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讀書人的入世與出世

中國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詡，或相推許，有許多隱逸、放達的佳話。從詩詞來看好像很多人都嚮往出世；但是細細一看，卻不盡然。這清高大多是逼出來的。有人說過，中國知識分子得意時信孔孟，失意時信老莊，可謂高度概括。最典型的放達，當屬魏晉南朝的名士。其產生的獨特背景當然是長期的亂世。那三百多年裡，政權更遞頻繁，一個人一生可以經歷幾個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危險。每一朝，宗室奪權都很激烈，只要出任，一不小心就「站錯隊」。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氣節失去了依託，該把忠誠給誰？誰是值得為之拚命的君主？那改朝換代於國於民何干？對士大夫來說，從老莊學說中找出路比較順理成章，玄學、清談於焉成風。有所謂「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實上他們大多數並非出世的隱士，大小都做過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賢」而言：其中與司馬氏有親戚關係的山濤，先仕魏，後仕晉，官至吏部尚書；嵇康與曹家有親，在魏是做過官的，不過拒絕仕晉；劉伶原也在朝，因倡導「清靜無為」，與晉武帝主張不合而被罷官；那王戎則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財奴。所以這些名士確實有反傳統的處世哲學，以為世所矚目的怪誕言行表達強烈的憤世嫉俗之情，但是並不是真的淡泊名利。所謂「大隱隱於朝市」，他們多半是「隱於朝」，也就是一面做著官，實際不做事，照樣游山逛水，縱酒清談，身在官場，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談誤國」之譏。如果不在位，如何誤得了國？這種情況只有在魏晉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為高官的職務為幾大家族所壟斷，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權，同時也只有出身名門，才能成為名士，一句俏皮話、一種怪癖都有人傳頌，還有人記錄，流傳後世。若是一介寒士，誰來注意呢？以那個長醉裝瘋「能為青白眼」的阮籍為例，時下已被用濫了的「青睞」一詞即典出於他。主要因為他是名士，時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備感榮幸，這才成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認為有眼疾，誰理他呢？還有那先於現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體的劉伶(這倒可以為「西學東源論」做一旁證)，一絲不掛在家接待客人，還說是「以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若是窮措大為此，大約是要以有傷風化捉將官里去的。所以放誕和名士互為因果，因放誕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為放誕才有意義。不過，同為「竹林七賢」，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識超常之人，而且獨具風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態看得那樣透，那樣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說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詠懷詩》所表現的那種深刻的悲憤和絕望，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達到極高境界。這批名士的行徑帶有個性解放的傾向，但只能是消極的而不是奮進的。處亂世暫隱以待機而出，是有抱負的讀書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漢以來每當末代都不乏這樣的人，諸葛亮是先處後出的典型。在那種情況下，「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可能是真心話，但是他絕不甘心就此無所作為，否則見了劉備怎能有那樣現成的「隆中對」？也有下決心避世不出的如東漢嚴光(子陵)，他是漢光武劉秀的「老同學」，無論漢光武如何敦請、禮遇，終於不受官而隱於富春山。後人譏嚴子陵矯情，說他「一著羊裘便有情」，因為他披著羊皮襖在江邊釣魚，被劉秀派去的人發現，若是和漁夫一樣穿蓑衣，就根本無處尋，也就無人知。 http://qinyiphoto.com不論此說確否，隱士而知名總有各種途徑。在那個時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這種風氣東漢已有，李固與黃瓊書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就是黃瓊屢征不應，李固勸他該見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來，人們的期望就越高，落盜虛名之譏。那前提是終究要出的。這個過程在晉朝稱為「養望」。「養望」最成功，「隱」與「出」都達到最高境界的是東晉謝安。他隱居東山近二十年，享盡詩酒山水之樂，自己琴棋書畫無所不精，謝家子弟個個如芝蘭玉樹，才華出眾，在朝在野都表現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廣為傳頌，而且爭相效仿，有點「領導新潮流」的味道。那「隱居」是一點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堅決不應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呼聲。到了晉穆帝時，他覺得時機已到，居然應召出仕了，在位大約也是二十幾年。一旦進入官場，他的老莊之學，化為極其高明圓滑以靜制動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權力。在他主持朝政時，內舉不避親，重任侄子謝玄，立下了淝水之戰大敗苻堅的不世之功，謝安本人由風流名士成為一代風流名相，謝氏家族的顯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見疑、功成身退之古訓，已經開始準備退路，只是還來不及再歸隱東山就死於任上。終謝安一生可謂「隱」與「仕」都極盡輝煌，死也恰得其時，令後世讀書人羨慕不已。不過這是特例，幾乎絕無僅有。他的子孫就沒有那麼幸運，或隱或仕既沒有那麼瀟洒、自由，也沒有那麼輝煌，顯赫。在皇權更迭的腥風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終，包括以山水詩聞名的謝靈運和謝脁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進退失據而招禍，但有的禍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現代名言：「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　　所以興於東漢(再早期的暫時不論)、盛於魏晉南北朝的隱逸之風是，「士」為保身而逼出來的，是不得已的。東漢有那麼多「高士」、「逸民」，與王莽奪權而未能長久、東漢朝政清明的時候又不多有關。而朝廷方面卻有以「舉逸民」為德政的風氣，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總不大好看，總要下工夫軟硬兼施地去請，甚至去逼，隱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經在朝的忠臣卻常不見用，甚至身遭刑戮。就說李固，他忠心耿耿為朝廷求才，終於說動並舉薦黃瓊出來做官，自己卻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滅門之禍，只有一個小兒子逃脫，連黃瓊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觀者寒心？因此，才會出現一批真心誠意堅決不仕，終老山林的「逸民」。他們與魏晉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當布衣百姓，藐視王侯，寧願以放豬、採藥、甚至當長工為生，如蓬萌、梁鴻者流。與「隱於朝」的魏晉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隱得徹底的是陶淵明。從全部陶詩來看，他不是一個沒有濟世抱負的人，詩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魯迅所引的一處。但是無論如何，「金剛怒目」絕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論是從自己的切身經歷還是從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險惡，對歷代良士之不遇感觸極深，不存可以有所作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潔，與那名利場就是格格不入。「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於王、謝之類的世家，既沒有那樣的機遇，也沒有那樣的麻煩。他與黎民百姓同感離亂之苦，才幻想出一個桃花源的理想境界來。他是真淡泊、真隱逸，歸於田園並非「養望」，只是想逃到皇權統治所能及的範圍之外，享受「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雖然也離不開酒，卻不必故作怪誕引人注目之舉。那個亂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園詩、山水詩，也開創了中國讀書人的一種獨特的保持獨立人格的方式。那麼處盛世當如何？李白是一種典型。我少時讀了那麼幾首《三百首》里選的李白詩，一方面懾於那海闊天空的氣勢，一方面惑於「詩仙」之名，把他想成一個真的志在「散發弄扁舟」或入山遊仙的人，所以讀《與韓荊州書》覺得大煞風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夠肉麻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實際「識韓荊州」就是為了「封萬戶侯」，因為「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還露骨地要求「收名定價於君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詩仙」怎麼能那麼庸俗？這是少不更事之見。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極重的。他做夢都想上「天子堂」。他確實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業，情之所系在長安。謝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羨慕之情溢於詩文之中。但是時代和門第都不允許李白效謝安那樣「養望」待出，而他自負才高，又不屑於考科舉，猶今之不願一級一級評職稱，而求破格，一鳴驚人。於是他選擇了成都婚紗照「干謁」的途徑，也就是奔走於公卿府第，以詩文自薦，企圖遇到慧眼識英才，一舉登上天子堂，然後大展宏圖，得成大業。這是李白的如意算盤，像《與韓荊州書》那樣的信和詩文，他給不同的人寫過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還寫。但是對於官場政治，他實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謝安那種天生的意識和手腕？他把官場晉陞想得太簡單、太公平了，真以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結果他二十幾歲離家周遊全國近二十年，歷盡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這條通向天子堂之路比考科舉還長。並不是沒有人賞識他的才華，他也敲開過一些朱門，成為座上客。但是說穿了，只不過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風采、談吐、詩才點綴高朋滿座的華堂，為酒筵增色，為主人增光，最後得一筆盤纏繼續走路。況才高只有遭嫉，遑論推薦！與此同時他創作如泉涌，詩名滿天下，而政治才能卻始終得不到承認。他終於見召進京時已是四十二歲，接詔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興奮就別提了。不過，不久就夢想破滅。他被放在翰林院「待詔」三年，曾有過皇帝賜食「親為調羹」的殊榮，卻根本沒有獻上治國安邦之策的機會。唐玄宗所需要於他的，只不過是陪著尋歡作樂，賦詩湊趣，本質上與優伶差不多。使他獲寵也使他邀謗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調》，作為詩，美則美矣，而想到那寫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緊急奉詔寫出來給李龜年唱的，真為李白難堪。他的「倚馬才」用來體會上意，寫出「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這樣的句子。同是寫貴妃得寵的題材，杜甫刺楊家權勢炙手可熱的《麗人行》與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見(這裡無意對李、杜詩作全面比較)。當年漢文帝召見賈長沙「不問蒼生問鬼神」，也還比這尊重些。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機會，卻連個正式的官職都沒有。以李白狂傲不羈的本性不可能長期委曲，皇帝一時興起的優容也是有限度的，終於「賜金還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對仕途險惡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當道士之意，但是實際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亂之後，錯誤估計形勢，做了皇家宗室奪權的犧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長流夜郎。但是他僥倖遇赦後還是不放棄干謁求進，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實際上一生都在曲意求進；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但是他在干謁途中的那些詩文，那一次次的叩門，非此而何？「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簡直到了碰得頭破血流的地步！　　有點才識的人，在朝廷為官而沒有被貶過的大約不多。先有屈原，後有賈誼，是想不開的典型。其實賈誼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幾歲就得漢文帝親自賞識，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馬遷也說他「不可謂不遇」。對於那點暫時的挫折那麼經不起，表現出心胸狹隘，儘管才氣過人，恐怕是難當大任的，與屈原的處境不能相提並論。想得開的，因而形成另一種豁達、豪爽的典型而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的是蘇東坡。他也是「聰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賞識。神宗時因反對新法而遭貶，其政見的是非姑且不論。他的態度是堅持自以為正確的意見，自知「滿肚皮不合時宜」，既不妥協也不牢騷滿腹沒完沒了。每貶到一處，總為當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時寄情翰墨，出入於庄、釋，旁參孔孟、名法，清風明月都能助其參悟人生，寵辱不驚，出處自如，達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脫，而詩、文、書、畫都卓然成大家。在文學史上蘇、辛是並提的，但是從本文主題的角度來看，二人的「出」「處」情況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蘇東坡沒有辛棄疾的國土淪喪之痛，也就沒有那樣強烈的悲劇色彩。憑我的寡聞淺嘗，一直特別心儀辛棄疾——人品、胸襟、才略、辭章都有一種特別的震撼心靈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壯歲旌旗擁萬夫」的武將，同時是戰略家，主要的抗金復國的韜略都陳述在《美芹十論》和《九議》中。我覺得他不當宰相也是兵部尚書的材料，結果卻成了光照文學史的一代詞宗，真是命運的諷刺，也再次證明才智達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現出來。辛棄疾「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那功業就是北復中原，與陸遊一樣，這是他最執著的夢想。然而他只做過幾任地方官，正當壯年就被迫賦閑，未告老而還鄉(還不是真的故鄉)達二十餘年，其痛苦可想而知。與許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瀟洒以風月自娛，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他詞中不止一處表示他不要效張季鷹那樣，想起家鄉蒓菜鱸魚就棄官而歸，也恥於求田問舍，於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幾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認真造福百姓，所到之處政績斐然，而且對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許多高明的見解。但是他事實上歸隱田園二十多年，當然要設法求精神的解脫，否則是活不下去的。在這方面從他的文化積澱中還只能想到莊子，能調動的先例還不外乎「陶縣令」、「阮籍」、「謝東山」，還有那個梅妻鶴子的林和靖等等，能做的也還是以酒澆愁，以詩(詞)言志，盡量在自然中求超脫。從量來說，稼軒詞中寫這種意境的相當多，而且回歸自然確實達到「入化」的境界。「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簡直美不勝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縈繞於懷、無法排遣的悲哀在於，眼睜睜看著北伐無望，國事日非，空懷良策而無所用。「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這才是他發自肺腑的長嘆，也道出了千古報國無門的愛國志士的共同悲憤和無奈，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自屈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君王都有一種單戀情結。不論走到哪裡，不論受到什麼樣的虐待，心之所系、情之所鍾還是魏闕之上那個君主，簡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離騷》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那心情與失戀差不多。李白有詩為證：「卻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夠直露的了。賈誼先見寵，後見疏，到了長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棄婦。杜牧的《阿房宮賦》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說的是宮女望幸，用之於歷代懷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見召的心情也很恰當，宮女們是致力於「一肌一容，盡態極妍」，讀書人則致力於策論辭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對象都是一個人：當朝皇帝。除少數幸運者外，其命運也常是從青春到白頭，空望帝京而不見者幾十年，光景也真堪憐。　　這樣說似乎過於尖刻，太不堪了。但我無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寧是充滿同情。中國才識較高的傳統知識分子有兩大特點：一是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二是多少有點傲骨，有點傻氣，甚至有幾分狂。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報國之途是極其狹窄的，唯一的職業是做官，唯一的機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國」和「君」是一回事。辛棄疾要收復失土是為了「好都取山河獻君王」，是「了卻君王天下事」，然後才「贏得生前身後名」。不像西方知識分子，可以獨立研究許多與政治無關的事，對人類做出貢獻，「遇」與「不遇」的觀念如果有，也要寬泛得多，不必總是盯著那個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說出「國王與哲學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應該互不相擾」(大意)這樣的話，中國士大夫說得出來么？敢這麼想么？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個特點促使他們熱衷於求仕進，企盼皇恩；第二個特點又使他們很難適應複雜黑暗的官場政治鬥爭。何況天意高難測，即使能受重用於一時，也極少能持久到足夠完成一項自己的救國或建國宏圖。好容易有了機會，他們憑著自負和責任感急於「力陳」的政見大半不會是歌功頌德而是直指時弊，不中聽的，不遭貶黜者鮮矣。這就造成了中國一大批有濟世之才的士大夫，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矛盾和痛苦。況亂世多，盛世少，「你才唱罷我登場」，處於夾縫中的「士」為避禍保身計，也只有隱逸之一途了。魏晉之風提供了一條退路，一種解脫，在無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靈的凈土、人格的尊嚴。在經世致用之外，出現了優遊林下、寄情煙霞泉石、以詩酒自娛的另一種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種為士林認可的價值觀。否則永遠想不開，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賈誼憂傷而死，沒有活路了。這樣，讀書人根據各自不同的處境、氣質和旨趣，在「出世」與「入世」這兩極之間，在不同層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傳，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還能保全性命的話，結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頹唐，這種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其實不僅是老莊，在儒家那裡也還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這「愚」就是裝傻，比裝瘋含蓄一點)，「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類意思在《論語》中多處可見。有意思的是，19世紀美國的著名隱逸思想家梭羅竟引《論語》中的這些話作為他倡導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參照。從這裡倒回頭去想，這種「隱」的確含有某種消極抵制，不合作的內核。既然不能見用於朝廷，滿腹才學就都化作詩、詞、書、畫，於是出了那麼多偉大的文學家、書畫家，卻都是業餘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懷成了主流，其比例超過真實的思想情況。這裡還得有兩個條件：其一，他們回歸鄉里似乎都不需要為稻粱謀，即使清貧也不必多考慮「吃飯問題」這樣的俗事。我沒有研究過古代文人的經濟生活，猜想大約多少總有幾畝田、幾間房。陶公顯然是有片田園作後盾才能賦「歸去來」，雖然詩中也出現「飢來驅我去」之句，大概總不至於真的挨餓。沒聽說過中國古代大文學家以賣文為生的。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獄還未興起，好事之徒尋章摘句告密以邀寵的風氣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議論朝政，言論有相對的自由。因此那些懷才不遇之士可以從文學藝術中盡情抒發，也有所用其才華。這樣的作品既不必考慮市場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錮而欲言又止。寫作的動機就是為抒胸中塊壘不能自已，擺脫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見真性情，想像力得以恣意馳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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