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治國理論的轉化

　　在儒學發展史上，荀子是個重量級人物。按照韓愈的說法，在孔子之後發揚儒學的，孟子醇而又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在榮譽名望方面，孟子似乎在荀子之上，但從對後代的實際影響看，荀子不在孟子之下。　　荀子名況，史書又稱荀卿、孫卿。荀與孫通假，子與卿都是尊稱。過去人說荀改孫是為避漢宣帝之諱，但今人考證確定，孫為本姓，荀為同音假借（見廖名春《荀子新探》）。荀子是趙國人（原屬衛地），年輕時就在燕國從事政治，反對燕王禪位。五十多歲時，荀子的學問名聲已經不小了，曾到齊國的稷下遊學，因為齊閔王不聽荀子的規勸，他又去了楚國。到齊襄王重建稷下學宮時，荀子重新來齊，成為當時稷下學者之首，「最為老師」；擔當主持學宮的重任，「三為祭酒」。儒學中的荀子學派，大約就在這一時期形成。大約在他七十歲時，應聘入秦，但秦昭王和應侯范雎並未聽進去荀子主張的王道。此後，荀子又先後到過趙國、齊國、楚國，曾擔任過楚國的蘭陵令和趙國的上卿，晚年居於蘭陵著書，以百歲左右的高壽逝於蘭陵。荀子門生眾多，著名法家人物李斯和韓非都曾是荀子的學生。儘管他們師生之間的信念和學識有很大差別，但多少有些聯繫。郭沫若認為，荀子是先秦諸子中最後一位大師，他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見《十批判書》）。漢代的《詩》《書》《易》《禮》《春秋》傳授系統，都與荀子和荀學有關。而且他是雜家的祖宗，對先秦諸子都進行過批判。包括儒家的子思、孟子，他都斥之為俗儒賤儒。在儒家體系中，荀子僅僅尊重孔子和子弓。後代人們在理念上，往往以孔孟為儒學正統，但是，正是荀子的思想，對後代的統治者有著超過孔孟的實際作用。漢代以後儒家的發展，在價值觀上往往推崇孟子，而在治理國家的操作上往往推崇荀子。荀門弟子曾經讚頌其師曰：「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余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雲非聖人，奈何！」 （《堯問》）。漢武帝以後統治者倡導的儒學，其本質是荀學。所以，到了近代，學者們反思批判傳統思想時，靶子也就指向了荀子。力批三綱五常的譚嗣同就說過：孔子以後，儒學分為主張民本的孟子和批判君主的莊子兩系，荀子是因為孟子、莊子的「真孔學」不傳，「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仁學》29章）荀子的學生把他們的老師提高到與孔子並列的聖人地位，譚嗣同則把荀子歸入儒學中最受鄙視的鄉愿之列，一褒一貶，判若雲壤。對荀子讚揚也好，抨擊也好，充分說明荀學影響之深遠。　　《荀子》一書，現存32篇，其中可以確定為荀子親手所作的22篇，屬於荀子弟子記錄的5篇，屬於資料摘錄雜記的5篇。從荀子自己的作品看，在先秦諸子中，其體系非常完整，是關於治學、治國等方面的一個個專題論證，說是古代的論文也不為過。所以，他的思想脈絡十分清晰，學術觀點前後一貫，論證說理非常充分。其思想主旨毫無疑問仍然屬於儒學，文革期間硬把荀子靠到法家陣營純屬牽強附會。　　但荀子的儒學，不但不同於孔子的儒學，而且也不同於孟子的儒學。在荀子的著作中，儒學在戰國後期的轉化傾向十分明顯，這種轉化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由經驗向理性的轉化，由道德向規制的轉化，由在野向在朝的轉化。正是這些轉化，賦予了荀子思想在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從學術論證的方法看，孔孟時期的儒學，其講道理的論證方式主要是依據經驗，尤其是孔子，極少有不靠譜的言論，所以才會對缺乏經驗證據的東西「罕言」甚至「不語」；然而荀子的言說，卻在繼承孔子重視經驗的基礎上大大加強了推理和演繹成分，特別重視類推式論證，在先秦諸子中，他除了不像名家那樣死摳概念外，在推論論證上，荀子可以同韓非平分秋色。正是因為突出了學理上的推導，使得荀子的管理思想在理論的完整性和體系的嚴密性上超出了他人。　　從道德與管理的關係看，荀子也是主張以德治國的，然而，荀子的道德與孔孟的道德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孔孟的儒學，其道德觀點建立在親情基礎上，由情感建立倫理準則，尤其是孟子，其言論往往激情四射，在氣勢上壓別人一頭；然而荀子的言說，更多地是冷靜的推理，一層一層剝筍式說明論證，直到把自己的觀點和盤托出。所以，荀子能夠排除情感因素，把道德與規制合為一體，最終形成以禮製為基本框架的治理思想，使道德觀念融匯於規制體系之中，具有了古代「工具理性」的雛形。所謂性惡，正是把情感方面的性情慾望與理智方面的禮制王道區分開來的邏輯前提。　　從與統治者的關係來看，孔、孟、荀都是為統治者提供思想的，但角度截然不同。孔子是以平和的心態陳述自己的見解（當然，偶爾也發發脾氣），對統治者可以尊重卻不屈從，以禮相待卻不仰視，尤其重視思想的獨立性；孟子則意氣奮發居高臨下，滔滔不絕地教訓統治者，唾沫星子不濺對方一臉不會罷休；荀子則以專家的身份向統治者娓娓道來，告訴統治者什麼是適合他們的治國方法。用現今的職業比喻，孔子是獨立學者，孟子是演講高手，荀子是諮詢顧問。當然，他們三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向統治者屈服，不會扭曲自己以適應統治者，而是以堅守道義為自己的準則，如果統治者不接受自己的意見，都會分道揚鑣。然而，孔子僅僅是告訴統治者什麼是道義，你不接受我也不勉強；孟子是先對統治者宣布我說的就是道義，你就得按照我說的去做，不聽這個就是桀紂；荀子是以推理的方式告訴統治者，我說的道義實際上就是你的道義，我同你具有一致性，如果你認識不到這種一致性，那我也沒辦法。如果一定要區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孔子重「道」，孟子重 「義」，荀子重「理」。他們三人中，荀子最為客觀，離統治者也最近。　　正是荀子對儒學的這種轉化，尤其是最後一種轉化，使儒家的身份悄悄轉變，對執政者態度由批評者變成了幫助者。孔孟式的儒士，即便在朝，也需要時時保持在野的姿態；而荀學培養的儒士，即便在野，也需要時時表現在朝的思維。正是荀子的轉型，使儒學官方化成為可能，同時也奠定了後世諫諍制度的基本準則。當然，戰國時期，荀學還不具備官方化的外在條件，然而荀子的這種思想體系，使其有了變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在可能。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儒家思想在荀子手裡的轉型，與稷下學宮具有密切關係。稷下作為齊國官辦的學府，把先秦的養士制度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在這樣的地方做學問，不可能不具有為官方服務的傾向。哪怕是獨立學者，在這種環境中也會考慮朝廷事務，即便同廟堂意見不合，心態也會同置身山野有所區別。在一定意義上，稷下學宮是政府包養學者的一種嘗試，它以官方力量招徠學者，「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荀列傳》）。當然，這種包養，雖不見得就會導致學者立即放棄江湖立場，卻會促使學者轉向帝王立場，所以，各種思想的爭鋒，雖說屬於「不治而議論」，卻在實際上蘊含著私學向官學的轉化因素。如果說，此前的孔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民間思想家，那麼，稷下學宮就是要把民間思想家變成政府智囊團的基地。所以，劉向《新序》稱「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並且尖銳地指出稷下學者與孔孟的區別：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學者進入這個基地，雖然當時還收不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效果，但無疑要考慮「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著名秦史專家馬非百曾經說：「大抵齊之稷下先生，即為秦代博士制度之來源」，學界多肯定這一觀點。可以說，荀子的思想和儒學的轉型，與此不無關係，諸子向儒學的滲透，儒學的廟堂走向，都由此開端。