由一個叫陳湖的農民挖掘出土的。在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時，它當作廢銅爛鐵賣給廢品收購站，只換得30斤玉米。萬幸的是，廢品站居然有文物信息員向上彙報情況，結果使這件三千年前的珍寶免於回爐化銅，以三十塊錢作為30斤玉米的補償，被徵集到寶雞市博物館（任周方等主編《周秦文明之光》，寶雞青銅器博物館，2000年，第23頁）。雖然已經算作文物了，卻因為來歷不正，又名不見經傳，所以又在博物館裡屈「尊」多年，默默無聞。70年代初，因為要進京參加「全國新出土文物彙報展」，做除綉清理時才發現底部銘文，頓時身價萬倍（用「百倍」說遠不夠分量）。

不過這30塊人民幣的何尊，和20塊錢的「中華第一龍」相比，還是貴了百分之五十呢！這個差價將永遠為國人所銘記！物質貧乏時代的迅速結束，人民幣幣值的膨脹效應與房價的爆炸性增長，都將是五千年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吧。要知道，在六、七十年代，30斤是一個成年人一個月的定量口糧，這些食物在自然災害的饑荒期足以養活全家一個月！

我在70年代有幸吃四十一斤糧的定量，那是因為進工廠做重體力勞動的緣故。第一年的學徒工資是18元。第二年說漲工資了，如今想起來就像童話，漲了2元，達到月薪20元。

陳教授稍年輕些，沒有經歷過18元月薪的生活。他發問說：許多國人鬧不明白的一個難題是，為什麼我國的貨幣人民幣近幾十年來一再地貶值，而其對外國貨幣的兌換價值卻又在升值呢？

我說：經濟學家肯定對此有各種說詞。不過如果有人能畫出一幅中國文化升值與中國貨幣升值的對比圖來，肯定非常直觀有趣。就拿20世紀70年代20元買來的中華第一龍做標尺吧，如今假如有機會拿出來上文物精品拍賣會，又該價值幾何呢？肯定高出人民幣升值的幅度成千上萬倍吧。

陳教授接過話題說：2000年在北京的瀚海拍賣公司舉行的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一件私人收藏品——高16公分的紅山文化玉龍，起拍價是118萬，成交價是246萬。太離譜了吧，恐怕有「托兒」在哄抬價格吧？

我說：拍賣的內幕據說很複雜。不過這些年來中國文物的巨幅升值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升值為背景的。而傳統文化的升值潛力還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吧。歐洲現代畫家如畢加索的一幅畫就能值上千萬美元，約合人民幣上億，我們祖先5000千年精工琢磨出的玉龍神像，哪裡能用市價來衡量呢？應該是無價之寶啊。難怪近年來紅山古玉在海外為收藏家所爭寵。

說這些話的我們，當時也沒有料到，就在當年晚些時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題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倫敦拍賣行拍出兩千四百萬英鎊。大凡從文化革命中走過來的中老年人，恐怕對這個數字都難以置信。那一代人的記憶中有多少傳統文化的遺物被當作「四舊」而被打碎，無法統計了。是我們自己讓自己的文化貶值的，這是中國人20世紀最傷痛最瘋狂的一幕。

就在我動筆撰寫這篇文章之際，2007年2月27日，中國人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設計的獎牌揭曉，在世界普遍崇奉的金屬材料上添加了玉壁，使得這種獎牌由於注入了文化的附加值而魅力倍增。這一舉措可以說是對始於赤峰地區的8000年玉文化傳統的自覺繼承，中國人終於懂得了自身文化傳統的價值。

三．牛河梁熊頭之謎

整整20年前，我還在西安的大學裡教書，因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話，而涉獵到當時的女神研究領域，一篇專家論文乾脆把新發現的遼寧牛河梁出土5500年前的中華民族女性祖神雕像稱作「東方維納斯」，實在是夠刺激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則把她詩意盎然地形容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虛，那麼，牛河梁女神不是比陝西黃陵縣黃帝陵園新修建的黃帝像，或者河南新鄭黃帝故里的熊足大鼎，都更有資格作為全世界華人尋根問祖的對象嗎？20多年來，去牛河梁探訪中華史前女神文化的遺迹，一直是縈繞在我心中的夢想。4月8日，圓夢的機會終於來了。

早七點五十分，我們一行十餘人，由德力格爾副院長帶隊，從赤峰學院驅車出發東行。沐浴著晨光，十點到達遼寧建平一個鎮小停片刻，來到牛河梁，已近中午時分。車先開到路邊的山丘上，一時沒有找到入門，大家下車，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氣氛：牛河梁靜悄悄地迎接著這一行師生的到來。5500年前的神廟重現天日，足以讓今人看到沉睡地下已久的史前社會集體性宗教活動的現場，也就是讓今天的人們一下子看到相當於黃帝時代之前的禮儀活動空間和崇拜對象。就此而言，我們比司馬遷還要幸運，雖然司馬遷是行萬里路的博學多聞者，但是他卻沒有可能親眼看到黃帝時代甚至更早的神廟和神像。因為在他所生活的西漢時代，人們只有憑藉書寫的文獻資料和民間傳說去追溯遠古的歷史。在文字沒有出現以前的時代，除了各種各樣的傳說故事，別無所求。

遠處的豬熊山也默默無語，似乎在永久地見證著千萬年的滄桑變化。關於這豬熊山，也有故事。它位於正對著牛河梁的一個山脈的頂端，遠望過去就像一隻伏卧著的巨獸。至於這動物到底是熊，還是豬，僅靠感覺確實鬧不大清楚。在當地人的說法中，有叫豬山的，也有叫熊山的。真是難辨究竟。不過在我們的地理知識中，豬山熊山都有先例，以熊山更加引人注目。如和東北比鄰的韓國、日本也都有熊山。中原的河南則有熊耳山，對應著《山海經·中山經》記錄的「熊耳之山」，以及「熊山有穴曰熊穴，恆出神人」。類似的參照材料，可以使我們眼前的這一座現實的「熊山」，在樸實無華的外表下顯露出一絲神聖性。

如果一座山峰，只是由於外形的相似而被以某種動物來命名，那就沒有必要去深究。如果這裡是確實崇拜過某種動物的地區，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韓國，有個叫作「熊津」的地方。那是神聖的崇拜熊圖騰的神話記號。公元5世紀時是百濟的首都。我的一個韓國研究生告訴我，熊津在1972年挖出了一個石雕熊神像。我們目前面對的熊山，有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呢？

這樣的聯想，似乎為後面的考察埋下了一個伏筆。

進入牛河梁女神廟遺址上蓋起來的考古工作站，我們先到簡陋的展廳中一睹文物。最吸引大家眼球的自然是那被尊為中華共祖的女神頭像。不過，讓我更加好奇的是女神廟中出土的熊下顎骨和動物塑像殘件。這些殘件中有些難以辨認，有些很明確，比如熊爪和熊頭！

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麼會不約而同地出現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繫？

面對著五十多個世紀以前我們的先祖所留在神廟之中的這個熊的頭骨，我獃獃地站在那裡，如同《達·芬奇密碼》中的符號學教授蘭登怔怔地注視著盧浮宮內被殺身亡的老館長屍身。沉澱在腦海深處的關於熊頭骨與北方狩獵民族之關係的知識儲備一點點浮出水面——

第一例是韃靼海峽（韃靼海峽是位於太平洋西北的一條海峽，現屬於俄羅斯——編者注）的奧羅奇人：

奧羅奇人之所以對熊特別尊重，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熊神的親族常常變成熊的形狀在樹林中遊盪，而要把一隻普通的熊同一個熊神區別開來，並非易事。其次，在所有舉行這種儀式的民族那裡，都有一個傳說，講某個時期，他們氏族的一個女人和熊結成了夫妻。因此，在熊節中有一套莊嚴而複雜的宗教儀式，任何一個奧羅奇人都不敢破壞。熊頭受到特別尊敬，一塊骨頭也不得遺失，熊頭懸掛在神桿上，一滴熊血也不能讓腳踐踏。（斯特忍堡《韃靼海峽的奧羅奇人》，郭燕順等編《民族譯文集》第一輯，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蘇聯研究室，1983年，第274頁。）

第二個例子，是活躍在東北的女貞－滿族人的前身靺鞨人崇拜熊的情況。「這一點可以用日本史料加以論證。在記述七世紀寇鈔靺鞨部落時，日本文獻史料記載說，從靺鞨人那裡得來的俘獲物當中就有一些活熊，大概這些熊是為過熊節而專門養肥的。」

第三例是前蘇聯學者索科洛娃等對歐亞大陸北方普遍存在的熊圖騰現象的描述：

在對熊的崇拜中，交織著圖騰崇拜和生業崇拜的一些特徵。在熊的下述昵稱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許呼叫這種動物的名稱，一般都稱「獸」、「老兄」、「老人」、「爺爺」等等。然而，熊還有一些另外性質的昵稱。這些名稱則可以證明崇拜熊的圖騰性質：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到北美洲，到處都像敬仰老人那樣尊崇這種動物，把它們稱作「父親」、「祖父」、「爺爺」、「老人」等。尾高指出了生業崇拜同祖先崇拜之間的若干相似之處。一些動物神靈，往往都以家畜保護神的面目出現。在各家的房子里都掛有一些家畜和野生動物的頭骨。後者的頭骨能夠保佑狩獵順利。（同上書，264頁）

第四個例子是庫頁島地區吉利亞克人殺死熊圖騰的儀式：吉利亞克人篤信：每一氏族均有各自的熊羆，似與之確有親緣。為了敬熊，須舉行隆重的氏族慶典；屆時，熊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舉行敬熊慶典，先到林中捕一幼熊，置於籠中供養，對之百般敬奉；慶典之期來臨，則引至聚落巡遊一番，自然又是虔敬異常。最後，亂箭齊發，將熊射死。然而，射手並非本氏族成員，而是來自與之結為姻親的另一氏族。熊頭和熊骨，須葬以隆重之禮。前蘇聯民族學家托卡列夫認為，諸如此類弒氏族聖獸的儀禮，顯然是熊圖騰崇拜的變相遺迹。（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歷史上的宗教》，魏慶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86頁）

第五個例子是以熊祭禮儀發達完整而著稱的日本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其熊節與吉利亞克人的相似：以殺死的熊肉為聖餐宴會，熊頭與熊骨則奉為聖物保存。弗雷澤《金枝》一書有專門章節論述阿伊努人的熊節習俗。日本學者天野哲也則將這種禮儀同在日本古代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熊頭骨聯繫起來考察。

第六個例子取自歐洲史前考古學，尼安德特人熊頭祭壇，表明這種熊崇拜信仰的遠源如何古老得讓人難以置信。在阿爾卑斯山脈及其附近地區，20世紀以來不斷發現許多人工放置的洞熊的頭（顱）骨。從1923年到1925年，考古學家發掘瑞士的野人洞，發現幾個熊的顱骨與一些長骨堆放一起。1950年在奧地利的一個石穴中發現三個東西向安放的熊顱骨和長骨（參看伊利亞德《宗教思想史》第1章4節）。據《劍橋世界宗教》的作者斯馬特的看法：「除非我們認為這是針對熊的一些儀禮，否則就很難做出解釋。」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第N個。參照這些以熊或者熊頭骨為神聖的實例，我忽然意識到，對於牛河梁女神廟的熊頭，似有三種可能的解釋：

（一）熊頭骨的存在，代表紅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圖騰，體現著以熊為部落祖先的血緣觀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與熊神溝通的中介物。

上述的三種解釋，不論是哪一種更加合理，都同樣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並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獸。人與熊打交道的歷史，比起人類進入文明以後的歷史，不知道要長久多少倍。法國南部一洞穴中發現的彩繪岩畫熊距今三萬五千年了，有人類第一幅油畫的美譽。被今人幾乎遺忘了的這種無比悠久的人熊關係史，可以藉助新發現的非文字材料得到相對的還原，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熊神或者熊圖騰的觀念，也可以參照民族學的活化石得到重構。

想到這裡，我不禁為這探索中難得的靈光一現而激動不已。

從牛河梁工作站出來，繼續參觀積石冢群，就是1984年發掘出那一對玉龍的所在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廟與墳冢的相互對應：玉雕熊龍用於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則用於生人舉行儀式祭祀的神廟中，並且與泥塑的女神像對應出現。這就隱約透露出圍繞著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儀式。在我看來，孫守道等發掘者最初將積石冢出土的一對玉龍指認為豬龍，後來經過仔細研究又改叫「熊龍」，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判。儘管至今學術界仍然眾說紛紜，沒有就此達成一致意見，但是更加充分的旁證還是會使熊龍說後來居上，獲得與日俱增的認可吧。

4月8日只是考察開始的第一天，當時根本沒有意料到，在隨後幾天中，還會相繼看到林西的石熊與女神石像的雙重發現、赤峰的蚌雕熊神偶與人形偶像的同時存在，等等。回想起來，就好像有一系列的熊圖騰神話遺迹正在等待著發現者。告別牛河梁之際，熊山，熊龍，熊頭的形象在我的腦海中逐漸聯繫為一個整體。在隨後對中外歷史典籍和考古文獻資料的深入探究中，我益發明確地意識到：熊神崇拜是一種分布廣泛的古老宗教，它產生於人類發明農業之前的漫長的狩獵時代。雖然沒有統一的經典和教堂、祭司階級，卻有著對於死而復活信仰的共同象徵物——熊骨或者熊形象的高度關注。出於這種集中的關注，熊甚至成為耶穌基督出現以前世界上曾經十分普遍地信奉的與死而復活信仰有關的尊神。

古人稱熊為「蟄獸」，不是隱約透露著在冬眠後的春季復活之信念嗎？而漢字「能」本義為熊，不是透露著熊圖騰神話背後的生態循環意識嗎？華佗五禽戲中的「熊戲」以及莊子說的「熊經鳥伸」的修行健身術，莫非潛藏著積聚生命能量的仿生學原理？

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能源危機的時代，重新理解史前熊圖騰崇拜的底蘊，參照鄂溫克、日本阿伊努等狩獵民族的熊圖騰儀式和習俗，可以悟出：那才是「循環經濟」的最初楷模。（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來源：作者新浪博客2007-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